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恩銘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唯一的一位在校就讀的中學生, 雖然就義時只有31歲, 但短暫的人生卻充滿了幾分傳奇。

一、關於鄧恩銘的身世

從鄧恩銘犧牲開始, 關於他的身世之謎就困惑着許許多多的研究者, 讓我們先看一下有關文獻資料。

1931年4月8日, 《申報》刊載了一則題爲《山東槍決大批紅匪》的消息, 文章記載到:“鄧恩銘, 男三十一歲, 安徽歙縣人。”

《山東省志資料》1961年第3期《鄧恩銘同志傳略》載:“鄧恩銘……1900年生於雲南人的一個苗族普通農民家中。”

《辭海·試行本》1962年版第8冊第264頁載:“鄧恩銘同志 (1900-1930) ……苗族, 雲南人……1930年被殺害。”

1963年《山東省黨史資料》中的《鄧恩銘》一文載:“鄧恩銘同志1900年生於貴州省一個苗族普通農民家中。……1931年4月5日壯烈犧牲。”

1964年6月30日《大衆日報》第三版《革命烈士鄧恩銘同志》載:“鄧恩銘同志……1900年生於貴州省荔波縣一個苗族農民家庭裏。1931年4月5日……殺害。”

1978年11月13日的《貴州日報》第三版《鄧恩銘同志革命的一生》載:“鄧恩銘同志, 是貴州荔波縣人, 1900年出生在一個苗族農民家裏。”

1979年4月5日, 《濟南日報》發表文章:《人間到處有青山》:“鄧恩銘同志……1900年生於貴州省荔波縣一個水族的農民家庭裏。”

1996年1月5日《大衆日報》第三版發表文章《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紀念鄧恩銘同志誕辰九十五週年》, 文章記述到:“鄧恩銘……1901年1月5日出生在貴州省荔波縣一個水族勞動人民家庭。”

從上面這段文字可以看出, 關於鄧恩銘的身世有三大謎團:

1.出生時間。有兩種說法, 即1900年出生、1901年出生。據貴州省博物館藏的鄧恩銘家中私藏全家生卒年表載:“ (鄧恩銘) 生於庚子年冬月十五日”, 這裏是按中國的陰曆記述的, 就是陰曆1900年12月15日, 如果按今天的陽曆就是“1901年1月5日”出生。

2.出生地點。鄧恩銘是安徽歙縣人、雲南人, 還是貴州荔波人。鄧恩銘六弟的兒子鄧碧林 (現貴州一森林公安幹警) 揭開了問題的答案, 他說:“伯父在荔波剛出生時, 取名叫鄧恩明, 而我的父親取名叫鄧恩光, 其意爲‘光明’……後來伯父鄧恩明走上了革命道路後, 爲了避免牽連貴州家裏人, 也爲了革命保密需要, 伯父對外稱自己是雲南人。伯父取了許多別名, 如:恩銘、又銘、佑民、一民、丁友民、建勳、黃伯雲等。”

3.民族。鄧恩銘是漢族、苗族, 還是水族?鄧恩銘, 原名鄧恩明, 字伸堯, 號老乖。祖上原來是漢族, 從廣東嘉應府 (今廣東梅縣) 遷至貴州荔波縣的, 到鄧恩銘的父親鄧國琮, 鄧家已在荔波縣水族人聚居地居住長達130多年, 已成了水族的一員了。就鄧恩銘現在貴州的親屬, 也都是講水族話的, 漢語說的卻不是很流利。

鄧恩銘出生時, 鄧家已是祖孫三代八口人的大家庭, 有三間茅草房, 二畝農田。爲了餬口, 懂點醫術的祖父鄧錦庭與父親鄧國琮常去深山老林採些藥材, 然後到集鎮上去賣掉, 偶爾也幫助人家看病, 後來就乾脆在荔波縣城租房行醫。1905年爲躲避鄉間匪患, 鄧恩銘兄妹六人隨父母遷到荔波縣城居住。爲了生存, 鄧家與親戚合開了“雙合號”小鋪, 經營中藥材兼營糖果等雜貨, 祖母每天也到街上去賣自制的酸菜, 母親則做布鞋出售, 後來又改生豆芽、磨豆腐的生意。

二、鄧恩銘革命的啓蒙老師

鄧恩銘在兄弟中居長, 且聰明伶俐, 1907年被父母送進私塾館學習, 1911年又進了荔波縣立初等小學學習, 在學校裏, 認識了影響他一生的老師——高煌。

高煌, 是清光緒年間貴州省第一批154名公費留學生之一。在日本, 高煌深受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薰陶, 積極擁護辛亥革命。留學回國後, 在荔波創辦新式教育, 向學生灌輸民主、科學精神, 是荔波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人。鄧恩銘在他的影響下, 開始把目光投向世界, 立志走“讀書報國”、“科學救國”的道路, 併成爲學校裏思想最活躍的學生。

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人簽訂《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到荔波縣城, 鄧恩銘與同學們手執旗幟在大街小巷向羣衆宣傳愛國思想, 痛斥袁世凱的賣國行爲, 在一次演講大會上, 鄧恩銘當衆燒掉了穿在腳上的日本產的襪子, 以實際行動抵制日貨。

三、爲求學, 求救在山東的叔父

高小快要畢業, 此時鄧家的日子愈發艱難, 看來鄧恩銘也不可能再去更高一級的學校深造了。在他痛苦不堪、無奈的情況下, 高煌老師勸他給遠在山東做縣官的叔父黃澤沛寫信求助。

黃澤沛是前清進士, 他其實也姓鄧 (鄧國瑾) , 又名黃雲從。黃澤沛的父親鄧錦臣與鄧恩銘的祖父黃錦庭是親兄弟, 由於鄧錦臣過繼給了其姑母家, 就改姑丈的姓, 姓黃, 他並沒有忘記鄧氏祖宗, 兒子黃澤沛, 在鄧姓的“國”字輩中排行老二, 所以鄧恩銘又稱黃澤沛爲“二叔”, 黃澤沛的兒子黃幼雲稱鄧恩銘爲“大哥”, 鄧恩銘也在一段時間內用名黃伯雲。黃澤沛接到侄兒的來信後, 就在1917年秋給鄧恩銘寫了一封回信, 表示支持他繼續求學。這封回信, 改變了鄧恩銘的人生軌跡。

當時的鄧恩銘才17歲, 眼見家鄉的貧窮, 政治的腐敗, 國家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侮辱, 在離開家鄉時, 詠詩向同學、親友辭行:

君問歸期未有期,

回首鄉關甚依依。

春雷一聲震天地,

捷報頻傳不我期。

男兒立志出鄉關,

學業不成誓不還。

埋骨何須桑梓地,

人間到處是青山。

赤日炎炎辭荔城,

前途茫茫事無分。

男兒立下鋼鐵志,

國計民生渙然新。

1917年10月, 鄧恩銘與嬸母、堂弟一起到達山東濟南, 而此時的叔父黃澤沛卻調任山東儀陽縣幫審, 一個收入微薄的低等小官。冬天來了, 鄧恩銘悄悄給遠在貴州鄉下的父母寫信要錢購買棉衣, 可鄧國琮接到信後, 也只寄給他5元錢。1918年9月9日, 鄧恩銘又給父母寫信說:“家叔入款寥寥, 月不足用, 明入學甚爲困難, 故銘擬每年由家寄款接濟。”鄧恩銘的求學精神深深打動了黃澤沛的岳父何少伯, 他給鄧恩銘以各方資助, 才使鄧恩銘得以繼續讀書。1918年, 鄧恩銘考入了山東省立第一中學 (設址濟南) 。

四、創建濟南共產主義小組, 並出席中共一大

1919年, 黃沛澤出任青城縣縣長, 從此黃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來。鄧恩銘的學業也十分順利。1919年春天, 他開始研讀《北京大學日刊》, 五四運動爆發後, 18歲的鄧恩銘憑其出色的表現被同學們推舉爲校學生自治會負責人, 同時兼出版部部長, 並同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領袖王盡美結識, 從此倆人肩並肩在濟南從事革命活動。

1920年8月,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 陳獨秀就函約齊魯書社社長王樂平組建濟南共產主義小組, 王樂平推薦王盡美、鄧恩銘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聯繫, 籌建濟南共產主義小組。鄧恩銘與王盡美經過討論, 決定另行組織一個範圍更爲廣泛的學會——勵新學會, 並出版了《勵新》雜誌 (半月刊) , 王盡美被推舉爲雜誌編輯部負責人, 鄧恩銘擔任學會庶務。經過多方準備, 1921年春濟南共產主義小組才正式成立。

1921年6月,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 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並通知全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各派兩名代表出席。北京小組成員張國燾提前動身去上海, 進行會議籌備工作途經濟南時, 在大明湖上與鄧恩銘、王盡美進行了交談。不久, 鄧恩銘、王盡美作爲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也較早到達上海, 住進了以“北大暑假旅遊團”名義租下的博文女校。鄧恩銘是當時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唯一的少數民族, 也是最年輕的代表之一。

五、鄧恩銘從事革命宣傳工作使用的“三種武器”

中共一大前後很長一段時間, 主要任務就是向廣大羣衆宣傳馬克思主義。20歲的鄧恩銘在這一時期表現的十分出色。

1.編寫詩歌、歌謠, 向羣衆宣傳革命理論。鄧恩銘的故鄉貴州荔波, 是一個水族、布依族、苗族、瑤族等少數民族雜居的地區。這些民族能歌善舞, 對於鄧恩銘的影響很大, 再加上家庭的薰陶, 讀小學時, 他就是學校裏有名的歌童, 不但唱歌謠, 而且還創造了大量的歌謠。1922年4月6日, 鄧恩銘爲了宣傳革命, 還從山東濟南給遠在貴州的父親寫信, 讓他蒐集家鄉的歌謠, 然後用掛號信的方式郵給他。

2.擅長繪畫。在宣傳革命時, 鄧恩銘創作了不少漫畫, 他創作的漫畫《張賊宗昌之殘忍》, 形象的刻畫了張宗昌殘暴、貪婪的反動本性, 看後讓人讚歎、叫絕!畫上的張一身戎裝、滿臉橫肉, 高舉着血淋淋的屠刀, 身下是一堆元寶和骷髏, 畫的左半部分是張宗昌腳踏碓杆, 高揚碓尖兇殘的向人民搗去, 百姓的血染紅了碓尖, 而張宗昌正口含吸管, 貪婪的吸着百姓的鮮血。

3.喜愛吹笛子、簫。鄧恩銘不論到那裏都隨身帶着這兩樣樂器。1922年1月, 鄧恩銘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 代表們見到鄧恩銘隨身帶來的樂器後, 都十分好奇, 不少人是第一次見到中國的樂器, 就邀請鄧恩銘演奏一曲。在聯歡晚會上, 王盡美彈三絃, 鄧恩銘吹笛子, 二人合作演奏了中國樂曲《梅花三弄》, 演奏完畢後, 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接着他們又爲代表們演奏了一曲《高山流水》。

六、鄧恩銘第一次被俘

1922年7月, 鄧恩銘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二大後, 被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派往青島工作。他在青島建立了中共青島支部, 任書記。後來, 隨着成員人數的增加, 成立了中共青島市委, 任書記。期間, 他組織領導了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青島紗廠大罷工。在領導紗廠工人大罷時, 引起了膠澳商埠和日本人的注意, 他們派出大批暗探對鄧恩銘進行盯梢, 查清了鄧恩銘的具體住處後, 於1925年5月4日將正在主持罷工工人領袖開會的鄧恩銘逮捕。

此次被捕是鄧恩銘第一次被捕, 中共山東省委及青島的中共組織進行了積極的營救工作, 並號召紗廠工人繼續罷工。在各方努力下, 1925年5月11日鄧恩銘被釋放, 也被地方當局驅逐出青島。爲了更好的開展和推動工人運動, 不久鄧恩銘又祕密潛回青島。爲此, 青島地方當局進行了大搜捕, 大街小巷張貼着通輯鄧恩銘等人的通輯令, 鄧恩銘在羣衆的掩護下, 憑機智巧妙地躲過了便衣一次次的盯梢與追蹤。一天, 鄧恩銘隨身帶着中共組織的文件及手槍外出, 走在大街上, 便發現有幾個形跡可疑的人死死跟在他的身後, 他轉了幾條小巷, 跟蹤的人仍緊隨其後, 最後鄧恩銘走進了一家他熟悉的理髮店, 跟蹤的人把理髮店門口死死的圍住, 鄧恩銘鎮定的坐了下來, 從理髮店的鏡子裏看着外面的動靜, 他暗示着理髮的張師傅。張師傅以洗頭爲名, 把鄧恩銘領到洗臉池邊, 並悄聲說:“快!走後院, 翻牆出去。”就這樣, 鄧恩銘逃過了暗探的追捕, 然後又經過化裝, 走行七八十里, 來到一個小火車站, 登車逃離了青島。

1925年8月19日, 王盡美不幸病逝, 鄧恩銘出任中共山東地方執委會書記, 住在濟南叔父黃澤沛家中。

七、鄧恩銘第二次被俘

1925年11月7日清晨, 鄧恩銘正在主持召開一個會議時, 數名警察闖了進來, 鄧恩銘第二次被捕。此時的鄧恩銘已患上了嚴重的肺結核, 入獄後, 由於多次動用酷刑, 鄧恩銘已氣息奄奄, 但他始終堅強不屈。在中共組織的各方營救下, 最後由他的兩名當官的貴州同鄉作保, 以“保外就醫”而獲釋。

出獄後, 鄧恩銘仍然住在黃家。黃澤沛命令他不要再外出參加這種政治活動。他的父親鄧國琮聽說兒子被捕的消息後, 不顧巨大的花費千里迢迢從貴州趕來濟南, 看到兒子面色蒼白、步履艱難的樣子, 再三勸說兒子不要在外面亂跑了。但鄧恩銘經過一段時間的康復, 又悄悄離開了黃家, 來到了淄博礦區, 擔任一所小學的教員, 更多的時間是指導礦區的中共基層組織工作。不久, 他又由淄博去了壽光縣, 爲農村夜校上課, 自編了許多通俗上口的歌謠, 但他的行動引起了壽光當局的注意, 爲了他的安全考慮, 壽興縣中共組織祕密護送他去了青島。

八、鄧恩銘第三次被俘及兩次越獄

1927年3月, 鄧恩銘赴武漢向中共中央彙報工作。不久, 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隨着時局的惡化,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 鄧恩銘出席了中共五大。會後, 他應邀到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向學員介紹山東的工農運動情況。6月19日, 鄧恩銘又參加了在漢口舉行了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後經上海, 於8月回到山東並接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

1929年1月9日, 由於叛徒的出賣, 鄧恩銘在暫住的省委機關被捕, 與他同時被捕的有10餘人。

鄧恩銘等被捕後被關押在濟南省府前街的僞警察廳拘留所內, 當時濟南被日本人佔領, 僞警察廳對共產黨人的審訊也十分簡單, 鄧恩銘以“黃伯雲”的化名騙過了敵人。

1929年4月8日, 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中接管了濟南。鄧恩銘等人經過分析認爲, 國民黨將會加強迫害獄中的共產黨人, 在國民黨接管監獄前, 準備趁混亂找機會進行越獄。接下來, 便開展動員工作。當時獄中關押了一大批直魯聯軍的軍官, 個個體格強壯, 而且膽子大, 善於打鬥, 鄧恩銘等中共黨員就對他們大力宣傳, 使他們覺得不越獄就沒有任何生路。當時獄中有幾個分室, 各個室之間信息不暢, 其中的一個分室因有人企圖告密, 就匆匆起事了, 而其它幾個分室都沒有任何準備。

4月19日晚7時許, 直魯聯軍軍官李殿臣等幾個人借上廁所之際打倒看守, 繳獲十幾條槍後, 衝出監獄, 而其它幾個分室的犯人當時還戴着鐐銬, 根本無法越獄, 越獄的只有15人, 往章丘方向跑去, 當跑到棗園停下來喫飯時, 被趕來的追兵抓獲, 又重新關進了監獄, 只有中共黨員楊一辰因身體虛弱, 跑在了後面, 最後他混在市民當中, 躲到了其父的老師家中, 第二天混出濟南城, 第三天取道天津去大連得以脫險。

1929年5月, 國民黨山東省政府由泰安遷到濟南, 國民黨在山東各地抓捕的共產黨員也由泰安轉押到濟南。

隨着獄中羣衆工作的順利開展, 鄧恩銘又開始籌劃第二次越獄。他吸取第一次越獄的失敗教訓, 考慮、並制訂了許多個應急方案。他讓中共黨員吳克敬悄悄把用於清潔廁所的石灰裝在一個個信封裏面分發到各個囚室, 同時還與獄外的中共地下組織取得聯繫, 利用犯人與家屬見面之機, 祕密帶進了許多鋼鋸條。

1929年7月21日, 星期天。喫過晚飯後, 大部分看守都回家了, 剩下的幾個也個個打不起精神, 鄧恩銘見狀, 一聲令下, 第一分隊首先衝出囚室, 打倒看守, 奪下第一道門;第二、三分隊也迅速行動起來, 他們把預先準備好的石灰包投向看守, 看守們睜不開眼睛, 躺在地上打滾。三個分隊總計18人, 衝擊了監獄, 看守見此情景, 連忙去大街抓捕。鄧恩銘由於患有嚴重的結核病, 由人揹着行動較慢, 第一個被抓回。接着又有9人被抓回, 18個人當中有8個人跑掉了, 過了幾天, 又有一個被人告密抓了回來。

這此越獄, 震驚了國民黨地方當局, 看守長以“瀆職”罪被槍決。從此監獄看守嚴密起來, 越獄已沒有任何希望了。

九、身份暴露、遇害

在監獄中, 雖然經歷了多次審訊, 但獄方只知道鄧恩銘是“黃伯雲”, 並不知道他就是鄧恩銘, 是中共山東省委書記。1930年10月, 韓復榘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 不久便任命張葦村爲審判長, 審訊共產黨人。張葦村是山東國民黨元老之一,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同鄧恩銘十分熟悉, 當他知道獄中有一個叫“黃伯雲”的人時, 立刻就意識到此人就是鄧恩銘, 於是就命令提審“黃伯雲”。在審訊室裏, 張葦村直呼“鄧恩銘”, 就這樣鄧恩銘的真實身份暴露了, 鄧恩銘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就強忍着病痛給母親寫了一封家書。

“卅一年華轉瞬間,

壯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

後繼頻頻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清晨6時, 鄧恩銘等22名共產黨員被押赴濟南緯八路刑場槍決。鄧恩銘叔父黃澤沛的家人聽到惡訊後, 前去刑場收屍, 但國民黨地方當局不準, 後來經過多方努力, 請了四家連環鋪保, 第三天才准許收屍。黃家花了50塊大洋買了一口棺材, 將其身上的血跡洗淨, 安葬在濟南城外的貴州義地, 墓前有一塊小石碑, 寫着“鄧恩銘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