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剛剛與原“朋友妻”陸小曼新婚不久的徐志摩遇到了麻煩：因陸小曼與父母不和，徐志摩父親徐申如和妻子竟藉着戰爭的名義逃也似地扔下兒子、兒媳北上了。

相當有意思的是，徐申如夫婦此去竟是北上去找被兒子拋棄的前兒媳張幼儀去了。

因爲走得突然，徐申如並沒有安排已成年兒子的日常花銷，實際上他們是特意的。無奈之下，當時並沒有太多收入的徐志摩在無法從公司支款的情況下，只得從舅父沈佐宸處借了點錢前往上海。

到上海後，徐志摩夫妻的處境更加困難了：他們先是住在福建路的通裕旅館，後旅館住不起，只得遷居朋友宋春舫家借住。

沒有錢的情況下怎麼生存呢，12月24日，徐志摩不得已給前妻張幼儀（實際上給父母）去了一封信，當然最後，這封信雖然有了迴響，但卻並沒有換來銀子。於是，徐志摩只得再次想辦法維持生計。

這年臘月三十的晚上，徐志摩似乎想到了暫時維持生計的法子了，他在給蔣復璁的信中提到自己新一年的打算時說：

“光華相邀教席已允就，如不欠薪，生活或可敷行。”

這段話簡單講就是：有個小學校請我去教書，如果能及時給我發工資，我的生活困難暫時就可以得到解決了。

留學英美的詩人徐志摩要去學校教書了，而且還是一所名不見經傳的學校，說來還真真是“低成”。

對於一向養尊處優的徐志摩來說，這樣的處境絕對可以用“絕境”來形容了。不過說來，這絕境是他自找的，若他不出軌拋棄妻子張幼儀，寫信的這會他沒準正在哪個豪宅裏吟詩作對呢。

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詩人倒也並未慌了手腳，他開始尋思着想辦法突圍。

很快，1927年那個萬物生髮的季節，徐志摩開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創業，這次創業用今天的話講叫“內容創業”。沒錯，這內容創業項目正是曾震撼過整個民國的“新月書店”。

這一年，由於北伐戰爭的影響，全國多地陷入戰亂，於是乎無數學者、文人紛紛湧入上海。這樣的政治背景，恰爲徐志摩靈光一閃的“新月書店”項目提供了可能。

首先來看當時湧入上海的人員大致名單：余上沅夫婦、胡適、葉公超、聞一多、饒孟侃、潘光且羅隆基、丁西林、劉英土等。

這些人物，不用註釋便耳熟能詳，因爲他們都是當時那個年代響噹噹的文化界大咖。按照“龍從雲，虎從風”的規律，這樣的一羣人聚到一起，若真不弄出點事情，還真真有些反常了。

很快，在徐志摩的奔走呼告中，這些人員被團結到了一起。說來，徐志摩最初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歸根到底還是爲了掙錢，畢竟，教書的那點收入根本不夠他那奢侈慣了的妻子塞牙縫。

人員集齊以後思路大致完成統一以後，便開始商量入股了。大概是當時戰亂影響太大大家都不富裕的緣故罷，最終，新月書店籌集的股本竟不過兩千元左右。

這些錢還都是五十半股、一百一股地集結而成。

根據史料記載，當時參加業務的股東有胡適、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葉公超、潘光旦、劉英士、羅努生、聞一多、饒子離、張禹九，和梁實秋。

從這個人員名單可以看出，新月書店的人員構成基本是徐志摩當初創辦新月社的同人。

啓動資金集齊後，徐志摩、胡適等便租下了環龍路環龍別墅裏的一幢房屋，當時的餘上洗夫婦正因無處可住，便順勢被安排住在了書店樓上。

這樣一來，新月書店租的這小樓便成了：樓上住人，樓下負責營業兼發行。

說來，任何年代的創業從來艱難，民國這批文人的創業也是如此。

新月書店的最初提出和創辦者雖是徐志摩，出力也屬他最大，但很遺憾，在這個項目中，實際的核心人物徐志摩並不是領袖地位，名義上的領袖人物是胡適。

爲何說是名義上呢，因爲在這個團體裏，大家都是文人，一個比一個清高，因此大家誰也不服誰，所以，在這個大羣體裏並不存在真正的領袖，自然，這個團體也並無嚴密的組織。

說起來，徐志摩想靠新月書店賺點錢，而其他人則似乎並無野心，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這個書店的最大吸引力只在於：辦同人刊物較之報紙的文藝副刊更受文人歡迎。

這個很容易理解，文藝副刊往往是報社約稿，主題等都是事先定好，而同人刊物則類似於“我手寫我心”。

一切準備就緒後，新月社成員們便開始進行相應的內容創作，畢竟這個項目的核心從來是“內容”二字。

在書店開張前，爲了造勢，他們還在1927年6月21日上海《時事新報》《青光》副刊上刊發了一篇《新月書店》開張的小文。該文寫到：

“胡適之、徐志摩等創辦之新月書店，聞已租定法界麥賽爾蒂羅路一五九號爲店址，現已付印之新書約十餘種，正在整理待印者尚有四十餘種之多，店址不廣，但佈置甚佳，開張之日，傳說有要略備茶點之意。……”

這段話的意思簡明扼地講到了新月書店的開張日期及其相關屬性等，末尾還客氣地告知公衆“略備茶點，靜候參觀”。說來，雖是小文，卻頗有廣告的意思。

6月29 日至7月1日，上海《申報》又接連三天刊出《新月書店開張啓事》。

這些“廣告”被刊發後，還真有慕名而來者。

一個慕名參觀者還在報紙上刊發了一篇名爲《新月書店參觀記》的小文，透過這篇小文，可以窺見新月書店開張第一天的大概。對於新月書店的第一眼印象，這位署名嚴家邁的參觀者是這樣描述的：

“新月書店的招牌，藍底白字，掛招牌的鐵棍上，還有一把塗金的鐮刀，遠望去，一看便是。”

從此可以看出，新月書店廣告牌的設計還是相當成功的，至少能讓有心造訪者一眼便認出。

那天，迎接參觀者嚴家邁的是新月經理餘上元，不湊巧的是，這位參觀者正好曾在北京聽過他的戲劇講演。自然，兩人免不了寒暄幾句，隨後，餘上元便帶着他參觀了書店。在講到具體參觀時，嚴家邁這樣描述到：

“樓下是發行所，書桌邊坐着兩位職員，一男一女，狀極誠懇。書桌上壓着的有《浪漫的與古典的》和《翡冷翠的一夜》等正在校對的稿子。”

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梁實秋的《浪漫的與古典的》和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當時新月書店第一批出版的書目。

很多讀者只知這兩本書都是流傳後世的佳作，卻很少有人知道：他們還是新月書店出版的第一批書籍。

參觀完編輯室後，這位參觀者在沙發休息時，余上沅還將一盤點心送到他面前。說來，這樣的體驗較之今天的書店，多少是有些不一樣的。

臨走時，余上沅還送給參觀者一份新月書店開張紀念冊。後來，參觀者嚴家邁在小文裏講到這個紀念冊時寫道：

“ 紀念冊非常有趣，封面畫着一個女人，騎在一輪新月上看書，雖然只是彎彎曲曲的幾條曲線，卻詩趣橫生。據說此乃詩人聞一多的手筆，也就無怪了。”

這篇參觀小文被刊發在書店開張第二天的《時事新報》上，小文一出，立馬爲新月書店帶來了極好的廣告效應。

創業之初的徐志摩鬥志昂揚，思如泉湧，這年8月，他的《巴黎的鱗爪》便被出版了，緊接着在9月他有出版了詩集《翡冷翠的夜》，第二年1月，他又出版了散文集《自剖》。而新月書店其他的作家、詩人也紛紛推出了詩集、散文集。

從徐志摩和他的小夥伴們當時的創作速度可以看出，他們的創業激情相當滿。當然，也可以看出，他們很缺錢，尤其徐志摩。

很快，徐志摩他們還創辦了《新月》月刊，《新月》月刊發刊詞詞首引用了兩句英文，其中一句是《舊約.創世紀》上的：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另一句是雪萊《西風頌》中的句子：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從發刊詞看，當時的新月書店其躊躇滿志、意氣風發，真真鼓舞人心、催人奮進。月刊發行後，"新月派"的主要活動正式轉移到了上海，新月書店的衆人便是後期的新月派。

《新月》月刊的出現，代表着以胡適、徐志摩爲首的這批具有時代特點的文人，開始由純文學模式開始走向文學加政治的模式。文學與政治的契合下，“新月派”終成爲了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存在。

可以說進行到後期時，徐志摩等慢慢將文學理想裝進了這個小小的新月書店，這是一定的。然而，在一派欣欣向榮中，徐志摩等創辦的新月書店卻也問題多多。

徐志摩首先遇到的問題便是股東退股，這裏的“股東”指的是新月書店大股東胡適。因爲被質疑領導交椅問題，胡適公開提出要撤出他和妻子、兒子的三百元（三股）。最終這事雖然在徐志摩的多方工作下圓滿解決了，但它卻多少動搖了新月書店的經營根基。

而另一方面，文人不善經營的弊端也開始顯現，很顯然，這些沒有生意頭腦的文人在新月書店的經營上存在明顯不善。

在管理上，因爲新月書店缺乏真正的領袖人物，整體的管理顯得很是混亂，似乎每個人都有做主權，又似乎每個人都無法最終拍板。這種境況下，整個書店似乎都沒能有個明白人，梁實秋後來很無奈地說：

“雖然我是書店的總編輯，可我不清楚書店的盈虧情形，只是在股東會議上聽取報告。新月月刊每期實銷多少我也從來不知道。”

因爲缺乏經驗，在定價上，新月書店也明顯喫了虧。平常一百幾十頁的一本平裝書，定價至少要在五毛以上，現在新月詩刊每期卻只賣二毛五，這樣做的結果自然是費力不討好甚至虧本。同樣因爲定價問題，原定價三毛的《新月》月刊屢次因篇幅過長而買四毛，這樣一來讀者自然怨聲載道。

定價問題直接關係到了書刊銷量，新月書店的書刊銷量並不容樂觀，徐志摩在談到這點時說：

“半年來承讀者的期許，使我們能夠得着三千到四千個的同情者。最樂觀計，也不過是每期發行三四千份。”

這樣的一個數字，在競爭激烈的上海，絕對是不容樂觀的。

與此同時，同人書店相比商人書店的弊端也開始顯現：這些詩人作家，因見新月書店是自己的書店便開始紛紛預支稿費，而通常這樣做的結果多是稿費拿了稿子卻遲遲未到位。在書店本就不掙錢的情況下，這些被預支的稿費無異於釜底抽薪。

在這種種困境下，新月書店還面臨盜版的問題。因爲盜印，新月書店出版的胡適所著的《白話文學史》成爲新月書店利潤可觀也被盜版嚴重的暢銷書，爲此，新月書店不得不打“盜版”官司。

然而，以上這些都不足以真正從根本上摧毀新月書店，畢竟，內容創業路上，只要內容不倒，生機便一定會在。實際上，真正讓新月書店打下悲劇烙印的是徐志摩在關鍵時刻的一個突然決定。

徐志摩一直是一個以“愛情”爲生的男人，最初，他爲了所愛女子林徽因放棄學業和大好前程歸國；後來，他爲了所愛的陸小曼竟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搶奪朋友妻，他甚至不惜爲此最終與父母決裂。

這樣的徐志摩，真真擔得起“情聖”二字。

然而，當“情聖”創業途中遭遇感情問題時，會發生什麼呢？答案是：他會因爲感情扔下所有，因爲在情聖眼裏感情永遠是第一位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哪怕它是它曾經付出無數心血的東西。

1928年，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的第二年，他和她的感情遭遇了第三者插足。這個第三者，正是徐志摩的好友、他爲陸小曼請的私人醫生翁瑞午。

因爲創業加上教學的工作，徐志摩陪伴陸小曼的時間自然就少了，爲此，陸小曼很是不滿。而徐志摩則經常對陸小曼的過大花銷頗有微詞，時間久了之後，兩人的矛盾越來越深。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常常獨處一室抽鴉片的陸小曼與翁瑞午越走越近。

這期間，素來陽光浪漫的徐志摩內心充滿了陰暗，這點從他當時寫下的詩句便可見一斑，在詩中他寫到：

“陰沉， 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這樣的徐志摩與《再別康橋》裏溫情的詩人，完全是兩種模樣。這樣陰暗的徐志摩，足以側面反映徐志摩感情受挫的程度之深。

痛苦中的徐志摩突然宣佈要遠赴歐洲，時間不定！而此時恰好正是《新月》出刊剛剛開始走向正軌時，熟悉報紙雜誌的人知道，辦一份雜誌最重要的便是檢討讀者定位、全力佈局市場，而這個階段恰是在最初階段完成的。

徐志摩在這個節骨眼上突然要去歐洲療傷，這無異於向世人宣佈：他放棄了《新月》。爲愛不管不顧，從來是“情聖”徐志摩的特點，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於是乎，無論周圍人如何勸他，如何陳述厲害關係，他都置若罔聞，他只喃喃道：“只有康河的水，能療我的傷！”

1928年8月，徐志摩第三次到了倫敦，他身後被他棄之不管的《新月》自此開始走向深淵。

徐志摩“揮揮衣袖”走後，《新月》雜誌就的編輯便變成了羅隆基。而羅隆基恰是一個與徐志摩完全不一樣的人，他上臺後開始對新月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隨即，《新月》雜誌登載的文 藝內容大幅減少，政論內容開始成爲主打，而且以抨擊國民黨爲主調。

《新月》剛剛穩定的長期訂戶們一夜之間驚呆了：我們要的風花雪月呢？怎麼突然之間變成了長槍短炮？

文人從來是不應該大談政治的，這自然也是《新月》的大忌。這點，從北洋政府時期走來的羅隆基並不清楚，他不知道，此時的政治格局早已變了。危險正在一步步靠近，可他們卻渾然不覺。

11月，許是康河水療傷效果奇佳的緣故，徐志摩竟回來了。他回來後，看到完全變了樣的《新月》雖心痛不已卻也無計可施。種種因素下，徐志摩放棄了《新月》另起爐竈再繼續風花雪月。

可《新月》畢竟是核心，放棄核心的結果從來是慘痛的。

在徐志摩不管《新月》的這期間，胡適還曾在《新月》上發表《孫中山先生 的“行易知難”說述評》等系列文章，這種行爲，相當於直接拿國民黨的祖宗開刀，當時執政者蔣介石豈能容忍？

很快，1930年，因爲新月書店出版書刊涉政，它因“詆譭本黨”而被通令查禁（後被解禁）。這以後，徐志摩這個創業項目終因內外交困而陷入極大的困境中，一如他帶着綠色的感情。

1931年，新月書店面臨倒閉，關鍵時刻，古道熱腸的邵洵美只得從家裏拿出一筆錢入股，以解書店及雜誌的燃眉之急，隨後又提供擔保，從中國銀行透支一萬元……此時，新月書店實際已經處於瀕臨倒閉的階段。

說來，徐志摩在這次創業中也算是真正體會到了“創業的艱難”，在體會艱難的同時，爲了養家餬口，他和其中的很多文人一樣開始找其他渠道掙錢。

在新月書店勉強爲繼的當口，徐志摩爲養活花銷巨大且吸食鴉片的陸小曼不得不各種兼職，他甚至還爲了錢做起了房地產中介，蔣百里的房子便是經由他的手成功交易。

爲了節省開支，徐志摩甚至爲了一張長期免費的機票替中國航空公司打起了廣告，真真是爲了錢無所不用其極。

恰也因爲這張免費機票，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搭乘中國航空公司“濟南號”郵政飛機北上時，因遭遇飛機失事辭世了。

徐志摩遇難後不久，標誌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雖經葉公超等人艱難支撐，終是氣 數已盡。1933年6月，《新月》月刊宣佈停刊。

三個月後的9月23日，經由潘光旦長兄潘孟翹與胡適出面接洽，新月書店連同債務和書稿全部盤給了商務印書館。

自此，徐志摩的創業終以失敗告終，新月同人的文學夢終慘淡凋零！回頭看，若在關鍵節點上徐志摩不感情用事衝動出走，一切的結局或許會完全不一樣……

本原創文相關參考文獻：

《情濃化不開徐志摩》韓石山

《我用盡青春，只爲尋你:徐志摩傳》白落梅

《志在摩登》美 徐善曾

《愛眉小札》 、《志摩的詩》徐志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