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即1962年1至2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大会是在中共执政后首次出现全面经济危机和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巨大的背景下召开的。

对于造成这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在召开会议伊始, 众多参加者就有一种潜在的强烈问责情绪。但是这种情绪一直压抑着, 从1962年1月11日至1月27日的半个月之中, 没有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作过自我反省和检讨。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 对产生困难的根本原因也未能正面客观地加以论述。对此, 党的各级干部有着强烈地抵触情绪。这个局面在1月18日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上才有变化, 周恩来对如何究责问题的表态与彭真直接提出的追究毛泽东的一点责任的究责态度相呼应, 使大会顺利地进入了相对实质性阶段, 巧妙地倒逼毛泽东作出了早应作的检讨, 使“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得到实质性执行。《周恩来传 》也认为, 从1月19日至2月7日, 七千人大会进入第二阶段。周恩来的努力是形成这种有利的政治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七千人大会上, 如何认识承担大饥荒的政治责任, 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可以依据各自的态度分为两派;其一是诿责派, 以毛泽东、林彪、柯庆施等为代表, 不认为“三面红旗”有什么不对, 认为不是决策正确与否的问题, 而是执行是否走样的问题。责任在除毛泽东以外的中央领导人和省地县各级党组织。另一派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代表, 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各有其责, 是究责派。但是在究责派中, 又有方式方法的差异。刘少奇和彭真是直接究责派;周恩来和邓小平是间接究责派, 倒逼派。而对这三方面作相应分析, 就可以看出周恩来如何巧妙地把究责与自责相结合, 达到以己检讨逼毛泽东“罪己”的目的。从而可以澄清有些文章把周恩来的态度同林彪的讲话视为同一性质的错误观点。

一

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 毛泽东对于自己提出的“三面红旗”之正确性与否, 内心里也并非底气十足的, 尤其是对于大跃进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 他也曾赌气式地说过我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之类的话, 而在当时整个经济的严重问题尚未全面显现。从1959年到1961年饿死人的问题已在全国有广泛性, 这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对自己的决策作出相应地反思, 是方针决策失误, 还是决策执行走样?是自己应该主动承担这一政治责任, 还是整个执行层都难逃其责?在“三面红旗”之中, 毛泽东尤感不安的是“大跃进”问题, 他认为, 大跃进的方向没错, 就是自己急于求成, 急了点 (邓小平语) ;是执行层欺骗了自己, 才形成了当时的困难局面。所以毛泽东认为, 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但是死了几千万人, 作为执政党的主席, 也是难逃担责之嫌。面对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 让自己主动检讨, 实在非内心所愿, 但不检讨又没法向全党交待, 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下毛泽东同意召开七千人大会。因此是否要究责, 如何让毛泽东主动地承担其责任, 以向全党作一个交代, 这个难题就摆到了中央政治局面前。

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初, 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也是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 他认为, 过去几年工作中的重大失误的责任应该由中央书记处来承担。因此在1962年1月18日大会文件讨论时, 他第一个首先提出了政治究责问题, 责任承担者是否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问题。尤其对于毛泽东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 彭真是力主承担的。针对近一个月来毛泽东并没有主动作自我批评和主动“罪己”, 没有积极承担责任的态度, 彭真的确表现出了很大的政治勇气:“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也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错误, 不检讨, 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1] 彭真的“逼宫”之言, 直接把毛泽东推到了负政治责任的前台, 使毛泽东处境颇为尴尬。有文章指出:从事后看, 彭真的这番讲话成为最后迫使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承担责任的重要压力之一[1] , 事实确实如此。但是, 光有彭真讲话的压力, 还不足以让毛泽东主动检讨, 其原因正如前面分析过的, 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决策的大方向有任何问题, 所以, 他在内心并不认同彭真的说法。在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曾为责任承担问题定过基调:责任在中央和省这两级。毛泽东的意思很明显, 中央的责任是主要的, 但中央的责任应由政治局全体来承担, 所以, 作为政治局主席, 他只能抽象地承担职务性责任, 这一点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之前, 在党内会议上原则性地有所表示。要毛泽东公开地首先在他人压力之下主动承担经济危机的具体责任, 并非毛泽东所愿。在毛泽东看来, 如此行为, 就等于在别人的压力下屈服, 这既不符合其性格特点, 也不符合“现实”。从毛泽东本人对经济危机性质的认识和毛泽东的性格来看, 直接究责要达到目的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怎样才能“体面地”让毛泽东主动下“罪己”诏, 从而为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创造条件?鉴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个人权威和权力的不可动摇和不可挑战性, 即便达到目的, 其副作用之大也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出于这一战略性思考, 周恩来对彭真为代表的直接究责方式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异议:周恩来认为, 政治责任问题具有很大的敏感性, 会触及毛泽东个人性格和政治嗅觉的敏感神经, 搞得不好又会造成党内分裂并给今后的上层决策再次埋下祸根。责是要究的, 但更要注意策略问题。庐山会议的前车之鉴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所以, 中央常委主动承担责任, 达成意见一致, 从而制定出更有效的纠错政策和措施, 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轨道比硬压毛泽东承担责任更有意义。此外, 中央常委各自承担了责任, 那么, 毛泽东也没有理由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其他中央常委主动承担责任, 毛泽东才会有个台阶下, 也会相应承担其责, 这是一种表面上妥协, 实际上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如何把直接究责采取一种变通方式来加以实现, 周恩来走出了极为策略的一步棋:表面上质疑彭真的政治责任追究立场, 实际上逼迫毛泽东检讨。他在1月18日的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上说:“主观上的错误, 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 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 应当由我们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毛泽东思想, 的确成绩会大一些。”[1] 周的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仅从字面上看, 似乎在替毛泽东辩护, 若仔细分析, 就有弦外之音, 就是话中有话, 颇有值得玩味之处:“主观上的错误, 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 意即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经济危机, 形成如此之大的经济困难, 并非天灾, 而是人祸, 是中央在决策思想上的重大失误造成的。这就与刘少奇在1月27日大会文字报告之后所作的口头报告上给这次经济危机的定性一致, 刘少奇认为, “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分析已不具有广泛性, 而是“三份天灾, 七份人祸”, 人祸自然是主观决策上的错误, 亦包括执行中的失误。而造成失误的根本原因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这个毛泽东思想显然不是近几年来毛泽东的所思、所想、所为了。而是指过去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已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形成的, 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 并非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个人意志的一系列表现。是谁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呢?这一点在政治局常委中, 可谓心照不宣。因为从建国伊始的一系列“左”的政策, 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中心的“三大改造”, 反右, 庐山会议, 反右倾, 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等, 无不是毛泽东亲历亲为的。尤其是“三面红旗”, 是毛泽东顶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多数人意见而一意孤行的。很显然, 毛泽东自己为始作俑者, 违反了过去自己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之中。中央其他常委的责任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 并且只有提供材料不准确、有水份的错误, 但不应负主要决策的错误。更有趣的是, 周恩来把“三面红旗”和毛泽东思想分开来讲的作法, 更是不同寻常的。以毛泽东的观点, “三面红旗”应是毛泽东思想中很闪光的一页, 是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创造, 理应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中, 而周恩来把二者单独列出, 正是为了显示出其区别。在这里, “三面红旗”只是一个幌子, 只是字面上的, 并不具有实际的性质, 这一点, 在其后的主动检讨的观点之中得到了“呼应”。

二

如果说, 以上分析显得有些“强词夺理”的话, 那么, 随后周恩来的主动检讨则更是对其表态之真实理念作了前后一致的“呼应”, 亦显出“倒逼”之意, 印证了他的这一段话的真意:他对大会政治报告所列的12条基本经验教训中提出了重要的补充意见[2] 。这些意见有着明显的指向:

关于总路线问题, 他提出, 执行总路线, 要阐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和实事求是, 多快和好省, 数量和质量, 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相互联系及相互制约的关系, 说明这几年来所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是违反总路线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造成的。意即只讲多快不讲好省。

关于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 他提出, 应该说明:“要在基本上保证吃、穿、用的基础上的建设高速度, 也就是消费和积累放在适当的比例上, 才有可能和持久。否则就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 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要作到既有高速度又能按比例发展生产, 就必须加强计划性, 进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工作。”为了加强此意见的权威性, 他要求把列宁“经常的, 自觉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这一段话加写进去。

针对工业与农业脱节的问题, 他提出原文中工业发展的规模, 必须同农业所能提供的农产品 (包括粮食和原料) 相适应“这句话后面应加上”和劳动力或运输力和购买力等字样。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 周恩来建议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补写进去”。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 他认为“不够确切”, 建议改写为“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统一的国家计划和发挥地方积极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补充建议, 都是采用“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的方法, 隐含了毛泽东在反冒进基础上的左倾错误:

在“总路线”问题上, 只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忘却了实事求是;只讲多快, 忽略好省, 结果欲速而不达。只讲数量, 不讲质量, 只讲需要, 不讲可能。说白了就是这次经济危机完全是执行总路线时的主观唯心主义泛滥造成的, 这就给所谓的“总路线”定了性。

周恩来对“大跃进”的评价也是开门见山:高速度是按比例的高速度, 是以综合平衡为特征的, 计划性是高速度的前提条件, 高速度是以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的。这就说明了大跃进是违反基本经济目标和规律的。对人民公社的体制的建议, 周恩来更是一针见血:用生产力水平和人民觉悟程度 (实际上是人民的满意程度) 来作为改变所有制的标准, 这就基本否定了人民公社的合理性。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对于“三面红旗”的态度, 周恩来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衡量评价的。只不过在方法上是抽象肯定, 具体否定,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表现出了高度的策略性。即达到了表面上维护毛泽东的威信, 让毛泽东不丢面子, 有个台阶可下;实质上又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 无形之中达到了向毛泽东问责的目的。对于周恩来的策略, 邓小平是心领神会的, 他在会议期间也是巧妙地引用毛泽东本人讲过的话, 来委婉地表明毛泽东并不是不犯错误的圣人:“错误、缺点都有。”言外之意即毛泽东不能不负一定的责任。

三

有文章提出, 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1月18日的讲话, 同林彪1月27日的讲话一样, 是直接为毛泽东开脱政治责任的, 二者没有根本的区别[1] 。更多的文章, 更是为尊者讳, 尽量避免提周恩来的讲话, 似乎林对周的讲话有遥相呼应之意, 应是周恩来的政治污点, 有损周恩来的政治形象。上述观点咋看起来似有理, 但若辩证分析起来却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林彪是如何替毛泽东解围的呢?当七千人大会上人们广泛把矛盾指向毛泽东, 要其负主要政治责任, 毛泽东处境尴尬时, 林彪于1月27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事实证明, 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警告, 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 体会毛主席的精神, 那么弯路就会走的少, 今天的困难就少得多。”[3]393对此讲话与周恩来表态的本质区别,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具体提法的差别, 二是各自在此之前的政治态势中的所处状态, 三是后来的历史的验证。

以具体提法的区别而言, 首先从字面上的对比可以看出, 林彪的讲话, 同周恩来的讲话, 似乎相似, 但仔细考证, 二者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表现于二者提法的微妙差异, 俗话说, 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周恩来讲的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是委婉批评毛泽东违反了集体结晶的毛泽东思想, 违反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集体领导原则。后者则是为毛泽东直接而绝对地说好话, 开脱政治责任, 并且把责任直接归于全党, 有护驾之意。二者的这种区别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完全显现出来。

至于背景不同的是, 从1956年开始, 党内高层多数是与毛泽东的反“反冒进”思想一致的, 当时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人看到了冒进的危险。[4]1230, 1235林彪更是与毛泽东保持高度一致, 庐山会议林彪之所以是毛泽东搬去的“救兵”, 根本在于两人思想上的一致性。可以说, 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表态同庐山会议上的性质完全相同。周恩来的情况则与之完全相反, 自从1958年1月之后的广州会议、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上, 周被毛泽东多次指责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以来, 一直是党内“保守”的少数, 甚至到了要被迫辞去总理一职的境地。对于“三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后果, 周恩来有其切身的感受和认识。所以周恩来在问责问题上的表态, 与林彪是完全不同的。从历史的检验来看, 二者更是泾渭分明。1962年前后及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与林彪各自的态度与其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这已为实际所证明。

可以直接佐证于此的是1962年2月3日, 周恩来在福建小组会上的讲话:“这几年来, 党风不纯, 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作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 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 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 结果象同志们所说的, 他就会准备两本账, 揣摩一下才讲, 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 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 看领导脸色说话, 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嘛?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 但更主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 不要乱压任务, 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 即便讲过了火也要听。唐朝皇帝李世民, 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 ‘兼听则明’, 把唐朝搞得兴旺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 还能做到这样, 我们是同志关系, 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4]1618

从周恩来的这段切中时弊的发言中, 人们明显感到了他一贯的思想和主动承担责任的高风亮节。但其矛头所指也是明确的, 即政治责任应该主要由中央常委会负, 由政治局主席来负, 下级的“五风”是上级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压出来的。五风的始作俑者, 是中央, 责任大小应该是明确的。紧接着, 周恩来又讲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说真话, 鼓真劲, 做实事, 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句话虽然简单, 却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 以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 一定要改变, 要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4]1619周这一段话, 表面上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事, 而实际上是批评了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的作为违背了他本人曾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严重脱离了群众。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 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帮毛泽东“救火”被升任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以后, 成为提倡学习毛主席思想、带头搞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早在七千人大会之前的1960年9月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 林彪就向全军发出号召, 军队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掀起开展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 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形成的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内容的决议, 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并由中共中央军委发至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 直接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1年4月, 林彪更是明确指示, 《解放军报》应当刊登毛主席语录。1962年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全军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做法, 博得毛泽东的首肯。根据林彪的旨意, 《解放军报》于1964年1月5日摘编了《毛主席语录200条》, 装订成册, 后改为267条的《毛主席语录》, 广为发行。林彪为了进一步彰显自己的态度, 高兴地为《毛主席语录》题了词, 即“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 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从此, 《毛主席语录》风靡全国, 对毛泽东的崇拜也更加广泛。可以说, 从庐山会议开始, 经七千人大会至文化大革命, 林彪不遗余力、挖空心思地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可见其思想是一贯的。

所以综合分析, 周恩来1962年1月18日的讲话同林彪1月27日的讲话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人们不难看出, 周恩来是用“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的策略, 指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从表面上看, 周恩来的态度是温和的, 但作为当事人的毛泽东, 尤其是在先前逼周恩来多次检讨“反冒进”问题的毛泽东, 在自己始作俑搞出的巨大经济灾难面前, 岂能不知周恩来的矛头所向和良苦用心。所以在周恩来讲话以后, 毛泽东并未立即表态, 他还要看一看, 但是他内心清楚, 在形式上自己承担主要责任已在所难免, 检讨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终于在1月30日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 直接归我负责, 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3]392尽管充满了责任虚悬的味道, 但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罕见的, 毛泽东检讨了, 党内反左、反冒进的思想就统一了。以大压工业指标, 包产到户为核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才得以贯彻, 在较短的时期内改变了普遍的饥饿状态, 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快速恢复的轨道。从1961年至1966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八字方针”取得了较好成绩。这一段历史, 但凡1950年代前后出生者皆有深切的体会。从执政党危机的严重性而言, 怎么评价七千人大会都不为过。对七千人大会统一思想的作用而言, 周恩来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