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3名中共一大代表中,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詮釋所信仰的主義者,唯何叔衡一人。

雖然年齡大,但他的誠實、熱情連張國燾也不否認

說到何叔衡,作爲中共的一大代表,他是最年長者。當時他已45歲了,比董必武長10歲,比年齡較大的陳獨秀還大3歲。他時常穿件長衫,戴副眼鏡,頗似老學究。他的朋友、作家蕭三描寫他的外貌是“寬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鬍子”。所以,熟悉他的人都叫他何鬍子。總之,是溫文爾雅,德高望重。按理說他若不是過早地犧牲的話,可能會是長壽之人。因爲他在黨時間不長,人們往往忽略了他的離去。筆者原本亦如此,直到意外看到一段描寫何叔衡英勇就義場景的文字時,不禁對這位黨的締造者之一肅然起敬,感嘆他的一生竟然如此短暫而放射光芒。他的死竟如此悲壯,又充滿了謎團。

《鄧子恢傳》中寫道:

護送部隊陷入了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情況萬分危急。何叔衡見激戰多時,難以突圍,感到自己年邁體弱,不願牽累大家。他對鄧子恢說:“子恢,我不能走了,我爲蘇維埃流最後一滴血。”說着就要奪警衛員手裏的槍。鄧子恢急忙說:“你千萬不能這樣!”此刻,何叔衡已是站在一處陡峭的山崖邊上,就勢向山下跳去。鄧子恢一步搶上去拉他,但已經來不及了。後來才知道,何叔衡從山崖上跳下來時,被敵人的機槍擊中數彈,負了重傷。戰鬥結束時,敵特務連代理連長曾起和傳令兵熊輝在山崖下發現了身負重傷的何叔衡,從他身上搜出了300多元港幣的公款。這兩個匪徒劫走了這筆錢,又兇殘地開槍殺害了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號琥璜。1876年生於湖南省寧鄉縣一個農民家庭。他從小一面務農,一面斷斷續續讀了八年私塾。1902年他考中秀才,縣政府讓他去管錢糧,他卻憤於衙門黑暗腐朽,甘願回家種田、教私塾。

1913年,何叔衡到長沙,雖已經37歲,卻報考第四師範學校(翌年合併入第一師範)當新生。校內主事頗爲驚詫,何叔衡卻說:深居窮鄉僻壤,風氣不開,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學。這位校內年齡最大的學生,一向積極參加青年人的活動,並與小自己17歲的毛澤東結爲摯友。後來,何叔衡到市內中學任教,又擔任了省通俗教育館館長,並利用這一職務傳播新文化。1918年,毛澤東等發起組織青年團體新民學會時,何叔衡作爲年齡最大的成員加入且處事老練。毛澤東對何叔衡的評價是:“叔翁辦事,可當大局。”

1921年初,新民學會內部就“改造中國與世界”應用什麼主義展開討論,何叔衡明確反對無政府主義,表示應信仰馬克思主義。同年6月,湖南軍閥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撤銷其教育館館長之職。7月,他與毛澤東在長沙同登一條輪船赴上海,參加中共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何叔衡當了十幾年的教書先生,愛穿長衫,參加共產黨後從外貌看仍是一副舊式學究模樣。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譏笑他老而笨:“何叔衡是一位讀線裝書的年長朋友,常常張開大嘴,說話表情都很喫力,對馬克思主義懂得最少,但顯出一股誠實和熱情的勁兒。”深入瞭解何叔衡的人,都知道他全然沒有舊學究的迂腐氣息,他不僅精明而且辦事熱忱。毛澤東就說過:“何鬍子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

1927年秋,何叔衡從湖南來到上海,臨時中央有的領導人認爲他帶有舊式文人習氣,於是被派到街頭進行宣傳鼓動,作爲參加第一線鬥爭的鍛鍊。當時街頭警察密探到處抓人,何叔衡不會上海話,也不熟悉當地情況,很快便在街頭宣傳中和其他幾個人一起被捕。

被押到警察局審訊時,何叔衡的外貌和隨機應變救了他。當時參加共產黨的幾乎都是熱血青年,因此審訊官反覆端詳何叔衡後,覺得此人不像是個革命者,而是抓錯了的“土學究”。於是審訊官便試探着問:“你知道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國民黨嗎?”

何叔衡故意搖頭晃腦,以抑揚頓挫的聲調回答:“吾乃學者,豈能不知?共產黨三民主義是也,國民黨五權憲法是也!”接着,何叔衡又講起《論語》,話還沒說完,便聽上面驚堂木一拍而喝道:“快滾!”

何叔衡不緊不慢地走了出去。隨後,審訊官通過拷問別人,知道了剛放走的人竟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其頭顱有上萬元的賞格,再派人去追,卻已找不到蹤影。

年過五十仍學通俄語,成爲“五老”中的政治領頭人

中共一大之後,毛澤東和何叔衡二人回湘,建立中共湘區委員會。爲掩護革命活動,二人又發起建立湖南自修大學,招收有志青年業餘前來學習。這一學校被軍閥封閉後,何叔衡又建立湘江學校並任校長,在校內引導不少人祕密參加了黨組織。北伐軍佔領湖南後,他公開了身份,一面擔任民報館館長宣傳革命,一面在懲治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何叔衡化裝去上海。1928年6月赴蘇聯出席中共六大。9月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一起被編在特別班學習。此時何叔衡已年過五十,但仍學通了俄語,並以此研修革命理論。爲了記熟一個單詞,他要讀上百遍甚至上千遍,被大家譽爲“學習上永不疲倦的人”。徐特立曾說,在莫斯科,我們幾個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

1930年,何叔衡回國到上海,任祕密救助遇難同志的全國互濟會負責人。1931年,何叔衡化裝成富商大賈,經香港、廣東、閩西到達中央蘇區的中心瑞金,擔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臨時最高法院主審等職務。

何叔衡白天和羣衆在田間地頭邊幹活邊交談,晚上召集部分幹部羣衆座談,沒幾天工夫就掌握了很多材料。通過彙總整理材料,何叔衡發現有相當一部分縣、區政府,單靠行政命令去解決問題,有的甚至吞沒公款,貪污腐化。何叔衡認爲,這些問題如不及時克服,將直接威脅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於是,他隨即將這些情況向毛澤東、項英等領導做了彙報。

何叔衡後因不贊成過左的肅反政策,尤其反對過多地判處死刑,被誣爲右傾而被撤銷全部職務。但何叔衡始終像一頭老牛一樣,不言不語,忍辱負重,努力做好組織分配給他的工作,哪怕是最艱苦、最危險的工作。

1934年秋,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

當主力紅軍要轉移的時候,幾名年齡大的同志都在考慮,不知自己是被派隨軍行動,還是被留在根據地工作。

何叔衡也是如此。他和同在一個機關工作的董必武閒談,問董必武:“假使紅軍主力移動,你是願意留在這裏,還是願意從軍去呢?”

董必武答道:“如有可能,我願意從軍去。”

何叔衡:“我準備了兩雙很結實的草鞋。你有點什麼準備沒有呢?”

董必武:“我只準備了一雙新草鞋,腳上穿的一雙還有半新。”

他們這樣談話後沒多久,董必武就被調到總衛生部工作,隨着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了,而何叔衡則被留在中央根據地。

對於留下何叔衡的決定,“四老”(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和蘇區的許多同志都是心裏有數的,但嘴上不願說。這也是當時王明“左”傾錯誤路線打擊何叔衡的必然結果。

留在當地幫助鄉蘇政府做動員工作的何叔衡,雖然心裏很難過,但仍每日口無怨言地工作。

後來,董必武回憶當年紅軍長征時,深情地談到了何叔衡:

在中央根據地,因叔衡、特立、覺哉、伯渠和我五個人年齡稍大,諸同志都呼我們爲“五老”。出發時我與特立、覺哉、伯渠等都隨着紅軍移動,經歷了千山萬水,苦雨悽風,飛機轟炸過無數次,敵人抄襲過無數次,苗山蠻荒的絕糧,草地雪山的露營,沒有障礙住我們,我們都完全地隨着大隊紅軍到達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據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爲他們的犧牲品。這是怎樣的令人悲憤的事呵!……

何叔衡犧牲的真相

關於何叔衡的犧牲,史料上說法不一。

近年來一些學者經深入調查研究,得出了較爲一致的意見。

何叔衡的研究者認爲:根據福建省原保安司令部保安第十四團向上司的報告,何叔衡犧牲的時間應該是1935年2月26日。該十四團團長鍾紹蔡向駐龍巖綏靖區司令長官李默庵請求獎勵的電文中寫道:“2月26日水口之役擊斃何叔衡。……該匪已渡過露澐以東約五里許之高山,據險頑抗,我軍分三面攻擊,約半小時,匪不支,即滿山逃竄,我軍即從事搜山……搜山時,有一匪年約五六十歲,面有鬍鬚,鬚髮微白,人頗粗健,頸部中彈,血流滿身,身上搜出港幣三百餘元。本擬將該匪擡回,因該匪尚能說話,要求再補一槍。當有一士兵,聞該匪言語倔強,便即復補了一槍。當時不知該匪何人。事過二月餘,始經女匪周月林、張亮供稱,該擊斃有鬍鬚之匪即何叔衡。”從以上材料看,何叔衡是2月26日在遭敵襲擊突圍時負傷被俘,寧死不屈英勇就義的。

1942年,謝覺哉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發表的《憶叔衡同志》一文中寫道:

叔衡同志犧牲的地點是福建,時間是一九三四年冬或三五年春。怎樣犧牲的?有兩說:一說“叔衡同志被俘,在瑞金到汀州道上,叔衡同志反抗虎狼士兵的侮辱,不肯走,被殺死”。一說“被包圍在山上,圍者逼近了,特務員拖他走,叔衡同志說:‘我不能走了,我爲蘇維埃流最後一滴血!’掏出手槍自擊而死”。“爲蘇維埃流最後一滴血”,這話是和我說過的,且合乎叔衡同志“臨危不亂”的果決精神。所以後一說是很可信的。

由此可見,關於何叔衡的犧牲早在1942年時就有兩種說法,即拒辱被殺和手槍自擊殉節。但謝覺哉比較認可手槍自擊殉節說。1952年,謝覺哉的《憶叔衡同志》一文被輯入《湖南革命烈士傳》一書,謝覺哉又就此寫了一個《補記》,其中寫道:

關於叔衡同志殉難情況,現已查清楚。鄧子恢同志說:“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我們———叔衡、秋白、月林……被送出封鎖線,護送隊長某,非本地人,不熟地形,夜裏走,天將曉,入一村莊休息,正在煮飯,被敵人發現,三路包圍過來,知不能敵,上山逃。秋白及幾個女的,坐擔架,不能走,藏在樹林裏,被搜捕了。叔衡同志初尚能鼓起勇氣走。後來走不動了,面色全白,說:‘子恢!槍殺我吧!我不能走了,我爲蘇維埃流最後一滴血。’我要特務員架着他走。走至一大懸崖處,叔衡抓特務員的槍要自殺,特務員護槍,手一鬆,叔衡同志趁勢向崖下一躍,墜崖犧牲了。我們走下山,不二里,過一小河,憑河把敵人打退。初不知有河險可扼,如知道,叔衡同志也許可勉強走到,不至於犧牲。叔衡同志殉難地點,是長汀縣水口附近。”

這樣,關於何叔衡的死又出現了第三種情況,即墜崖犧牲。這是按照當時的目擊人鄧子恢的回憶而得,應該是最可信的。但鄧子恢生前就此事的回憶還有另外一種說法:突圍中,何叔衡同志跑不動了,舉槍自殺,未死;墜崖時又遭敵機槍射中,中彈,壯烈犧牲,即墜崖同時遭槍擊而死。

1962年4月,福建省當地公安機關對直接參與當年抓捕工作的國民黨福建省地方保安十四團第二大隊隊長李玉進行審訊,李玉供稱:

戰鬥結束,於羊角溪北端河邊集合時,曾起(該團特務連代理連長)向李玉報告說,在山腳下陣亡一個“老大”……

可不久,李玉率隊由水口鎮返回上杭縣後,該營營副李致平又向李玉報告說:

水口之役,曾起報告在山腳下陣亡一個“老大”。據特務連士兵說,曾起當時帶一個傳令兵在山腳下發現一個“老大”,先搜他的身,發現有鈔票,將鈔票拿去後已離開幾步要走,但一會兒又回頭,把那個“老大”槍斃了。

這個“老大”指的就是何叔衡。據當時知情的人說,何叔衡一行從江西出發時,每人發港幣一百元,五個人的港幣集中由何叔衡保管,曾起與傳令兵將何叔衡身上的錢款搜去後,恐怕別人知道此事,就殺人滅口,然後把搜到的錢款分掉。李玉還供稱,當時該團“連長以上的軍官都知道此事”。可見曾起向李玉的報告是假的。當時南京國民黨政府爲表彰該團俘獲瞿秋白、周月林等有功,“嘉獎”十萬元,其中七萬元被當時國民黨福建省軍政部門扣了下來,該團只得到了三萬元。按當時國民黨福建省的規定,如果俘獲三名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可得獎金四萬五千元,但由於曾起打死了何叔衡,所以只得到三萬元,該團不少軍官閒談中說:“被曾起打掉了一萬五千元。”

在大量的證據面前,曾起對殺害何叔衡的罪行供認不諱,並說:我們進至水稻田附近,發現一具“死屍”,我想搜他的身,不料重傷未死的紅軍,將我腳抱住了,隨同我的號兵熊輝,看勢不佳,打了他一槍,我也打了一槍。……

至此,何叔衡的犧牲之謎最終告破。當地羣衆出於對烈士的敬仰,在何叔衡殉難的山崖處,即福建省長汀縣城南約60公里處的汀江東岸的梅逕村旁,豎立起了一座高3米左右的大理石碑,碑上刻着“何叔衡同志死難處”八個大字,以寄託對烈士的無限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