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崛起於雅魯藏布江南岸的雅隆河谷地區，松贊干布繼位後，兼併羊同、蘇毗等周邊勢力。約於644年（貞觀十八年），完成了一統西藏高原的偉業。

貞觀九年的東亞版圖

作爲亞洲乃至世界海拔最高的地區，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高原的邊緣則高山環繞，峽谷深切。

北方的崑崙山脈、南方的喜馬拉雅山脈、西方的喀喇崑崙山脈、東方的橫斷山脈，將藏北高原、藏南谷地、喜馬拉雅山地、藏東橫斷山地等四大地貌單元，包裹成一個巨大而獨立的地理單元。

基於地理上的特點，很多人都天然的認爲，西藏是一處被羣山封閉起來的祕境。

藏民族獨特的文化特徵，源於其封閉的地理特點。甚至，很多藏族同胞都秉持這一觀點。

其實，西藏地區遠沒有想象中那麼封閉，而塑造西藏文化的過程中，與周邊文化現象的不斷交融，恰恰是藏文化獨特性的重要來源。

我將用幾篇互相關聯的文章，闡述吐蕃王朝（公元七至九世紀）時期，青藏高原四個大方向上的交通幹線，以及流動在這些交通幹線的商品和文化！

1、東北方向——“唐蕃古道”和“尼蕃古道”；

2、東、東南方向——通南詔國和川西的道路（茶馬古道）。

3、西北方向——阿里地區穿羌塘高原，通向新疆南疆的道路（克里雅古道、克里陽古道、桑株古道）；

4、西、西南方向——通中亞、南亞、西亞的道路（勃律道、罽賓道）；

以此來說明，身處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中華文化結合地帶的吐蕃，曾有一段兼收幷蓄、吸納改良的階段。

一、東北方向的“唐蕃古道”，極其延伸段“吐蕃——泥婆羅”通路。

唐蕃古道是吐蕃所有通道中最重要的一條，以上論斷並不源於我是個漢族，帶有某種虛幻的民族自豪感。

而是因爲唐蕃古道上流動的，絕不僅限於唐蕃兩國的官員。雖然，兩國官員往來確實很頻繁。

有學者曾對唐蕃的使臣互訪做過統計，在兩國二百年交往史上，使臣往來多達290多次，唐使100多次，蕃使180多次（譚立人、周原孫—《唐蕃交聘表》）。

換言之，每年唐蕃古道上，都至少有一隊使臣在艱難跋涉。兩國往來密切時，使臣往返幾乎連踵而至。

但古道上流動更頻繁的是物資、技術和文化，吐蕃王朝的官階告身、律法、天文歷算、藏醫、乃至造紙、制墨、燒陶等技術，全都深受唐朝文化的影響。因此，才使漢藏文化變得你中有我、密不可分。

唐蕃古道大略上可以分成東、西兩段，東段的大體走向是：長安，經鳳翔（陝西寶雞）、隴州（陝西隴縣）、秦州（甘肅天水）、渭州（甘肅隴西縣）、臨州、河州（或蘭州）、鄯州（今青海樂都）。

西段就是從鄯州到拉薩的路程，但因相比於東段，皆在唐朝境內記載頗多，西段多在吐蕃控制區，史料記載瀰漫不清。

但從大方向上可知，古道應至少經過瑪多、玉樹、雜多、那曲，再到拉薩。

很多人都將這條“漢藏金橋”（五世達賴喇嘛語），歸功於由文成公主出嫁而開闢。

但可以很肯定的說，“唐蕃古道”發端的時間，應遠早於文成公主。

在公主出嫁前，吐蕃使臣曾三次入長安求親，一次唐使回訪拉薩，走的肯定就是唐蕃古道的線路。

但文成公主走過後，唐蕃古道的等級意義，確實得到了迅速提升。由之前的民間商道，演變爲兩國使臣奔行的“官途”。

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自從文成公主入藏後（貞觀十五年，641年），漢僧取此路入天竺求法的人明顯增多。

而玄奘西天取經時（貞觀五年，631年），所選道路是貫通西域的“絲綢之路”，恰好繞過了青藏高原。

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公主出嫁前，唐蕃古道在人們心中的道路等級很低。有可能尚不如路途雖遠，但相對較成熟的絲綢之路順暢。

另外，成爲“官途”後的唐蕃古道，似乎出現了驛站的設置。

從《新唐書·地理志》和《新唐書·吐蕃傳》的記載來看，“唐使入蕃，公主每迎勞於此”、“唐使至，贊普每慰勞於此”、“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候於此”。

吐蕃既然經常在某幾個固定地點迎候唐使，而不設置驛站，是不符合常理的。

因此，藏史裏關於鶻莽驛、突錄濟驛、農歌驛記載，應當都是吐蕃官方人員管理，並有駐軍的驛站設置。

這些驛站的設置，對保證人員流動的安全、高效裨益甚大，也促使其成了商賈和僧人趨之若鶩的通途。

當然，可以想見吐蕃向青海、河隴的拓展，也應由此路而來。

所以，這條通向唐朝腹地的道路，應該是已確知所有進藏道路中，等級最高、路況最完善的通道，併成元、明、清三代，溝通漢藏通路的基礎。

二、唐蕃古道的延伸段，“吐蕃——泥婆羅”道。

唐蕃古道到達拉薩後，並沒有終止，而是繼續向南延伸，經日喀則地區，取道芒域貢塘（吉隆溝），一直延伸到了泥婆羅（尼泊爾）。

和唐蕃古道一樣，“蕃泥古道”也不出意外的，被歸功於入嫁吐蕃的赤尊公主。

但和文成公主道理一樣，吐蕃和泥婆羅的交往古已有之。作爲一度去天竺的必經之地，“蕃泥古道”由赤尊公主入藏而始是不太客觀的。 同樣，唐使王玄策無意中發現“蕃泥古道”，也一樣不符合邏輯。

泥婆羅作爲吐蕃的屬國，藏史上屢見“贊普駐於此地”的記載，且吐蕃王室成員曾一度擔任泥婆羅國王。

兩國間的交通，應該相當便捷且重要，否則吐蕃贊普不會經常去泥婆羅的行宮。

另外，這條溝通南亞、中亞的捷徑，也成了文化交流的通道。吞米桑布扎的天竺求學之路由此南去，而寂護、蓮花生等大師的傳法腳步由此北來。

如果將“唐蕃古道”和“蕃泥古道”連成一體，那對西藏文化影響最深遠的南、北兩極便出現了。

南方文明影響了，西藏的文字和精神領域，而北方文明則主導着，西藏的科技和生活方式（包括政治結構）。

“唐蕃古道”和“蕃泥古道”貫通後，實際上將唐朝和天竺連接在了一起，極大的方便了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此前，唐朝僧人赴天竺學經和使節往來多取道古絲路龜茲道，此路需繞行吐火羅、大小勃律（帕米爾高原）經由疏勒、龜茲到達長安，由於路途遙遠，往返竟需花費4年。

而“唐竺古道”貫通後，玄照法師赴天竺習經後，經吐蕃拜見文成公主後歸唐，“巡涉西蕃而至東夏（唐），以九月而至部，正月便到洛陽”其整個行程僅用了4個多月的時間。

另外，王玄策從天竺出訪歸來，在帶回了10位製糖工匠。他們在江南用“竹甑法”製出了顏色較淺亮的精沙粒糖。自此，天竺製糖法也在中華落地生根，並不斷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