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書法的先河，書法史上承前啓後的書法大師

初唐時期是繼魏晉南北朝以來又一個書法黃金時期，在書法史上起着承上啓下的作用。作爲“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虞世南，無論是在書法作品還是書法理論在同時期的書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虞世南繼承了南朝書法的風格特點，同時又開創了唐代尚法的先河。

作爲初唐四家之一的虞世南在初唐時期的地位遠遠高於其他三位。與其同時期的歐陽詢，從年齡上看與虞世南相仿，只比其大一歲，然而縱觀歷代書法家對二人的評價可知，虞世南在初唐時期書壇地位遠遠高於歐陽詢。張懷瓘在《書斷》中評道“然歐之與虞，可謂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兔也。論其成體，則虞所不逮。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虞則內涵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

從兩人的書法風格來看，虞世南剛柔並濟，而歐陽詢鋒芒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爲優”一語幾乎成了虞世南地位的定論。朱長文在《續書斷》中說“（虞世南）故其爲書，氣秀色潤，意和筆調，然而合含剛特，謹守法度，柔而莫瀆，如其爲人；雖歐、虞同稱，德義乃出詢右也。”朱長文對虞的評價基於其個人性格、品德方面，認爲虞字如其人，形成了獨特的具有中和之美的書法風格。梁巘在《評書貼》中說“歐陽詢險勁遒刻，鋒骨凜凜，特闢門徑，獨步一時，然無永師之韻，永興之和，又其次也。”

到了清代，梁巘認爲歐沒有智永的韻、虞永興的和，相較這二人次之。從以上書家的評論中可以得知，虞世南在初唐時期地位極高，而這種地位的確立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離不開其自身書風的獨特性，二是迎合了初唐時期的書法審美風尚。

唐朝是我國書法史上一個輝煌的時期，初唐書法的繁榮離不開統治者的愛好和推崇。武德四年，唐高祖李淵設立修文館。唐太宗即位後改名爲弘文館。弘文館是當時國家藏書的地方，聚書二十餘萬卷，也是皇帝招攬賢文學之士的地方，置學士，掌校正圖籍，教授生徒。據《唐會要》記載“貞觀元年,敕見在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於館內學書……敕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

同時，弘文館還是書法研究學習的地方，教授書法的老師都爲當時書法名家。雖然弘文館只是針對封建統治集團內部，但是其對初唐時期尚書法的社會風氣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弘文館的設立也爲虞世南書法才能的施展提供了良好的平臺。

虞世南和唐太宗的關係不僅是君臣，更是益友。據《貞觀政要》記載唐高祖去世後，太宗由於過度操勞，身體欠佳，國事有所耽誤，但是隻要虞世南覲見太宗必會高興的親自接見。並且還發出“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治？”這樣的感嘆。太宗不僅在國事上能夠採納虞世南提出的中肯意見，還能夠將自己的喜怒哀樂與其傾訴，可見兩人的關係已不僅限於君臣。虞世南的去世，令太宗極度悲傷和惋惜，在給魏王的信中寫道“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雲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 石渠、東觀指的是藏書、校書的地方，相當於唐朝的弘文館。

虞世南在初唐時期享有很高的聲譽，不僅僅只是書法家，還具有文學家、政治家、詩人等多重身份。另外，由於自身理論和客觀條件的有限，關於虞世南書法理論的分析還不夠透徹，沒有深入挖掘其思想內涵，只是流於表面的研究。對於其在同時代的書法家來說未進行深入的比較，在地位的突出上還有欠缺，對後世書家的影響也沒有歸納的特別詳盡，在今後的研究中還需進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