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即1962年1至2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 大會是在中共執政後首次出現全面經濟危機和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巨大的背景下召開的。

對於造成這次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 在召開會議伊始, 衆多參加者就有一種潛在的強烈問責情緒。但是這種情緒一直壓抑着, 從1962年1月11日至1月27日的半個月之中, 沒有一箇中央政治局委員作過自我反省和檢討。劉少奇在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書面政治報告中, 對產生困難的根本原因也未能正面客觀地加以論述。對此, 黨的各級幹部有着強烈地牴觸情緒。這個局面在1月18日大會文件起草委員會上纔有變化, 周恩來對如何究責問題的表態與彭真直接提出的追究毛澤東的一點責任的究責態度相呼應, 使大會順利地進入了相對實質性階段, 巧妙地倒逼毛澤東作出了早應作的檢討, 使“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得到實質性執行。《周恩來傳 》也認爲, 從1月19日至2月7日, 七千人大會進入第二階段。周恩來的努力是形成這種有利的政治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七千人大會上, 如何認識承擔大饑荒的政治責任, 在中央政治局內部可以依據各自的態度分爲兩派;其一是諉責派, 以毛澤東、林彪、柯慶施等爲代表, 不認爲“三面紅旗”有什麼不對, 認爲不是決策正確與否的問題, 而是執行是否走樣的問題。責任在除毛澤東以外的中央領導人和省地縣各級黨組織。另一派以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爲代表, 認爲從中央到地方各有其責, 是究責派。但是在究責派中, 又有方式方法的差異。劉少奇和彭真是直接究責派;周恩來和鄧小平是間接究責派, 倒逼派。而對這三方面作相應分析, 就可以看出周恩來如何巧妙地把究責與自責相結合, 達到以己檢討逼毛澤東“罪己”的目的。從而可以澄清有些文章把周恩來的態度同林彪的講話視爲同一性質的錯誤觀點。

一

從1959年廬山會議後, 毛澤東對於自己提出的“三面紅旗”之正確性與否, 內心裏也並非底氣十足的, 尤其是對於大躍進的問題。在廬山會議上, 他也曾賭氣式地說過我是“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之類的話, 而在當時整個經濟的嚴重問題尚未全面顯現。從1959年到1961年餓死人的問題已在全國有廣泛性, 這迫使毛澤東不得不對自己的決策作出相應地反思, 是方針決策失誤, 還是決策執行走樣?是自己應該主動承擔這一政治責任, 還是整個執行層都難逃其責?在“三面紅旗”之中, 毛澤東尤感不安的是“大躍進”問題, 他認爲, 大躍進的方向沒錯, 就是自己急於求成, 急了點 (鄧小平語) ;是執行層欺騙了自己, 才形成了當時的困難局面。所以毛澤東認爲, 自己的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但是死了幾千萬人, 作爲執政黨的主席, 也是難逃擔責之嫌。面對如此之大的經濟危機, 讓自己主動檢討, 實在非內心所願, 但不檢討又沒法向全黨交待, 正是在這種矛盾心態下毛澤東同意召開七千人大會。因此是否要究責, 如何讓毛澤東主動地承擔其責任, 以向全黨作一個交代, 這個難題就擺到了中央政治局面前。

七千人大會召開之初, 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 也是主持中央書記處常務工作的, 他認爲, 過去幾年工作中的重大失誤的責任應該由中央書記處來承擔。因此在1962年1月18日大會文件討論時, 他第一個首先提出了政治究責問題, 責任承擔者是否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問題。尤其對於毛澤東是否應該承擔責任的問題, 彭真是力主承擔的。針對近一個月來毛澤東並沒有主動作自我批評和主動“罪己”, 沒有積極承擔責任的態度, 彭真的確表現出了很大的政治勇氣:“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也沒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的錯誤, 不檢討, 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1] 彭真的“逼宮”之言, 直接把毛澤東推到了負政治責任的前臺, 使毛澤東處境頗爲尷尬。有文章指出:從事後看, 彭真的這番講話成爲最後迫使毛澤東在大會上公開承擔責任的重要壓力之一[1] , 事實確實如此。但是, 光有彭真講話的壓力, 還不足以讓毛澤東主動檢討, 其原因正如前面分析過的, 毛澤東並不認爲自己決策的大方向有任何問題, 所以, 他在內心並不認同彭真的說法。在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毛澤東曾爲責任承擔問題定過基調:責任在中央和省這兩級。毛澤東的意思很明顯, 中央的責任是主要的, 但中央的責任應由政治局全體來承擔, 所以, 作爲政治局主席, 他只能抽象地承擔職務性責任, 這一點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之前, 在黨內會議上原則性地有所表示。要毛澤東公開地首先在他人壓力之下主動承擔經濟危機的具體責任, 並非毛澤東所願。在毛澤東看來, 如此行爲, 就等於在別人的壓力下屈服, 這既不符合其性格特點, 也不符合“現實”。從毛澤東本人對經濟危機性質的認識和毛澤東的性格來看, 直接究責要達到目的顯然是有問題的。那麼怎樣才能“體面地”讓毛澤東主動下“罪己”詔, 從而爲統一全黨的思想認識創造條件?鑑於毛澤東當時在黨內的個人權威和權力的不可動搖和不可挑戰性, 即便達到目的, 其副作用之大也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出於這一戰略性思考, 周恩來對彭真爲代表的直接究責方式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異議:周恩來認爲, 政治責任問題具有很大的敏感性, 會觸及毛澤東個人性格和政治嗅覺的敏感神經, 搞得不好又會造成黨內分裂並給今後的上層決策再次埋下禍根。責是要究的, 但更要注意策略問題。廬山會議的前車之鑑就是一個典型例證。所以, 中央常委主動承擔責任, 達成意見一致, 從而制定出更有效的糾錯政策和措施, 使國民經濟重新走上健康軌道比硬壓毛澤東承擔責任更有意義。此外, 中央常委各自承擔了責任, 那麼, 毛澤東也沒有理由不承擔相應的責任。只有其他中央常委主動承擔責任, 毛澤東纔會有個臺階下, 也會相應承擔其責, 這是一種表面上妥協, 實際上更有利於解決問題的方式。如何把直接究責採取一種變通方式來加以實現, 周恩來走出了極爲策略的一步棋:表面上質疑彭真的政治責任追究立場, 實際上逼迫毛澤東檢討。他在1月18日的大會文件起草委員會上說:“主觀上的錯誤, 要着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 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 應當由我們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毛澤東思想, 的確成績會大一些。”[1] 周的這一段話是什麼意思呢?僅從字面上看, 似乎在替毛澤東辯護, 若仔細分析, 就有弦外之音, 就是話中有話, 頗有值得玩味之處:“主觀上的錯誤, 要着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 意即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經濟危機, 形成如此之大的經濟困難, 並非天災, 而是人禍, 是中央在決策思想上的重大失誤造成的。這就與劉少奇在1月27日大會文字報告之後所作的口頭報告上給這次經濟危機的定性一致, 劉少奇認爲, “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分析已不具有廣泛性, 而是“三份天災, 七份人禍”, 人禍自然是主觀決策上的錯誤, 亦包括執行中的失誤。而造成失誤的根本原因是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這個毛澤東思想顯然不是近幾年來毛澤東的所思、所想、所爲了。而是指過去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已在七屆二中全會之前形成的, 以實事求是爲核心的毛澤東思想, 並非毛澤東在建國後的個人意志的一系列表現。是誰違反了毛澤東思想呢?這一點在政治局常委中, 可謂心照不宣。因爲從建國伊始的一系列“左”的政策, 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爲中心的“三大改造”, 反右, 廬山會議, 反右傾, 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 大躍進, 人民公社等, 無不是毛澤東親歷親爲的。尤其是“三面紅旗”, 是毛澤東頂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多數人意見而一意孤行的。很顯然, 毛澤東自己爲始作俑者, 違反了過去自己一貫提倡的“實事求是”的思想, 陷入了主觀主義的思想路線之中。中央其他常委的責任只是在個別問題上有錯誤, 並且只有提供材料不準確、有水份的錯誤, 但不應負主要決策的錯誤。更有趣的是, 周恩來把“三面紅旗”和毛澤東思想分開來講的作法, 更是不同尋常的。以毛澤東的觀點, “三面紅旗”應是毛澤東思想中很閃光的一頁, 是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創造, 理應包括在毛澤東思想之中, 而周恩來把二者單獨列出, 正是爲了顯示出其區別。在這裏, “三面紅旗”只是一個幌子, 只是字面上的, 並不具有實際的性質, 這一點, 在其後的主動檢討的觀點之中得到了“呼應”。

二

如果說, 以上分析顯得有些“強詞奪理”的話, 那麼, 隨後周恩來的主動檢討則更是對其表態之真實理念作了前後一致的“呼應”, 亦顯出“倒逼”之意, 印證了他的這一段話的真意:他對大會政治報告所列的12條基本經驗教訓中提出了重要的補充意見[2] 。這些意見有着明顯的指向:

關於總路線問題, 他提出, 執行總路線, 要闡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和實事求是, 多快和好省, 數量和質量, 需要和可能之間的相互聯繫及相互制約的關係, 說明這幾年來所發生的缺點和錯誤是違反總路線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造成的。意即只講多快不講好省。

關於高速度和按比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 他提出, 應該說明:“要在基本上保證喫、穿、用的基礎上的建設高速度, 也就是消費和積累放在適當的比例上, 纔有可能和持久。否則就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產, 更談不上擴大再生產。要作到既有高速度又能按比例發展生產, 就必須加強計劃性, 進行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工作。”爲了加強此意見的權威性, 他要求把列寧“經常的, 自覺保持的平衡實際上就是計劃性”這一段話加寫進去。

針對工業與農業脫節的問題, 他提出原文中工業發展的規模, 必須同農業所能提供的農產品 (包括糧食和原料) 相適應“這句話後面應加上”和勞動力或運輸力和購買力等字樣。

關於人民公社體制, 周恩來建議把“所有制的改變要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農民覺悟程度來決定的意思補寫進去”。

關於民主集中制的論述, 他認爲“不夠確切”, 建議改寫爲“集中統一和分級管理, 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統一的國家計劃和發揮地方積極性”問題。

上述五個方面的補充建議, 都是採用“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的方法, 隱含了毛澤東在反冒進基礎上的左傾錯誤:

在“總路線”問題上, 只講鼓足幹勁力爭上游, 忘卻了實事求是;只講多快, 忽略好省, 結果欲速而不達。只講數量, 不講質量, 只講需要, 不講可能。說白了就是這次經濟危機完全是執行總路線時的主觀唯心主義氾濫造成的, 這就給所謂的“總路線”定了性。

周恩來對“大躍進”的評價也是開門見山:高速度是按比例的高速度, 是以綜合平衡爲特徵的, 計劃性是高速度的前提條件, 高速度是以保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爲基礎的。這就說明了大躍進是違反基本經濟目標和規律的。對人民公社的體制的建議, 周恩來更是一針見血:用生產力水平和人民覺悟程度 (實際上是人民的滿意程度) 來作爲改變所有制的標準, 這就基本否定了人民公社的合理性。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對於“三面紅旗”的態度, 周恩來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衡量評價的。只不過在方法上是抽象肯定, 具體否定,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表現出了高度的策略性。即達到了表面上維護毛澤東的威信, 讓毛澤東不丟面子, 有個臺階可下;實質上又批評了毛澤東的錯誤, 無形之中達到了向毛澤東問責的目的。對於周恩來的策略, 鄧小平是心領神會的, 他在會議期間也是巧妙地引用毛澤東本人講過的話, 來委婉地表明毛澤東並不是不犯錯誤的聖人:“錯誤、缺點都有。”言外之意即毛澤東不能不負一定的責任。

三

有文章提出, 周恩來在七千人大會上1月18日的講話, 同林彪1月27日的講話一樣, 是直接爲毛澤東開脫政治責任的, 二者沒有根本的區別[1] 。更多的文章, 更是爲尊者諱, 儘量避免提周恩來的講話, 似乎林對周的講話有遙相呼應之意, 應是周恩來的政治污點, 有損周恩來的政治形象。上述觀點咋看起來似有理, 但若辯證分析起來卻是不能成立的。那麼林彪是如何替毛澤東解圍的呢?當七千人大會上人們廣泛把矛盾指向毛澤東, 要其負主要政治責任, 毛澤東處境尷尬時, 林彪於1月27日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事實證明, 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警告, 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 體會毛主席的精神, 那麼彎路就會走的少, 今天的困難就少得多。”[3]393對此講話與周恩來表態的本質區別, 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分析, 一是具體提法的差別, 二是各自在此之前的政治態勢中的所處狀態, 三是後來的歷史的驗證。

以具體提法的區別而言, 首先從字面上的對比可以看出, 林彪的講話, 同周恩來的講話, 似乎相似, 但仔細考證, 二者是有很大差別的。這種差別表現於二者提法的微妙差異, 俗話說, 差之毫釐, 謬之千里。周恩來講的是違反毛澤東思想。是委婉批評毛澤東違反了集體結晶的毛澤東思想, 違反了實事求是、羣衆路線、集體領導原則。後者則是爲毛澤東直接而絕對地說好話, 開脫政治責任, 並且把責任直接歸於全黨, 有護駕之意。二者的這種區別在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完全顯現出來。

至於背景不同的是, 從1956年開始, 黨內高層多數是與毛澤東的反“反冒進”思想一致的, 當時只有周恩來、陳雲等少數人看到了冒進的危險。[4]1230, 1235林彪更是與毛澤東保持高度一致, 廬山會議林彪之所以是毛澤東搬去的“救兵”, 根本在於兩人思想上的一致性。可以說, 七千人大會林彪的表態同廬山會議上的性質完全相同。周恩來的情況則與之完全相反, 自從1958年1月之後的廣州會議、南寧會議、八大二次會議上, 周被毛澤東多次指責批判爲右傾機會主義以來, 一直是黨內“保守”的少數, 甚至到了要被迫辭去總理一職的境地。對於“三面紅旗”的來龍去脈及其嚴重後果, 周恩來有其切身的感受和認識。所以周恩來在問責問題上的表態, 與林彪是完全不同的。從歷史的檢驗來看, 二者更是涇渭分明。1962年前後及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與林彪各自的態度與其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這已爲實際所證明。

可以直接佐證於此的是1962年2月3日, 周恩來在福建小組會上的講話:“這幾年來, 黨風不純, 產生了浮誇和說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作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 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 反對說假話。如果你亂壓任務, 結果象同志們所說的, 他就會準備兩本賬, 揣摩一下才講, 看你喜歡聽什麼再講什麼, 這的確是一個黨風問題。大家都說假話, 看領導臉色說話, 那不就同舊社會的官場習氣一樣了嘛?你們反映的情況我聽起來很痛心。你們說假話當然不對, 但更主要的是我們壓你們。從現在起, 不要亂壓任務, 亂戴帽子了。要提倡講真話, 即便講過了火也要聽。唐朝皇帝李世民, 能聽魏徵的反對意見, ‘兼聽則明’, 把唐朝搞得興旺起來。他們是君臣關係, 還能做到這樣, 我們是同志關係, 就更應該能聽真話了。”[4]1618

從周恩來的這段切中時弊的發言中, 人們明顯感到了他一貫的思想和主動承擔責任的高風亮節。但其矛頭所指也是明確的, 即政治責任應該主要由中央常委會負, 由政治局主席來負, 下級的“五風”是上級的主觀主義與官僚主義壓出來的。五風的始作俑者, 是中央, 責任大小應該是明確的。緊接着, 周恩來又講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說真話, 鼓真勁, 做實事, 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它代表了毛澤東同志的一個根本思想。這四句話雖然簡單, 卻包含了豐富的思想。如何做到實事求是?首先要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 以現在造成的這種形勢, 一定要改變, 要下決心改變。要搞好調查研究就要真正聯繫羣衆。”[4]1619周這一段話, 表面上是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事, 而實際上是批評了毛澤東在1956年以後的作爲違背了他本人曾提倡的“實事求是”的作風, 嚴重脫離了羣衆。

與此完全不同的是, 林彪在1959年廬山會議幫毛澤東“救火”被升任爲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以後, 成爲提倡學習毛主席思想、帶頭搞個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早在七千人大會之前的1960年9月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 林彪就向全軍發出號召, 軍隊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 掀起開展學習毛澤東思想的新高潮, 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形成的以學習毛主席著作爲中心內容的決議, 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 並由中共中央軍委發至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 直接推動了全國範圍內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1961年4月, 林彪更是明確指示, 《解放軍報》應當刊登毛主席語錄。1962年又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介紹了全軍學習毛主席語錄的做法, 博得毛澤東的首肯。根據林彪的旨意, 《解放軍報》於1964年1月5日摘編了《毛主席語錄200條》, 裝訂成冊, 後改爲267條的《毛主席語錄》, 廣爲發行。林彪爲了進一步彰顯自己的態度, 高興地爲《毛主席語錄》題了詞, 即“讀毛主席的書, 聽毛主席的話, 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從此, 《毛主席語錄》風靡全國, 對毛澤東的崇拜也更加廣泛。可以說, 從廬山會議開始, 經七千人大會至文化大革命, 林彪不遺餘力、挖空心思地製造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可見其思想是一貫的。

所以綜合分析, 周恩來1962年1月18日的講話同林彪1月27日的講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 人們不難看出, 周恩來是用“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的策略, 指出毛澤東所犯的錯誤。從表面上看, 周恩來的態度是溫和的, 但作爲當事人的毛澤東, 尤其是在先前逼周恩來多次檢討“反冒進”問題的毛澤東, 在自己始作俑搞出的巨大經濟災難面前, 豈能不知周恩來的矛頭所向和良苦用心。所以在周恩來講話以後, 毛澤東並未立即表態, 他還要看一看, 但是他內心清楚, 在形式上自己承擔主要責任已在所難免, 檢討只是時機的選擇問題。終於在1月30日作了自我批評:“凡是中央犯的錯誤, 直接歸我負責, 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爲我是中央主席。”“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3]392儘管充滿了責任虛懸的味道, 但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罕見的, 毛澤東檢討了, 黨內反左、反冒進的思想就統一了。以大壓工業指標, 包產到戶爲核心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才得以貫徹, 在較短的時期內改變了普遍的飢餓狀態, 使國民經濟走上了快速恢復的軌道。從1961年至1966年國內形勢的發展也可以看出“八字方針”取得了較好成績。這一段歷史, 但凡1950年代前後出生者皆有深切的體會。從執政黨危機的嚴重性而言, 怎麼評價七千人大會都不爲過。對七千人大會統一思想的作用而言, 周恩來是功不可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