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 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史稱七千人大會。會議正式確定了以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提出的國民經濟調整方向。在此前後, 作爲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的柯慶施, 一方面根據實際情況, 在轄區內作了必要的調整部署;另一方面, 繼續堅持大躍進的一些“左”的錯誤, 公開反對劉少奇關於大躍進經驗教訓的總結。分析柯慶施的言行, 有利於瞭解七千人大會前後部分地方領導人的態度, 從而對當時黨內的政治生態有深入的瞭解。

一

三年大躍進帶來的後果, 是國民經濟的嚴重倒退。從中共中央到地方, 各級黨政負責人逐步冷靜下來。面對鐵的事實, 柯慶施不可能沒有觸動。他在轄區內進行了一些經濟調整工作。

1961年以來, 各級黨政領導人根據毛澤東的倡導先後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 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 從而引發了各級領導幹部的反思。但是, 得出的結論卻有很大的不同。

在大躍進初期, 除了毛澤東之外, 其他中央領導人也都程度不同地缺乏冷靜。20多年後, 鄧小平回顧當時的情況說:“大躍進, 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 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 陳雲同志沒有說話。”[1]220

大躍進運動是在反對1956年“反冒進”基礎上發動起來的。1958年1月召開的被認爲是揭開大躍進序幕的南寧會議上, 作爲“反冒進”方針主要倡議者的周恩來, 爲前一個時期經濟工作中的反冒進承擔了責任。他承認反冒進是一段時間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 並檢討說:“這個方針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實行這個方針, 不管你主觀想法如何, 事實上總是違背了主席的方針的。越是不自覺這是方針性的違背, 就越嚴重越危險”[2]1237。

在3月召開的繼續發動大躍進的成都會議上, 被點了名字的周恩來、陳雲等人, 再次就反冒進問題進行了檢討。作爲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並參與制定反冒進方針的劉少奇, 也深感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 他在會上也作了檢討發言, 說:自己的設想“同主席的設想是有距離的”, 主席的設想“確實是高明, 使人折服”。以前對經濟建設速度估計不足, 沒有料到水利、生產運動發展得這樣快。是否可以再快一點, 還是可能的。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 我覺得快點慢點都可以, “沒有意識到是一個方針路線的爭論”[3]829。

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 主要任務是確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 是大會最主要的議程。報告突出強調了建設速度的問題, 指出:我國經濟本來很落後, 外部還有帝國主義, 只有儘可能地加快發展, 才能儘快地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報告批評有些人認識不到提高建設速度的重要性, 不贊成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 提出了這樣那樣的反對意見。斷言這些意見, “都是站不住腳的”[4]311。提出“反冒進”正確主張的周恩來、陳雲等人, 不得不繼南寧會議以來爲此反覆檢討之後, 在這次大會上再次進行全面檢討。周恩來說:反冒進的錯誤, “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 “反冒進的錯誤, 是同政府工作中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分不開的, 也是同脫離實際、脫離羣衆的工作作風分不開的”。他又談到這一階段中的思想變化說:自己對毛澤東指出的“反冒進”是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規模和速度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這一點, “在相當時間沒有意識到, 問題的嚴重性就在這裏”[2]1260。

在大會的發言中, 敢說敢做、敢想敢幹的呼聲壓倒一切。對右傾保守的激勵批判, 超英趕美的豪言壯語, 對美好未來詩歌般的描繪, 使人們不難看出, 八大二次會議不只是動員大會, 而且是大躍進的誓師大會。

大躍進運動的後果, 是1959年至1961年國民經濟的嚴重倒退。

七千人大會前後, 毛澤東贊同召開一次大會來統一認識。然而, 他對於形勢有着比較樂觀的看法, 1961年8月至9月, 繼《農業六十條》之後, 又搞出《工業七十條》和《高教六十條》, 再加上前不久通過的《科技四十條》, 還有《文藝八條》。在毛澤東看來, 情況已經改觀。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草案) 》 (簡稱“農業六十條”) , 是在毛澤東主持下制定的。1961年3月, 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會議研究解決農村工作問題, 主要討論和明確了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責、權、利等問題, 並制定了該草案。會後, 在中共中央的帶領下, 各級領導幹部深入農村瞭解“六十條”草案貫徹情況。劉少奇在調查中深切感到:食堂沒有優越性, “這樣的食堂要散, 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5]329。周恩來在調查中瞭解到, 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 都願意回家喫飯[6]315。朱德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四川的公共食堂, “既浪費人力又浪費物力”[7]478。在各地組織討論和試行的基礎上, 中央在5、6月的北京會議上對“六十條”作了重要修改, 取消了分配上實行部分供給制的規定, 停辦了公共食堂, 擴大了社員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9月, 又作出下放基本覈算單位到生產隊的修訂。

1961年8月, 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工作會議, 通過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 (草案) 》 (簡稱“工業七十條”) 。該條例是在鄧小平主持下, 由李富春、薄一波負責,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派出11個調查組到一些工廠、礦山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起草的。條例恢復了被大躍進運動否定和打亂的工業企業規章制度和正常秩序, 使工業企業的管理在調整中向規範和健全的方向邁進了一步。會議指出, 現在再不能猶豫了, 必須當機立斷, 該退的就堅決退下來, 切實地進行調整工作[8]280。

《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 (草案) 》 (簡稱“科技十四條”) 是1961年春由聶榮臻主持起草的。聶反覆強調, 十四條中, 最主要的是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務、知識分子紅的標準及紅與專的關係、黨如何領導科研工作這三條。7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了聶榮臻的彙報。到會的領導人幾乎都認爲這是一個好文件。鄧小平表示:“可以試行, 很有必要。試行後在實踐中加以補充, 使其成爲科學工作的憲法。”周恩來說:“這個文件, 財經、文教等系統也都可以發。”劉少奇指出:“現在的問題是有偏向, 要承認。有偏向就要糾”, “我們的任務是進一步掌握科學技術的規律性, 不要瞎指揮, 不要不懂裝懂”[8]299。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召開的第二次廬山會議, 研究了經濟調整和工業、糧食、財貿及教育等問題。會上, 毛澤東跟中央常委和大區負責人談及經濟形勢, 認爲:“問題暴露出來了, 將走向反面, 現在是退到山谷了, 形勢到了今天, 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他還說:“這次會議搞了幾個好文件, 如‘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等, 證明我們的經驗比較多了。”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的心情也比較輕鬆, 空閒之時還遊覽了廬山一些名勝。會議閉幕那天, 毛澤東又書寫李白的詩句, 贈給廬山管理局黨委諸同志:“登高壯觀天地間, 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這很能反映此時此刻毛澤東是怎樣的一種心情[]。

1961年12月, 毛澤東離開北京, 到上海、杭州小住。在聽取地方領導彙報的過程中, 他說:“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面去看, 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 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 不要灰溜溜。潛力是很大的, 有困難, 有辦法, 有希望”[9]1186。他還說:感覺去年 (1960年) 前年 (1959年) 心情不那麼愉快, 究竟國內形勢怎樣?做一個總分析, 還是不錯的。今年很高興, 因爲我們的具體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見效了。毛澤東認爲, 過去幾年, 包括大躍進, 3年總的來說, 我們辦的好事是基本的。有些缺點, 我們也把它總結起來了。他還談到責任問題, 他說, 有些問題是部門、地方出的主意, 爲什麼中央聽呢?他認爲責任第一是中央, 第二是省[]。

事實上, 當毛澤東講這番話的時候, 國民經濟並沒有上升, 反而還在繼續下滑。1961年工農業總產值1 424.3億元, 比上年下降31%。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情況分別爲:鋼, 870萬噸, 比上年下降53.2%;煤, 27 800萬噸, 比上年下降30%;發電量, 480億度, 比上年下降19.2%;糧食, 14 750萬噸, 比上年增長2.8%;棉花, 80萬噸, 比上年下降24.7%;油料, 181.4萬噸, 比上年下降6.5%;基本建設投資總額127.42億元, 比上年下降67.2%。國家財政赤字1.9億元[11]211。

和毛澤東一樣, 柯慶施也保持着對形勢的樂觀看法, 同樣認爲“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1961年5月14日, 柯慶施在上海市各民主黨派代表會上的報告, 重點談“信”與“疑”的問題。他號召黨外人士“要信大於疑”, “在大的方面講, 有一個信, 而在具體工作上有一個疑”。他強調:“我們是存在問題, 但這些問題與全局擺出來看看, 比重究竟有多大?是部分的, 還是整體的, 我們說它是部分問題。例如香菸要比過去少抽一些, 好煙買不到, 但它究竟佔的是部分的地位。從整個國內說, 仍應肯定大好形勢。”“我們的問題不僅是局部的, 而且是暫時的, 很快可以改變過來的。從整個國家發展來說, 並不妨礙我們的大好形勢。”[12]柯慶施對黨外人士這麼說, 他對黨內幹部又怎麼說呢?

1961年10月11日, 柯慶施在安徽省委擴大會議上指出:“過去我們摸不到底, 向他們 (按:指農民) 多要了, 工作上有缺點, 這一條我們要改。改缺點不是什麼都錯了, 沒有那麼多錯的, 錯只是錯了一部分。”“工業生產問題不大, 只要抓住幾個主要的。現在還是搞輕工業, 當落後分子。世界上還是有落後分子到進步分子的。”“現在六十條貫徹後, 以生產隊爲基本覈算單位, 試驗好以後, 這一套大體就差不多了。”他還指出:“要不要鼓足幹勁?必須鼓足幹勁。聽說有人說, 鼓足幹勁就要犯錯誤。鼓足幹勁是不會犯錯誤的, 做事情沒有幹勁是不行的。”[13]

10月12日, 柯慶施在江蘇省委擴大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批評了華東一個時期糧食收購工作:“現在的情況怎麼樣了?拿下糧食來農民先喫了再說。我從合肥來, 路過一個村子, 去年我走那裏過, 那個村子死掉40%的人, 找他們談話的時候, 都是同我哭。今年我走那裏過, 他們喫飯用大花碗裝。一碗等於兩碗。大家這麼喫你看怎麼得了。這樣的事怎麼辦”?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省政協主席江渭清回答:“我到三個專區去打通思想, 蘇州、鹽城、徐州, 他們一般態度表示還比較好。”柯慶施說:“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有的是我們商業部門的問題, 有的是我們幹部工作的問題。總是想讓農民多喫一點, 他們的羣衆觀點只有一根。只顧一球, 那一球怎麼辦?農民喫那麼多, 不賣一點給城市, 城裏沒的喫, 都餓瘦了也是不行的。現在有一股風, 只管農村那頭, 不管城市那頭。這個風氣要不得。”[14]

柯慶施明確反對開放城市自由市場:“不知道你們贊成不贊成?上海我是不准他們搞自由市場的。”“我們不但沒有收到東西, 而且造成社會上思想波動, 惶惶不安, 不知物價將來漲到什麼程度。我說, 不行, 要抓。他們說抓那麼多怎麼辦?我講, 第一, 不叫抓叫收容;第二, 不判罪;第三, 不殺頭。上海最近抓了2 000多才把局面穩定下來, 現在還要進一步抓。假使我們對這些事情不採取嚴肅的態度, 結果就會助長社會上的思想混亂, 幫敵人造成活動的有利條件。”[14]

1961年後, 允許適當開放自由市場貿易已經成爲中央經濟調整的重點步驟。該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商業四十條》和《手工業三十五條》中, 明確指出農村集市貿易和個體手工業存在的必要性, 糾正了大躍進以來取締農村集市貿易和把城市個體工商業者都改造光的錯誤, 制止了把集體性質的手工業和商業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錯誤。《商業四十條》規定:“繼續發揚小商小販的經營特點, 在合作商店、合作小組的組織下, 恢復貨郎擔子和流動飲食業, 恢復串街、串鄉、擺攤、送貨上門、夜間售貨等多種多樣的服務方式, 又買又賣便利羣衆。”[15]458但在上海, 柯慶施卻禁止自由商業活動, 禁錮了自由市場的合理發展。

最後, 關於人民公社問題, 柯慶施說道:“‘六十條'貫徹以後, 現在加上試驗單位下放, 如果試驗好了, 12月會議討論決定了, 人民公社一套東西就差不多了。可以集中全部精力來搞生產。一年只差那麼一點糧食, 現在75億到100億斤, 多生產百十億斤糧食問題就解決了”[14]。

在七千人大會前, 柯慶施同樣認爲“工業生產問題不大”, 人民公社的一套東西調整得“差不多了”, “最危險的時期已渡過了”。黨內意見分歧, 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的進一步展開。

二

七千人大會上, 劉少奇比較客觀地總結了幾年來的經驗教訓, 分析了面臨的嚴峻形勢, 指出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必要性[8]283。柯慶施在會議期間表達了對劉少奇講話的明顯不滿。

1月11日,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報告。對1958年以來的工作成就, 報告列舉了12條, 對大躍進的成績講了幾條, 其中有一些不該肯定的東西。如認爲我國的基本工業和生產能力都有了成倍的或很大的增長;農業集體化發展到了更高的水平, “農田、水利的基本建設, 有很大的成績”;工程技術人員大大增加, 技術水平有了提高;科學研究工作, “某些研究成果接近了世界先進水平”;在商業、財政、金融等工作方面, 在政法工作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績”等。

而對4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報告則列舉了4條:計劃指標過高, 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 比例失調。農業上犯過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由於要求過高、過多, 許多地方、許多部門進行過一些不適當的“大辦”;在農村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的變動過急, 刮“共產風”。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 也犯了急於把集體所有制改變爲全民所有制的錯誤;權力下放過多, 造成分散主義;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 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 城市人口大量增加, 加重了城市供應和農業生產的困難。

報告還指出:“上述的缺點和錯誤所產生的結果, 給我們的經濟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損失。1959年和1960年農業的嚴重減產, 1961年工業產量的被迫下降, 以及目前的許多困難, 一方面, 是由於自然災害的影響, 另一方面,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上述工作上和作風上的錯誤所引起的。”[]關於造成目前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 報告只是指出“經驗不夠”, “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羣衆路線的傳統作風”, “省一級在許多工作上負了很大的責任”, 等等。報告還說:“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 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 各方面的工作正在不斷地改進。”[]報告中的這些觀點, 都體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報告對形勢的估計是:“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渡過了。”

會議的轉折, 發生在1月27日劉少奇對報告的補充發言。關於國內形勢問題, 劉少奇說:“我們在經濟方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一點”,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 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他沒有重複書面報告“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的基本估計, 而是實事求是地分析了造成嚴重困難的原因。他直接講了兩條:天災與人禍。而這兩條中“人禍”即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 農民說是‘三分天災, 七分人禍'。你不承認, 人家就不服。”對於“三面紅旗”的評價問題, 他說:“三面紅旗, 我們現在都不取消, 都繼續保持, 繼續爲三面紅旗而奮鬥”。但又指出:“現在, 這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 但是再經過五年, 十年以後, 我們再來總結經驗, 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大會上有人對劉少奇“三七開”的講話表示懷疑和否定, 柯慶施就是其中之一。參加會議的各省市代表團, 在討論劉少奇報告時, 都相繼由主要領導帶頭檢討。但是, 柯慶施遲遲不表態, 也不肯檢討[17]。

1月17日, 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結合各代表團提出的初步意見, 對劉少奇報告初稿進行修改。柯慶施首先發言:“《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還要不要?15年趕上英國還要不要?指標還要不要?幹勁還要不要?用什麼方法鼓幹勁?”[10]802

柯慶施接着又說:“《農業綱要四十條》, 除幾種地區之外, 還是可以的。糧食總產量6 000億斤不行, 5 000億斤總還是可以的。華東區到1967年可完成4 000億斤糧的指標, 否則就越看越沒有勁!”[10]802柯慶施一再提起《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是有很深含義的。在本質上, 是在維護“大躍進”, 同時也在維護自己[]。

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的譚啓龍後來回憶:小組會開了近半個月, “但是, 因華東局書記柯慶施在華東各省書記會議上一再強調反對本位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和實用主義, 加上多年受‘左'傾思想束縛, 大家的思想不可能完全敞開, 所以, 暴露出來的矛盾仍然是有限度的”[19]563。

七千人大會及劉少奇的口頭報告精神下發後, 對地方基層震動是極大的。在譚啓龍支持下, 山東省委派出調查組, 於1962年5月作了農村基點調查, 並形成了《一個生產破壞最嚴重的大隊》的調查報告。報告反映了齊河縣一個生產大隊的真實狀況:1958年以來“不是一般的傷了元氣”, “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一點二”, “耕地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七”, “耕畜基本上死光”, “農具減少到不能應付最低生產的需要”……報告又說:“聽少奇同志講, 安徽包產到戶, 恢復很快, 今年好過。辦法多種多樣, 應該百花齊放”[20]。山東省委在7月份制定了緊急救濟政策, 包括: (1) 要由領隊幹部親自動手, 解決問題, “對過去領導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要嚴肅誠懇地向他們檢討, 讓他們把內心的話和痛苦講出來”。 (2) “要根據實際情況, 在最近兩三年內適當減輕或豁免困難隊的農業稅和統購任務”。 (3) 要給予經濟扶持, 解決困難隊的口糧問題。 (4) 從困難隊的實際出發, “既堅持集體化道路, 充分調動集體積極性, 又要照顧當前羣衆的切身困難和覺悟程度, 適當利用個體積極性”。 (5) 充實與加強困難單位的領導。上述調查組的報告和省委的指示, 非常客觀地反映了大躍進後山東一個最困難的生產大隊所陷入的絕境, 以及省委所提出的解決全省困難隊的統籌政策。它產生於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之後, 是七千人大會的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直接產物[21]。山東省委的調查報告上報到華東局、中央, 下發到地、縣、社黨委。地、縣、社的幹部見到這個文件很受感動, 認爲如能照這個文件辦, 農村生產力三五年就可能恢復, 困難局面就會得到根本好轉。但這份報告上報後最終沒有下文[20]68。

劉少奇發表口頭髮言後, 柯慶施直接提出了批評。他說:十條成績, 人民公社講少了, 至少抗災有作用。三個口號取消了也不行。講缺點、錯誤和“三面紅旗”的關係, 如何說?前面解釋不夠。三個方面:一個經驗, 一個思想, 一個工作, 同樣條件, 工作好的, 情況就少一點[22]。

劉少奇的報告談到了黨內民主問題, 特別是對第一書記權力過大提出了批評, 柯慶施對此表示厭惡。當時上海市委有兩名中央委員, 一是柯慶施, 一是中央候補委員陳丕顯。在七千人大會上, 陳丕顯爲了跟上會議形勢, 寫了一個檢討稿, 送給柯慶施看。稿子中有一句話“我發揚民主不夠”。柯慶施看了十分惱火, 當着陳丕顯的面, 狠狠地批評負責起草稿子的祕書人員:“你們這樣寫是什麼意思, 你們是要發揚無產階級民主還是什麼民主?”柯慶施指桑罵槐, 訓了半個多小時[23]。

1月30日, 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講話的最後部分, 他進行了自我檢討:“去年6月12日, 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上的最後一天, 我講了自己缺點和錯誤。我說, 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 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 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 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 直接的歸我負責, 間接的我也有份, 因爲我是中央主席”[24]24。

毛澤東的檢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會從中央主席到各部門負責人, 到各中央局書記、省、地、縣委書記紛紛檢討, 形成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熱烈場面[25]168。

在這種大氛圍下, 2月6日, 柯慶施不得不代表華東局和前華東協作區委員會作了檢查。他說:“頭腦最熱的時期是八大二次會議之後, 北戴河會議的前後。首先是農業生產, 1957年的估產就偏高, 1958年麥收以後頭腦更熱, 對畝產幾千斤是相信的。1959年11月, 華東協作區委員會估計全區當年產量是1 689億斤, 提出1960年‘最低限度'比上年增產20%, 即達到2 000億斤, 人均1 000斤糧食, 並要求兩三年內增加到人均1 500—2 000斤糧。”又說:“1960年10月華東局濟南會議檢查山東工作, 大家才真正清醒過來。由於農業上的高估產, 以爲糧食過關了, 工業生產的指標也就高了, 基本戰線拉得過長了。”[18]141其實, 華東區“躍進”之激烈與頭腦發熱程度遠超柯慶施的表述。運動中兩個最炫目的高指標———糧食與鋼鐵, 都與華東有直接關係。華東設定的指標之高曾使中央經濟主管部門的負責人駭然 (1) 。

關於高指標產生的影響及其糾正之困難, 柯慶施認爲:“指標過高, 帶來不少問題。例如, 影響到幹部作風, 過多地搞計劃外協作, 影響國家統一計劃”。他承認, “早在1958年底市場就出現緊張, 當時也有覺察, 以爲是社辦工業搞多了影響市場供應, 只是要各地整頓社辦工業, 沒有追根到底, 沒有同高指標聯繫起來, 因而每當中央、主席糾正高指標的錯誤時, 我們一方面同意, 一方面又怕退得太多, 思想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又訂出了比較高的增長計劃, 使糾正這方面缺點錯誤的時間拖延下來”[18]284。

1962年2月21日至23日, 中共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西樓舉行, 史稱“西樓會議”。除毛澤東、林彪不在北京外, 其餘常委都到了場。會議分析了當時農業生產下降, 市場緊張, 物價高漲的情況, 發現當年預算中仍有50億元財政赤字, 認識到當前經濟困難比七千人大會時的估計要重。劉少奇在會議講話中指出:“現在處於恢復時期, 但與1949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 是個不正常的時期, 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 不能用平常的辦法, 要用非常的辦法, 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8]284會上, 陳雲作了題爲《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講話, 他指出了目前財政經濟方面存在的嚴重困難, 分析了克服困難的有利條件, 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六條辦法[26]184。陳雲高屋建瓴的意見得到其他常委的一致贊同, 認爲困難講透了, 信心講足了, 辦法也有了。

3月13日,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專程飛往武漢, 向毛澤東彙報了西樓會議的情況。毛澤東聽了彙報, 又看了文件, 表示同意將陳雲等人的報告傳達到全國, 但只限於省、軍級高級幹部參閱[18]160。由於西樓會議精神, 特別是陳雲報告得到絕大多數領導人的贊同, 不久之後, 毛澤東允許擴大傳達的範圍。於是, 對國民經濟的重新認識成爲中央的主導思想。

3月27日至4月6日, 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全面地分析了1960年下半年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提出後的工作進展、存在的困難, 以及1962年調整工作的10項任務[]。短短几個月中, 經過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的緊張工作, 全黨進一步認清了形勢, 落實了具體措施, 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取得顯著進展。

但是, 在這個關鍵時刻, 一些地區和部門的個別領導人思想上仍存在種種疑慮, 存在着不同的聲音。有人曾對陳雲在“西樓會議”上的講話提出非議, 還有人不同意中央在七千人大會後對經濟形勢的判斷[3]903。爲了進一步統一思想, 進一步調整1962年的計劃指標, 5月7日至11日, 中共中央再次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通稱“五月會議”。

會議由劉少奇主持, 出席者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各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 共105人。毛澤東沒有出席。這是1958年以來毛澤東第一次沒有參加這樣的會議。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以陳雲爲首的中央財經小組剛剛提交的《關於討論1962年調整計劃的報告 (草案) 》。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都在會上講了話。大家完全同意陳雲的報告, 認爲這個報告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當前國民經濟的形勢。劉少奇指出:“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麼樣?我看, 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 總的講, 不是大好形勢, 沒有大好形勢, 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 “分明有困難, 卻說沒有困難, 這樣的人, 不能算勇敢的人。共產黨員的革命氣概, 應該是充分估計困難, 而且在最困難的時候, 還是挺起腰桿前進”[]。

周恩來也說:“現在看, 這個調整時期要相當長。一般設想, 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恐怕就是個調整階段, 甚至於還不夠”, “我們在七千人大會上提出的指標, 還是儘量壓下來的, 但是現在看來, 那些指標還是高了”, “我們對新的發展, 總的規律, 還沒有完全摸清楚, 要承認自己不行”[27]425。

“五月會議”是一次規格很高、內容又十分重要的大型會議。會議進一步正視和分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形勢, 制定了大幅度調整國民經濟的具體方針、辦法和措施。它比西樓會議對問題的認識和分析更深入, 提出的措施更具體和有力, 是扭轉國民經濟困難局面的一次最關鍵性會議。此後, 全國經濟建設開始了“傷筋動骨”的大調整。

從七千人大會到“五月會議”的短短几個月時間裏, 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對經濟困難及其原因的認識, 再次衝破了七千人大會上“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 “困難就那麼一點點”的框框, 對形勢的認識更清醒、更符合實際。可是, 雖然黨內都同意了調整, 但在程度和方法上仍有相當不同的意見和聲音。持“左”的意見的人, 他們的關注點不僅在經濟調整方面, 更在於政治問題。

三

七千人大會後的一段時間裏, 柯慶施不得不承認嚴重的困難局面確實存在, 並着手加大對經濟調整工作的力度。

1962年2月27日, 柯慶施在蘇州地區縣委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 承認問題嚴重。他說:“從幾年來生活安排的情況來看, 是逐漸下降的。像王小二過年, 一年不如一年。現在要看到這樣一個情況, 產量逐漸下降, 口糧逐漸減少。不要不承認, 硬着頭皮不承認不行。我們幹部餓三天還不至於死, 農民長期沒有油水, 三天就死”, “大隊、公社留一點糧食, 打算訓練幹部、開會用的, 停掉吧。縣以下各級能擠出的糧食, 都擠下去支持下邊。要採取一些度荒措施。紅花草看樣子不喫一部分不行”。他還說:“過去我們在工作上沒有搞好的, 向農民認一點錯。”與會的江蘇省長惠浴宇插話:“希望蘇州地區兩年轉過來, 不能再拖長。現在到了邊緣。”柯慶施說:“這幾年農業減產, 最大原因是政策不對頭, 影響了農民的積極性;再加上自然災害大一點。共產風, 現在一般是沒有了。瞎指揮, 少些, 但是生產上亂干涉還有。下雨天, 還動員羣衆去種麥。以大隊爲基本覈算單位, 原來還想看看是否能維持, 後來一摸, 非改不可, 否則不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28]

6月2日, 柯慶施根據“五月會議”的精神, 主持召開了華東局委員會擴大會議並作報告。柯慶施在報告中承認“前一時期我們對困難的認識是不夠的”, 並要求各地“認認真真進行經濟調整工作”[29]。關於農業生產, 他較爲客觀地指出:“恢復的時間, 就糧食生產來說應該分別情況, 爭取在2年、3年、5年以內恢復到1957年的產量”。對工業調整他指示: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 “貫徹執行工業企業‘七十條', 嚴格訂單、徹底精簡”, “使先進企業儘可能‘喫飽'”[29]。

但是, 一涉及造成嚴重局面的真實原因等問題, 柯慶施又採取了迴避態度。“我們對於實際情況缺乏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 而且往往只看到一個地方、一個時期的情況, 只顧到一個方面和少數幾個方面的問題, 沒有通觀全局, 瞻前顧後。”其實柯慶施早在1959年就提出了“全國一盤棋”思想, 提倡全國工業合理佈局, 加強全國統一領導和重點工業基地的重點建設, 資源的合理分配等發展方針[30], 充分體現出了他的大局觀、整體意識和長遠的戰略眼光。對上, 爲了維護毛澤東的威信, 掩蓋大躍進的實際責任, 他只得攬下錯誤承認“沒有通觀全局, 瞻前顧後”;而對下, 他又進行了嚴厲指責:上海許多部門和單位“對調整工業、基建‘下馬'問題, 大家看着、等着、拖着, 耽誤了不少的時間, 問題越拖越多”[29]。對上維護對下指責成了這一時期柯慶施言論的基調。

7月15日至23日, 上海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柯慶施在會上所致的開幕詞中總結了幾年工作的“成績”, 說:“在這4年中, 各方面的工作, 都更加註意到如何適應我國的實際情況, 如何適應上海這個大城市的特點, 並且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 這就使我們這4年的建設事業, 比起前幾年的偉大成績來, 更有特色”。他強調說:“我們認爲, 成功的經驗, 是寶貴的;反面的經驗, 也是寶貴的。”[31]

接着, 柯慶施聯繫歷史作了如下一番論述, 他說:“對我們中國人民來說, 對我們從事革命的人們來說, 困難是始終存在的。一部中國革命史, 就是中國人民戰勝困難的歷史。我們的困難, 有客觀上的, 有主觀上的。客觀上的困難, 比如, 天時對農業就是經常起作用的, 常常造成難以克服的困難。所謂主觀上的困難, 就是對新鮮事物發展規律的認識過程問題, 就是是否能夠依據這些事物發展的規律及時採取正確的具體政策和工作方法問題。只要我們貫徹執行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正確方針路線, 只要我們不斷地提高我們的馬列主義思想水平, 只要我們認真發揚我們黨的傳統的優良作風, 我們就可能避免或者減少大的困難。只要我們像毛主席教導的那樣, 在戰略上藐視困難, 在戰術上重視困難, 就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 我們就能夠從一個勝利到另一個勝利”[32]。他的講話避實就虛, 並且把困難經驗問題上升到了中國革命的理論高度;援引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的經典語錄, 又可以使人們回想起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勝利所起的關鍵性作用。

11月24日, 中共江蘇省第四次代表大會預備會議在南京召開, 柯慶施到會並講話。他繼續維護大躍進時期的一些錯誤原則。他說:“過去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現在這個話有些人不敢講了。我看‘一大二公'還是對的。不大是不要像以前那麼大, 現在以生產隊爲覈算單位, 並不是就不大了。農業生產當中不‘公'行不行?我看是不行的。過去我們對‘公'瞭解錯了, 不是說辦了公共食堂、搞平均主義那纔算‘公'。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去執行。以農業爲基礎, 工業爲主導, ‘農輕重', 中央說了不知多少次了, 各地、各部門就是沒有完全貫徹。”[32]

對於一個時期內農村出現的“單幹”和“包產到戶”, 他表達了堅決抵制的態度:“集體能否比單幹搞得好, 我看肯定能。今年不是鬧過一陣單幹風嗎?單幹當中對一部分人的理由, 就是說單幹可以克服‘平均主義'。我看刮共產風不行, 一點‘平均主義'沒有也不行”[32]。

最後, 他就如何鞏固人民公社作出指示:“從省、地、縣抽調最好的幹部支援農業, 幫助把公社辦好。有的是工作組, 有的下去當社長、當黨委書記。今年搞好20%, 基本上是搞三類社 (1) 。這些人下去有個責任, 就是必須把公社辦好, 不辦好不要回來。不辦好就死在那個地方”, “準備在明年春節前後, 把好的公社、大隊、農場, 多少年來一直增產, 受災後比人家減產也減得少的, 幹部作風好的, 黨的工作好的這種典型開個代表會, 大吹特吹他們一下, 造成一種空氣”, “對最壞的認真處理一批, 爭取在三年五載把每一個公社都辦好”, 並要求“華東各地都要採取這個步驟”[32]。柯慶施對下屬各省下了命令, 在一定時期內必須鞏固並辦好人民公社, 保住這塊最後的“社會主義陣地”。

1963年1月7日, 柯慶施在上海市委思想工作預備會議上講話, 再次爲“三面紅旗”辯護。他指出:“13年來, 工農業建設上有過一些挫折, 有的缺點是不應該有的, 有些缺點是不可避免的, 有缺點就改嘛!但是有人卻誇大我們的缺點, 似乎我們犯了滔天大罪。有人惡意造謠, 說吳芝圃 (按: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披麻戴孝, 向人民請罪。”他要求對這種思想“要嚴肅對待”, “堅決地進行回擊”[33]!

他還講道:“現在我們在工農業建設方面, 已經摸到了一條道路, 這是要有曲折的過程的, 要付出若干代價的。我們和蘇聯、東歐國家發展的歷史作過一些比較, 可以肯定地說, 我們這條道路是一條比較進步的、比較完整的正確的道路。”[33]

分析柯慶施的言論行爲, 他的內心具有矛盾性。一方面, 柯慶施對上海和華東地區異常困難的經濟形勢有所認識;另一方面, 他又堅持了“繼續躍進”的立場。柯慶施是否很“左”, 一直是人們爭論最多的問題。這種情況也不同程度地體現在衆多地方領導人身上。

七千人大會期間, 鑑於大躍進中安徽問題的嚴重, 劉少奇三次親臨安徽組討論會場。當曾希聖得知劉少奇要來參加安徽組的會議, 還請彭真捎話, 請劉給安徽的同志鼓鼓勁。很長時間來, 由於以曾希聖爲首的安徽省委的嚴密封鎖, 中央一直都沒有發現安徽問題的嚴重性。2月3日, 曾希聖在會上作了檢討, 承認了安徽錯誤的存在。但他又抱怨說:“這次中央工作會議, 我們仍然不想揭蓋子”, “認爲 (安徽) 五風之所以行起來, 有內因, 也有外在原因, 但總想向同志們多說一說外在原因”[34]。劉少奇聽後問大家:曾希聖等同志作了檢查, 你們滿意不滿意啊?衆聲回答:不滿意。2月7日, 大會結束, 安徽代表仍留在北京繼續開會。2月9日, 劉少奇再次到會, 發表了總結性的講話。他說:“看來, 安徽的中心問題是省委的問題, 省委的中心問題是曾希聖的問題。”使劉少奇最爲惱火的是, 安徽省委一直不肯揭蓋子。他說:“一直到我參加你們的會, 還是吞吞吐吐, 不肯揭蓋子, 別的省老早就揭了蓋子, 所以工作就轉變早一些, 經驗教訓也好一些。”[]

七千人大會上, 就在劉少奇發表大會講話前後, 中央收到一封來自四川的匿名信。從信所反映的信息來看, 李井泉主政的四川在遭受重挫之後, 不但缺乏積極主動糾“左”的意識, 而且在中央有了糾“左”的指示後, 還大打折扣。這封信還說:在四川工作的幹部, 上上下下不敢講話, 已經不是什麼祕密了。緊着, 還舉出一些具體事例, 陳述了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錯誤。現在來到北京開會, 大家一起總結經驗教訓, 李井泉還不放開讓大家講話, 怎麼能不叫四川同志的氣越來越大呢?匿名信的出現, 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25]244。

分析柯慶施等地方領導人爲什麼頻頻出現類似表現, 是可以從歷史中尋找出線索的。柯慶施是位資深的領導幹部, 曾經留學蘇聯。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前, 在戰將如雲的衆多領導人中卻一直默默無聞。但是, 柯在1956年後的政治生涯卻如日中天:他積極支持對“反冒進”的批評;第一個放出了華東工農業生產的“大衛星”;積極支持“大躍進”運動, 是“大鍊鋼鐵”的急先鋒;響應人民公社運動並提出“公共食堂喫飯不要錢”口號。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 柯慶施增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1960年後, 他被委任爲華東局第一書記, 繼續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 是響噹噹的華東“第一人”。

柯慶施在七千人大會前後的言行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地方黨政負責人的反思程度和政治準則。就柯慶施“左”的思想而言, 上海日後成爲“文革”爆發的策源地, 應當說絕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