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造成了安徽政坛的巨大震荡。主政安徽10年的曾希圣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调离了安徽。

一

七千人大会前,中央面临着粮食紧张的困境。为打破困局,中央专门请6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商讨对策。结果,与会者表现出畏难情绪。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议,召集全国的地委书记来北京开会,以“打通思想”。毛泽东不仅采纳陶铸的建议,还决定扩大会议规模,让县委书记也参加会议。结果,一场规模空前的、七千人参会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了,史称“七千人大会”。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等人率安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没有举办开幕式,而是直接将大会报告稿发给了与会者。对报告中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说法,很多与会者持不同意见。确实,经过“大跃进”,全国各地的经济形势跌入低谷。现在经济稍有复苏,很多地方难以完成中央粮食征购的任务。中央发现了地方的不满情绪,及时扭转了会议主题:由反对地方的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总结经验教训为主。1月16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提出修改报告的第一稿。毛泽东说:“先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原报告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

当晚,大会报告第二稿的起草委员会组成。1月24日,改出了大会报告第二稿。期间,起草委员会内部出现了论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倾向于“反对分散主义”,但是柯庆施、陶铸、王任重、彭真基于各自的考量,提出了不同意见。

在这期间,安徽大组内外向中央释放出不满曾希圣的信号。此前,曾希圣要求安徽各小组(安徽大组以地委为单位分成了若干小组)的组长“引导和把握代表们的发言”,实际上制造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没有人敢公开提出对曾希圣的意见(参见董忠义:《马骞的检举信与七千人大会》,载2014年第11期《炎黄春秋》)。即便偶有热烈的讨论,只要曾希圣一到场,顿时鸦雀无声,气氛沉闷。曾希圣还指使人修改会议简报,竭力掩饰问题。如看到宿县地区小组有人反映安徽把支持“三改”(所谓三改,是曾希圣在安徽农业生产上积极推行的三项改革,包括改变耕作方法、改变收获季节、改种高产作物。安徽农业“三改”曾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否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曾希圣找到宿县地区小组组长,把简报改成“听曾希圣同志说过,‘三改’问题不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条件”(参见安徽省革命大批判联络站编:《打倒黑霸王曾希圣》,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8页)。

1月25日,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写信给“中央并敬爱的主席”,揭露说:“我们安徽问题很多,盖子没有揭开,在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都严重存在着,并已发展到根深蒂固。不把这些问题反掉,回去工作也是搞不好的”。马骞提了两条建议:“我也考虑这么多负责人长期在京开会,家里工作是会受影响的。我提两个办法:一是谁首先解决问题就先回去,我们留下继续搞;二是按时结束回去,中央派负责同志到我们省去掌握搞,把问题彻底解决。”信的最后,马骞希望“这信不要转给我们省委同志看,因他们作风还未转变前,我还不相信他们对人不打击报复的”。此外,还有人认为,中央决议、主席指示在安徽执行时有“不大灵”的问题,安徽“不大听话”,“上情不能下达”。

马骞的信,代表了安徽一大批干部的意见,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来,毛泽东在1月27日的讲话中宣布,大会将于30日结束,至迟31日结束。1月29日,毛泽东突然提议,延长会期,要开“出气会”。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毛泽东还说:“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账,不打击,不报复”(参见《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1月30日,毛泽东批评了第一书记的“个人独断”。他说:“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算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二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安徽部分地委书记的共鸣,有些人听完讲话后都哭了。这些地方因为出现非正常死亡或执行“责任田”不力等问题,被安徽省委要求做检讨。现在,这些地委书记感到“政治气氛好了”,“压力减轻了”。

中央还决定,几位常委分别到各省听取讨论情况。参加安徽大组会议的是刘少奇。得知刘少奇要来,曾希圣还让彭真捎话,希望刘少奇能“鼓鼓干劲”。1月30日晚上,刘少奇第一次到安徽大组讲话。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华东局第三书记李葆华参加会议(之前李葆华知道刘少奇要到安徽大组,提醒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陪同。结果,柯庆施不去,让李葆华陪同)。

讲话伊始,刘少奇就拒绝了曾希圣“鼓鼓干劲”的请求。刘少奇说:“假如说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相当多的人还没有把气出完,要人家鼓干劲,气就更多了,要鼓干劲首先要出气,要充分发扬民主。”刘少奇还提到了马骞的信,说“安徽有些同志肚子里的气还没有出完”,“应当把盖子揭开,批评缺点错误”。刘少奇说,安徽省1959年、1960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非正常死亡”、“农业生产减产”等,并质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刘少奇还说,这些问题“首先省委要作出判断,作出估计”,“与其回去搞,倒不如在这里搞。今年不搞,明年还要搞,后年还要搞。50年以后还要讲,这个盖子必须揭,与其迟揭不如早揭”[参见《刘少奇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一次讲话》(1962年1月30日),载《文革光盘》]。

这一次的讲话,刘少奇打破了安徽的两个“禁区”———农业“三改”和张恺帆案。曾希圣在安徽积极推行“三改”:1953年提出“三改”,1954年开始“重点实验”,1955年后就浮夸“三改”成绩。反右运动后,安徽还别出心裁地将是不是支持“三改”作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之一。从此,无人敢公开质疑“三改”。针对“三改”,刘少奇说:“三改问题到底对不对?也可以讨论一下,还能一点也没有错?”针对张恺帆案,刘少奇说:“张恺帆的问题可以讨论,到底搞错误了,还是搞对了,要重新讨论一下。那些界限都要打破,中央总路线可以讨论,你们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讨论。”

据在现场作记录的陆德生回忆,曾希圣当场就跟刘少奇顶了起来,两人“谈得很僵”。

2月3日,刘少奇第二次来到安徽大组,柯庆施也出席了会议。此时,中央监委、中组部和华东局的“负责同志”已找曾希圣谈过话,省委的“四个同志”也对曾希圣开展了面对面的批评。曾希圣首先检讨,他说:“这是我生平最深刻的一次宝贵教育”。曾希圣检查自己4个方面的问题:一、对中央和主席的批示,没有认真研究,不求甚解,贯彻不力,有的怀疑观望,有的各取所需,有的根本违反了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例如,对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写的《党内通信》,“没有引起省委重视,以致发下以后一个多月就收回来了”。二、实际上形成了对中央封锁消息。包括对非正常死亡“知情不报”,“封锁”中央检查组,“存在护痛思想”、瞒报“死亡人数”[这里所说“死亡人数”,实际指“非正常死亡人数”(参见尹曙生:《读曾希圣给中央的检查》,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等。三、对中央有些部门傲慢乱顶,对友邻地区关系没搞好。包括不尊重中央监委检查组、人民日报社,与江苏关系紧张等。四、对同级和下级不民主。包括家长作风,上下级形成“猫鼠关系”等。

曾希圣检讨在“三改”等问题上,“出了不少错误”。曾希圣认为自己犯错的“思想根源”,“主要是个人英雄主义,自己觉得有一套,缺乏谦虚谨慎精神”。他还表示,“准备在今后实际工作中,还对党、对人民、对同志们的这笔账,认真改正自己的错误”[参见《曾希圣同志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一次自我检查》(1962年2月3日)]。

黄岩也作了检查。黄岩首先解释了“向中央封锁非正常死亡情况的问题”,包括布置针对中央检查组王维纲等人的“告反状”,尽量压缩死人数字(根据尹曙生的考证,此处“死人数字”,实际上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曾希圣、黄岩均将“非正常死亡人数字”说成“死亡人数”、“死人数字”)。黄岩还检讨了“个人作风问题”,包括对下级是“压服而不是说服”、“下边干部怕我”等问题。谈到“省委领导问题”时,黄岩说自己“迁就原谅”曾希圣,主要“怕吵起来”,也“怕顶起来自己下不来台,于自己面子不好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黄岩检讨自己有“严重个人主义”,“保证在今后工作中痛改前非,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来赎减自己的罪责”。黄岩还向曾希圣提出如下意见:一、好胜求强,贪大求快,不顾条件,不顾可能,硬干蛮干。二、乱出新花样,有的未经试验成功,就急于制造和推广。三、在1958年后,重点抓工业,放松了农业,而在抓农业中,抓生产力方面的多,特别是水利等基本建设多,抓生产关系方面少。四、态度蛮横,随便训人。不仅对下级发脾气,其他省委书记、常委也经常“挨他熊”。五、在工作中独断专行,听不进反面意见,破坏了党内民主。黄岩还表态:“如果今后我们(指与曾希圣)还在一起工作的话,我一定改变过去原谅迁就他的态度,坚决地同他的坏脾气坏作风作斗争[参见《黄岩同志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自我检查(一)》(1962年2月3日)]。

应该说,曾希圣、黄岩的检讨,说出了一些重大问题,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同时,他们对“非正常死亡”等问题还有所保留,故意将“非正常死亡人数”说成是“死亡人数”、“死人数字”。曾希圣、黄岩检讨后,刘少奇问与会者:“这个检查你们看看有没有进步啊?你们满意不满意啊?”部分人回答“有进步”,但大多数人回答“不满意”。刘少奇问有没有人“发表意见”,十几位代表举手要求发言。刘少奇接着说,“要敢于讲话”,安徽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曾希圣、黄岩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如,1959年“反瞒产”搜掉农民所剩无几的粮食,是中央批转的报告。再如,1959年从安徽调出粮食,“是中央叫调的”。刘少奇说,“死人同粮食有关系,但不完全是粮食问题,其他政策不当也有关系”。中央发现问题,最早的是河南、甘肃、山东,“安徽发现得最迟”。安徽恶劣之处在于,安徽省委“发现自己错误”却“不上报”,“这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接着,安徽省军区第二政委李世焱(当时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由曾希圣兼任)等人发言。军方也支持揭曾希圣的盖子。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对李世焱说:“你大胆讲,不要有顾虑,今后如果不好工作,可以调到其他省去。”(参见《马骞的检举信与七千人大会》)李世焱揭露了曾希圣在路线、政策等方面犯了严重错误。还有人揭露,对所谓特殊政治案件(即“吃人肉”案),“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常委都不知道”。听完代表的发言,刘少奇说:“有人讲你曾希圣‘老虎屁股摸不得’,摸了怕将来报复,我看在这里就得摸一下,看他怎么样。”刘少奇还说,要恢复“讲老实话”的风气,“从今天以后再讲假话,要立即开除党籍,不管是谁,30年党龄也要开除党籍”。对安徽只上报117万“非正常死亡”人数,刘少奇批评说:“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报上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参见《刘少奇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1962年2月3日)]。

三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的代表依然留在北京,继续开会。2月9日,刘少奇第三次来到安徽大组。曾希圣、黄岩作了第二次检查。

第二次检查前,柯庆施找曾希圣谈话。曾希圣说,这次检查“是对过去的曾希圣的揭发批判”。曾希圣检讨涉及3个方面:封锁掩盖、宗派主义、过火斗争。在检讨“封锁掩盖”时,曾希圣反思了张恺帆案,说“如果无为的盖子早揭开,从中吸取教训,安徽的问题就不会那样严重”。他还检讨对中央检查组“告反状”、瞒报非正常死亡人数、排查马骞的信由何人所写(起初,刘少奇公布马骞的信时隐去了其姓名。安徽的代表纷纷猜测信由何人所写,马骞见此情形后,公开了信是由他所写)等问题。针对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庆梅下令扣压人民来信、省委常委彭宗珠下令拘捕杨效椿外甥董忠义等错误,曾希圣揽了责任。曾希圣检讨自己把责任“推给省委一些同志”,如1960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让黄岩替自己承担责任;把责任“向上推”,说“死人是调粮过头产生的”;把责任“向下推”,说“下面有些瞎指挥,违法乱纪,逼死人,省委不能全担”。在检讨“宗派主义”时,曾希圣说自己“对上闹独立”,收回了毛泽东的《党内通信》,对中央检查组“告反状”等;在省委内部,“我信任的人,就委之以重任,而且偏听偏信;看不顺眼的人就摆在那里,对提了我意见的就疏远,甚至加以排挤,伤害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家长式的领导,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凭自己主观好恶来使用干部”,“胸襟狭窄,度量不大”;“对江苏的关系搞得很紧张,缺乏从团结出发,从克制自己的精神办事”。在检讨“过火斗争”时,曾希圣反思了在反右派、反右倾中制造的李世农案、杨效椿案、张恺帆案、陆学斌案(在反右派斗争中,李世农、杨效椿等人被打成“李世农反党集团”;在反右倾中,张恺帆、陆学斌被打成“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最后,曾希圣表态:“现在我深深认识到我的错误异常严重,给安徽工作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我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的罪过是还不清的,我唯一的决心是虚心倾听大家的意见,永远倾听群众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戴罪立功”[参见《曾希圣同志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自我检查》(1962年2月9日)]。

1958年10月,柯庆施(中)、曾希圣(左)陪同刘少奇视察安徽,在省博物馆观看革命文物

曾希圣第二次检讨,已经比较深刻了。但对一些问题,他还有解释,有保留。如,针对“特殊案件”只能向第一书记汇报的问题,曾希圣说:“我思考再三,仍是没有回忆起来”;对李世农案,曾希圣还坚持“李世农是有错误的”;对“三改”、“水网化”和“责任田”,曾希圣说:“到底错在哪里,我自己要进一步检查,还请同志们进行批评,以便在弄清是非的基础上,要本着有错就改的原则来改正。”曾希圣还请求中央“调动我的职务,给我到一定地方去锻炼”。

黄岩的第二次检查,分析了安徽非正常死亡位居全国前列的原因。他说:“斗张恺帆是安徽农村死人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后,就连黄岩自己“也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了,看到了也不敢讲,就怕讲死人,怕讲揭盖子的话,造成了人人自危和知情不报的坏风气”。第二个原因,是曾希圣“不喜欢人民来信反映所谓消极面的问题”。第三个原因,是“对上谎报成绩,夸大产量,由报喜不报忧到封锁中央抵抗检查”。黄岩检讨说:“我是曾希圣同志的主要帮凶”。黄岩解释说,自己有两条“辫子”抓在曾希圣手里:一是张恺帆成为书记处书记,是他建议的;二是他还说过省委日常工作可由曾希圣、桂林栖、张恺帆“三人轮着干”,被人指责“把曾希圣同志置于何地”。有了这两条“辫子”,黄岩对曾希圣就有了很强的依附性。1960年12月,黄岩代表安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为曾希圣推脱责任,把问题都揽在自己身上。黄岩最后表态:“我决心在今后工作中埋头苦干,努力学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此来赎减自己的罪责。我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再次请求党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以利教育我自己和教育全党”[参见《黄岩同志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自我检查(二)》(1962年2月9日)]。

刘少奇在安徽大组的第三次讲话中,总结了曾希圣的功过,宣布了曾希圣调离安徽,由李葆华主政安徽。刘少奇说,“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问题,省委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问题”,“安徽的好事是以曾希圣同志为中心做的,安徽的不好事也是以曾希圣为中心搞出来的”。刘少奇肯定了曾希圣主观上“想力争上游,把安徽工作搞好”,结果却是“变成了一个下游,事与愿违”。刘少奇说,曾希圣的问题在于“用曾希圣的面貌来改造安徽的党,改造安徽的社会”,而不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面貌———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党”。针对安徽的“三改”、责任田、张恺帆案等问题,刘少奇代表中央承担相应的责任。刘少奇表示,张恺帆案、李世农案、杨效椿案、陆学斌案等要“重新审查”,“中央准备派人到安徽,华东局也要派人去和省委一起审查,研究这些案件。受过处分、批判、打击的人,需要重新作出结论的话,可以重新作出结论”。刘少奇的讲话,为安徽1962年的甄别平反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见《刘少奇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三次讲话》(1962年2月9日)]。

刘少奇说,曾希圣的个人错误“可以原谅”,但他掩盖安徽的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曾希圣封锁中央,“有独立王国性质”。曾希圣“调动职务”的请求,也为中央采纳。所以,曾希圣被调离安徽,由李葆华主政安徽。刘少奇向安徽代表介绍了李葆华:“李葆华同志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大,那么厉害。这个人比较和气,好和他讲话,不打击报复人,不会做假报告,你有不同意见可以和他讲,他这个人有民主作风,好处就在这里。至于出主意,作决断,要你们大家帮他忙。”

张素华说,曾希圣调离安徽的原因,中央“似乎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但安徽省委下发的通知,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中的缘由。1962年3月21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关于传达中央将曾希圣同志调离安徽的通知”中说,“曾希圣同志所犯的错误是政治性质的严重错误”,主要表现有:一、对中央方针,合口味的就办,不合口味的就不干。如收回《党内通信》、推行“责任田”等。二、向中央反映情况报喜不报忧,吹嘘成绩,隐瞒错误,特别严重的是,1959年以来安徽农村发生了严重的非正常死亡,曾希圣同志不但知情不报,长期对中央封锁,还对要求揭盖子的人进行压制和打击。三、在领导作风上独断专行,不讲民主,不经省委讨论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如不少重大案件常由他和公安厅长研究决定。四、在干部政策上,团结少数,压制多数,使用、提拔干部则以他个人好恶为依据。五、对待干部和人民来信,也采取了极其错误的态度[参见《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传达中央将曾希圣同志调离安徽的通知》(1962年3月20日),据肥西县档案馆馆藏,编号为X001-001-258的档案]。

曾希圣调离安徽后,保留了华东局第二书记的职务,1965年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处于“赋闲”状态的曾希圣,逐渐淡出了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