從“西域”詞意的不斷變化，看唐朝疆域向西的拓展
自古以來“西域”一詞，便存在兩個地理範疇。
廣義上說，“西域”涵蓋了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西亞、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烏茲別克至地中海、沿岸，甚至達東歐、南歐。
狹義上，則是指玉門關、陽關（今甘肅敦煌西）以西，蔥嶺以東，崑崙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南，即漢代西域都護府的轄地，即今天的新疆地區。
中原古代典籍中，“西域”一詞最早見於《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漢武帝劉徹）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
從漢書上的定義看，此時西域的地理範疇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新疆，顯然屬於狹義上的西域理解。
而在廣義上對“西域”範圍的理解，長期處於想象層面，屬於文化概念上的“西域”。
因此，在探討“西域”問題時，需要特別注意，文、史兩個範疇中不同的定義，切不可混爲一談。
我在拙文《對東、西突厥的戰略差異，看唐朝的西域經營和管控！》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
中原王朝對西域的治理，一直都以政治、安全爲軸心，經濟訴求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此，“絲綢之路”從未成爲，古代中原王朝的國家大戰略。
基於上述觀點，染指西域的三個中原王朝，漢、唐、清無不以管控西部遊牧部落的方式，來瓦解北方草原的邊患。因爲，它們頭上分別壓着匈奴、突厥和蒙古三個巨大威脅。
貞觀三年（629年）十一月，李世民趁北方草原天災不斷之機，聯合薛延陀、回紇、拔也古、同羅等部，分兵六路北伐突厥。在這場賭上國運之戰中，唐初能戰之將悉數登場，一戰而亡東突厥。
此時，唐朝對西域的概念尚沿襲隋朝舊制，以敦煌以西爲西域的東界。
《隋書·裴矩傳》在記載通向西域通路時，以“發自敦煌，至於西海”爲描述，可見敦煌是中原的西方門戶。
但隨着唐朝對西域經營的開始，“西域”所指的範疇也開始不斷變化。
《唐會要》在貞觀八年的條目裏記載，“以西域置伊州”。可見，至貞觀八年（634年）時，伊州（今新疆哈密）尚在西域範疇內。
貞觀十四年（640年），高昌王麴文泰與西突厥結盟，李世民以侯君集、薛萬均爲大將證討。攻拔高昌城，麴氏王朝(公元501年一公元640年)覆滅。
唐遂於高昌故城置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哈拉和卓古城)，並“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又於可汗浮圖城(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設庭州。
在北疆形成了伊、西、庭防禦三角形後，李世民強硬的推行了政治制度改革，以“州、縣、鄉、裏”制顛覆遊牧部落的統治。
於伊州下設伊吾(以隋朝修的新伊吾城爲中心)、納職(大約在今哈密三堡與四堡之間)、柔遠(以隋朝在伊吾東北修的柔遠故城爲中心)三縣。
於西州下設柳中(今都善魯克沁一帶)、交河(今吐魯番交河故城)、蒲昌(今鄯善縣，本地民族稱作闢展，顯然就是蒲昌的音變)、天山(今托克遜縣附近，托克遜也是天山的音變)四個縣。
於庭州下設金滿(金滿一名來源於漢代的金滿城，現在的縣名吉木顯然是金滿的音變，薩爾是維吾爾語城的意思)、輪臺(大致在今昌吉至阜康之間)、蒲類(大致在今奇台以東、巴里坤以西，後改爲後庭縣)、西海(地理方位不明)四縣。
武周長安二年（702年），在庭州設置了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已遷至龜茲），節制瀚海、天山、伊吾三軍，轄兵二萬人，馬五千匹。
從唐朝對北疆強硬的管控措施上看，唐庭實際上已將天山以北草原地區看成了本土，以駐軍流官的方式，結合羈縻制度加以管控。
至太宗晚期，朝野對西域的認知已大大西推，直轄於中央的伊、西、庭地區不再納入西域的範疇。
玄奘法師天竺取經回國後，在長安所著《大唐西域記》裏，對西域各國進行敘述時，開篇即說“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焉耆)”。
可見此時的“大唐西域”，已不包括原高昌國範圍，而是特指焉耆以西的地區了。
此時的“西域”，實際上指的是“唐朝疆域以西”。北疆的西州已取代了敦煌，成爲唐朝經營與交往西域的橋頭堡。
從高宗統治時期開始，“西域”的地理所指再度西挪。
“西域”所指範疇的西遷，伴隨着唐朝邊境的不斷向西拓展。
高宗顯慶二年（657年）冬，蘇定方率唐軍擊敗西突厥沙鉢羅可汗（阿史那·賀魯），沙鉢羅逃至地處中亞的石國，唐將蕭嗣業銜尾而至，兵圍石國國都。在唐軍兵威之下，石國國王獻沙鉢羅臣服。
次年，龜茲國（今新疆庫車）內部陷於紛爭，高宗召龜茲王布失畢與龜茲相那利入朝。二人到長安後，將那利囚禁起來，放回布失畢主國政。
但布失畢歸國途中，龜茲大將羯獵顛帶兵堵住國境，不許其回國，布失畢悒悒而死。
高宗以左屯衛大將軍楊胄領兵擊之，一戰而擒羯獵顛，盡誅其同黨，遂立布失畢之子白素稽爲王。
唐朝在龜茲設龜茲都督府，管轄九個羈縻州。顯慶三年五月，遷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都護府爲西州都督府，守高昌故地。
至此，南疆沙漠綠洲地區的宗主權，由西突厥可汗王庭轉至唐朝囊中。
《唐通典》有記，“龍朔元年(661)，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並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注意此時，王名遠所進的《西域圖記》裏，西域的範圍只有“于闐（今新疆和田）以西、波斯以東”的地區。
不但不包括北疆的伊、西、庭三州，甚至就連南疆的龜茲、于闐、焉耆、疏勒並稱的“安西四鎮”，也不在其內。
可見，此時唐朝雖未在安西四鎮駐軍（每鎮五百人的兵額，實在談不上駐軍，當警察維持治安還湊合），但在從行政級別上說，安西都護府已等同於唐朝的直轄州。
“西域”之名再次向西延伸，于闐以東的土地均爲唐境，不再納入西域之內。
但必須要承認，受限於南疆廣袤的沙漠地形，唐朝對此地的控制力度非常薄弱。如果說北疆伊、西、庭三州的“鎮撫結合”以“鎮”爲主，那南疆則明顯是以“撫”爲主。
因此，南、北疆所設的羈縻州在實際意義上，並不完全相同。而安西四鎮的設置，則呈現一種介於州縣制與小邦國王間的過渡形式，是胡漢並存統治方式的具體表現。
正是由於以“撫”爲主，幾無駐軍的的特點，安西四鎮設置之初，多次出現易手。
咸亨元年(670)，吐蕃大軍進攻西域，先佔于闐，又陷龜茲撥換城(今阿克蘇)，唐朝罷四鎮，安西都護府撤回西州。
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于闐王伏閣雄擊走吐蕃，唐朝以于闐爲毗沙都督府，同時，唐朝又增設了疏勒、焉耆二都督府，安西四鎮得以恢復。
上元二、三年(675-676 )，唐朝又把西域南道上的兩個重鎮——鄯善和且末劃歸沙州直轄，改稱石城鎮和播仙鎮。塔里木盆地的東南區域，變成與西、伊、庭三州一樣的唐朝直轄領地。
儀鳳初年(676-677 )，西突厥聯合吐蕃，再次攻佔四鎮。
調露元年(679)，唐將裴行儉以送波斯王子泥涅師歸國爲幌子，奔襲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王帳，盡擒其首。再復四鎮，並以碎葉代焉耆爲四鎮之一。
武周初年，東突厥復興，再度成爲唐朝北患。吐蕃借唐朝無暇西顧之機，大舉進軍南疆。
武則天被迫以“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爲由，於垂拱二年(686)十一月，罷黜四鎮。
直到長壽元年(692)十月，在西州都督唐休璟請求下，武則天以王孝傑、阿史那·忠節爲將，領唐軍十八萬（《舊唐書·王孝傑》所記數量）大敗吐蕃軍，“克復龜茲、于闐等四鎮，自此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
但安西四鎮這個地理節點，對唐王朝來說實在是個有點尷尬的存在。如駐重兵防守，則補給困難，靡費甚多；不駐軍則屢廢屢建，難以堅持。
因此，朝堂上針對西鎮的存廢一直都在博弈。王孝傑再度收復四鎮後，狄仁傑和崔融針對四鎮，再度展開了爭論。
狄仁傑在其《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中指出，“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
而崔融則以《拔四鎮議》針鋒相對的反駁，“其在高宗，勵精爲政，不欲廣地，務其安人。徭戍繁數，用度減耗，覆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無不降下。”
好在，武則天沒有采納狄仁傑廢四鎮的動議，堅持在四鎮留駐重病固守。
這一政策很快便收到了效果，兩年後（延載元年，694年）吐蕃捲土重來，冷泉、大嶺之戰爆發。
據《資治通鑑》記載，“（延載元年）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論贊刃（欽陵五弟）、突厥可汗俀子等於泠泉及大嶺，各三萬餘人。”
此戰之後，以安西四鎮爲戰略支撐點的南疆地區基本得到穩固。“西域”所指的第二次西移，在經過三十多年的博弈後，也開始穩定了下來。
這時候，“西域”和“安西”成了兩個並列，且互不涵蓋的地理單元。
這一特點，從《新唐書·地理志》中列舉的“羈摩州”記載，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在“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條目下，所列的都督府、州都在蔥嶺以西，而安西地區的州府，則寫於“四鎮都督府，州三十四”之下。
同樣，在“邊州入四夷道”中出現了“安西入西域道”的提法，也說明安西與西域是不同的區域，前者爲“邊州”，而後者則屬於“四夷”。
所以，這時候對於唐庭來說，天山以南的四鎮地區，還有一個名字叫“安西”。
“安西”與“西域”並稱的例證，還有《資治通鑑》天寶元年(742)條目：“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疏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
需要注意的是文書中的用詞，對外（西域、突騎施、堅昆）的用詞是“撫寧”、“防制”，而對內則全部使用“統”和“治”。
可見，此時的“西域”蔥嶺以西，不在唐朝直接管轄的地區，而“安西”則已經是內部地區了。
這和《漢書·西域傳》中，“蔥嶺以東”的“西域”，已完全不是一個概念。
從管理層級的角度上說，安西都護府西遷龜茲後，702年（武周長安二年）庭州設北庭都護府，但依舊歸屬於安西都護府。
景雲二年（711年），北庭都護府升爲大都護府，與安西都護府分治。玄宗開元年間，又設“磧西節度使”，管轄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治西州。
以天山爲界，以北包括阿爾泰山和巴爾喀什湖以西的廣大地區，歸北庭都護府統轄，以南直至蔥嶺以西、阿姆河流域的遼闊地區，屬安西都護府管轄。
回溯唐朝向西的拓展，可以明顯看出唐庭對東、西突厥戰略戰術的差異。與擊倒東突厥時，充滿賭博意味的國運之戰不同，唐朝在經營西域過程中，明顯採取了步步爲營、穩紮穩打的策略。
出河西走廊後，先拿下天山北麓的牧場，然後以三州之地爲籠，駐軍屯墾，強硬推行州縣制改革，穩固局面。
足足四年之後（貞觀十八年），唐軍才越過天山進討焉耆國（今新疆焉耆）。又過了四年（貞觀二十二年），才西去平龜茲國（今新疆庫車）。
在安西四鎮設置之初，唐朝的戰略目的依舊止步於，打碎西突厥在南疆的統治。
安西地區不過是構建了一個，以四鎮爲支撐點的戰略緩衝區，便心滿意足了。
所以纔會有四鎮不駐軍，以“撫”的主的大方針。
但南疆複雜的政治環境超過了唐庭的預期，尤其是吐蕃從安西以南強勢崛起，連續不斷的以穿越崑崙山和取道小勃律兩條路線入疆博弈。最終，逼得唐朝不得不在四鎮屯重兵固守。至此，南北疆的統治策略纔開始趨同。
而對於蔥嶺以西，真正意義上的“西域”，唐庭實際上是綿長莫及，只要能夠保持住朝貢體系，使其不倒向敵人便很滿意了。
從層級上說，北疆三州是河西走廊的防禦緩衝區，南疆的安西是北疆三州的防禦緩衝區，而西域則是安西地區的防禦緩衝區。
大家不要小看防禦緩衝區的作用，武周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吐蕃軍神欽陵和唐朝通泉縣尉郭元振，曾有一次野狐河（今青海察汗烏蘇河）之會。
二人脣槍舌劍鬥得不亦樂乎，歸根到底就是爲了安西的歸屬。雙方都希望掌控安西四鎮，作爲自己實際控制區的戰略緩衝區。
古代王朝通常沒有非常明確的“邊境”概念，多以“勢力範圍”來劃分。大多數情況下，“勢力範圍”的邊界都可以理解爲戰略緩衝區。 而安西地區恰恰是聯繫中亞和東亞的節點，因此才成了唐蕃兩國必爭之地。
綜上所述，唐朝的“西域” 概念，至少經過了兩次西移。
第一次，從指“敦煌以西”改爲“高昌以西”，表現爲唐境西擴北疆，伊、西、庭納入州縣體制之內，
第二次，從“高昌以西”變爲“于闐以西”。
但這次西移經過三十多年的艱苦博弈，期間多次出現反覆。最終，以四鎮駐軍爲基點，將“西域”所指推到了蔥嶺以西，並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亂爆發（注意不是怛羅斯之戰）。
唐朝“西域”範疇的西移，伴隨着唐朝邊境的不斷拓展。
《資治通鑑》天寶十二年條目所載：“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當不是虛言。
弄清楚“西域”地望的不斷變化，是研究唐朝在西域政治、軍事制度的基礎，同時也有助於搞清各地羈縻州府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