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造成了安徽政壇的巨大震盪。主政安徽10年的曾希聖被免去省委第一書記,調離了安徽。

一

七千人大會前,中央面臨着糧食緊張的困境。爲打破困局,中央專門請6箇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商討對策。結果,與會者表現出畏難情緒。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提議,召集全國的地委書記來北京開會,以“打通思想”。毛澤東不僅採納陶鑄的建議,還決定擴大會議規模,讓縣委書記也參加會議。結果,一場規模空前的、七千人蔘會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了,史稱“七千人大會”。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省長黃岩等人率安徽代表團參加了大會。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召開時,沒有舉辦開幕式,而是直接將大會報告稿發給了與會者。對報告中提出的“反對分散主義”說法,很多與會者持不同意見。確實,經過“大躍進”,全國各地的經濟形勢跌入低谷。現在經濟稍有復甦,很多地方難以完成中央糧食徵購的任務。中央發現了地方的不滿情緒,及時扭轉了會議主題:由反對地方的分散主義爲主,改成了總結經驗教訓爲主。1月16日,毛澤東召集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提出修改報告的第一稿。毛澤東說:“先談談主要矛盾是什麼,統一思想之後再寫稿子。原報告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確的不能推翻。”

當晚,大會報告第二稿的起草委員會組成。1月24日,改出了大會報告第二稿。期間,起草委員會內部出現了論爭,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人傾向於“反對分散主義”,但是柯慶施、陶鑄、王任重、彭真基於各自的考量,提出了不同意見。

在這期間,安徽大組內外向中央釋放出不滿曾希聖的信號。此前,曾希聖要求安徽各小組(安徽大組以地委爲單位分成了若干小組)的組長“引導和把握代表們的發言”,實際上製造了萬馬齊喑的局面,沒有人敢公開提出對曾希聖的意見(參見董忠義:《馬騫的檢舉信與七千人大會》,載2014年第11期《炎黃春秋》)。即便偶有熱烈的討論,只要曾希聖一到場,頓時鴉雀無聲,氣氛沉悶。曾希聖還指使人修改會議簡報,竭力掩飾問題。如看到宿縣地區小組有人反映安徽把支持“三改”(所謂三改,是曾希聖在安徽農業生產上積極推行的三項改革,包括改變耕作方法、改變收穫季節、改種高產作物。安徽農業“三改”曾得到毛澤東的肯定)與否作爲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曾希聖找到宿縣地區小組組長,把簡報改成“聽曾希聖同志說過,‘三改’問題不作爲劃分右派分子的條件”(參見安徽省革命大批判聯絡站編:《打倒黑霸王曾希聖》,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78頁)。

1月25日,蚌埠市委副書記馬騫寫信給“中央並敬愛的主席”,揭露說:“我們安徽問題很多,蓋子沒有揭開,在少奇同志的報告裏面,都嚴重存在着,並已發展到根深蒂固。不把這些問題反掉,回去工作也是搞不好的”。馬騫提了兩條建議:“我也考慮這麼多負責人長期在京開會,家裏工作是會受影響的。我提兩個辦法:一是誰首先解決問題就先回去,我們留下繼續搞;二是按時結束回去,中央派負責同志到我們省去掌握搞,把問題徹底解決。”信的最後,馬騫希望“這信不要轉給我們省委同志看,因他們作風還未轉變前,我還不相信他們對人不打擊報復的”。此外,還有人認爲,中央決議、主席指示在安徽執行時有“不大靈”的問題,安徽“不大聽話”,“上情不能下達”。

馬騫的信,代表了安徽一大批幹部的意見,對毛澤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本來,毛澤東在1月27日的講話中宣佈,大會將於30日結束,至遲31日結束。1月29日,毛澤東突然提議,延長會期,要開“出氣會”。毛澤東說:“現在,要解決的一箇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麼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毛澤東還說:“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我們常委幾個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麼氣出什麼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都不記賬,不打擊,不報復”(參見《毛澤東年譜》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頁)。

1月30日,毛澤東批評了第一書記的“個人獨斷”。他說:“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凡是個人說了算的第一書記,就算一人稱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

二

毛澤東的講話,引起了安徽部分地委書記的共鳴,有些人聽完講話後都哭了。這些地方因爲出現非正常死亡或執行“責任田”不力等問題,被安徽省委要求做檢討。現在,這些地委書記感到“政治氣氛好了”,“壓力減輕了”。

中央還決定,幾位常委分別到各省聽取討論情況。參加安徽大組會議的是劉少奇。得知劉少奇要來,曾希聖還讓彭真捎話,希望劉少奇能“鼓鼓幹勁”。1月30日晚上,劉少奇第一次到安徽大組講話。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華東局第三書記李葆華參加會議(之前李葆華知道劉少奇要到安徽大組,提醒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陪同。結果,柯慶施不去,讓李葆華陪同)。

講話伊始,劉少奇就拒絕了曾希聖“鼓鼓幹勁”的請求。劉少奇說:“假如說參加這次會議的幹部,相當多的人還沒有把氣出完,要人家鼓幹勁,氣就更多了,要鼓幹勁首先要出氣,要充分發揚民主。”劉少奇還提到了馬騫的信,說“安徽有些同志肚子裏的氣還沒有出完”,“應當把蓋子揭開,批評缺點錯誤”。劉少奇說,安徽省1959年、1960年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如“非正常死亡”、“農業生產減產”等,並質問:“這些問題到底是什麼原因?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劉少奇還說,這些問題“首先省委要作出判斷,作出估計”,“與其回去搞,倒不如在這裏搞。今年不搞,明年還要搞,後年還要搞。50年以後還要講,這個蓋子必須揭,與其遲揭不如早揭”[參見《劉少奇在中央擴大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一次講話》(1962年1月30日),載《文革光盤》]。

這一次的講話,劉少奇打破了安徽的兩個“禁區”———農業“三改”和張愷帆案。曾希聖在安徽積極推行“三改”:1953年提出“三改”,1954年開始“重點實驗”,1955年後就浮誇“三改”成績。反右運動後,安徽還別出心裁地將是不是支持“三改”作爲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之一。從此,無人敢公開質疑“三改”。針對“三改”,劉少奇說:“三改問題到底對不對?也可以討論一下,還能一點也沒有錯?”針對張愷帆案,劉少奇說:“張愷帆的問題可以討論,到底搞錯誤了,還是搞對了,要重新討論一下。那些界限都要打破,中央總路線可以討論,你們還有什麼東西不可以討論。”

據在現場作記錄的陸德生回憶,曾希聖當場就跟劉少奇頂了起來,兩人“談得很僵”。

2月3日,劉少奇第二次來到安徽大組,柯慶施也出席了會議。此時,中央監委、中組部和華東局的“負責同志”已找曾希聖談過話,省委的“四個同志”也對曾希聖開展了面對面的批評。曾希聖首先檢討,他說:“這是我生平最深刻的一次寶貴教育”。曾希聖檢查自己4個方面的問題:一、對中央和主席的批示,沒有認真研究,不求甚解,貫徹不力,有的懷疑觀望,有的各取所需,有的根本違反了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例如,對毛澤東1959年4月29日寫的《黨內通信》,“沒有引起省委重視,以致發下以後一個多月就收回來了”。二、實際上形成了對中央封鎖消息。包括對非正常死亡“知情不報”,“封鎖”中央檢查組,“存在護痛思想”、瞞報“死亡人數”[這裏所說“死亡人數”,實際指“非正常死亡人數”(參見尹曙生:《讀曾希聖給中央的檢查》,載《炎黃春秋》2013年第1期)]等。三、對中央有些部門傲慢亂頂,對友鄰地區關係沒搞好。包括不尊重中央監委檢查組、人民日報社,與江蘇關係緊張等。四、對同級和下級不民主。包括家長作風,上下級形成“貓鼠關係”等。

曾希聖檢討在“三改”等問題上,“出了不少錯誤”。曾希聖認爲自己犯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個人英雄主義,自己覺得有一套,缺乏謙虛謹慎精神”。他還表示,“準備在今後實際工作中,還對黨、對人民、對同志們的這筆賬,認真改正自己的錯誤”[參見《曾希聖同志在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一次自我檢查》(1962年2月3日)]。

黃岩也作了檢查。黃岩首先解釋了“向中央封鎖非正常死亡情況的問題”,包括佈置針對中央檢查組王維綱等人的“告反狀”,儘量壓縮死人數字(根據尹曙生的考證,此處“死人數字”,實際上是非正常死亡人數。曾希聖、黃岩均將“非正常死亡人數字”說成“死亡人數”、“死人數字”)。黃岩還檢討了“個人作風問題”,包括對下級是“壓服而不是說服”、“下邊幹部怕我”等問題。談到“省委領導問題”時,黃岩說自己“遷就原諒”曾希聖,主要“怕吵起來”,也“怕頂起來自己下不來臺,於自己面子不好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黃岩檢討自己有“嚴重個人主義”,“保證在今後工作中痛改前非,埋頭苦幹,兢兢業業地做好工作,來贖減自己的罪責”。黃岩還向曾希聖提出如下意見:一、好勝求強,貪大求快,不顧條件,不顧可能,硬幹蠻幹。二、亂出新花樣,有的未經試驗成功,就急於製造和推廣。三、在1958年後,重點抓工業,放鬆了農業,而在抓農業中,抓生產力方面的多,特別是水利等基本建設多,抓生產關係方面少。四、態度蠻橫,隨便訓人。不僅對下級發脾氣,其他省委書記、常委也經常“挨他熊”。五、在工作中獨斷專行,聽不進反面意見,破壞了黨內民主。黃岩還表態:“如果今後我們(指與曾希聖)還在一起工作的話,我一定改變過去原諒遷就他的態度,堅決地同他的壞脾氣壞作風作鬥爭[參見《黃岩同志在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上的自我檢查(一)》(1962年2月3日)]。

應該說,曾希聖、黃岩的檢討,說出了一些重大問題,解釋了其中的原因。同時,他們對“非正常死亡”等問題還有所保留,故意將“非正常死亡人數”說成是“死亡人數”、“死人數字”。曾希聖、黃岩檢討後,劉少奇問與會者:“這個檢查你們看看有沒有進步啊?你們滿意不滿意啊?”部分人回答“有進步”,但大多數人回答“不滿意”。劉少奇問有沒有人“發表意見”,十幾位代表舉手要求發言。劉少奇接着說,“要敢於講話”,安徽工作受了很大的損失,曾希聖、黃岩要負責任,“中央也要負責任”。如,1959年“反瞞產”搜掉農民所剩無幾的糧食,是中央批轉的報告。再如,1959年從安徽調出糧食,“是中央叫調的”。劉少奇說,“死人同糧食有關係,但不完全是糧食問題,其他政策不當也有關係”。中央發現問題,最早的是河南、甘肅、山東,“安徽發現得最遲”。安徽惡劣之處在於,安徽省委“發現自己錯誤”卻“不上報”,“這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接着,安徽省軍區第二政委李世焱(當時安徽省軍區第一政委由曾希聖兼任)等人發言。軍方也支持揭曾希聖的蓋子。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曾對李世焱說:“你大膽講,不要有顧慮,今後如果不好工作,可以調到其他省去。”(參見《馬騫的檢舉信與七千人大會》)李世焱揭露了曾希聖在路線、政策等方面犯了嚴重錯誤。還有人揭露,對所謂特殊政治案件(即“喫人肉”案),“只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知道,其他書記、常委都不知道”。聽完代表的發言,劉少奇說:“有人講你曾希聖‘老虎屁股摸不得’,摸了怕將來報復,我看在這裏就得摸一下,看他怎麼樣。”劉少奇還說,要恢復“講老實話”的風氣,“從今天以後再講假話,要立即開除黨籍,不管是誰,30年黨齡也要開除黨籍”。對安徽只上報117萬“非正常死亡”人數,劉少奇批評說:“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報上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參見《劉少奇在中央擴大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1962年2月3日)]。

三

2月7日,七千人大會結束。安徽的代表依然留在北京,繼續開會。2月9日,劉少奇第三次來到安徽大組。曾希聖、黃岩作了第二次檢查。

第二次檢查前,柯慶施找曾希聖談話。曾希聖說,這次檢查“是對過去的曾希聖的揭發批判”。曾希聖檢討涉及3個方面:封鎖掩蓋、宗派主義、過火斗爭。在檢討“封鎖掩蓋”時,曾希聖反思了張愷帆案,說“如果無爲的蓋子早揭開,從中吸取教訓,安徽的問題就不會那樣嚴重”。他還檢討對中央檢查組“告反狀”、瞞報非正常死亡人數、排查馬騫的信由何人所寫(起初,劉少奇公佈馬騫的信時隱去了其姓名。安徽的代表紛紛猜測信由何人所寫,馬騫見此情形後,公開了信是由他所寫)等問題。針對省委書記處書記曾慶梅下令扣壓人民來信、省委常委彭宗珠下令拘捕楊效椿外甥董忠義等錯誤,曾希聖攬了責任。曾希聖檢討自己把責任“推給省委一些同志”,如1960年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讓黃岩替自己承擔責任;把責任“向上推”,說“死人是調糧過頭產生的”;把責任“向下推”,說“下面有些瞎指揮,違法亂紀,逼死人,省委不能全擔”。在檢討“宗派主義”時,曾希聖說自己“對上鬧獨立”,收回了毛澤東的《黨內通信》,對中央檢查組“告反狀”等;在省委內部,“我信任的人,就委之以重任,而且偏聽偏信;看不順眼的人就擺在那裏,對提了我意見的就疏遠,甚至加以排擠,傷害了一些同志的積極性”,“家長式的領導,破壞了民主集中制”,“憑自己主觀好惡來使用幹部”,“胸襟狹窄,度量不大”;“對江蘇的關係搞得很緊張,缺乏從團結出發,從剋制自己的精神辦事”。在檢討“過火斗爭”時,曾希聖反思了在反右派、反右傾中製造的李世農案、楊效椿案、張愷帆案、陸學斌案(在反右派鬥爭中,李世農、楊效椿等人被打成“李世農反黨集團”;在反右傾中,張愷帆、陸學斌被打成“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最後,曾希聖表態:“現在我深深認識到我的錯誤異常嚴重,給安徽工作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損失,我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的罪過是還不清的,我唯一的決心是虛心傾聽大家的意見,永遠傾聽羣衆的意見,在實際工作中改正錯誤,戴罪立功”[參見《曾希聖同志在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自我檢查》(1962年2月9日)]。

1958年10月,柯慶施(中)、曾希聖(左)陪同劉少奇視察安徽,在省博物館觀看革命文物

曾希聖第二次檢討,已經比較深刻了。但對一些問題,他還有解釋,有保留。如,針對“特殊案件”只能向第一書記彙報的問題,曾希聖說:“我思考再三,仍是沒有回憶起來”;對李世農案,曾希聖還堅持“李世農是有錯誤的”;對“三改”、“水網化”和“責任田”,曾希聖說:“到底錯在哪裏,我自己要進一步檢查,還請同志們進行批評,以便在弄清是非的基礎上,要本着有錯就改的原則來改正。”曾希聖還請求中央“調動我的職務,給我到一定地方去鍛鍊”。

黃岩的第二次檢查,分析了安徽非正常死亡位居全國前列的原因。他說:“鬥張愷帆是安徽農村死人嚴重的一個主要原因”,此後,就連黃岩自己“也不敢反映真實情況了,看到了也不敢講,就怕講死人,怕講揭蓋子的話,造成了人人自危和知情不報的壞風氣”。第二個原因,是曾希聖“不喜歡人民來信反映所謂消極面的問題”。第三個原因,是“對上謊報成績,誇大產量,由報喜不報憂到封鎖中央抵抗檢查”。黃岩檢討說:“我是曾希聖同志的主要幫兇”。黃岩解釋說,自己有兩條“辮子”抓在曾希聖手裏:一是張愷帆成爲書記處書記,是他建議的;二是他還說過省委日常工作可由曾希聖、桂林棲、張愷帆“三人輪着幹”,被人指責“把曾希聖同志置於何地”。有了這兩條“辮子”,黃岩對曾希聖就有了很強的依附性。1960年12月,黃岩代表安徽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時,爲曾希聖推脫責任,把問題都攬在自己身上。黃岩最後表態:“我決心在今後工作中埋頭苦幹,努力學習,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以此來贖減自己的罪責。我犯有極其嚴重的錯誤,給黨和人民造成難以挽回的嚴重損失,再次請求黨給我以嚴厲的處分,以利教育我自己和教育全黨”[參見《黃岩同志在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上的自我檢查(二)》(1962年2月9日)]。

劉少奇在安徽大組的第三次講話中,總結了曾希聖的功過,宣佈了曾希聖調離安徽,由李葆華主政安徽。劉少奇說,“安徽的中心問題是省委問題,省委的中心問題是曾希聖問題”,“安徽的好事是以曾希聖同志爲中心做的,安徽的不好事也是以曾希聖爲中心搞出來的”。劉少奇肯定了曾希聖主觀上“想力爭上游,把安徽工作搞好”,結果卻是“變成了一個下游,事與願違”。劉少奇說,曾希聖的問題在於“用曾希聖的面貌來改造安徽的黨,改造安徽的社會”,而不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面貌———毛澤東思想來建設我們的黨”。針對安徽的“三改”、責任田、張愷帆案等問題,劉少奇代表中央承擔相應的責任。劉少奇表示,張愷帆案、李世農案、楊效椿案、陸學斌案等要“重新審查”,“中央準備派人到安徽,華東局也要派人去和省委一起審查,研究這些案件。受過處分、批判、打擊的人,需要重新作出結論的話,可以重新作出結論”。劉少奇的講話,爲安徽1962年的甄別平反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參見《劉少奇在中央擴大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三次講話》(1962年2月9日)]。

劉少奇說,曾希聖的個人錯誤“可以原諒”,但他掩蓋安徽的問題,就成了“政治問題”;曾希聖封鎖中央,“有獨立王國性質”。曾希聖“調動職務”的請求,也爲中央採納。所以,曾希聖被調離安徽,由李葆華主政安徽。劉少奇向安徽代表介紹了李葆華:“李葆華同志能力沒有那麼強,那麼大,那麼厲害。這個人比較和氣,好和他講話,不打擊報復人,不會做假報告,你有不同意見可以和他講,他這個人有民主作風,好處就在這裏。至於出主意,作決斷,要你們大家幫他忙。”

張素華說,曾希聖調離安徽的原因,中央“似乎沒有一個正式的文件”。但安徽省委下發的通知,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其中的緣由。1962年3月21日,中共安徽省委在“關於傳達中央將曾希聖同志調離安徽的通知”中說,“曾希聖同志所犯的錯誤是政治性質的嚴重錯誤”,主要表現有:一、對中央方針,合口味的就辦,不合口味的就不幹。如收回《黨內通信》、推行“責任田”等。二、向中央反映情況報喜不報憂,吹噓成績,隱瞞錯誤,特別嚴重的是,1959年以來安徽農村發生了嚴重的非正常死亡,曾希聖同志不但知情不報,長期對中央封鎖,還對要求揭蓋子的人進行壓制和打擊。三、在領導作風上獨斷專行,不講民主,不經省委討論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如不少重大案件常由他和公安廳長研究決定。四、在幹部政策上,團結少數,壓制多數,使用、提拔幹部則以他個人好惡爲依據。五、對待幹部和人民來信,也採取了極其錯誤的態度[參見《中共安徽省委關於傳達中央將曾希聖同志調離安徽的通知》(1962年3月20日),據肥西縣檔案館館藏,編號爲X001-001-258的檔案]。

曾希聖調離安徽後,保留了華東局第二書記的職務,1965年調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實際處於“賦閒”狀態的曾希聖,逐漸淡出了政治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