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省委第一招待所——最初，对外叫作光华饭店的理发室工作，已经快三十年了。解放那年我才十七岁，还没出师，就来到这里。现在呢，我不但是理发的老师傅，而且是整个招待所唯一从四九年起三十年一贯制地呆下来的“元老”了。

在四面八方明亮耀眼的大镜子和头顶上的日光灯、白炽灯的辉映之中，在梳头油、洗发香波、花露水、杏仁蜜、菠萝蜜、 44776雪花膏的芬芳里，在剪子的嘁喳嘁喳、推子的格隆格隆、 吹风机的嗡嗡、电推子的咝咝、放水的哗哗的交响伴奏下边，转眼已经快三十年，人生竟然能够这样简单、这样短促、这样平常又这样幸福，这使我惭愧，使我满足，也使我惶惑。

当然，小小的理发室也反映着人世的沧桑，何况到这里来整容的额多头面人物。解放后的前七、八年,光明得象天堂。所有来推头、来刮脸的都是同志、是战友，都亲。有一天小王请假，偏赶上顾客多，人们坐在长椅上排队。

这时一个穿军服的大个子走过来，指着小王的空位子叫了我一声“师傅”（那时我才二十岁，一听这称呼就红了脸)，说道：“我来行不行？当年我也学过。”说着，他又转向排队的人们：“谁胆子大？”一个穿灰制服的胖子站了起来，“豁出我这个脑袋，试试你的手艺……”

这位高个子军人果然会理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新到任的军区司令，而率先“豁出脑袋”的人，是中央XX部的副部长。慢慢我认识的领导同志也就多了，张书记鼓励我争取入党（我是五四年入党的，并且多年担任服务组的党小组长)。李政委见我闹火眼，理发之前先上街为我买了两管“白敬宇眼药”。

赵省长洗涮过洗头池。刘厅长在等候理发的时候把松了的扫把绑紧了。同时，常常有一些基层干部、老百姓找这些领导同志找到招待所，甚至一直找到理发室来。我就亲眼看到一位能干的少先队辅导员——是个梳长辫子的姑娘，说起话来象机关枪点射一样利落、小葱拌豆腐一样清明——带着几个臂上别着杠杠标志的红领巾，包围了正在剃须的省委第一书记，非要求第一书记参加他们的六一儿童节的中队日不可。

最后，第一书记答应了她们的要求。那些年，上和下，左和右，你和我和他，怎么那么平等,那么亲近呢？ 共产党和解放军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活神仙。我爱上了新社会，迷上了革命，崇拜“五一”游行时打出过照片来的所有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心眼里热爱马克思、毛泽东，还有省委的和我们招待所党支部的书记，相信《人民日报》、省报、支部总结、爱国公约和卫生守则上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

后来是大喊大叫大干的年月。我们庆祝工厂和电站落成，大桥通车，也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城市和我们的招待所，都在象吹气一样地扩大着、膨胀着。同时,我们今天听说某个高级人物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明天听说全国耕地有四分之一要改种鲜花，今天听说全国农村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仍然在国民党、黄世仁……

明天听说有了绳索牵引可以提前把中国牵引到共产主义。经常有惊人的宣吿，惊人的论断，惊人的壮举。我们虽然一惊一诧，眼花撩乱，然而还是得到了振奋、鼓舞，吓一跳的结果是干劲倍增，目瞪口呆的后面是欢呼雀跃。我们感到了前进的气势，看到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我们豪情满怀，意气风发，却从不计较代价。

这个时期，有时有些常来的老主顾不见了，听别人小声议论是“有了事情”，“出了问题”。遇到那种时候，来理发的人的面部肌肉很不松驰，有的东张西望，有的紧锁双眉，有的喘着粗气。当然，他们都日益忙碌，没有人再顾得上理会我这个理发员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某些老主顾的匿迹是什么“事情”或者“问题”，虽然从我们做过的发色和发式里不可能掌握什么线索，但我们也要在学习会上对被树为靶子的不见了的主顾挥拳头，“一听XXX的罪行，我们的肺都气炸了! ”我们这样说，完全出自内心。

等到史无前例的那一年可就热闹了。一家伙，我经常修饰摆弄的那些个脑袋都变成了“狗头”,被“炮轰”、被“油炸”、被“砸烂”了。然后饭店被一些“左派”占领，理发室变成了哨所，安上了高音喇叭和轻机枪。另一批“左派”前来攻打……我当然不去理发了，但每月还要领工资，这使我觉得象捡了人家钱包那样地亏心。

七四年成立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司令部”“勤务团”们退走了。我进入理发室，看到镜子和灯管的碎片，看到子弹壳和长矛、大棒，还看到在本是贮放热毛巾的保温桶里，有人拉了一泡屎，屎里有两条蛔虫——其实，厕所就在隔壁。这也没什么，人能弄脏、弄坏了的，人也能弄干净，弄好。

上面拨了一大笔款子来修复招待所，整整干了四个月。修复后的招待所更名为工农宾馆，建筑物前方新修了一道长长的铁栅栏，并增设了两道岗。这样，工农就根本进不来了。工农宾馆为省、军级的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专修了一些特级房间，改善了他们的睡眠、冼浴、伙食、排泄诸种条件，以使他们得以身心愉快地领导工农群众抵制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侵蚀。

同时，会议伙食由八个人一桌变成了十个人一桌，由四菜一汤变成了三菜一汤。到我这里来理发的新首长，不但没有人送眼药和绑笤帚，笑容也不多见……人、风气、世道变着呢？我茫然，我愈来愈觉得寂寞、无趣。

一九七五年夏，搬进来一对夫妇。男的看样子五十多了，花白头发，大头大脸，厚嘴唇，眼睛很有精神，脸上总是似笑非笑, 这表情既自负，又有点惨然。女的是小个子，双眼皮，大眼睛，穿戴一尘不染，动作麻利，只是脸孔板得严实，好象是采用了最新技术进行过无缝焊接似的。

他们带着行李，带着皮箱和一些瓶瓶罐罐来住招待所，住在最高一层六楼边角上的一间。因为常年不见阳光而一度改成了贮藏室的房间。他们也到食堂吃饭，但总是等到大部分客人吃完，服务人员开始收拾打扫的时候才姗姗而来，剩下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不和什么人交谈，除了一个年轻的、工人装束的小伙子每星期六来以外，也没有人来找他们。

每天清晨天不亮，老头儿就起床下楼，围着后院的大合欢树作几个八段锦的动作，蹓几个趟子。每天晚饭后，他们两口出门散步一个小时零十分钟，此外，再不见他们出房间。极少几次， 我听过老头儿的笑声，洪亮，很有气派。还有，尽管许多时候电梯空闲着，身穿土黄色卡其布制脤的女服务员含笑立在电梯间门旁，他们上下楼从来都是靠自己的腿，不知为什么这一点引起我很大的好感。

大概是因为，这些年，“正在走”的当权派少见，而不会走的当权派愈来愈多吧？

这天清晨，我上了班，就到楼后的大院去活动腰腿。按惯例，这位长住的客人早该在那里拉架子了，可今天没有，我有点纳闷。我站在合欢树下，提起右脚跟，迈出半步，吸气微蹲，刚刚作好一个丁虚步的架势，忽然听到一声奇特的，微弱的呻吟。

这声音甚至让我以为有一个人正在被扼住喉管，因而毛骨悚然。我连忙前去寻找，绕过喷水池，穿过柏树墙，只见锅炉房门前不远趴着一个人。我跑到那里，原来正是那位老头儿。他的脸面流着血，特别是嘴巴上，煤碴的黑色和血的红色混合着，上唇翻起来，血肉模糊。

我前去搀扶，他全身又软又重，支撑不住，我把他背将起来，走到车队，叫来了还在打盹的值班驾驶员，我说: “这位客人受伤了，大概是犯了病，快发动车,送医院吧！”

值班驾驶员是小卜，我的一位师兄的儿子，一个头发与皮鞋锃亮，衬衫与长裤笔挺的小伙子。他打量了一下我身上的伤号, 歪了歪头：“这是个反革命!您管他干吗？”

“反革命？”我大吃一惊，却更感到靠在我身上的陌生的老头儿的软弱、无助、可怜。在革命的尊严被粪便和蛔虫所玷污的年头，“反革命”三个字也不见得准是那么可憎与可鄙。

“废什么话？反革命还会住在这儿？”

“您不知道？他就是唐久远！”

唐久远？原来是你！六七年，这个省城的大街、小巷，连饭馆的柱子上和公共厕所的隔扇上都布满了用沥青、自灰和各色油漆写就的大标语，“坚决镇压”，“实行专政”，“罪责难逃”，“叫他灭亡”， “砸烂狗头”之类的革命口号，都和唐久远这个名字联系着，唐久远三个字写成“唐久远”，以示他已被打得东倒西歪， 脑瓜朝下。

有的还在这三个字上用红笔划一个X，以示已对该人判处了死刑，枪毙了三次。而且，我知道，在争夺前光华宾馆这一武斗据点的战斗中，为了争当左派而红了眼,而不惜杀人和被杀的双方，都印刷发行过印有图片和影印资料的传单小报，揭露和论证唐久远是对方的黑后台、操纵者。最后，到七〇年“一打三反”的时候，布告上正式公布了给唐久远判处徒刑十五年的决定，他的罪名是攻击“中央文革”。现在，这个人倒在我的怀抱里，呻吟，闭着双眼，流着血。

这血，这呻吟，这衰弱的身体，蜡黄的脸色和紧闭的眼睛……再联想一下他的炯炯的、悲凉而又自负的目光，悄没声息的行止……再联想到反革命的帽子，十五年的徒刑，鲜红的叉叉和东倒西歪的姓名……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激动了起来:“你个浑小子，”我出口骂道，“见死不救怎么着？就算他是反革命，该送医院也还得送！你懂个毬？你敢不送，他出了问题你负责！”

小卜本来是个调皮家伙，对他亲爸爸也敢还嘴还手，突然被我喝斥了一顿，却傻了眼，莫知所措地嘟嚷着:“那，这算……”

“这算我老吕用车好了！我出钱！我负一切责任！你还傻X似地愣个什么？还不快去发动车？”

就是到今天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当时我忽然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反革命”产生了那么多同情。反正许多事的发展是适得其反。这些年，强调划清界限的结果是“界限”化为乌有，强调斗、 斗、斗的结果是人们悟到了友谊、义气、关系的可贵，强调政治的结果是对政治的厌倦，强调破“四旧”的结果是旧风俗旧习惯的大回潮。善恶好坏，莫不如此。

小卜开动了简陋的天津牌小吉普，把唐久远送到医院。他得的是美尼耳氏综合症，猝然晕厥，摔裂了上唇，缝了两针，轻度脑震荡，住了几天院，回来了，不久，也就好了。

一天傍晚，唐久远老两口穿戴齐整地来到理发室，郑重地把我请去，酒饭招待，感谢我的救助。菜摆了一桌，大部分是罐头。其中有每听七块多的清蒸大虾，有二十多块钱一套的装在篮子里的由北京饭店的厨师专门做的旅行野餐，还有冰花雪耳，银鱼白蘑，蜂蜜腌蒜……虽说不够鲜灵，但也琳琅满目。

看来，他们没有门路，靠高价的罐头表达着他们谢忱之隆重。喝了一口酒之后，老唐开始说话；原来，他不仅声音洪亮，而且十分健谈：“我今年五十四岁了，三八年，十七岁的时候当了八路，四九年我是炮团团长。然后转入地方，在N专区当了地委书记，一当就是十七、八年。我还以为我像一个钉子一样地钉在地委书记的位置上……六七年，坐了咱们自己的——共产党自己的牢，一坐就是八年……”

“他和国民党的伪行署专员关在一所监牢里，我给他送饭的时候，伪专员的家属也去送钣，还瞪了我一眼……”唐久远的老伴恼恨地插嘴说。

“唉，唉……”我摇摇头，觉得脊梁背上冒凉气。

“吃，吃。我也搞不到什么吃的啦，现在不行啦……只要我唐久远还在，总有一天，我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好好迪来谢一谢你……”老唐说。

“那天要不是吕师傅，你就没命啦！听说司机还不肯给车？ 这些人眼皮子就是浅！总有一天……”

“算了，算了，”唐久远打断了他的老伴的话，转换话题说，“我在正式入狱以前，隔离反省的时候也有一次，差点丢了命！由于我是‘要犯’，一直单人隔离，本来那间隔离室还可以，冬天也还不冷。后来，一位看管我的年轻同志说：‘不能让反革命睡得舒舒服限’，没事他拿着枪托砸我的门槛，终于砸出一道大缝子。

冬季，地风冷飕飕的，我得了肺炎，发烧四十度……为送不送医院，也争吵了一番，要依那位立场坚定的青年人的意见，‘不必为一个反革命浪费供不应求的青霉素。’幸亏有一位头头还讲政策……

他说着这些可怖的事情，表情和声调却相当爽朗，时时还夹杂着笑声，真是一位硬汉！他的夫人呢，气得变颜变色，恨得咬牙切齿，她说:“老吕，你也算是老同志了，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江山是我们打的，家业是我们创的，现在回过头来造我们的反来了！谁造反？还不是那些地主、坏人、反革命，纯粹是阶级报复！”

唐久远连饮了几杯酒，我劝阻他。他的夫人说:“让他喝吧。他好久没说个痛快了，让他喝喝，说说，免得憋死。”

他红着脸,含着泪，说道：“八年自己人的监牢也并没有白坐。是个做总结的好机会，比住几年党校还强。在狱里，我回忆我参加革命以来，特别是当地委书记以来的所做所为，所得所失，一天一天，一件一件地捋。我受了委屈，可我委屈过别人没有？我被别人陷害，可在我掌权的时候，就没有人被打棍子、扣帽子吗？为什么对待犯人要这样苛刻呢？就算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该枪毙枪毙，该劳改劳改，搞那些法律之外的污辱和折磨作什么？就说那位给我放冷风的同志吧，是谁培养了他的这种不讲政策、不讲法律的左了又左的狂热呢？不正是我们自己吗?”

他乒地拍响了桌子，激动得喉咙都嘶哑了，“我想了不知多少遍，假如我重新工作，第一，对人的处理一定要慎重，坚决要慎重。第二，要改善监狱的状况，要尊重犯人的人格，保证他们应有的生活待遇。第三，再不重用、不提拔这种左了又左，比左还左的人！”

经过了八年监禁之后，他竟能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推心置腹，而他说的每一句话又都那样积极，那样实在，使我这个由于周围世界的瞬息万变和莫名其妙地凶狠野蛮而变得呆板麻木、干祜滞涩的心灵，好象突然接受了一阵春雨。板结的硬块得到滋润，龟裂络纹也开始弥合，我哭了，不知为什么哭了，虽然他说的这些事似乎与我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多少年来，报纸上、广播里、舞台上、会场上的声嘶力竭、装腔做态的高调搞得我们震耳欲聋，这时，听到了一个当过地委书记的人的通情达理的声音，听到耳里，记在心里，好人还没有死绝，人话还有人在说，信任，真诚，实事求是和通情达理，这久违了的被埋葬了的一切，仍然在人们的心头存留着，活动着，我怎么能够不哭呢？

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对于一颗孤独寂寞的心，友谊，就是灯，就是火。当你夜半翻身的时候，你想到你有一个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友人，想到这个值得尊敬和信赖的强者，由于命运的捉弄，现在却需要你的支援甚至某种庇护，你觉得心头暖烘烘的。你觉得你自己活得也增加了点价值。

我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么一股温情，一股傻劲，我愿意尽一切力量为老唐效劳，让老唐的日子好过一点。我毕竟在饮食服务行业有些个熟人，市面上供应不足的东西，从五月的鲜黄瓜到加金丝的膨体纱，从“五粮液” 到保温杯，从活鲤鱼到透明皂，我只要弄到就先给老唐送去。

我的儿子在新华书店工作，《东周列国志》和《战争风云》我也提供。过春节的时候，我把他请到家里来，一起包的饺子，放的花炮，煮的汤圆，吃的酒糟肉和松花蛋。我盖小库房的时候，唐久远让他的孩子(就是那个穿工人服的青年)来帮忙。我们两家的儿子也成了朋友，他们一起游泳，弹吉他，交换和偷偷阅读“禁书”……

“老吕，听说省委赵书记全家都到你这儿理发，哪天如果你见到他来，你给我个信儿怎么样？我要找找他。”一天晚上，在他的房间里，他对我说。

“找他？”我吃了一惊，谁都知道，赵某人以摇身一变，投靠新 贵而声名狼藉。

“找他干什么？他算哪个庙里的菩萨？”唐夫人把嘴一撇。

“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么呆下去，背着黑锅，总不是事。他代表的是一级组织嘛。”他回头向我说:“说我攻击中央文革，其实，我既没有这个胆子，也没有这个习惯，完全是别人硬栽的；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攻击了什么。一个党员，总要为党工作……”

“算了算了，为党工作，说得倒好听，”他的夫人不知为什么那么大脾气，嘴撅得老高，“还不是去讨一顶四两重的乌纱帽戴戴，才不稀罕！今天组织部找我谈话，让我去拉锁厂当支部副书记，谈完我就去医院开了一个全休三个月的证明！噢，革了一辈子命，反倒有了罪，整整八年，死去活来……然后给你一个芝麻官儿！”

由于我们来往已经很亲密，他对夫人的尖刻的语言若无其事，并不觉得难堪，只是给我解释说：“这种情绪也要不得，党员嘛,总要经得住党的考验。再说，我还有儿子，还有一个早已出嫁了的大女儿，现在为了我，外孙外孙女都入不了红卫兵……我不去找赵书记，又臭又硬地挺在这里，能行吗？”

类似的争论我听到已经不止一次了，我知道，唐夫人嘴上虽然说“不稀罕”，其实是嫌拉锁厂的书记的乌纱帽太小，因为过去她说过，以她的级别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职务，她至少应该当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她还说过，老唐的职务没恢复，她也没法工作。这一类的话对于我们老百姓虽然有点陌生，但也并非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说的都是实话。

如果一个局长级的干部下到一个小厂去当“芝麻官儿”，那么他(或她)将处于怎样不偷快、不自然的境地，哪怕是理发员，哪怕是刚学习用推子的徒工也是能想象的。这种对官职的重视最初曾经引起我的反感，但很快我也理解了：那么多靠整人起家的骗子、棍子成了暴发户，发号施令，耀武扬威，为什么偏偏对唐久远夫妇这样的老同志讲什么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呢？

唐久远毕竟为革命作出过许多贡献，而且，他还有三点设想，也可以说是三点政纲，仅此三点我也拥护他上台。说实在的，不做官，他又怎样实施这三点政纲呢？不当领导，他们又怎样能发挥作用？唐久远还考虑他的儿女子孙的前途，这也令人同情。

他们不是活神仙，他们吃的五谷杂粮，有的七情六欲，但他们是有革命经历、领导经验、又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结过，思索过的老同志，我把对国家，对党，对个人的前途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所以我一反不管闲事的常规，当真去注意赵书记的行止，想方设法为唐久远创造会见领导，自我申辩的机会。后来，他们怎么见的面，怎么谈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不久就传来了将要安排唐久远担任供销社第八副主任的消息。

唐夫人忿忿地说：“凭什么让一个地委书记去当铜像？”（当时有一部故事影片叫《第八个是铜像》)。老唐笑而不答，显然当“铜像”也可以。但从这一年年底气氛又变了，到处反对“举逸民”，还抓什么“还乡团”， 所以直到“四人帮”被粉碎，老唐连“铜像”也没有当成。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们和老唐夫妇共同沉浸在痛悼总理的悲哀里，眼泪流在一处，拳头攥在一起。老两口从早到晚到人民广场去参加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这是追悼，也是示威！”老唐激动地对我说，他的眼睛里燃烧起当年炮团团长的怒火。

我恍忽觉得他正在筹划一场战斗。我们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忧心如焚。但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以后，他闭紧了嘴巴，甚至在我大发牢骚的时候正色警告我说：“在这样的大事情上要抱严肃的态度。最初我思想上也没转过弯子，但是经过学习中央的文件， 我渐渐认识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意义。不要听小道消息！不要犯自由主义! ”他的话使我失望、迷惑，但是考虑到他的处境，我觉得他这样说也是不得已。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一九七七年二月，省委第一书记赵XX由于和“四人帮”的牵连调离了，省委调整了领导班子。三月，新的省委领导召开千人大会，大张旗鼓地为唐久远平了反，登了报，进行了广播；报道说：唐久远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就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而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原省委领导人(指赵XX)也排斥、迫害了唐久远……

报道说, 唐久远就象一株高洁的青松，顶天立地，斗霜傲雪。平反大会后一星期，唐久远被任命为省辖的S市的市委书记。我知道人家忙了，没怎么多去找他，但我为他感到高兴，并自己在家里，为他恢复工作而喝了几杯。

他赴任以前带着老婆、孩子来到我家，十次二十次地邀请我和老伴去S市作客，还说今后有什么需要办的事，就去找他。他还想多说一些话，但是他的矮个子的夫人 (现在已经不绷着脸了)提醒说：五分钟以后，某政委还要为他们饯行，把他拉走了。汽车开动的时候，他还不松开我的手，大声说着：“一定到S市来！”这种情意使我十分感动。

美中不足的是，客人刚一进门，我的儿子就假借上厕所溜了号，直到临睡觉才回到家中。我责问他，他从齿缝里挤出四个字：“不敢髙攀。”

“这叫什么话？”我生气了我们是同志，是朋友啊，不管他是被审查的反革命还是市委书记，对于我全一样。我们绝不因为他官复原职而去拍他的马屁——你爸爸并不是这样的人，可也不能因为他当了书记就把他视作路人，就故意回避呀！”

儿子淡淡地一笑，近年来对于我的教育他经常报之以这样的淡淡一笑。

“你笑什么？”我喊起来，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他眼睛不看我，用一种疲乏的调子回答说：“听了您的话，我觉得您简直——天真!（天啊，儿子说老子“天真”？）譬如说，他真的一直是‘针锋’相对地斗争吗？他是高洁的青松吗？第八个‘铜像’之说是怎么回事？”

儿子的话使我一时语塞，但又狂怒起来：“你，你怎么没有起码的阶级感情？‘四人帮’迫害老同志，你也专挑老干部的眼……你这样下去危险！”

儿子转过了身去。我沮丧地想到，这种当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非常有效，非常感人和富有威力的论证的方法和调门，对于儿子可能效用并不大了……

一九七八年新年，老唐来了信，并邮来一包S市特产的桂花酥糖。信上再次表示希望我们有空去S市玩。我拿不定主意，心想人家工作多了，时间宝贵，而我又没有什么能给人家帮得上忙的了。

老婆催促我利用春节休假走一趟，说是宁可让人家没空接待咱们，不能先从咱们这边冷淡了人家。“难道您真的要去？” 儿子提出异议说，“别忘了人家是市委书记！”

“市委书记”这四个字使我也低下了头，但级别和地位的距离，就一定会成为两颗诚实的心之间的距离吗？我不甘心。

我决心还是去，吩咐老婆准备了她亲手炮制的酒糟肉和松花蛋——这两样都是老唐最爱吃的。旧历腊月二十八，我计划动身的前夕，招待所的驾驶员小卜来了，手里提着一匣点心和两瓶“白沙液”。

坐到掎子上自来熟地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您以后用车找我呀”，“您这个桌子搞上一个塑料贴面就漂亮了，这么着吧，我那儿有一块现成的，大小正合适”，“您这辆自行车该电镀了，我给您拿去吧……”

我满腹狐疑听着他许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们素日并没有什么来往。绕了九九八十一个弯儿以后，他说话了 ：“吕师傅，我算服了您！要不怎么说一分岁数一分经验呢，您眼光多么远大！您在姓唐的最困难的时候可真对得起他，您算是交上个有用的朋友！咱们都是穷工人，您不能不向着我，不能不疼我。我已经二十八了，搞了好几次对象，都没成。好容易找上一个，不瞒您说，还真够九十分。女方在S市郊区毛纺厂，人家不要立柜不要电视机，就一个条件：把她从郊区调到市区, 工种从织布调到精纺。想来想去，这事只能求您了，听说您明天就去S市……”说着，他把点心匣和酒瓶往我手里塞。

“我，我又能怎么办呢？”我慌乱地说。

“那就看您自己了。您认识姓唐的，姓唐的如今是市委书记，您在他身上可是没少……”

我的脸红到了耳根:“你，你，你说什么呀？”

他还要说，儿子过来了，把点心匣子和酒瓶子提了起来拿到门外，开开门，说:“你另找人去吧，我爸爸不去S市了……”一面说,一面把小卜往外推。

“唉，唉，总不能不讲面子嘛。你们也会有用得着我的时候……”小卜还在争辩。

儿子关上了门，回过头来默默地、责备地看着我。我长叹一声，告诉老伴和儿子说:“把车票退掉……”

这一年六月，在省城召开财贸战线学大庆、学大寨会议，我被推选为服务行业的代表参加了会，碰巧和S市的代表团住得很近。我很注意地去打听他们对老唐的反映，人们说:“唐书记 (虽然报刊上、文件上已经屡次强调党内互称同志，但多数人仍觉得不叫官衔难于出口）干得不错。

一上任就抓市容整顿、爱国 卫生、交通秩序、绿化……以及清查帮派体系，很有魄力。”人们给我讲了一些关于老唐工作抓的紧，要求严格的小故事，其中关于他春节期间“微服私访”，收拾了一个开后门、态度恶劣的副食店经理的事情情节很曲折，象是旧社会的清官轶事，这使我感到由衷的快乐，似乎S市市委工作的好坏，也有我的一份。

“那么，唐书记上任以后，你们那里监狱的情况有什么改善吗? ”我问，没有人回答，人们翻翻眼睛，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才明白，这是一个怪问题，提这种问题和回答这种问题, 都有关心坏人、或者自己和坏人有牵连的嫌疑。我苦笑了。“对唐书记没有什么不好的反映吗? ”我又问。

“坏的反映？” S市的“双学”代表说，主要是关于他的老婆。那人可真厉害，谁都敢训，比她官小的，官大的，她都要发脾气。理完了发骂理发员，买完货骂售货员，她一进商店我们就害怕。”

“也是传的蝎虎，其实那女人性子也直，你只要顺着她的性子，别得罪她，她对人倒也不错。”有几个人的看法有些不同。

“唐书记住了一套髙级房子，他的儿子还没有对象，可又要了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单元。听说他们的女儿也要从Y镇调到S市去，现在，唐书记的老婆正为她女儿女婿要房子……”人们小声说，不论有没有人“监听”，议论领导的时候都要降低声音，这也是条件反射了。

听了一些这样的事以后，我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她是怎么了？他们是怎么了？他们受了那么多苦，人民同情他们。也许她以为自己有权力把“四人帮”给他们自身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可不能这样“夺”！不，她没有权力，他们没有权力这样！人民眼巴巴地指望着他们……如果他们脱离群众……天啊！

我要立刻去S市，立刻跑到老唐和他的夫人身边，把我听到的反映面对面亲口告诉他们。他们当了“官”，对他们说实话的人也许不那么多。急得我坐卧不安，好容易会议的正式议程结束了，我牺牲了大会最后两天的参观、照相、看戏、聚餐，请事假去到了S市。

夜间坐了四个小时火车，来到了S市，下车以后吃早点的时候碰见了一位当年学艺时候的师兄。多年不见的师兄听说了我来找老唐以后惊奇地问："找唐书记？你要上告？你不是从来不惹事生非？”

“不，我们认识，他让我来玩的。”

“来玩？”师兄更是睁大了眼睛，然后他眼珠转了转，恍然大悟似地说：“真想不到！老实巴结的你也学会了交际，而且还是大人物！有办法，有办法! ”

他竖起了大拇指，然后向我耳语说：“明天省委就要在S市召开工作会议了，现在，全市最好的商品、 最好的厨师、最好的演员，全调去为会议服务了。为了支援会议，大街市的冷食店都停止营业了。师弟，你要争取进他们的贵宾馆，进去以后买上好东西，可别忘了咱们……你钱带得够不够？我家就住在……”

师兄的话不啻火上浇油，我顾不得休息和安顿自己，心急火燎地去到S市市委，承蒙市委的同志告诉我，唐久远同志在招待所。我又马不停蹄地跑到俗称作“贵宾馆”的第一招待所。离招待所还有二百米远，已经看见了増设的交通民警和巡逻的战士了。

离招待所的大门还有五十米远，开始受到了盘查！“到哪儿去？”民警和战士问，连“同志”都不叫一声。离大门十米，开始索要证件了，幸亏我身上带有“双学”会议的出席证，才获准走到门口。

到了门口，岗哨让我去找传达室，传达室的门是关死了的，窗上的玻璃也全部用白报纸遮严，不但推不动，也看不见任何东西。怎么找传达呢？原来在抟达室的另一侧的厚墙上，挖了一个小方洞，需要进门的人得通过这个方洞报明自己的身份、事由，接受审察，等待批准。

方洞挖得相当髙，看来是为两米以上身材的篮球中锋准备的。本来窗洞就不大，一扇木板，又关掉了三分之一。我踮起脚，伸长了脖子，叫了一声:“同志！”

脖子虽然已经拉得生疼，但我只勉强看到了一个膀大腰圆的人的厚墩墩、肉鼓鼓的脊背。原来，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是用脊背来冲着窗口的。

“同志！同志！同志! ”在我直起脖子叫了第四声之后，膀大腰圆、脊背厚实的工作人员才扭了一下头，瞥了我一眼，又回过 了头去。

“同志！”我大喊起来。

“有话不会说? ”从室内射出来这么一句话，象铁弹一样地打在我的鼻梁上、脸上、心上。

什么叫不会说？难道我是哑巴？难道我不是中国人？我的脸红到了耳根。

“我找老唐！我找唐久远！”

我的喊声惊动了岗哨，又受到了来自哨兵的警告不：“不要喊叫！”

这个名字和我的直呼其名，果然有一点效用，传达回过头, 走近窗口，从头至脚，又从脚至头把我打量了一番，他的目光使我发起抖来，天啊，我宁愿接受仇敌的血红的眼睛的充满憎恨的注视，也不愿意接受这位同志的打量。然后，他开始了盘查，当他弄清了我的来历之后，冷冷地说：“会议期间，不会客。”

“我知道明天才开会。我去过市委的，他们让我这个时候来的。”

“不会客。”他回答的声音更小了，同时回过了头，又是那厚实的脊背了。就在这时，听到了一个妇女的叫门的声音，他立刻跳起来去开门，而且，从听到这声音的一刹那，他的全身的肌肉和皮肤，线条和纹络，姿势和表情立即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好象观音大士的杨枝净水点到了一块木头疙瘩上，好象王子的爱情使一只癞蛤蟆变成了美丽的华西丽莎，他甜蜜地、妩媚地、文明地、礼貌地、麻利地、乖巧地、快活地、亲切地转动暗锁，拉开了门。

“晚上的电影，我孩子的几个朋友要来看，你让他们进来……”是唐久远的妻子的声音。

“那还用说，那还用说！小唐我认识啊，只要他来……”

“他们不见得一道来……”

“那不要紧，那不要紧，只要提小唐的名字……”一个膀大腰圆的人说话的声调竟能够这样乖，这样嗲，这样招人疼。我惊异了。

“可他不让我进来呢！”我喊了一声。随着听到唐夫人的声音，我好象也长了行市，胆子也大了。

“哎唷，是吕师傅，是哪一阵风把你给吹来的？”唐夫人认出 了我，热情地招呼道，同时用手轻轻地一招。传达立刻笑咪咪地递给我一个入门证……这种笑咪咪的样子，比他刚才不屑地从头至脚地打量我时的样子还要难看。我赶快转过身去，快步进了大门。

我向唐夫人埋怨传达的态度不好和门卫的过分森严，我说：“你们这个贵宾馆，未免太尊贵了。”

她哈哈大笑，回敬说:“算了吧，你们省城的工农宾馆就好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上访的人太多，你不把严一点，就甭想工作啦。”

她亲热而又随便地靠近我说:“我们可没少念叨你，春节还以为你来呢。我提醒过老唐多少次，人家老吕才真是好同志，是经得起考验的。现在他当了市委书记，来找他的人踢破了门槛，老同事、老部下、老同学还有多年不走动的亲戚…… 都来了。真奇怪，前些年到哪里去了？我给老唐送饭的时候，有个人哪怕是说两句好听的话来安慰安慰我吗? ”唐夫人又气得变 脸变色。

“现在好了。”我说。

“是的，是的！”她又转怒为喜，“好好在S市玩几天吧，甭急着回去，我陪着你玩一玩。现在我也想开了，用不着那么傻干。你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看病找药以及一般的事，我就给你办了。再大的事，你找老唐……

反正你了解我们，我们也了解你……”话还没说完，她就被人叫走了，“老唐在三号院，你去找他吧，”她边走边告诉我，给我伸手一指，“晚上就住在这儿吧，有内部电影。”走去很远了，她又回过头来喊道。

我按照她指的方向走去，经过小卖部，一纸商品介绍吸引了我的注意，计有：皮筒子(按出厂价格）、毛线(按处理价格)、电视机(按试销价格)、牛皮鞋(按批发价格)……全是热门货。我皱起了眉头，心也紧缩在一块儿。

小卖部的旁边是冷食部，我由于在传达室的窗口踮脚伸脖髙喊，出了一身大汗，很想吃根冰棍，便进了冷食部，才发现，连这里的冰棍也是特制的。市场上水果冰棍三分，牛奶冰棍五分。这里卖的叫作“优质”冰棍，每根六分，质量却比市场上的一角一根的大雪糕还要好。我在省城的大招待所工作了半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福利”。我吃着冷食， 从嘴到肚子，从身体到心，都觉得冷。

“我要找老唐谈谈。开个会搞这些名堂干什么？都传到外面去了，门卫再严，消息也会传出去的。还有，我得问问他，他那三点‘政纲’实行得怎么样了。”我这样想着,走出了冷食间，拐进 了三号院。

院里开进了几辆小汽车，有一辆“红旗”，一辆“丰田”，还有一辆“奔驰”。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领导所坐。老唐呢，正兴髙采烈、认真干练地充当着临时交通警的角色，指挥这几个驾驶员把高级卧车开到荫凉、通风、避雨、清静而又离路口近的地方。

老唐穿着一身崭新的毛涤衣服，衣扣解开，露出了浆冼得白白净净的衬衫硬领，安排好了汽车以后，他又与驾驶员一一握手，没有一点架子，关照招待所的脤务员带驾驶员去休息，把驾驶员送走以后，他回过头来，目光投向了我。

我刚抬手要叫，一个戴眼镜的干部走过来了，拿着一份材料，递给了老唐。

老唐一面看材料，一面向另一个戴眼镜的、头发灰白的干部说道:“你把一号院的那几个澡盆再检查一下。这个招待所的人. 实在太懒。我昨天去看，一抹，抹了一手黑。还有莲蓬头，有的孔眼堵了，水下得不匀。我昨天已经批评了他们……”

愈来愈多的人走了过来，唐久远一心数用地关照着：“你去小礼堂看一看 ”

“你去厨房看一看，一定要山西老陈醋 ”

“你去小卖部看一看……”

“你去医务室看一看……”

“对，今天就要出简报，一天两期至三期。什么，没有内容？今天就写S市广大群众认为省委在这里召开三干会是对s市工作的极大关怀，极大促进嘛……这也要我教！”

“告诉他，一定要来，现在S市的工作以支援这个会议为中心。就说是我说的。”

“这些事以后再说，不要急，我还坐了‘四人帮’的八年牢嘛！”

“不行，不行，我没有时间，让他们去找教育局。”

一批人走了，另一批人又围上来，大家都需要请示、汇报，都以能与唐书记说上话为荣。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终于，他周围的人渐渐少了，他疲乏地转过身来，要走了。

“老唐！”我叫了一声。

他看着我，疲劳压迫着他的身躯和眼皮，茫然地看着我，忽然，眼睛一亮：“啊，啊，是老许，你来了？”他走过来，无力地拉起我的手。

“您，忘了我姓什么了？ ”我忧伤地、责备地看着他。

“对对对，啊，对,你姓李，不，你是老吕呀，吕师傅！看我，真是老了！”他埋怨着自己，低下头，现出额头的深深的皱纹和不断增添的白发。

“您好吧？您的头晕病…

“好了好了，就是忙，太忙了，简直没办法……”

“老唐，带我们去散散步吧……”从院门处进来四五位气度不凡的老同志，为首的一个穿着灰制服，敞着怀，脚底下蹬着崭新的黑圆口千层底布鞋。用不慌不忙的南方口音说。

我认出了，这是省委的领导同志们。老唐答应了一声，匆匆忙忙捏了一下我的手，说了一句：“住下，再谈。”转身要走。

我向前撵了一步，好象深怕把老唐失去似的:“老唐，我只和你说一句话。”我的声音发抖了。

老唐回转过头来，亲切地、关怀地看着我。

“你们的小卖部……”

没等我说完，他招手叫来一位年轻的同志：“给他发两个购货证，给他安排个住处……”

他走了，我一阵晕眩……然后我也走了，推开了搀着我的那位年轻同志的手。

回到省城，我同一些至亲好友说起了去看望老唐的情况。许多人批评我：“你也真是！人家那么大年纪，又忙，你总该等人家闲下来再去好好谈一谈嘛。”但是，我的儿子(该死的东西！）的反映却只有两个字：“活该！”

一九七九年春节，老唐夫妇又托人给我们捎了信和一塑料袋蜜饯果脯。当然，信皮上无误地写着：“吕师傅收”，信里再次邀请我们到S市玩，并说上次因为忙于会议，未能畅谈，深感遗憾，看字迹我知道是他亲笔写的，真诚、亲切、平等待人，十分可感。

回想起那次不愉快的访问，我也埋怨起自己来。怎么能这样急躁，看问题这样片面和表面呢？忙，难道是人家的缺点吗？关心给首长开车的驾驶员，这也不是坏事嘛。他老婆爱发脾气——是她老婆本人的事情嘛。

说来说去，我对他有点非议的也就是关于冰棍的价钱之类——而且我自己也吃了一根。再说，最近中央发了文件，各级又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S市的招待所里，大概不再卖这种六分一根的冰棍了吧？我想，一个社会是不能没有“官”的，把“官”全打倒了，就会到处是大便和蛔虫。

那么，谁当“官”呢？我反对赵某人，反对砸烂一切的“司令”和“勤务员”，我自己当不了也坚决不想当“官”，我拥护老唐。那就得体谅人家嘛。三点“政纲”也得给人家实行的时间嘛。

我不能象“司令”们那样去迫害“官”，不能象小卜和师兄那样去利用“官”，不能象S市某些代表所说的那样一味去“顺着”“官'但也不能象儿子那样去疏远“官”、甚至敌视“官”呀！血流成河，白骨成山，付出了多大代价，好不容易打倒了国民党的“官”，又打倒了“四人帮”的“官”，好不容易咱们自己的老同志重又当了“官”，如果谁都不去接近他们，不去向他们说心里话，咱们这个国家，咱们亲爱的党可怎么办呢？

想到这儿，我的眼泪扑哒扑哒地落了下来。过两天我还要去S市，去看看老唐和他老伴，带上酒糟肉，带上火候恰到好处的松花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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