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领袖接班人问题, 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节点。七千人大会导致毛泽东产生“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危机感, 引发了他对接班人问题的严重关注;埋下了毛刘冲突的种子, 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开始动摇;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用心良苦, 深得毛心, 由此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急剧窜升。

一、七千人大会引发了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严重关注

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多少年来, 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一九六二年一月, 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 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 不进行斗争, 少则几年、十几年, 多则几十年, 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 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 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1] (p1469)

毛泽东为什么说七千人大会“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江青在“文革”初期说出了毛泽东的真实心态:“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 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2] (p140) 。七千人大会与四年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联系被一语道破。

毛泽东之所以“憋了一口气”, 与七千人大会上前所未有的怀疑情绪有密切关系。

1959年的庐山会议, 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后来扩大为中央全会, 规模很有限, 人数最多时也只有一百六十余人。而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 则非同寻常。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 (地) 、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 共七千余人,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会。1959年庐山会议时, “大跃进”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暴露, 参加会议的又都是中央委员, 说话大都比较谨慎, 所以当时对中央路线公开持怀疑态度的人还不算很多。但七千人大会就不同了。由于庐山会议以后“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1959年上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 中国遭遇了一场深重的经济灾难。王任重去光山县调查信阳事件, 发现“房屋倒塌, 家徒四壁, 一贫如洗, 人人戴孝, 户户哭声”[3] (p12) 。问题的严重性正如当时的人们所描述的那样:1958年刮了皮肉, 1960年刮了骨头[3] (p11) 。七千人大会的与会者大多数来自基层, 对此是深有感触, 他们来到北京开会, 自然有满腹话要说。

正因为如此, 当组织讨论中央的报告稿时, 会议出现了“议论纷纷”的局面。不少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 谈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其中议论最多的是对国内形势的认识, 对出现困难局面的分析, 对错误的表现、错误的性质、错误的责任、错误的原因的探讨以及对“三面红旗”和反对分散主义的看法。会议中对中央的路线有不少拥护赞同的声音, 但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有的还相当尖锐。从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 我们看到了下面这样一些发言[3] (p66～86) :

有人说, 实际工作中的缺点比中央报告讲的要严重得多。报告对成绩、缺点分析得不够具体。还有人说, 从全国看这几年的路线是正确的, 成绩是主要的, 缺点是次要的, 但具体到一省一地一县, 是否也都做这样的估计?三年来究竟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我们国大人多顶得住, 其他还有几个国家能顶住?

中央报告认为, 这几年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有人就单刀直入地问: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如果是缺乏经验, 为什么单在这几年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说假话总不能说是没有经验, 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这么短时间就丢掉了?还有人说:没有经验这是对的, 一切归咎于没有经验, 不能说服人。他们说:这几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分散主义, 也不是高指标, 而是主观主义以及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惩办主义的组织手段。高指标、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由主观主义产生的。很显然, 这是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还有些人说:几年来的经验教训, 光是从反右考虑问题, 把党内一些不同的意见也作为两条道路的问题斗争了, 根本问题在这里, 光说没有经验是不行的。言者无罪到言者有罪, 各级党的组织不能推之无经验。许多人认为:这几年来所犯错误应该划分为两段, 即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前和以后。之前可以说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 之后则不能说是经验不足, 而主要源于党内民主生活和干部精神状态不正常。庐山会议前, 任务虽重, 压力也大, 但大家干得很起劲, 但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情况大为改变, 干群心情沉重, 昧着良心看领导眼色说假话, 见风使舵, 一味摸上级的底, 而不是按党的政策办事。国家机关有人说:因为反右倾的扩大化, 在党内出现了四不讲现象:报上没发表的不讲, 中央没讲的不讲, 文件没规定的不讲, 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

从这些发言来看, 不少人认为中央强调缺乏经验多了, 因而提出了比较尖锐的意见。

广东有人说:农村中的错误是否仅限于“三高”“一刮”?这些固然是原因, 但所有制改变过急, 生产关系的变革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违反了客观规律, 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商业、手工业中, 所有制也变动得过快。中南局有人提出:这几年的主要错误是生产关系变化太快, 政策、体制、任务、干部太不稳定。这几年党的政策是坐船照镜子, 摇摇晃晃。

西北地区有人提出:“左”的错误时间这样长, 这样严重, 这样难于纠正, 原因何在?应该说清楚。浮夸风为什么这样大, 这样普遍?不和政治上、组织上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还有人问:不实事求是的作风, 为什么成为全党性的?

在讨论中, 甚至有人对错误的性质提出质疑。华北地区有人提出: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 是执行中的问题, 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有人问, 全国到底非正常死亡了多少人, 死了多少牲口, 这笔账应算清楚。过去提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 社会主义的心脏, 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 现在食堂虽然大部分解散了, 但这些提法究竟对不对?是中央错了, 还是地方错了, 应讲清楚。

有人把问题提得更直接:毛主席在1958年让试办公社, 后来下边一下就干起来了。郑州会议时才提出公社三级所有制, 1958年北戴河会议并未这样提出, 责任究竟在哪里?这样提问题的, 言下之意是说毛泽东当时提倡办人民公社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具体政策没跟上, 因而带来了很多问题。

还有一些人希望领导机关在提倡说老实话的同时要提倡听老实话, 反对报喜不报忧的同时要反对听喜不听忧。对中央提倡的“三不主义”、“五不怕”精神, 有人说这不是解决畅所欲言的关键, 关键是上面对待批评的态度。

对于敏感的“三面红旗”, 也出现了一些怀疑的声音。有人提出:“三面红旗”是否正确, 原则好讲, 具体难说。还有人说, “大跃进”这面红旗要不要都可以。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搞早了, 搞快了, 高级社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不一定非办公社不可。西北地区围绕“三面红旗”提了八个问题, 以这种方式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

应当说, 持有上述看法并明确表达出来的人, 在大会上不占多数。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却带有根本的意义, 某种程度上突破了长期以来“路线”问题不能触及的禁区, 把对挫折原因的思考聚焦于“三面红旗”本身, 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指导思想的是非上面。这是毛泽东原来所没有预料到的。

七千人大会对于下面的干部来说是“出气会”, 而对毛泽东来说, 则是一个“憋气会”。会议上对中央工作议论纷纷的局面让他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压力。可以说, 这是毛泽东在会上对于195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 作了自我批评。为了争取主动。但这种自我批评, 也是一般性的、笼统的, 甚至可说是有些勉强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了一种姿态而已。他说, 他的错误也“不能隐瞒”,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 直接的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 因为我是中央主席”[4] (p296) 。这里, 毛泽东讲他要对中央犯的错误负责, 是出于一个抽象的理由, 即他是中央主席, 也就是说, 他是因为处在主席这个位置上才要对错误负责的, 他是代表中央来负领导责任的, 主要不是因为他本人有什么具体的错误。“你当主席嘛, 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 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 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1] (p1199) 这里, 与其说毛泽东是在检讨自己的错误, 倒不如说毛泽东是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的错误归结为官僚主义, 对于下面做的事情不知情, 未能及时纠正下面的失误, 以致造成今日的局面。毛泽东看似在作自我批评, 其实是把主要责任推给了下面。

这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深刻认识。实际上, 对于1958年以来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毛泽东始终是不愿意承认的。他始终肯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 坚持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动摇的。他认为, 1958年以来的错误是在贯彻执行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并非全局性的错误, 从全局来看, 成绩与错误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因此,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是不深刻的。毛泽东虽然号召发扬民主, 提出要容许别人讲话, 要让人批评, 给人家出气的机会, “白天出气, 晚上看戏, 两干一稀, 大家满意”, 但这主要是从宽容的品德考虑。在内心里, 他仍然认为自己坚持的是真理, 导致“大跃进”夭折的是天灾。

在中央工作遭受质疑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期望中央一线领导人能够明确站出来坚定地捍卫“三面红旗”, 捍卫他的威望和声誉。然而事实让他深感失望。

彭真在1月18日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 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 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 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 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还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 也是泰山, 拿走几吨土, 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 (拉走几车, 还有那么多) ……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 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5] (p1059) 。这个发言在毛泽东听来恐怕有逼迫他检讨的嫌疑。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第一接班人, 他的表现毛泽东更为看重。从后来毛泽东对刘少奇表现出来的不满看, 毛泽东当时是期望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 不要过多地谈错误, 谈教训。刘少奇的报告初稿虽然也肯定了成绩, 但是是与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的, 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 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这在毛泽东看来, 显然是肯定得不充分, 不那么理直气壮, 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1961年9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 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 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 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刘少奇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 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 毛泽东看后不会满意。尽管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是大会最重要的文件, 而且也不算太长, 但由于报告初稿对“大跃进”的估量、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 与毛泽东的看法并不一致, 所以刘少奇两次送给毛泽东看时, 毛泽东都推说“没有看完”。显然, 毛泽东并不看好刘少奇代表中央起草的这份报告。

对于刘少奇在1月27日所做的口头报告, 使毛泽东甚为不满。尤其是刘少奇在讲话中说:“三面红旗, 我们现在都不取消, 都继续保持, 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 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 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 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6] (p426) 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所持的由实践去检验、证明的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毋宁说是一种怀疑, 无疑让毛泽东非常不快。为了表示不满和愤怒, 毛泽东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 尽管他说得很隐晦。他说:“没有高度的民主, 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 而没有高度的集中, 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 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 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 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 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4] (p296～297) 正如党史专家廖盖隆所指出的那样, 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高度的集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 在语义上同上文着重强调民主是不连贯的[7] (p42) 。应该说, 毛泽东在这里是埋有伏笔的。

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给毛泽东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毛泽东后来所称“1962年的右倾”就包括七千人大会在内。毛泽东认为, 刘少奇等人在困难面前对“三面红旗”产生动摇, 这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表现。1962年8月9日,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讲话时说:“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 就发生动摇, 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 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 没有马列主义, 一有风就顶不住。”就在这次会议期间,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 (p1246) 。

1965年8月11日, 毛泽东在听取罗瑞卿汇报备战问题时说:“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 人长了个头, 头上有块皮。因此, 歪风来了, 就要硬着头皮顶住。六二年刮歪风, 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 点了头, 不用好久, 只要薰上半年, 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 (p1393) 他这段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是:“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就会变颜色”。毛泽东将中央“领导人、领导集团”中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直接同“六二年刮歪风”联系起来, 这充分表明了“1962年的右倾”在毛泽东内心深处引起的震动。

正由于此, 七千人大会以后, 毛泽东对于“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担忧与日俱增, 开始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认为, 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 就必须解决好领袖接班人问题, 这是关涉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 因此, 一定要把“班”交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坚决防止接班人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七千人大会后, 毛泽东内心深处的“赫鲁晓夫情结”日渐显露, 开始更多地从反修防修的高度思考接班人问题。思考的成果之一, 便是他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其中第一条便是“要搞马克思主义, 不要搞修正主义”。

二、七千人大会是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的历史起点

在七千人大会之前, 从1945年中共七大一直到1961年, 刘少奇一直是深得毛泽东信任的, 其接班人地位一直也是比较稳固的, 是得到党内公认的。1961年9月,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 曾经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你的继承人是谁”的问题, 毛泽东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很清楚, 是刘少奇, 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 就是他。”[9] (p388)

回顾历史, 尽管刘少奇在工作中也有过一些让毛泽东不太满意的表现,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支持。1956年, 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把刘少奇等推到前台做政治报告, 戏称自己是“跑龙套”;1959年, 毛泽东又辞去国家主席职务, 由刘少奇接任, 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愈来愈清晰地展示于世人面前。

刘少奇本人对毛泽东一直是力图紧跟的。一旦发现他的意见得不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 他就立刻改变, 附和毛泽东的观点。“大跃进”时期, 刘少奇也是紧跟毛泽东的。但是, 到了1961年, 刘少奇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与他亲自到湖南农村蹲点调查有着密切关系。从4月1日至5月15日, 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先后在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等地蹲点, 作了长达44天的调查。刘少奇带领调查组广泛听取社队干部和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同他们就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分配、房屋、山村、家庭副业、自留地等问题进行座谈和讨论。他细心察看农民家庭, 探望患病农民, 听取群众的心里话, 寻找能够反映真实情况的各种迹象。农民对他说, 这几年共产党睡觉了嘛!一直等着你们快点醒来, 你们就是不醒。现在你们下乡来了, 说明你们睡醒了。你们再不醒, 我们就要拿起扁担上街了。他听了这些情况, 深感责任重大。刘少奇在家乡了解了很多情况, 时间越久, 工作越深入, 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10] (p116) 。

严峻的事实让刘少奇开始清醒。他在1961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右倾机会主义”已反了几年, 现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号了。这几年发生的问题, 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 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 他们说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总起来,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 有些地方, 天灾是主要原因, 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 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回过头来考虑考虑, 总结经验, 我看是到时候了, 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6] (p336～337) 7月17日他在沈阳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11] (p530)

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 在七千人大会上, 刘少奇更多地表现出了敢于面对事实、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他和毛泽东的分歧也开始显现。

分歧首先表现在对困难形势和错误程度的估计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 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 可能只是一个指头, 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 全国总起来讲, 缺点和成绩的关系, 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 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 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 成绩还有七个指头, 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 农民说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你不承认, 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 成绩不是主要的。”[6] (p421)

这里, 刘少奇虽然讲的是“我们”, 是以自我检讨的形式批评党内长期形成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框框, 但他的批评在客观上却有着强烈的指向性。众所周知, 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首创者是毛泽东, 而且讲得最多的也是毛泽东。

据《毛泽东传》 (1949—1976) 记述, 最早突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框框的是毛泽东自己。早在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就曾说过, 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有的是两个指头, 有的是三个指头[1] (p1110) 。

但是, 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则, 毛泽东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提到上述看法的, 刘少奇却是在中共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面向全党公开提出这个尖锐的看法。二则, 毛泽东讲错误有的是“三个指头”时中国经济正处于最困难的时刻, 而刘少奇讲这番话时毛泽东已经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样, 在这种场合, 这时再讲“三个指头”, 在毛泽东看来有泄气的嫌疑。

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还表现在对经济困难原因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认识上。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而且他引用湖南农民的话, 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就表明他倾向于认为“人祸”即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毛泽东虽然在1960年年底也曾明确提到了“人祸”的问题, 并且明确指出: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 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1] (p1111) 薄一波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这段往事, 曾对刘少奇的上述讲话作如此评论:“这些话, 今天看来很平常, 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 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5] (p1079) 因此, 可以说, 毛泽东对刘少奇借农民之口提出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肯定是不满的。

“人祸”即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究竟有哪些?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对群众运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 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 显然是不正确的。”“其实, 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 更不是群众路线。这种所谓‘群众运动’, 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 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 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 实际上空空洞洞。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 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损害了党的威信。”“有些同志, 醉心于那种表面上轰轰烈烈, 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 谁如果不同意那种‘群众运动’, 就被认为是否认群众的干劲, 泼群众的冷水, 泄群众的气。这种看法, 显然也是错误的。”[6] (p404)

然而, 众所周知, 在党内, 最为“醉心于”群众运动的恰恰是毛泽东, 他视群众运动为中国革命的独特传统和优势。“大跃进”运动的特质即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毛泽东对此寄予厚望, 企图以“群众运动+政治挂帅”的模式超越“干部+技术”决定一切的苏联模式, 创造出经济超高速度发展的人间奇迹。正如薄一波所言, “‘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 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5] (p747)

可以说, 群众运动是毛泽东“大跃进”战略的核心, 否定群众运动实质上即否定了“大跃进”运动。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12] (p262) , 他不能容忍任何人指责群众运动, 认为那样做是“泼群众的冷水”, “泄群众的气”。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之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认为彭德怀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来否定群众运动。为此, 他还专门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材料, 并写了两个语气激烈、措辞尖锐的批语, 其中一个就是《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这一批语甚至以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来要求人们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毛泽东如此看重群众运动, 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却将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分离, 不承认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需品, 并且言辞尖锐, 语气激烈。这是毛泽东内心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上, 这正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冲突的一个导火索。1970年12月18日, 当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 毛泽东的回答则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又在于, 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搞四清运动只依靠工作队扎根串连, 冷冷清清, 搞神秘化, 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是“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

七千人大会所引发的分歧是深刻的, 埋下了毛刘冲突的种子。正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 毛泽东对刘少奇为代表的一线领导人产生了愈来愈重的疑虑。他对刘少奇的信任程度严重下降, 越来越担心刘少奇会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逐渐动摇。1966年, 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 毛泽东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专政”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 而所谓“1962年的右倾”, 在笔者看来, 首先就是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表现。

三、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大大提高了他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

七千人大会的又一个重要影响, 是林彪在毛泽东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急剧窜升。

汲取苏联的教训, 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 毛泽东认为多设几道“防风林”比较好。所以, 他没有把领袖接班人选仅仅局限于刘少奇一个人身上, 而是设计了一个接班人序列。这个序列中就包括他在战争年代的爱将林彪。1958年5月, 在八届五中全会上, 经毛泽东提名, 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在党的领导人中名列第六, 排在邓小平和彭德怀的前面。从此, 林彪也就成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

1959年夏,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在庐山上书, 直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在向他“下战书”, 公开挑战他的绝对权威, 所以紧急调来援兵林彪“护驾”。林彪很好地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 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 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表现不俗。他虽然讲话次数不多, 但出语惊人, 上纲上线, 一开始就给彭德怀戴上了“野心家, 阴谋家, 伪君子”的大帽子。

林彪在庐山上“护驾”有功, 大大增添了他在毛泽东心中对他评价的砝码。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 与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比, 林彪真正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可以这样说, 在毛泽东的接班人序列上, 刘少奇排第一, 邓小平排第二, 林彪排第三。但在庐山彭德怀事件以后, 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部长, 主持军委工作。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开始超过邓小平。

而这次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同样是在关键时刻捍卫了毛泽东绝对正确的形象和不容质疑的权威, 对于倍感压抑的毛泽东来说犹如“雪中送炭”, 让毛泽东十分激赏。

七千人大会初期, 未见林彪发表什么意见。及至毛泽东提出中央常委都在会上讲一讲, 林彪才开始认真准备讲稿。他吩咐中央军委办公厅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为他起草讲稿。但后来林彪改变了主意, 抛开写作班子为他准备好的现成的讲稿, 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体会, “拉条子”、写提纲, 在大会上即兴发表讲话。

林彪的讲话虽然以军事工作为主题, 但要害不在军事而在政治。在讲话的开始部分林彪以“党的工作”为题, 充分肯定了“三面红旗”。在议论缺点错误问题时, 他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更为引人注目的, 是林彪下面的讲话:

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 事情千千万万, 项目多得很, 而最大的, 首要的, 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 中央的领导, 毛主席的领导, 这样, 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 这些困难, 在某些方面, 在某些程度上, 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 体会毛主席的精神, 那么, 弯路会少走得多, 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 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 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 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 向“左”边偏, 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实际上是走了样……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 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 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 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 围绕着实际, 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 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 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 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 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 就是这么一个历史。[13] (p106～108)

这是林彪讲话中的“点睛”部分。当一些人纷纷检讨工作失误并要否定“三面红旗”、否定毛泽东欣赏的“群众运动”, 甚至把失误的相关责任“追”到毛泽东的时候, 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加强党的团结的名义下刻意维护毛泽东一贯正确的形象, 突出强调“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他的讲话明显与会议思想解放的气氛不和谐, 具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 并且有意使用了“我个人”的名义, 以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这种做法很能表明林彪的风格。这一次, 林彪又做了“精彩”地发挥。

而且, 林彪在这里大讲团结是话中有话, 颇有以大帽子压人的味道。正如肖冬连所说:“林彪抓住一个‘团结’的题目做文章, 这足以使全党缄口。的确,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它甚至比路线斗争更重要。谁怀疑“三面红旗”, 谁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 就是破坏党的团结, 罪莫大矣!……三年前庐山会议上, 许多人心中赞同彭德怀的意见, 因为怕党分裂转而支持毛泽东, 甚至噙着眼泪劝彭德怀低头。林彪的这一番讲话没有点任何人的名, 语气也比较平和, 都是正面阐述, 然而林彪惯于拨弄弦外之音, 谁敢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 谁不愿跟毛泽东走?”[14] (p815)

不仅如此, 林彪的讲话还潜藏着离间毛、刘关系的用心, 对于毛泽东动摇刘少奇接班人地位起了“启发”作用。林彪在讲话中声称, 我们有些同志, 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 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 向“左”边偏, 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实际上是走了样。事情出毛病, 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 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那么究竟是谁干扰了毛主席的思想, 把问题向“左”边拉, 致使全国出现这么大的困难?林彪虽然没有点明, 但潜台词是很清楚的, 是刘少奇等人。因为只有像刘少奇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力和地位去“干扰”毛主席的思想, 并且影响到全党全国。显而易见, 林彪讲话的用意在于为毛泽东开脱, 把错误的责任推给中央一线领导人, 实际上挑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怀疑和不满。

总之, 林彪的讲话, 是以“付学费”的说法淡化巨大损失, 以“加强党的团结”消弭对“大跃进”批评的声音, 以“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干扰”推卸错误责任, 为毛泽东开脱。林彪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他讲完后, 引起毛泽东带头鼓掌[14] (p815) , 并且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 关于党的路线, 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 口说无凭, 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1] (p1197) 从中, 我们能够感觉到毛泽东对待刘少奇和林彪讲话态度的明显差别。显然,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其他领导人的讲话, 毛泽东在大会上都没有给予评论, 唯一称赞的就是说林彪讲得“很好”。1962年3月20日, 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 又写了如下批语:“此件通看了一遍, 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 看了很高兴。”[15] (p62) 当时中央办公厅在下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曾有一种意见考虑, 林彪主要讲的是军事问题, 里面有些机密内容, 似不宜下发。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 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 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 是极为有害的。”[15] (p62)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耐人寻味, 他把问题说得如此严重, 足见对林彪讲话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虽然是大会文件中最为精彩的, 也是最值得称道的, 却没有能够下发。

4月底, 毛泽东私下里还问总参谋长罗瑞卿:“林彪的这一篇讲话, 你讲不讲得出来?”罗瑞卿回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 要学嘛!”他要求罗瑞卿要学习林彪, 认真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 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16] (p150) 。

毫无疑问, 继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彭之后,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增加了他在毛泽东心中的砝码。林彪在接班人序列中的地位已经直逼刘少奇!从此, 毛泽东在接班人问题上亲林远刘的倾向日益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 从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和他与罗瑞卿的谈话来看, 毛泽东欣赏林彪, 不仅仅是因为林彪积极搞个人崇拜, 也不仅仅因为林彪在关键时刻支持了他。更重要的在于, 毛泽东认为, 刘少奇一有风吹草动就动摇, 而林彪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坚定, 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林彪的讲话之所以必须下发, 是因为讲话的马列主义水平高, 讲话提出的问题非常重大, 全党的高中级干部都要“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文革”前, 毛泽东明确说过这样的话:希望林彪多活20年, 因为林有马列主义[17] (p541) 。不要小看这个评语。毛泽东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的第一项就是要搞马列主义, 不要搞修正主义。在毛泽东心目中, 这是方向问题, 是接班人的首要条件。然而, 在毛泽东看来, 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领导人, 实在是少而又少。有位学者指出:“颇堪玩味的是, 毛泽东几乎从未认为有谁符合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他几乎从未说过哪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甚至连‘懂马克思主义’这个平常的肯定之辞都很少使用。”[18] (p294) 了解了这一点, 便会意识到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评语实在是非同寻常。这恐怕也就是只有林彪能够享受的殊荣。1965年11月28日, 发动“文革”前夕, 毛泽东曾让罗瑞卿捎话给林彪, 要林好好保养, 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 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17] (p534) 。毛泽东将这话重复了好几遍, 对林的倚重之情, 溢于言表。可见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留给毛泽东的印象之深。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把阐述自己心目中理想社会的信写给林彪, 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表态, 这实际上是告诉全党, 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 只有林彪才与他“志同道合”, 才是实现理想目标的“亲密战友”, 这不能不说是对林彪的极大信任。

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林彪代替了刘少奇, 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 中共中央唯一保留的“副主席”和军队唯一的“副统帅”。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 林彪的接班人身份正式载入党章。

结语

回想这次大会, 规模之大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至今也是没有超过的;而且开会时间又很长, 从1月11日一直开到2月7日, 会议代表连春节都是在北京过的。在当时国家财政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 兴师动众地召开这样一个大会,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当时人们的感受来看, 普遍感觉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 “不是一般的好, 而是非常的好”, “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3] (p4) 。这是因为, 大家觉得这次会议是一次真正的“出气会”, 广泛地发扬了民主, 从上到下普遍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使与会者心情舒畅, 备受鼓舞。然而, 谁也未曾料到, 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大会, 竟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远因, 历史悲剧的发端。个中缘由, 套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1] (p14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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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廖盖隆.党史探索:历史经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3]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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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14]肖冬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M].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9.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16]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1999.

[17]黄瑶, 张明哲.罗瑞卿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18]萧延中主编.晚年毛泽东[M].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