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崛起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雅隆河谷地区，松赞干布继位后，兼并羊同、苏毗等周边势力。约于644年（贞观十八年），完成了一统西藏高原的伟业。

贞观九年的东亚版图

作为亚洲乃至世界海拔最高的地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高原的边缘则高山环绕，峡谷深切。

北方的昆仑山脉、南方的喜马拉雅山脉、西方的喀喇昆仑山脉、东方的横断山脉，将藏北高原、藏南谷地、喜马拉雅山地、藏东横断山地等四大地貌单元，包裹成一个巨大而独立的地理单元。

基于地理上的特点，很多人都天然的认为，西藏是一处被群山封闭起来的秘境。

藏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源于其封闭的地理特点。甚至，很多藏族同胞都秉持这一观点。

其实，西藏地区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封闭，而塑造西藏文化的过程中，与周边文化现象的不断交融，恰恰是藏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来源。

我将用几篇互相关联的文章，阐述吐蕃王朝（公元七至九世纪）时期，青藏高原四个大方向上的交通干线，以及流动在这些交通干线的商品和文化！

1、东北方向——“唐蕃古道”和“尼蕃古道”；

2、东、东南方向——通南诏国和川西的道路（茶马古道）。

3、西北方向——阿里地区穿羌塘高原，通向新疆南疆的道路（克里雅古道、克里阳古道、桑株古道）；

4、西、西南方向——通中亚、南亚、西亚的道路（勃律道、罽宾道）；

以此来说明，身处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结合地带的吐蕃，曾有一段兼收并蓄、吸纳改良的阶段。

一、东北方向的“唐蕃古道”，极其延伸段“吐蕃——泥婆罗”通路。

唐蕃古道是吐蕃所有通道中最重要的一条，以上论断并不源于我是个汉族，带有某种虚幻的民族自豪感。

而是因为唐蕃古道上流动的，绝不仅限于唐蕃两国的官员。虽然，两国官员往来确实很频繁。

有学者曾对唐蕃的使臣互访做过统计，在两国二百年交往史上，使臣往来多达290多次，唐使100多次，蕃使180多次（谭立人、周原孙—《唐蕃交聘表》）。

换言之，每年唐蕃古道上，都至少有一队使臣在艰难跋涉。两国往来密切时，使臣往返几乎连踵而至。

但古道上流动更频繁的是物资、技术和文化，吐蕃王朝的官阶告身、律法、天文历算、藏医、乃至造纸、制墨、烧陶等技术，全都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因此，才使汉藏文化变得你中有我、密不可分。

唐蕃古道大略上可以分成东、西两段，东段的大体走向是：长安，经凤翔（陕西宝鸡）、陇州（陕西陇县）、秦州（甘肃天水）、渭州（甘肃陇西县）、临州、河州（或兰州）、鄯州（今青海乐都）。

西段就是从鄯州到拉萨的路程，但因相比于东段，皆在唐朝境内记载颇多，西段多在吐蕃控制区，史料记载弥漫不清。

但从大方向上可知，古道应至少经过玛多、玉树、杂多、那曲，再到拉萨。

很多人都将这条“汉藏金桥”（五世达赖喇嘛语），归功于由文成公主出嫁而开辟。

但可以很肯定的说，“唐蕃古道”发端的时间，应远早于文成公主。

在公主出嫁前，吐蕃使臣曾三次入长安求亲，一次唐使回访拉萨，走的肯定就是唐蕃古道的线路。

但文成公主走过后，唐蕃古道的等级意义，确实得到了迅速提升。由之前的民间商道，演变为两国使臣奔行的“官途”。

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自从文成公主入藏后（贞观十五年，641年），汉僧取此路入天竺求法的人明显增多。

而玄奘西天取经时（贞观五年，631年），所选道路是贯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恰好绕过了青藏高原。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主出嫁前，唐蕃古道在人们心中的道路等级很低。有可能尚不如路途虽远，但相对较成熟的丝绸之路顺畅。

另外，成为“官途”后的唐蕃古道，似乎出现了驿站的设置。

从《新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来看，“唐使入蕃，公主每迎劳于此”、“唐使至，赞普每慰劳于此”、“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于此”。

吐蕃既然经常在某几个固定地点迎候唐使，而不设置驿站，是不符合常理的。

因此，藏史里关于鹘莽驿、突录济驿、农歌驿记载，应当都是吐蕃官方人员管理，并有驻军的驿站设置。

这些驿站的设置，对保证人员流动的安全、高效裨益甚大，也促使其成了商贾和僧人趋之若鹜的通途。

当然，可以想见吐蕃向青海、河陇的拓展，也应由此路而来。

所以，这条通向唐朝腹地的道路，应该是已确知所有进藏道路中，等级最高、路况最完善的通道，并成元、明、清三代，沟通汉藏通路的基础。

二、唐蕃古道的延伸段，“吐蕃——泥婆罗”道。

唐蕃古道到达拉萨后，并没有终止，而是继续向南延伸，经日喀则地区，取道芒域贡塘（吉隆沟），一直延伸到了泥婆罗（尼泊尔）。

和唐蕃古道一样，“蕃泥古道”也不出意外的，被归功于入嫁吐蕃的赤尊公主。

但和文成公主道理一样，吐蕃和泥婆罗的交往古已有之。作为一度去天竺的必经之地，“蕃泥古道”由赤尊公主入藏而始是不太客观的。 同样，唐使王玄策无意中发现“蕃泥古道”，也一样不符合逻辑。

泥婆罗作为吐蕃的属国，藏史上屡见“赞普驻于此地”的记载，且吐蕃王室成员曾一度担任泥婆罗国王。

两国间的交通，应该相当便捷且重要，否则吐蕃赞普不会经常去泥婆罗的行宫。

另外，这条沟通南亚、中亚的捷径，也成了文化交流的通道。吞米桑布扎的天竺求学之路由此南去，而寂护、莲花生等大师的传法脚步由此北来。

如果将“唐蕃古道”和“蕃泥古道”连成一体，那对西藏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南、北两极便出现了。

南方文明影响了，西藏的文字和精神领域，而北方文明则主导着，西藏的科技和生活方式（包括政治结构）。

“唐蕃古道”和“蕃泥古道”贯通后，实际上将唐朝和天竺连接在了一起，极大的方便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此前，唐朝僧人赴天竺学经和使节往来多取道古丝路龟兹道，此路需绕行吐火罗、大小勃律（帕米尔高原）经由疏勒、龟兹到达长安，由于路途遥远，往返竟需花费4年。

而“唐竺古道”贯通后，玄照法师赴天竺习经后，经吐蕃拜见文成公主后归唐，“巡涉西蕃而至东夏（唐），以九月而至部，正月便到洛阳”其整个行程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

另外，王玄策从天竺出访归来，在带回了10位制糖工匠。他们在江南用“竹甑法”制出了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自此，天竺制糖法也在中华落地生根，并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