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紅色記憶：庫茲涅佐娃也曾助力中國共產黨創建

摘要：關於1920年維經斯基攜夫人來華，現在可以看到的較早的記載是朱枕薪《中國共產黨運動之始末》（《新國家》1927年8月1日第1卷第8期）：“第三國際既定自西徂東之政策，復集其視線於吾中國，乃於一九二0年，即民國九年夏，遣其遠東部總祕書威金斯克夫婦，來華進行其革命工作，初至北京，晤李大釗，李爲介見於在滬之陳獨秀。其中1920年12月21日布龍斯泰因、阿布拉姆松《關於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談到維經斯基的派遣說：“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下設一個外國處，該處在4月份向中國(上海)派遣了全權代表維經斯基(格里高裏耶夫)同志及其兩名助手季托夫同志(畢業於東方學院)和謝列布里亞科夫同志 (著名的朝鮮社會活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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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俄國共產黨（非共產國際）的派遣，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先到北京見了李大釗，由李大釗介紹到上海見了陳獨秀，並與陳獨秀等人一起促成了上海共產黨組織的建立，這已成定論。但維經斯基此行是不是攜夫人一起來，這個問題似乎還沒有定論。

原文：《庫茲涅佐娃：也曾爲中國共產黨創建作貢獻》

作者 |湘潭大學週一平樊凡

圖片 |網絡

朱枕薪的記述應該是有根據的

關於1920年維經斯基攜夫人來華，現在可以看到的較早的記載是朱枕薪《中國共產黨運動之始末》（《新國家》1927年8月1日第1卷第8期）：“第三國際既定自西徂東之政策，復集其視線於吾中國，乃於一九二0年，即民國九年夏，遣其遠東部總祕書威金斯克夫婦，來華進行其革命工作，初至北京，晤李大釗，李爲介見於在滬之陳獨秀……”這裏說的“威金斯克夫婦”即維經斯基夫婦。這裏說1920年夏第三國際派代表來中國，派出單位有出入，具體時間有誤差，不過記述的主要事件基本正確。朱枕薪的記述有沒有根據？資料從何而來？

朱枕薪是否參與過中國共產黨的籌建活動，沒有文獻記載，但他與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籌建活動的人關係密切。一，他與參與過上海中國共產黨籌建活動的邵力子（1926年退出共產黨）關係密切。1922年1月朱枕薪以《民國日報》記者的身份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民國日報》總編輯邵力子派出的。1923年朱枕薪到中共黨員衆多的上海大學任教，也應該是當時上海大學的負責人邵力子邀請的。朱枕薪無疑可以從邵力子這裏瞭解到一些上海中國共產黨籌建並維經斯基到上海活動的情況。

二，1922年1月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中國代表團是由共產黨人張國燾率領的，朱枕薪可能與張國燾有過接觸，從張國燾那裏瞭解到一些中國共產黨早期活動的情況。

三，還有一種可能，朱枕薪沒有參與過上海中國共產黨籌建的核心活動，但可能參與過一些外圍的有相關性的活動，與維經斯基有過接觸。朱枕薪曾留學俄國，並任《民國日報》的記者。維經斯基到上海後，以俄文《生活報》記者的身份公開活動，他的工作之一是建立中俄通訊社（1921年1月改稱華俄通訊社），接觸留過俄、會說俄語又是報界人士的朱枕薪，是有可能的。作爲《民國日報》的記者，朱枕薪採訪過維經斯基或其夫人，也是有可能的。邵力子與維經斯基見面，朱枕薪陪同做翻譯也是有可能的。總之，朱枕薪的記述應該是有根據的，他寫《中國共產黨運動之始末》，立場觀點是有錯誤的，但引用資料是嚴謹的，他對這個問題的記述應該有準確性。

1970年代又開始被提起

維經斯基是不是攜夫人一起來華的問題沉寂了很長時間，到1970年代又開始被提起。

新西蘭威卡脫大學高級講師杜夫平（Dov Bing）於1976年8月在墨西哥舉行的第30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上報告了他的論文《維丁斯基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其中提到1920年春，維丁斯基奉派率領共產國際代表團來華，以便聯繫該國的共產黨人。與他同行的是俄國人馬邁也夫及其夫人，以及庫茲涅佐娃，還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學生楊明齋。

蘇聯學者K.B.舍維廖夫在《遠東問題》1980年第4期發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後譯爲中文，載《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6、7期合刊），也說：“一九二0年一月，設在符拉迪沃斯託克的處在地下狀態的俄共(布)遠東地區委員會的領導人庫什納列夫和薩赫揚諾娃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內稱他們打算與中國的革命者建立經常聯繫。一九二0年四月，經共產國際領導的同意，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託克處的領導人之一維連斯基·西比里亞科夫派遣蘇共黨員維經斯基、其妻庫茲涅佐娃和翻譯楊明齋等一行人赴中國。他們的任務是瞭解中國國內的情況，與中國的進步力量建立聯繫，同時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舍維廖夫應該看到了資料，所以確定維經斯基夫婦是一起被派出的。

此後，中國的一些書，基本上都說維經斯基夫婦一起來華。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4月，第三國際東方局，派了威琴斯基(他的夫人同行)來到了北京。”

1993年起，俄羅斯的大量檔案資料開放並陸續出版，其中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49）》，其第一卷1994年出版，1997年中文版在中國出版。其中1920年12月21日布龍斯泰因、阿布拉姆松《關於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談到維經斯基的派遣說：“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下設一個外國處，該處在4月份向中國(上海)派遣了全權代表維經斯基(格里高裏耶夫)同志及其兩名助手季托夫同志(畢業於東方學院)和謝列布里亞科夫同志 (著名的朝鮮社會活動家)。三人都是共產黨員。這就爲我們在遠東國家開展有步驟的組織工作奠定了基礎。”這個報告說派出維經斯基、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三人，沒有提維經斯基的夫人庫茲涅佐娃，也不提楊明齋。

此後，有些書就依據這個報告，只說派出維經斯基、季托夫、謝列布里亞科夫三人來華，不再提維經斯基的夫人。如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巖波書店2001年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詳中文版第84-86頁）、黃修榮等《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版）（詳該書第291頁）等。

也有些書仍說維經斯基夫婦一起來華，如倪興祥《中國共產黨創建史大事記》說：“……派魏經斯基和他的妻子庫茲涅佐娃及翻譯楊明齋等人來華，同中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繫……”

庫茲涅佐娃是不是與維經斯基一起來華？布龍斯泰因等人的報告是不是全面、準確？

二人肯定是一起來華的

庫茲涅佐娃肯定是與維經斯基一起來華的。因爲上海共產黨組織建立後，開展的工作之一是於1920年9月設立了培養人才的學校——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社校長爲楊明齋，俄語教員之一就是維經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此事很多書都有記載。李達1954年的回憶也說：“在這幢房子外，還掛上了‘外國語學社’的招牌，請國際代表威丁斯克的夫人教俄文。我當時曾在那裏學習過（只學了俄文字母）。”足見庫茲涅佐娃是與維經斯基一起來華，這肯定也是當時的俄共（布）組織決定的，因爲共產黨的組織性紀律性是嚴格的，共產黨員的重要活動、行動，都要經過組織批准的，維經斯基不經組織批准決不可能私自攜夫人一起來華，而且攜夫人來華需要一定的經費，這筆經費也應該是組織上提供的。舍維廖夫說派維經斯基夫婦、楊明齋一起來華，應該是準確的。維經斯基夫婦不懂漢語，來華必須帶翻譯，楊明齋作爲翻譯一起來華是可信的。

爲什麼布龍斯泰因等人的報告不提庫茲涅佐娃，不提楊明齋？一個是全面性的問題。布龍斯泰因等人的報告提到的事、人，不一定全面，有的可能就略去了。即不提的事和人，不一定就是沒有。另一個是侷限性的問題。從布龍斯泰因等人的報告中可以知道，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是1920年8月成立的，派出維經斯基等人的不是布龍斯泰因等人負責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維經斯基等人是1920年4月由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處派出的，而且布龍斯泰因等人到1920年12月代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來寫報告，對1920年4月另一個單位做的事，能不能搞準確，這就存在了問題。

布龍斯泰因等人的報告不提庫茲涅佐娃與維經斯基一起來華，不等於庫茲涅佐娃沒有與維經斯基一起來華。1920年4月維經斯基攜夫人一起來華是肯定的，而且庫茲涅佐娃也爲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做出了一些貢獻。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0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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