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 在中共“一大”后, 由于选举出的中央书记陈独秀暂时在广州无法回上海任职, 就让周佛海临时代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中共“一大”闭幕后, 仅仅过了3个月, 周佛海就退出了共产党, 只是没有“办理退党”手续而已, 他是“一大”13名代表中最早退出共产党的, 1924年5月, 周佛海从日本留学回到广州, 同年9月他正式退出共产党组织。从此他投向国民党, 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和“三民主义理论权威”;抗战爆发后, 他又当了汪伪阵营的第三号大汉奸。

周佛海为何退党?这个问题党史界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周佛海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没有毕业就于1924年5月回国, 他要尽快就业, 他在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戴季陶手下任秘书, 月薪200块大洋, 不久, 广东大学的校长邹鲁又聘请他做教授, 月薪240块大洋, 这样周佛海月薪高达440块大洋, “照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规定, 应按累进额交纳党费70多元, 杨淑慧 (引者注:杨淑慧是周佛海第二位夫人) 认为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 每月交这么多钱太可惜, 就鼓动周佛海脱党。周终于借故脱离中国共产党。”[1] (P8)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黄美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也是我国最早研究汪伪政权的权威专家之一, 从黄教授编的这本书来看, 他也是认可这种说法的。

2005年1月, 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一书, 同样采用了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黄美真教授, 在《伪廷幽影录-对汪伪政权的回忆纪实》一书中的观点。2005年1月,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为《叛国奸贼》, 在书的第183页记述到:“在妻子杨淑慧的鼓动下, 周佛海不交纳党费, 不愿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 而且四处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其他多数书刊也都认为是周佛海的老婆劝说周佛海退党, 以逃避交纳党费, 周佛海才退党的。女人就是祸水, 这种解释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哪?让我们还是从周佛海的成长过程来慢慢揭开问题的真相吧!

一、为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在读书的道路上苦苦的挣扎着

1897年5月29日, 周佛海出身于湖南省沅陵县一个偏僻的山村。他的父亲周夔九, 举人出身, 曾经在曾国藩的湘军里做幕僚, 后在福建莆田县衙当一名典吏, 1909年为了禁烟, 周夔九在铲除罂粟幼苗时而殉职。这年周佛海只有12岁, 周佛海有兄弟姊妹3人, 周佛海是老大, 弟弟佛生小周佛海4岁, 妹妹佛珍最小, 父亲周夔九死后, 母亲马翠珍领着三个孤儿及丈夫的尸体由闽南的莆田千里迢迢回老家湖南沅陵, 路途花费的巨资使周家一夜之间败落下来。他家是个地地道道的没落的官宦家庭, 而周佛海又是见证人。

至于周佛海的教育, 起初他的父亲在福建任职时, 专门为周佛海兄弟请来师傅, 在家里开设家塾, 父亲去世后, 回到湖南老家的母亲眼见家境的衰败, 决定让儿子重振家业, 周佛海只能到离家六七里的乡塾继续接受启蒙教育, 塾师十分重视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 这为周佛海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塾师没能注重书法的训练, 致使周佛海以后的书法低劣之极。3年的私塾结束后, 1912年15岁的周佛海准备投考沅陵县高等小学堂, 因为离县城太远, 消息闭塞, 当周佛海知道考试的消息时, 考期早过了, 跑到县城一打听才知道离发榜的日子仅仅剩下3天。正当周佛海极度失望之时, 同乡的一位在县政府任教育科长的先生帮忙给小学校长写了封信, 校长居然同意周佛海去补考, 陪周佛海补考的是周佛海的一个在县城读中学的表兄, 周佛海后来回忆说:“补考的只有我一个人, 在窗明几净的校长办公室考的。国文题是《爱国说》, 还有两个加法的算术。国文考了卷就做算术。算术的答案, 我没有把握。凑巧这时校长不在房间, 我的表兄在窗外探头探脑的向内张望。我便把算术答案给他看。他轻轻的由窗外告诉我说尾数上少了一个圈, 于是我把圈加上, 考试就算完了。”[1] (P5-6)

离放榜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周佛海忐忑不安, 因为当时全县也只有这一所高等小学, 报考的人十分多, 许多是老童生, 比周佛海的年纪长了许多。后来周佛海回忆时写道:“那晓得发榜的那一天, 我竟中了第一名。当时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带信回家, 报告母亲, 她老人家当然欢喜。我自己想来想去, 竟想不出何以会考的第一的理由。”[1] (P6) 周佛海甚至认为是校长循了那个同乡教育科长的情面, 后来才知道并不是那样。周佛海在乡下读私塾时, 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梁启超的《中国魂》, 并把这本书读的烂熟, 而且常常模仿梁启超的文笔写作, 而入学的作文题目正是《爱国说》, 分数当然很高了, 数学考试时, 又做了弊, 考第一也是当然的事了。

因为周佛海入学考试是第一名, 所以他一进学校就成了班长, 在班内趾高气扬, 拉帮结派, 而且哥们义气十足。当时的学制是小学3年, 中学4年, 在周佛海入学的第二年的第一个学期, 终于出事了。周佛海为了显示自己的势力, 就纠集学生动手打了一个刚刚入学的新生。母亲见状也十分生气, 为了能稳定儿子的心绪, 就由母亲帮他包办了一门婚事, 女方是本乡白合村栗山峙郑永汉的女儿, 名郑妹, 比周佛海大3岁, 而周佛海也只是个16岁的少年。按当地风俗“女大三, 抱金砖”, 而且长相俏丽出众, 虽然没有进过学堂, 由于家教好, 郑妹也略通文字, 而且两家人世代联姻, 相互十分熟悉, 结婚后一年, 郑妹为周佛海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周淑海, 两年后又生下一个男孩, 取名周少海。

学校在处理这件事时, 却误将另外一位学生开除了, 周佛海认为自己对不起那位学生, 也就主动退学与这位学生一起进入了位于长沙的兑泽中学, 直接插入中学二年级下学期学习, 虽然周佛海十分聪明, 也无法跟得上学习得进度。最后只得请兑泽中学开具证明, 周佛海被转入了沅陵县立中学一年级学习。

沅陵这地方穷乡僻壤的, 在这地方大不了做个县太爷之类的小官, 弄不好, 一辈子默默无闻的, 穷苦潦倒一世, 周佛海有时见到县里有一两个人进了北京大学, 也羡慕的要死, 更不用说是留学了。

但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 使他可以跳出那边远荒凉的小县城, 远走高飞, 去日本留学见大世面。他在《苦学记》中对此记述到“民国六年 (引者注:即1917年) 五月某日, 照例返家, 遇着山洪暴发, 沅江水涨, 不能渡河进城。于是在家住了四天, 等着水退。那晓得我一生的命运, 就在这四天决定了, 而我还在乡下, 一点不知。等到到了学校, 一个朋友对我说:‘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学去了, 最近就动身。’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他说:‘你不相信, 我和你去见校长。’见了校长, 果然是真!原来我有个同班的朋友, 他的哥哥在东京, 前一年把他叫到东京去了。他来信说东京生活程度并不贵, 每年只要百五六十元, 如果肯用功, 一年之后, 就可以考取官费。我的好友邬诗斋便发起凑钱送我去……”[1] (P6-13) 校长吕鹤立决定集体凑钱选派几名成绩好的学生去日本东京留学, 因为周佛海成绩出众, 而且十分有功, 自然是入选者, 校长为周佛海拿了30元, 加起来总共130元, 周佛海的母亲卖掉家里仅有的8亩田地, 又东挪西凑的总共凑了200元, 失去土地的周家, 从此只能在沅江码头做炸油粑粑的小生意了, 周佛海告别老母、妻子远行, 还做了一首诗:“溟氵蒙江雾暗, 寥落曙星稀。世乱民多散, 年荒鬼亦乱。心伤慈母线, 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 中原血正飞。”[1] (P13)

周佛海到日本时,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 欧洲列强在欧洲战得你死我活, 他们无暇东顾, 日本以参战为名, 向占据中国青岛的德国宣战, 以达到占据青岛的目的, 日本还趁俄国爆发革命之际, 想独占中国的东北。针对日本这一侵略举措, 留日学生中95%的学生提出回国, 组成抗日救国团, 周佛海也被这场运动感染, 准备回国, 但他要考虑的是回国后, 该如何生活, 而且他还欠旅馆30元钱, 无法还清, 回国的路费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时一个朋友帮他在一个荒岛上找了份收关卡厘金的工作, 他离开东京来到这个荒凉的小岛上, 谁知道到了岛上后, 荒凉的场面加上饥饿让周佛海几乎要跳海自杀。

为了生存, 周佛海只得与人借钱又回到东京, 他决定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按当时中国政府规定, 凡是考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千页医学专门学校才算是官费生, 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 可以直接进入帝国大学, 是最难考取的学校, 考取这所学校的学生让人羡慕。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有600多人, 录取的名额只有50人, 周佛海决定搏一把。第一天上午考数学, 周佛海硬着头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最后总算考完了, 本来周佛海数学极差, 但他居然全做对了, 这对周佛海鼓舞很大。下午考英日文互译, 他很快也做完了, 而且考的也不错。第二天上午考物理化学, 周佛海在老家沅陵从来没有学过, 他在头一天晚上, 向人借来两本书, 专拣别人用铅笔划过的地方记, 最终他也度过了这一难关。第四天是考日语面试, 他的日文口语差的要命, 由于他报考是名字在最后, 日语面试也放在了最后, 他就向先考过的考生询问主考问了些什么问题, 然后灵机一动周佛海找到一位老留学生, 让他帮助写了篇湖南打仗的文章, 然后周佛海对于这篇日语费尽心机, 最后他竟然能倒背如流, 等轮到他考试时, 主考刚好就问他湖南打仗的情况, 好在主考没有问他别的, 他回忆说:“如果他再问我一句, 我便要窘态毕露了。”[1] (P18)

一个星期后, 终于到了发榜的日子。周佛海心想, 如果考取的话, 一定是最后的几名, 看榜时, 他就从50名向上慢慢看去, 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看了一大半, 没有我的名字。我从头上冷起, 一直冷到腿上。快要冷到脚尖, 倒下去的时候, 看到第四名却是我的名字。”[1] (P18) 他“疑心是做梦, 便把舌头重重的咬了一下, 感觉很痛, 于是知道不是梦。”就这样他侥幸成了官费留学生。

周佛海虽然出生于山野乡村, 到东京后, 怕别人耻笑, 在花钱时, 总是大手大脚, 在家准备的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 他5个月就花光了, 刚刚成为官费生的周佛海, 第一件事是找中国公使馆预支生活费用。一年之后, 周佛海预科毕业, 然后按个人的要求, 分配到8所高等学校读书, 这里的高等学校就相当于高级中学, 当时日本只有这8所高等中学毕业后, 可以直接进入大学深造, 在选择学校时, 周佛海选择了风景如画、清净的位于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就读, 这所学校有13名中国留学生, 周佛海要在鹿儿岛苦读3年才能进入大学就读。

二、他从19岁才开始关心政治, 但更为自己未来的生存而焦虑

1916年秋, 周佛海在沅陵县立中学一年级学习时, 学校里新来的一位历史地理老师的影响, 就是这位老师影响了周佛海一生的命运。他的名字叫邓竹铭, 邓先生不仅知识渊博, 而且十分关心政治, 他见周佛海颇有才气, 学习又格外刻苦, 就对周佛海十分器重, 在邓先生的关心下, 周佛海开始阅读《东方杂志》, 渐渐开始留心政治, 最后竟然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这时的周佛海已经19岁了, 可以这样说19岁以前的周佛海并不懂的什么是政治, 更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沅陵县城东波涛汹涌的沅江中有一个小洲, 在小洲上建有一座古寺, 寺中有一座七级的龙吟塔。秋天, 周佛海与同学登上龙吟塔, 曾在龙吟寺墙壁上, 题了这么一首诗:“登门把酒饮神龙, 拔剑狂歌气似虹。甘处中流拦巨浪, 耻居穷壑伴群峰。怒涛滚滚山河杳, 落木萧萧宇宙空。不尽沅江东逝水, 古今淘尽几英雄。”[1] (P9-13) 这时, 19岁的周佛海已颇为“醉心政治”, 所以诗中透露出他那种不甘穷居山野, 默默一生的气度, 透出他雄心勃勃的气概。

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 是古华太守与士人讲学的地方, 阁有三层, 高四丈八尺一寸。由于学习扩建, 文昌阁被并入学校, 用作学生宿舍。周佛海在他的《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 记述到:“袁氏 (注:指袁世凯) 死后, 内阁常常更动, 一下子某甲入阁, 一下子某乙入阁, 在看报之余, 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 把附近的文昌阁, 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 替国家做事, 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 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 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 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 四顾茫茫!”[2] (P9-13) 但这些都是周佛海宏伟抱负、远大理想的最真实的写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 一方面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 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潮正席卷全国。周佛海在进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前已经接触到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入校后, 生活稍有保障时, 他又开始关心起政治来, 他专门阅读和研究了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 对西洋历史和国际形势, 特别是俄国和德国革命,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思想受到感染, 开始信仰共产主义。他还撰写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 寄回国内的报刊上发表, 并挣得不少稿费, 他用这些稿费做了一件西装, 还准备用稿费做路费回家探望母亲、妻儿。

1920年暑假到了, 周佛海踏上了回沅陵省亲之路, 到上海后, 不巧湖南正在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道路堵塞, 使他无法回乡, 不得不滞留上海。在此期间, 周佛海拜访了《解放与改造》的主编张东荪。由于周佛海在张东荪等人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过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 他的名字也为陈独秀所熟悉。陈独秀当时正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商讨建立共产党, 正需要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于是, 陈独秀通过张东荪, 约见了周佛海。

一天, 周佛海和张东荪、沈雁冰等人应陈独秀之邀来到陈在上海的住宅,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座。维经斯基指出:中国思想界太复杂, 要改变思想界的这种局面, 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 就必须组建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的谈话, 对周佛海来说, 非常新鲜。要不要建立一个新兴革命党?这个问题立刻在他脑海中萦绕。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这不是实现自己“抱负”的一块敲门砖吗?于是, 周佛海表示赞同。会议结束后, 他积极参加了筹组上海共产党的活动。

三、为追求美女他才出席了中共“一大”, 他一辈子都好色

周佛海在上海停留时, 常常去李达家做客, 李达比周佛海大7岁, 是湖南零陵人, 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 李达1913年赴日留学, 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 也是官费留学生, 在日本留学时, 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0年夏回到上海, 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 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过来, 到我这儿住, 帮我编《新青年》!”[3] (P126) 。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 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 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 王会晤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 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 与李达又是同乡, 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106号, 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 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 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杨淑慧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 她的父亲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 在当时的大上海小有名气, 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 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 绝非一般的女子可比的。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这位穷酸的留学生, 虽然身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 瘦瘦的、高高的, 但关心于政治, 她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 她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杨淑慧后来在《我与佛海》一文中, 回忆了她与周佛海由认识到同居的详细过程, 她与周佛海第一次相识是在李达的家里, 当时她显得十分拘谨, 而周佛海却态度大方, 说话随便, 而且“头发乱蓬蓬的, 一套山东府绸装的白西装, 背上已染上枯草般颜色, 脏得不成样子。”“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 却有一张英俊挺美的脸孔, 令人尚不发生恶感。”[1] (P145-146) 事实上, 周佛海凭才气与长相确实使不少女孩子着迷, 在沅陵读中学时, 一次周佛海到一个同学的家里玩, 与一位在桃源女中读书的亮丽女子见过3次面, 他们之间彼此暗暗倾慕,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他们的关系是不能公开的, 况且周佛海那时已经与郑妹结婚了, 他与那位桃源女子从没有讲过一句话, 但在周佛海启程赴日的前两天, 那女子给周佛海寄来一封信还有四首诗, 诗中曰“遥送君行暗举觞”, [4] (P13-14) 可见该女子在深深的暗恋着周佛海。

到日本留学时, 周佛海依然让不少日本女子着迷, 有一天晚上, 周佛海与同学在一个酒店里喝的大醉而归, 在回住处的路上倒卧在地上, 朦胧之中一个妙龄女子把他搀扶回了住处, 当时周佛海酒醉未醒, 也没有看清女子较好的容貌, 只客气的含糊的说了声“谢谢”, 然后便倒头就睡。第二天酒醒后, 周佛海十分后悔没有询问女子的姓名, 随后周佛海在上学经过的路上常常看到那个女子向他张望, 周佛海在后来的回忆中记到“本来想问她一句, 不过当时脸薄得很, 和女人说话, 脸就要红。”“所以当时虽然要向那位小姐谈话, 真是欲言而止者再, 倒是她走近来开口道:‘那天晚上, 你的酒, 吃得真太多了。’我恍然大悟, 回想起那晚扶我的女郎。”再后来他们再次相遇时, “常常谈话, 而且越谈越亲密。”“如果进一步的追求, 当然大有成为真正罗曼史的可能。”[4] (P45-46) 周佛海的这种心态, 出自农家刚刚进入城市的年轻人都会有, 他们事业无成, 心理上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 但他们一旦成功, 将对社会产生一种抱负心态。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的女人, 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 她决定给二人做媒人, 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性的大城市里, 接受过五四的洗礼, 她曾经多次对父母讲, 将来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 自己选中意中人后, 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而且将来大有前途, 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 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 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 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件事来, 但他又为即将到手的青春妩媚的、受过好的教育的阔小姐而兴奋不已, 想到乡下那个脚上的牛粪都没有洗净的文盲老婆郑妹时, 周佛海真是恨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聪明的王会悟立即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给你提供帮助, 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 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 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后, 当即欣然同意, 于是他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但很快暑假就结束了, 周佛海只得返回日本继续学习。

1920年11月7日, 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创立了《共产党》月刊, 为创立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上、组织上的种种准备。周佛海是刊物的积极撰稿人。他以“无懈”的笔名, 相继发表了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1年6月3日,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 随后他找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二人, 提出在上海立即召开中共“一大”, 马林拿出他带来的经费, 每位代表先寄发100元的路费, 会议结束后, 每位代表再发50元, 寄发邀请函及路费的任务由李达、李汉俊负责。当时有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旅日、旅法, 共7个共产主义小组, 不考虑每个小组党员人数的多寡, 每个小组派两人参会, 上海小组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 二人都是31岁, 而且都是留日回国的;北京小组的是24岁的张国焘和19岁的刘仁静, 二人都是北大的学生;长沙当时只有两名成员, 28岁的毛泽东和45岁的何叔衡, 二人曾经是湖南一师的同学;武汉小组是25岁的陈谭秋和35岁的董必武, 陈谭秋是武汉大学的毕业生, 董必武是留日回国的;济南小组的是23岁的王尽美和20岁的邓恩铭, 王尽美当时是山东一师的学生, 邓恩铭是山东省立一中的学生;广州小组是29岁的陈公博, 陈公博也是北大的毕业生, 另外一位是武汉小组的创始人包惠僧。旅日小组只有两名成员, 一位是周佛海, 一位是施存统, 就让周佛海一人出现了中共“一大”, 旅法小组有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5名成员, 因路途遥远联系不便, 也就没有派代表出席会议。就这样周佛海成了旅日、旅法小组7名成员惟一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周佛海称:“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 除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外, 并选举陈仲甫 (陈独秀) 为委员长, 周佛海为副委员长, 张国焘为组织部长, 李达为宣传部长。陈独秀未到上海的时期内, 委员长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3] (P33) 至今为止, 在所有的关于中共“一大”的回忆中, 也只有周佛海的回忆中说他自己被选为副委员长。

周佛海参加“一大”还有一项大的收获, 就是再次见到杨淑慧后, 直接向杨淑慧求婚, 杨淑慧后来回忆时说:“那可以说出于我意外, 但也可以说正是我意中的事。”[5] (P147) 但还是初恋的杨淑慧, 毕竟才20岁, 她没有直接答应周佛海的请求, 就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周佛海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气了, 他的一举一动早成为记者们关注的焦点, 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 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 在报上不指名的刊登一条新闻, 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 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 已早在乡间结过婚, 听说还有了孩子, 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 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4] (P153) 当杨淑慧父女看到这则消息后, 他们呆若木鸡, 父亲杨卓茂顿时感到名誉受到伤害, 于是, 他拿着报纸找周佛海算账, 恰巧周佛海外出, 刘仁静就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 刘仁静刚刚向张国焘介绍完, 杨卓茂就跳起来大骂周佛海, 说周佛海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 并声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 只有24岁的张国焘与19岁的刘仁静, 二人还都是北大的学生, 他们从没有见过这场面, 连忙紧张的走过去, 苦口相劝, 让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 他们了解情况后再说。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 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 被关的第三天, 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 她找到周佛海后, 二人就悄悄离开了上海, 前往日本的鹿儿岛。

四、现实、就业的巨大压力使周佛海第一个退出共产党

“一大”以后, 周佛海奉党的指示, 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 周佛海后来在他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记述到:“大会完毕之后, 一面指派各地的负责人, 分头前往工作, 一面在上海活动起来。我们觉得实际工作, 要从劳动运动做起, 于是便成立了一个‘劳动组合书记部’, 以发动并指导上海劳工运动。‘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 ‘书记部’是俄国名词的翻译。把一个日本名词和一个俄国名词合并起来, 做一个劳工运动组织的名词, 是费了许多心思想出来的。”[4] (P33-34)

正当周佛海在上海积极努力工作的时候, 暑假不知不觉的也快过完了, 他马上要去日本继续他的留学生活, 于是, 他只得多次电催在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厅长的陈独秀回上海, 但陈独秀回到上海后, 就被租界俘获, 周佛海去陈独秀家送一封信时, 也险些被俘。可就在这个时候, 第三国际要在伊尔库斯克召开一个远东弱小民族会议, 周佛海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 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 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等周佛海回到上海时, 陈独秀已经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帮助下出了监狱, 他向陈独秀办完交接手续后, 就带着恋人杨淑慧, 于1921年11月初离沪, 返回日本最南端的鹿儿岛读书。1922年3月, 周佛海从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后, 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国立大学有两所:东京帝国大学与京都帝国大学, 周佛海本来想读的是东京帝国大学, 但因为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河上肇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 为了便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 周佛海最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

1922年3月15日, 周佛海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学习, 他为何又要选择经济科哪!因为周佛海从12岁父亲去世后, 他每天为生活而发愁, 他最缺的就是金钱, 他决定从此要为金钱而奋斗一生。后来在日本侵华时期, 不顾民族的危亡, 投靠了日本人, 成了汪伪政权的第三号汉奸, 他把持汪伪政权的财政大权, 滥发伪币, 大发国难财, 据资料讲, 到1944年, 周佛海光金条就有750多条, 每条重10两。而在京都帝国大学, 周佛海最爱听两位老师的课, 一个是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 一个是小川乡太郎的财政学。

周佛海为何赞成组织中国共产党, 又率先加入这个组织, 他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记述中说其理由有两个:“第一, 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 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 不觉信仰起来;同时, 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 非常不满, 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 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 建设革命政府, 不足以救中国。”[4] (P28) 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 “就是政治的野心。”[4] (P28)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1月18日, 美、英、法、意、日等战胜国, 在法国的外交部凡尔赛大厅召开大会, 中国也算是战胜国, 并派代表出现会议, 各国纷纷报道会议的有关信息, 这强有力的激发着年轻的周佛海, 周佛海对此记述到:“在一高的时候, 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 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对于凡尔赛, 非常神往, 抱负着一种野心, 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 驰骋于国际舞台, 为国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 又抱着一种野心, 想做领导广大民众, 推翻支配阶级, 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物的印象, 时萦脑际, 辗转反侧, 夙兴夜寐, 都想成这样的人物。”[4] (P28-29) 他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能出人头地, 还常常以“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 1920年暑假, 周佛海从日本回国探望他的母亲及妻子郑妹, 因老家湖南在打仗, 周佛海只得暂居上海, 一天, 他去《时事新报》报社去拜访张东荪, 当时张东荪不在, 接待周佛海的是一个姓俞的编辑, 不巧又有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人物来访, 姓俞的编辑赶忙替他们之间介绍, 说周佛海是“做文章的”, 这让周佛海十分不高兴, 他后来在文章中记述到:“我当时抱负不凡, 深以将来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领袖自命, 如今却被人叫做‘做文章的’, 把我当成一个单纯的文人, 因此感觉到是一种轻视。文人, 自然有文人的价值和重要, 但是我当时却志不在此。”[4] (P26)

周佛海又是何时与党组织脱离关系的哪?时间应该是1921年11月。周佛海回忆中共“一大”时说, 1921年夏周佛海在日本接到上海同志的信, “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中, 我便回到上海。”“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 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假, 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 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 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 每晚开会。”[4] (P30) 1921年7月23日, “一大”开幕, 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 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26日休会两天, 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 7月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 7月30日晚上8时, 正在开第六次会议时, 突然闯进来一个中年男子, 警惕性很高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停止开会, 现场只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 其他人迅速解散。10分钟后, 法国十几个巡捕就进来搜查。周佛海每次开会必到, 而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周佛海却因生病没有出席, 因为7月30号下午, 周佛海就突然开始肚子大痛大泻, 他不能出门, 一个人躺在地板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 会议只得改在浙江嘉兴的南湖上召开, 这次会议周佛海却出席了。会后, 周佛海的积极性极高, 在上海、长沙、安庆、汉口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谁知道周佛海的这些行踪早被日本警察知道了, 回到日本后的周佛海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

当时日本政府并不禁止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宣传, 但却严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 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活动, 周佛海参加中共“一大”及“一大”后的活动, 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的12名中国留学生都不知道, 但日本警方已侦破了周佛海的所有活动。警方暗中监视周佛海的一举一动, 还通过学校对周佛海施加压力, 老师多次警告周佛海, 学校方面也以开除学籍威胁周佛海, 这些让周佛海惊恐万分, 对于一个来自于偏僻农村的穷孩子, 能在日本享受着官费留学的待遇, 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啊!而且, 周佛海还带着杨淑慧一起生活啊!当时杨淑慧与她的父母失去了联系, 他们的生活十分的清贫, 周佛海在文章中对这段生活有记载“我们在学校后面的吉田町, 租了牧田家的楼上两间屋子住下来, 自己开伙食。当时大学生的官费, 是每月72元, 两夫妇每月用72元, 自然拮据得很, 所以不用下女 (指佣人) , 一切买菜、烧饭、洗衣, 都是淑慧自任。有时官费没有寄到, 便把衣服或书籍, 拿到当 (铺) 里去当。起初去当倒有些难为情, 以后也无所谓了。”[6] (P41)

周佛海当时的选择是“老老实实的用功”, 决不能从事一点政治活动。周佛海后来回忆说:“回到鹿儿岛之后, 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担任教师, 也向我警告了, 于是我便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当时中国的同学, 并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因为我对他们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4] (P12) 周佛海在位于鹿儿岛七高毕业后, 1922年3月, 他从鹿儿岛乘火车到京都帝国大学报到, 一下火车, 京都的便衣警察就迎上来问他是不是周佛海, 然后, 他又被京都警方严密的监视着。

1922年10月20日,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是一个男孩, 叫周幼海, 关于周幼海的出生周佛海也有记载“幼海是京都出世的, 当时穷的要命, 淑慧生产时, 当然不能进医院。生产的那天, 恰好大雨, 牧田老太太连夜于大雨中去接产婆, 以后时常帮助淑慧, 抚养小孩。”“多了一个小孩子, 事情就多得多。有时我正在苦心焦思, 研究一个理论的时候, 小孩大声啼哭, 真是心烦。淑慧除烧饭、洗衣外, 又加上抚养小孩的事, 生产之后, 不到四天, 就起来烧饭, 可见得当时的艰苦了。有次我去上课, 他去买菜, 把小孩一人放在房中, 忽然房中席子, 着起火来, 刚好那时她回来, 已经满屋都是烟, 小孩闷得气都闭塞了。如果她迟到10分钟, 房子就会烧掉, 小孩也要葬身于火窟了。”[4] (P43) 为了自己的前途, 也为了妻子杨淑慧及刚刚出生的幼子周幼海, 周佛海只能在大学里用心学习。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 会议以实现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为中心议题, 提出共产党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 实现两党的第一次合作。1924年1月2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孙中山在苏俄与中共的帮助下, 开始改造国民党, 国民党的右派势力公开反对两党合作, 而且国民党内的反共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这给远在日本的周佛海以极大的影响, 而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戴季陶和邹鲁的反共立场, 对周佛海后来最终脱离共产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到了1924年周佛海的人生又一次面临着大的选择, 他即将从大学毕业, 已经27岁的周佛海要选择自己的未来生活, 那时对于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来说, 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记述中说:“学校快毕业, 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 不能领官费, 饭都没有吃, 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 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 饭都没有吃, 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 哪怕你野心比海还大, 不能生活, 什么都是空话的。志气不能充饥, 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 生活, 这两个字, 古往今来, 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 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 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以来, 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 (独秀) 、李守常 (大钊) 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 地位即可以号召, 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惟其如此, 北大教授, 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即多, 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 又关得相当的紧, 哪里能够如愿?第二, 不得已而思其次, 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 在那里任编辑, 薪水最多的, 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 也可以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 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 但是也不容易到手。”[4] (P42) 就在周佛海为毕业就业焦虑不安时, 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戴季陶给他来了封信, 在信中戴季陶催促周佛海赶快到担任宣传部秘书, 月薪200块大洋, 周佛海看完信后, 他欣喜万分, 于是他不顾尚未完成的学业, 先就业再说, 立即启程回国。

1924年5月底, 周佛海到了广州, 就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 月薪200块大洋, 同年9月份, 时任广东大学校长的邹鲁又聘请他兼任广东大学的教授, 别的教授月薪是220块大洋, 邹鲁却给周佛海月薪240块大洋, 这又让周佛海感激不尽, 周佛海后来回忆说:“当时要求一个每月150元的商务编辑都不可得, 现在每月却有400多元的收入。”“所有我由学校一出来, 就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 实在是始料所不及。”[4] (P44) 是戴季陶和邹鲁帮了他大忙, 他对此二人当然是感激不尽的, 从此周佛海把戴季陶、邹鲁视为知己, 对二人言听计从, 并在思想上追随其后。而邹鲁是“西山会议派”的核心人物, 而戴季陶也是反共派的代表人物, 在1925年3月12日, 孙中山去世后, 戴季陶就抛出了他的“戴季陶主义”, 为反共分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周佛海从日本回国后不久, 就给中共广州区执行委员会写信, 要求脱离共产党, 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广州区委执行委员的周恩来曾经多次找周佛海作思想工作, 耐心帮助周佛海, 但都被周佛海拒绝, 1924年秋, 中共中央接受了周佛海提出的退党的要求, 准其脱党。

脱党后, 周佛海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

参考文献

[1] 周佛海.苦学记.往矣集[M].上海:上海古今出版社印行, 1943.

[2]叶永烈.红色的起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3] 周杨淑慧.我与佛海.往矣集[M].上海:上海平报出版社, 1945.

[4] 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往矣集[M].上海:上海古今出版社印行, 1943.

[5] 张国焘.我的回忆 (第1册) [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6] 周佛海先生言论集[M].上海:上海中央税警学校, 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