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刚刚与原“朋友妻”陆小曼新婚不久的徐志摩遇到了麻烦：因陆小曼与父母不和，徐志摩父亲徐申如和妻子竟借着战争的名义逃也似地扔下儿子、儿媳北上了。

相当有意思的是，徐申如夫妇此去竟是北上去找被儿子抛弃的前儿媳张幼仪去了。

因为走得突然，徐申如并没有安排已成年儿子的日常花销，实际上他们是特意的。无奈之下，当时并没有太多收入的徐志摩在无法从公司支款的情况下，只得从舅父沈佐宸处借了点钱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徐志摩夫妻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他们先是住在福建路的通裕旅馆，后旅馆住不起，只得迁居朋友宋春舫家借住。

没有钱的情况下怎么生存呢，12月24日，徐志摩不得已给前妻张幼仪（实际上给父母）去了一封信，当然最后，这封信虽然有了回响，但却并没有换来银子。于是，徐志摩只得再次想办法维持生计。

这年腊月三十的晚上，徐志摩似乎想到了暂时维持生计的法子了，他在给蒋复璁的信中提到自己新一年的打算时说：

“光华相邀教席已允就，如不欠薪，生活或可敷行。”

这段话简单讲就是：有个小学校请我去教书，如果能及时给我发工资，我的生活困难暂时就可以得到解决了。

留学英美的诗人徐志摩要去学校教书了，而且还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说来还真真是“低成”。

对于一向养尊处优的徐志摩来说，这样的处境绝对可以用“绝境”来形容了。不过说来，这绝境是他自找的，若他不出轨抛弃妻子张幼仪，写信的这会他没准正在哪个豪宅里吟诗作对呢。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诗人倒也并未慌了手脚，他开始寻思着想办法突围。

很快，1927年那个万物生发的季节，徐志摩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这次创业用今天的话讲叫“内容创业”。没错，这内容创业项目正是曾震撼过整个民国的“新月书店”。

这一年，由于北伐战争的影响，全国多地陷入战乱，于是乎无数学者、文人纷纷涌入上海。这样的政治背景，恰为徐志摩灵光一闪的“新月书店”项目提供了可能。

首先来看当时涌入上海的人员大致名单：余上沅夫妇、胡适、叶公超、闻一多、饶孟侃、潘光且罗隆基、丁西林、刘英土等。

这些人物，不用注释便耳熟能详，因为他们都是当时那个年代响当当的文化界大咖。按照“龙从云，虎从风”的规律，这样的一群人聚到一起，若真不弄出点事情，还真真有些反常了。

很快，在徐志摩的奔走呼告中，这些人员被团结到了一起。说来，徐志摩最初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挣钱，毕竟，教书的那点收入根本不够他那奢侈惯了的妻子塞牙缝。

人员集齐以后思路大致完成统一以后，便开始商量入股了。大概是当时战乱影响太大大家都不富裕的缘故罢，最终，新月书店筹集的股本竟不过两千元左右。

这些钱还都是五十半股、一百一股地集结而成。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参加业务的股东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努生、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和梁实秋。

从这个人员名单可以看出，新月书店的人员构成基本是徐志摩当初创办新月社的同人。

启动资金集齐后，徐志摩、胡适等便租下了环龙路环龙别墅里的一幢房屋，当时的余上洗夫妇正因无处可住，便顺势被安排住在了书店楼上。

这样一来，新月书店租的这小楼便成了：楼上住人，楼下负责营业兼发行。

说来，任何年代的创业从来艰难，民国这批文人的创业也是如此。

新月书店的最初提出和创办者虽是徐志摩，出力也属他最大，但很遗憾，在这个项目中，实际的核心人物徐志摩并不是领袖地位，名义上的领袖人物是胡适。

为何说是名义上呢，因为在这个团体里，大家都是文人，一个比一个清高，因此大家谁也不服谁，所以，在这个大群体里并不存在真正的领袖，自然，这个团体也并无严密的组织。

说起来，徐志摩想靠新月书店赚点钱，而其他人则似乎并无野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个书店的最大吸引力只在于：办同人刊物较之报纸的文艺副刊更受文人欢迎。

这个很容易理解，文艺副刊往往是报社约稿，主题等都是事先定好，而同人刊物则类似于“我手写我心”。

一切准备就绪后，新月社成员们便开始进行相应的内容创作，毕竟这个项目的核心从来是“内容”二字。

在书店开张前，为了造势，他们还在1927年6月21日上海《时事新报》《青光》副刊上刊发了一篇《新月书店》开张的小文。该文写到：

“胡适之、徐志摩等创办之新月书店，闻已租定法界麦赛尔蒂罗路一五九号为店址，现已付印之新书约十余种，正在整理待印者尚有四十余种之多，店址不广，但布置甚佳，开张之日，传说有要略备茶点之意。……”

这段话的意思简明扼地讲到了新月书店的开张日期及其相关属性等，末尾还客气地告知公众“略备茶点，静候参观”。说来，虽是小文，却颇有广告的意思。

6月29 日至7月1日，上海《申报》又接连三天刊出《新月书店开张启事》。

这些“广告”被刊发后，还真有慕名而来者。

一个慕名参观者还在报纸上刊发了一篇名为《新月书店参观记》的小文，透过这篇小文，可以窥见新月书店开张第一天的大概。对于新月书店的第一眼印象，这位署名严家迈的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

“新月书店的招牌，蓝底白字，挂招牌的铁棍上，还有一把涂金的镰刀，远望去，一看便是。”

从此可以看出，新月书店广告牌的设计还是相当成功的，至少能让有心造访者一眼便认出。

那天，迎接参观者严家迈的是新月经理余上元，不凑巧的是，这位参观者正好曾在北京听过他的戏剧讲演。自然，两人免不了寒暄几句，随后，余上元便带着他参观了书店。在讲到具体参观时，严家迈这样描述到：

“楼下是发行所，书桌边坐着两位职员，一男一女，状极诚恳。书桌上压着的有《浪漫的与古典的》和《翡冷翠的一夜》等正在校对的稿子。”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梁实秋的《浪漫的与古典的》和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当时新月书店第一批出版的书目。

很多读者只知这两本书都是流传后世的佳作，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还是新月书店出版的第一批书籍。

参观完编辑室后，这位参观者在沙发休息时，余上沅还将一盘点心送到他面前。说来，这样的体验较之今天的书店，多少是有些不一样的。

临走时，余上沅还送给参观者一份新月书店开张纪念册。后来，参观者严家迈在小文里讲到这个纪念册时写道：

“ 纪念册非常有趣，封面画着一个女人，骑在一轮新月上看书，虽然只是弯弯曲曲的几条曲线，却诗趣横生。据说此乃诗人闻一多的手笔，也就无怪了。”

这篇参观小文被刊发在书店开张第二天的《时事新报》上，小文一出，立马为新月书店带来了极好的广告效应。

创业之初的徐志摩斗志昂扬，思如泉涌，这年8月，他的《巴黎的鳞爪》便被出版了，紧接着在9月他有出版了诗集《翡冷翠的夜》，第二年1月，他又出版了散文集《自剖》。而新月书店其他的作家、诗人也纷纷推出了诗集、散文集。

从徐志摩和他的小伙伴们当时的创作速度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业激情相当满。当然，也可以看出，他们很缺钱，尤其徐志摩。

很快，徐志摩他们还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月刊发刊词词首引用了两句英文，其中一句是《旧约.创世纪》上的：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另一句是雪莱《西风颂》中的句子：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从发刊词看，当时的新月书店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真真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月刊发行后，"新月派"的主要活动正式转移到了上海，新月书店的众人便是后期的新月派。

《新月》月刊的出现，代表着以胡适、徐志摩为首的这批具有时代特点的文人，开始由纯文学模式开始走向文学加政治的模式。文学与政治的契合下，“新月派”终成为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存在。

可以说进行到后期时，徐志摩等慢慢将文学理想装进了这个小小的新月书店，这是一定的。然而，在一派欣欣向荣中，徐志摩等创办的新月书店却也问题多多。

徐志摩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股东退股，这里的“股东”指的是新月书店大股东胡适。因为被质疑领导交椅问题，胡适公开提出要撤出他和妻子、儿子的三百元（三股）。最终这事虽然在徐志摩的多方工作下圆满解决了，但它却多少动摇了新月书店的经营根基。

而另一方面，文人不善经营的弊端也开始显现，很显然，这些没有生意头脑的文人在新月书店的经营上存在明显不善。

在管理上，因为新月书店缺乏真正的领袖人物，整体的管理显得很是混乱，似乎每个人都有做主权，又似乎每个人都无法最终拍板。这种境况下，整个书店似乎都没能有个明白人，梁实秋后来很无奈地说：

“虽然我是书店的总编辑，可我不清楚书店的盈亏情形，只是在股东会议上听取报告。新月月刊每期实销多少我也从来不知道。”

因为缺乏经验，在定价上，新月书店也明显吃了亏。平常一百几十页的一本平装书，定价至少要在五毛以上，现在新月诗刊每期却只卖二毛五，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费力不讨好甚至亏本。同样因为定价问题，原定价三毛的《新月》月刊屡次因篇幅过长而买四毛，这样一来读者自然怨声载道。

定价问题直接关系到了书刊销量，新月书店的书刊销量并不容乐观，徐志摩在谈到这点时说：

“半年来承读者的期许，使我们能够得着三千到四千个的同情者。最乐观计，也不过是每期发行三四千份。”

这样的一个数字，在竞争激烈的上海，绝对是不容乐观的。

与此同时，同人书店相比商人书店的弊端也开始显现：这些诗人作家，因见新月书店是自己的书店便开始纷纷预支稿费，而通常这样做的结果多是稿费拿了稿子却迟迟未到位。在书店本就不挣钱的情况下，这些被预支的稿费无异于釜底抽薪。

在这种种困境下，新月书店还面临盗版的问题。因为盗印，新月书店出版的胡适所著的《白话文学史》成为新月书店利润可观也被盗版严重的畅销书，为此，新月书店不得不打“盗版”官司。

然而，以上这些都不足以真正从根本上摧毁新月书店，毕竟，内容创业路上，只要内容不倒，生机便一定会在。实际上，真正让新月书店打下悲剧烙印的是徐志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突然决定。

徐志摩一直是一个以“爱情”为生的男人，最初，他为了所爱女子林徽因放弃学业和大好前程归国；后来，他为了所爱的陆小曼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抢夺朋友妻，他甚至不惜为此最终与父母决裂。

这样的徐志摩，真真担得起“情圣”二字。

然而，当“情圣”创业途中遭遇感情问题时，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是：他会因为感情扔下所有，因为在情圣眼里感情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哪怕它是它曾经付出无数心血的东西。

1928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的第二年，他和她的感情遭遇了第三者插足。这个第三者，正是徐志摩的好友、他为陆小曼请的私人医生翁瑞午。

因为创业加上教学的工作，徐志摩陪伴陆小曼的时间自然就少了，为此，陆小曼很是不满。而徐志摩则经常对陆小曼的过大花销颇有微词，时间久了之后，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常常独处一室抽鸦片的陆小曼与翁瑞午越走越近。

这期间，素来阳光浪漫的徐志摩内心充满了阴暗，这点从他当时写下的诗句便可见一斑，在诗中他写到：

“阴沉， 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这样的徐志摩与《再别康桥》里温情的诗人，完全是两种模样。这样阴暗的徐志摩，足以侧面反映徐志摩感情受挫的程度之深。

痛苦中的徐志摩突然宣布要远赴欧洲，时间不定！而此时恰好正是《新月》出刊刚刚开始走向正轨时，熟悉报纸杂志的人知道，办一份杂志最重要的便是检讨读者定位、全力布局市场，而这个阶段恰是在最初阶段完成的。

徐志摩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要去欧洲疗伤，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布：他放弃了《新月》。为爱不管不顾，从来是“情圣”徐志摩的特点，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于是乎，无论周围人如何劝他，如何陈述厉害关系，他都置若罔闻，他只喃喃道：“只有康河的水，能疗我的伤！”

1928年8月，徐志摩第三次到了伦敦，他身后被他弃之不管的《新月》自此开始走向深渊。

徐志摩“挥挥衣袖”走后，《新月》杂志就的编辑便变成了罗隆基。而罗隆基恰是一个与徐志摩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上台后开始对新月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随即，《新月》杂志登载的文 艺内容大幅减少，政论内容开始成为主打，而且以抨击国民党为主调。

《新月》刚刚稳定的长期订户们一夜之间惊呆了：我们要的风花雪月呢？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了长枪短炮？

文人从来是不应该大谈政治的，这自然也是《新月》的大忌。这点，从北洋政府时期走来的罗隆基并不清楚，他不知道，此时的政治格局早已变了。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可他们却浑然不觉。

11月，许是康河水疗伤效果奇佳的缘故，徐志摩竟回来了。他回来后，看到完全变了样的《新月》虽心痛不已却也无计可施。种种因素下，徐志摩放弃了《新月》另起炉灶再继续风花雪月。

可《新月》毕竟是核心，放弃核心的结果从来是惨痛的。

在徐志摩不管《新月》的这期间，胡适还曾在《新月》上发表《孙中山先生 的“行易知难”说述评》等系列文章，这种行为，相当于直接拿国民党的祖宗开刀，当时执政者蒋介石岂能容忍？

很快，1930年，因为新月书店出版书刊涉政，它因“诋毁本党”而被通令查禁（后被解禁）。这以后，徐志摩这个创业项目终因内外交困而陷入极大的困境中，一如他带着绿色的感情。

1931年，新月书店面临倒闭，关键时刻，古道热肠的邵洵美只得从家里拿出一笔钱入股，以解书店及杂志的燃眉之急，随后又提供担保，从中国银行透支一万元……此时，新月书店实际已经处于濒临倒闭的阶段。

说来，徐志摩在这次创业中也算是真正体会到了“创业的艰难”，在体会艰难的同时，为了养家糊口，他和其中的很多文人一样开始找其他渠道挣钱。

在新月书店勉强为继的当口，徐志摩为养活花销巨大且吸食鸦片的陆小曼不得不各种兼职，他甚至还为了钱做起了房地产中介，蒋百里的房子便是经由他的手成功交易。

为了节省开支，徐志摩甚至为了一张长期免费的机票替中国航空公司打起了广告，真真是为了钱无所不用其极。

恰也因为这张免费机票，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北上时，因遭遇飞机失事辞世了。

徐志摩遇难后不久，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 数已尽。1933年6月，《新月》月刊宣布停刊。

三个月后的9月23日，经由潘光旦长兄潘孟翘与胡适出面接洽，新月书店连同债务和书稿全部盘给了商务印书馆。

自此，徐志摩的创业终以失败告终，新月同人的文学梦终惨淡凋零！回头看，若在关键节点上徐志摩不感情用事冲动出走，一切的结局或许会完全不一样……

本原创文相关参考文献：

《情浓化不开徐志摩》韩石山

《我用尽青春，只为寻你:徐志摩传》白落梅

《志在摩登》美 徐善曾

《爱眉小札》 、《志摩的诗》徐志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