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红色记忆：库兹涅佐娃也曾助力中国共产党创建

摘要：关于1920年维经斯基携夫人来华，现在可以看到的较早的记载是朱枕薪《中国共产党运动之始末》（《新国家》1927年8月1日第1卷第8期）：“第三国际既定自西徂东之政策，复集其视线于吾中国，乃于一九二0年，即民国九年夏，遣其远东部总秘书威金斯克夫妇，来华进行其革命工作，初至北京，晤李大钊，李为介见于在沪之陈独秀。其中1920年12月21日布龙斯泰因、阿布拉姆松《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谈到维经斯基的派遣说：“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设一个外国处，该处在4月份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格里高里耶夫)同志及其两名助手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 (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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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俄国共产党（非共产国际）的派遣，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先到北京见了李大钊，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见了陈独秀，并与陈独秀等人一起促成了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这已成定论。但维经斯基此行是不是携夫人一起来，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定论。

原文：《库兹涅佐娃：也曾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作贡献》

作者 |湘潭大学周一平樊凡

图片 |网络

朱枕薪的记述应该是有根据的

关于1920年维经斯基携夫人来华，现在可以看到的较早的记载是朱枕薪《中国共产党运动之始末》（《新国家》1927年8月1日第1卷第8期）：“第三国际既定自西徂东之政策，复集其视线于吾中国，乃于一九二0年，即民国九年夏，遣其远东部总秘书威金斯克夫妇，来华进行其革命工作，初至北京，晤李大钊，李为介见于在沪之陈独秀……”这里说的“威金斯克夫妇”即维经斯基夫妇。这里说1920年夏第三国际派代表来中国，派出单位有出入，具体时间有误差，不过记述的主要事件基本正确。朱枕薪的记述有没有根据？资料从何而来？

朱枕薪是否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没有文献记载，但他与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筹建活动的人关系密切。一，他与参与过上海中国共产党筹建活动的邵力子（1926年退出共产党）关系密切。1922年1月朱枕薪以《民国日报》记者的身份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派出的。1923年朱枕薪到中共党员众多的上海大学任教，也应该是当时上海大学的负责人邵力子邀请的。朱枕薪无疑可以从邵力子这里了解到一些上海中国共产党筹建并维经斯基到上海活动的情况。

二，1922年1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是由共产党人张国焘率领的，朱枕薪可能与张国焘有过接触，从张国焘那里了解到一些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情况。

三，还有一种可能，朱枕薪没有参与过上海中国共产党筹建的核心活动，但可能参与过一些外围的有相关性的活动，与维经斯基有过接触。朱枕薪曾留学俄国，并任《民国日报》的记者。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身份公开活动，他的工作之一是建立中俄通讯社（1921年1月改称华俄通讯社），接触留过俄、会说俄语又是报界人士的朱枕薪，是有可能的。作为《民国日报》的记者，朱枕薪采访过维经斯基或其夫人，也是有可能的。邵力子与维经斯基见面，朱枕薪陪同做翻译也是有可能的。总之，朱枕薪的记述应该是有根据的，他写《中国共产党运动之始末》，立场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引用资料是严谨的，他对这个问题的记述应该有准确性。

1970年代又开始被提起

维经斯基是不是携夫人一起来华的问题沉寂了很长时间，到1970年代又开始被提起。

新西兰威卡脱大学高级讲师杜夫平（Dov Bing）于1976年8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30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报告了他的论文《维丁斯基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中提到1920年春，维丁斯基奉派率领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以便联系该国的共产党人。与他同行的是俄国人马迈也夫及其夫人，以及库兹涅佐娃，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学生杨明斋。

苏联学者K.B.舍维廖夫在《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发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后译为中文，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合刊），也说：“一九二0年一月，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处在地下状态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领导人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内称他们打算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联系。一九二0年四月，经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派遣苏共党员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行人赴中国。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舍维廖夫应该看到了资料，所以确定维经斯基夫妇是一起被派出的。

此后，中国的一些书，基本上都说维经斯基夫妇一起来华。如《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4月，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威琴斯基(他的夫人同行)来到了北京。”

1993年起，俄罗斯的大量档案资料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其第一卷1994年出版，1997年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其中1920年12月21日布龙斯泰因、阿布拉姆松《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谈到维经斯基的派遣说：“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设一个外国处，该处在4月份向中国(上海)派遣了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格里高里耶夫)同志及其两名助手季托夫同志(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同志 (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三人都是共产党员。这就为我们在远东国家开展有步骤的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个报告说派出维经斯基、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三人，没有提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也不提杨明斋。

此后，有些书就依据这个报告，只说派出维经斯基、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三人来华，不再提维经斯基的夫人。如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岩波书店2001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详中文版第84-86页）、黄修荣等《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详该书第291页）等。

也有些书仍说维经斯基夫妇一起来华，如倪兴祥《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大事记》说：“……派魏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及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华，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

库兹涅佐娃是不是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布龙斯泰因等人的报告是不是全面、准确？

二人肯定是一起来华的

库兹涅佐娃肯定是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的。因为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后，开展的工作之一是于1920年9月设立了培养人才的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社校长为杨明斋，俄语教员之一就是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此事很多书都有记载。李达1954年的回忆也说：“在这幢房子外，还挂上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牌，请国际代表威丁斯克的夫人教俄文。我当时曾在那里学习过（只学了俄文字母）。”足见库兹涅佐娃是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这肯定也是当时的俄共（布）组织决定的，因为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是严格的，共产党员的重要活动、行动，都要经过组织批准的，维经斯基不经组织批准决不可能私自携夫人一起来华，而且携夫人来华需要一定的经费，这笔经费也应该是组织上提供的。舍维廖夫说派维经斯基夫妇、杨明斋一起来华，应该是准确的。维经斯基夫妇不懂汉语，来华必须带翻译，杨明斋作为翻译一起来华是可信的。

为什么布龙斯泰因等人的报告不提库兹涅佐娃，不提杨明斋？一个是全面性的问题。布龙斯泰因等人的报告提到的事、人，不一定全面，有的可能就略去了。即不提的事和人，不一定就是没有。另一个是局限性的问题。从布龙斯泰因等人的报告中可以知道，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是1920年8月成立的，派出维经斯基等人的不是布龙斯泰因等人负责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维经斯基等人是1920年4月由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的，而且布龙斯泰因等人到1920年12月代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来写报告，对1920年4月另一个单位做的事，能不能搞准确，这就存在了问题。

布龙斯泰因等人的报告不提库兹涅佐娃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不等于库兹涅佐娃没有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1920年4月维经斯基携夫人一起来华是肯定的，而且库兹涅佐娃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一些贡献。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6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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