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先，姚廣孝輔助燕王朱棣推翻建文帝統治，建立永樂王朝，是“新明朝”的重要締造者。[20]《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079頁。

姚廣孝(釋道衍，1335－1418)是明初著名政治家、高僧。他輔助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推翻建文帝統治，建立永樂王朝，是“新明朝”的重要締造者。他幫助明成祖朱棣治理國家，輔導太子朱高熾、太孫朱瞻基，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對“新明朝”的鞏固做出貢獻。他講經說法，弘揚臨濟宗、淨土教，臨終前奏準釋放名僧溥洽，傳承和發展了中國佛教。

已有的姚廣孝研究，主要側重於考察其作爲“靖難”之役軍師及生平事蹟、[1]佛學思想，[2]以及詩文成就。[3]但是，迄今的研究仍不全面和準確，表現爲使用傳說舛誤史料較多，缺乏對姚廣孝於明朝歷史轉折和發展及中國佛教傳承影響的全局性探討。本文試圖考辨姚廣孝一生修爲，突出其對明朝歷史轉折即“新明朝”建立和鞏固及中國佛教傳承的重要影響。

一、洪武高僧

姚廣孝即釋道衍，出生於元末江浙行省平江路長洲相城裏(今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祖父菊山“業醫養親，僦屋一而住，無寸田尺土，生計甚疏”。菊山生二子，長震之，次震卿。震卿娶費氏，生二子，長恆，“續祖、父箕裘之業”，仍行醫爲生；次天禧，即姚廣孝。[4]

姚廣孝幼年目睹貧窮家境，“不樂於醫”，“欲讀書爲學，有成則仕於王朝，顯榮父母。不就則從佛，爲方外之樂”。但是，家裏很難供他走讀書科舉之路。至正八年(1348)，他選擇“從佛”，“出家於裏之妙智庵”，成爲一名沙彌，法名“道衍”，字斯道。至正十二年(1352)，他正式“薙髮爲僧”。[5]當時，正值元末紅巾軍起義在各地爆發。次年起兵於泰州的張士誠，不久佔領了平江，“城中僧坊，例皆軍住”，[6]姚廣孝並沒有受到影響。他先往古剎北禪寺，從“虛白亮公”習天台宗，尋“棄之”。[7]至正二十四年(1364)，他轉向禪宗，往杭州徑山寺參謁禪僧愚庵智及，“諮叩禪要”。[8]

智及爲禪宗臨濟宗第二十一世高僧，先後住持名剎杭州淨慈寺、徑山寺，宋濂稱“自宋季以迄於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一人而已”，[9]是當時佛教領袖人物。智及以姚廣孝“性頗慧，不倦開發，命掌記”。從師三載，姚廣孝“得嘗鼎臠，而知其味矣”，[10]得其法。兩浙一帶，南宋以後，禪林尊宿，“道重天下”“四方龍象奔走”，是當時佛學中心。姚廣孝廣參博究，“往來十餘年，盡得旨要，聲譽洋洋聿起江海間”。[11]對儒、道乃至兵法等“外學”，他也頗涉獵。他“少嗜學，喜爲詩文”，[12]與詩文名家高啓等結爲“北郭十友”，[13]相互唱和。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讀書學道，兼通兵家言，尤深於機事”，姚廣孝師之，“盡得其學”。[14]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每年都召集高僧到首都南京，舉辦法會，“爲死者超升，生者解冤”。[15]其中，洪武四年(1371)“詔取高僧”，姚廣孝名在其中，“因病免赴京”。[16]洪武六年(1373)，姚廣孝“請給禮部度牒，於覺林寺入冊”，[17]即在蘇州覺林寺登記，領取明朝度牒。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又“詔通儒學僧出仕”。他“赴京師禮部考試中式”，但“不願仕，欽賜僧服還山”。[18]他隨智及居於蘇州穹窿山海雲院，“闢小室，奉彌陀畫像於西隅，昕夕面之西稱念”，[19]既習禪，兼唸佛修淨土。

他也曾四處遊方。遊嵩山寺，遇相師袁珙看相說：“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袁珙卜算其爲元初以僧人身份輔佐元世祖的劉秉忠(釋子聰)式人物，姚廣孝“大喜”。[20]至京口，他賦詩：“譙櫓年來戰血幹，煙花猶自半凋殘。……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21]同輩高僧宗泐誚之曰：“此豈釋子語耶？”他“笑不答。”[22]

其後，他先後擔任幾所佛寺住持。禪宗燈錄稱他“初出世臨安普慶，遷住杭之天龍、嘉定之留光”。[23]其住持普慶寺的起訖時間不明。宋濂有文稱，洪武十一年(1378)九月，智及示寂，普慶寺住持姚廣孝“自狀其行”，爲“請銘”。[24]遷住杭州天龍寺時間亦不明。姚廣孝曾記曰：“洪武初，餘爲僧，住持杭之天龍禪寺，寺衆極清苦”。[25]住持留光寺未見其他記載。

姚廣孝沒有說法語錄行世。今存其上堂說法語三則，第一則是普慶寺所說：

上堂，舉修山主雲：二破不成一，一法鎮長存。若作一二會，永劫受沉淪。修山主盡力只道得八成，普慶爲他畫虎添斑去也：二破不成一，黃昏候日出。一法鎮長存，面南看北辰。若作一二會，隔壁猜啞謎。永劫受沉淪，圓通解脫門。喝：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26]

這則拈古，就五代龍濟紹修禪師之頌加以闡釋，不說一也不說二，提示學人破除執着，自悟本心。他說喝兼施，大機大用，展示出臨濟宗風。

從出家至選爲慶壽寺住持，姚廣孝完成了從沙彌到高僧的積累和轉變。後來明成祖稱他這一時期“軌行峻嚴，人皆尊仰。潛心內典，得其閫奧。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27]

二、慶壽住持

從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至建文四年(1402)十月，姚廣孝擔任北平(今北京)慶壽寺住持。

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太祖冊立馬皇后所生皇長子朱標爲皇太子。同時，他“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28]決定分封諸子爲王，以作“藩屏”。洪武三年(1370)四月，他首批封第二子朱樉、第三子朱、第四子朱棣等九子及侄孫朱守謙爲王。朱棣受封爲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二月就藩北平。至洪武十五年八月，馬皇后去世，諸王奔喪回京，並奏請選取名僧，隨而之國，爲馬皇后“誦經薦福”。[29]左善世宗泐“舉道衍等三人，太祖親選衍住持北平之慶壽寺”，[30]跟從燕王朱棣。

慶壽寺位於燕王府西南不遠處，是金元以來北平城內最重要的佛寺之一。姚廣孝在此，“都是爲了已故皇后，過着誦經、唸佛、修齋的日子”。[31]他上堂說法：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慶壽升堂打鼓。山門廚庫交參，露柱燈籠起舞。直得開山和尚，向山僧拂子頭上，將木劍綿虵橫拈倒弄，踊躍歡喜而脫。咒曰：室利室利，蘇嚕囌嚕。報禪流，休莽鹵，蟭螟蟲，吞卻虎，大地山河無寸土。[32]

日本僧人無初德始於洪武初來中國，居天界寺，參謁宗泐，“機語契合”。後遊方至北平，住慶壽寺。至此，姚廣孝“來蒞寺事”，以德始“爲法門猶子”，“延致丈室，相與激揚臨濟宗旨”。[33]

姚廣寺不僅指導弟子習禪，也講解佛經。先是，洪武十年(1377)，太祖命高僧宗泐等註釋《心經》《金剛經》《楞伽經》，頒行全國，令僧人講習，冀以提高僧衆義學水平，並統一思想。儘管禪宗標榜“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但姚廣孝也遵令講解。如洪武十六年(1383)夏，弟子“智榮等五七輩，禪坐之餘”，以宗泐所注《心經》請其“講演”。他“始以舊所聞見，而於新注之中事相有所不能知者，句義有所局礙者，一一節解條析”。[34]他又將該經注“畫而爲圖”，“姑以孤山[智圓]、越溪[性澄]之說以釋其義”，成圖冊，“用貽諸孫”“發揮本有風光”。[35]史稱，時“衆集如雲，法席一振”。[36]

三、“靖難”軍師

姚廣孝在歷史上以“靖難”軍師而聞名。假若沒有“靖難”之役，他只會是一位佛教內稍有名氣的道衍禪師，當時社會、後世衆生大概沒有幾個人知道他。那麼，他如何成爲“靖難”軍師？“靖難”之役中又怎樣發揮了軍師作用？

第一，輔佐決策，練兵爲備。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太子朱標病逝。九月，明太祖改立朱標次子允炆(朱標長子雄英早夭)爲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1398)閏五月，明太祖駕崩，朱允炆繼位，以明年爲建文元年(1399)。如前所述，明太祖分封諸子爲藩王，秦、晉、燕等王“皆據名藩，控要害，以分制海內”，[37]對明初政權安定和鞏固做出了貢獻。建文帝年輕輩小，性格寬仁，諸位叔藩爲“尊屬，擁重兵，多不法”。[38]特別是秦王朱樉、晉王朱於洪武二十八年(1395)、三十一年死後，燕王朱棣成爲諸王最年長者，居強藩之首，早已窺伺皇位。爲了解除藩王威脅，建文帝在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等幫助下，“以次削奪諸王”，“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以罪廢”。[39]然後，劍指燕王朱棣。朱棣則在姚廣孝鼓動、輔佐下，發動“靖難”之役。

關於姚廣孝鼓動燕王朱棣起兵奪位，明代以來流傳着兩個不同版本故事。《明史》記載，馬皇后去世，藩王奏取名僧，“宗泐時爲左善世，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40]則在宗泐推薦後，姚廣孝見過朱棣，且說服他，於是朱棣向太祖求得姚廣孝。具體細節，《明史》無載。明朝後期的一些私史、雜記記載說，姚廣孝先謁朱棣，許諾要奉一頂白帽子與他戴，即助其將來成爲皇帝。如嘉靖後期陳建《皇明通紀集要》記載：“太祖擇名僧輔諸王，文皇帝時爲燕王，廣孝自請於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既而文皇自求廣孝於太祖。”[41]在此前後，姚廣孝先謁燕王朱棣、許諾奉一頂白帽子與戴之說遂爲各種私史、雜記採用，且鋪陳演繹，最爲人所熟知。

然而，最早記載姚廣孝鼓動朱棣起兵奪位的《野記》，提供的是另一個故事：姚廣孝住持慶壽寺之初，“未見親密”。燕府醫士劉觀等因事謫雲南，遇鐵佛寺僧此宗等“談邸事”，稱“姚和尚知之”。劉觀等放還，遂向朱棣報告，朱棣召問，姚廣孝以“觀音課”爲卜，“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擲訖，語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說。曰：有之”。[42]即姚廣孝用“觀音課”卜算朱棣當爲皇帝，加以鼓動，從而得到親信。這個故事又被明代中後期的不少私史、雜記轉引傳播。

上述第一個故事，即姚廣孝先謁朱棣、許諾奉一頂白帽子與戴，是明朝後期纔出現的，明朝中期以前並無此說。其實，當時明太祖及太子朱標身體壯盛，朱棣之國才兩年，缺乏政治、軍事歷練和奪取皇位資本。姚廣孝作爲高僧，且精通三教、兵法，初見朱棣，應該不會漠視形勢，鼓動他造反奪位。因此，它“都是後人附會，即使姚廣孝確存此念，也不可能過早暴露”。[43]第二個“觀音課”故事，則是明朝中期開始流傳。《四庫全書總目》稱“《野記》諸書，記人事尚多不實”。[44]這個故事也充滿神異色彩，明人斥其“禁中機密之事”“何人泄漏，而允明知之乎？其妄誕甚矣”。[45]

事實上，燕王朱棣就藩之初，並未獲得重任，沒有什麼政治、軍事資本。只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三月，隨着身體逐漸壯碩，閱歷日益豐富，太祖才命其統領北平兵馬，指揮潁國公傅友德、齊王朱榑等征伐北元。他有勇有謀，指揮得法，取得勝利。而側翼配合的晉王朱無功而返，秦王朱樉則無預其事。戰後，朱棣遂爲太祖所倚重，“凡元軍先後內附到北平的，皆聽燕王調用，從此燕王勢力日益強大”。[46]此後，朱棣萌生奪取嗣位的野心。史稱，姚廣孝“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47]大概是他看準了朱棣的實力和野心，開始與朱棣謀劃將來奪取皇位。

爲堅定朱棣起兵奪位信心，姚廣孝還“薦相術袁珙以決之”。袁珙入燕王府，相朱棣“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須過臍，即登大寶矣”。其幼子忠徹，“傳父術”，也卜算北平朝廷官員“於法皆當刑死”。朱棣“大喜，起兵意益決”。[48]對此，袁珙自記說：“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49]這與朱棣統軍出征北元大捷後，獲得太祖倚重的時間基本吻合。次年六月，朝鮮使臣趙浚等來明朝“賀聖節，道經北平”，朱棣“傾意待之”。趙浚也感覺到朱棣“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50]可見，至洪武二十三年，朱棣政治野心萌發，姚廣孝開始鼓動起兵奪位。

明初分封諸王，每王府皆設護衛軍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一萬九千人。燕王之國，太祖“給賜燕山中、左二護衛侍從將士五千七百七十人”。[51]洪武二十三年以後，北平一帶的統兵大將、地方軍隊乃至地方官員皆受其節制，實力在藩王中一時無雙。建文帝削藩，令“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52]朝廷還調緣邊官軍三萬屯駐開平，燕府護衛軍精壯被抽走，僅剩七八百人。在姚廣孝謀劃下，朱棣“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王府本爲元朝皇宮，高牆深圍，姚廣孝“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瓴甋瓶缶，日夜鑄軍器，蓄鵝鴨亂其聲”，[53]練兵其中。

第二，巧解天道天象，鼓舞士氣。

朱棣起兵，畢竟是造反犯上，違背傳統道德人倫。而且，建文帝實行寬仁之政，頗得民心。因此，真要起兵，朱棣不免疑懼，問道：“民心向彼，奈何？”姚廣孝回答：“臣知天道，何論民心。”[54]他強調朱棣爲“太平天子”，受命於天，從“天道”至上高度爲朱棣提供理論依據和心理安慰。

一切準備就緒，朱棣問詢起兵日期，姚廣孝“每言未可”，“伺有天兵來助乃可”。一天，他報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次日午時，朱棣“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帥即玄帝也。”朱棣“忽揺首，發皆解散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應雲”。[55]原來，姚廣孝請來“玄帝”及天兵天將相助。這當然是神話，不能當真。但是聯繫當天風雨陰晦，更可能是姚廣孝與朱棣先擇暴風雨天起兵，時空中烏雲翻滾，移動變幻，顯出如玄帝、天兵天將形狀，或者他們提前用紙、木等紮成神像，置於王府殿頂等高處，再讓朱棣解發被面，裝神弄鬼，矇騙殿下遠處的將士和北平軍民，藉以鼓舞士氣。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即請來玄帝與天兵天將相助的記載，也是後來編造出來的。

《明史》則記載，朱棣與姚廣孝擇定日期後，至期，即建文元年(1399)七月七日，“適大風雨至，檐瓦墮地”，朱棣“色變”。姚廣孝則說：“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黃也。”不僅消除了朱棣疑慮，更激勵了起兵將士。於是，“兵起，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號其衆曰靖難之師”。[56]

建文二年(1400)底東昌之戰，燕軍大敗，士氣受挫。據說，出師前，姚廣孝曾預言：“師且捷，費兩日耳。”迨東昌敗，他對朱棣說：“臣固已言之，昌於文‘兩日’也，此後全勝矣。”[57]他假借預言，穩定軍心。朱棣想稍事休整，姚廣孝“力趣之”，[58]整兵再戰。

第三，指揮作戰，決策直搗京師。

朱棣藩邸帳下，主要是武人軍將，攻城作戰是其長，運籌帷幄則爲其短。姚廣孝習兵法，負起戰略決策和指揮之任。史稱“軍中有聞見異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59]如建文二年五月，燕兵圍攻濟南，三月不克，師疲軍衰。姚廣孝給朱棣寫信：“師老矣，請班師”。燕兵“乃還”。[60]

至建文三年(1401)底，“靖難”之役打了三年，燕軍因兵力有限，並沒佔到太多便宜，“所克城邑，兵去，旋復爲朝廷守，僅據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此時，因朝廷一些宦官逃投燕軍，“具言京師空虛可取狀”。[61]姚廣孝得報，立即提出：“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這一戰略決策極爲高明，所謂避實擊虛、擒賊先擒王。朱棣“從之”，不再拘執於北平、山東等地一城一地的爭奪攻守，而是領兵向南疾進，“遂連敗諸將於淝河、靈璧，渡江入京師”。[62]次年六月十三日，燕兵佔領南京，建文帝自焚(或說逃亡)。十七日，朱棣登極，以明年爲永樂元年(1403)。

第四，輔助世子朱高熾留守北平，穩定後方。

“靖難”期間，姚廣孝一直輔佐燕世子朱高熾留守北平。建文元年十月，朱棣帶兵往襲大寧(今內蒙古寧城縣)。朝廷部隊乘虛“圍北平，築壘九門”。[63]鑑於敵衆我寡，姚廣孝採取堅守待援之策，“守禦甚固，擊卻攻者，夜縋壯士，擊傷南兵”。迨朱棣回軍，“內外合擊，斬首無算”。[64]史稱朱棣“每出師，命[姚廣孝]侍世子居守，嚴固備禦，撫綏兵民，與贊謀策”。[65]堅固的北平，爲朱棣攻伐征戰、奪取皇位提供了堅實的根據地和穩定的後方。

姚廣孝在“靖難”之役中的作用，《明史》說：“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於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爲多，論功以爲第一。”[66]

四、永樂重臣

明成祖即位後，於建文四年(1402)九月“升賞奉天靖難諸將”，丘福、朱能封爲淇國公、成國公，張玉、陳亨追封爲榮國公、涇國公，其他封侯、伯者各十餘人，賜食祿米自二千五百石至一千石不等，“子孫世世承襲”。[67]而“靖難”第一功臣姚廣孝，“十月，宣至京，授僧錄司左善世”。[68]左善世是僧錄司首長，正六品，祿米十石，這與丘、朱等相比有天壤之別。何以如此？據明成祖說，姚廣孝“樂於優遊，無心榮顯”。[69]既然如此，則左善世非他莫屬。

但是，明成祖始終記掛姚廣孝。至永樂二年(1404)四月，他“命僧錄司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其姓姚，賜名廣孝”。[70]太子少師是東宮官屬，三孤之首，“掌奉太子以觀三公之道德而教諭焉”，正二品，爲當時文官最高品級。此前，明太祖、成祖均曾任授過三公、三孤，皆“止爲兼官、加官及贈官”。[71]而姚廣孝“不兼它官，不領他職”，是“真任”。[72]成祖下令複姓賜名，顯然是希望他像僧子聰被賜名劉秉忠一樣，還俗爲官，享受榮華富貴。但是，成祖“命蓄髮，[姚廣孝]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他接受了太子少師官職，卻不還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73]展示出其臨濟高僧淡泊名利的風骨。

永樂年間，作爲朝廷重臣的姚廣孝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作爲：

第一，輔導太子朱高熾、太孫朱瞻基。

成祖任命姚廣孝爲太子少師兩天後，冊立世子朱高熾“爲皇太子”。[74]姚廣孝的職責是輔導太子：“今建儲嗣，簡求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75]其後，成祖數次北征，長住北京，姚廣孝皆在南京輔佐太子監國。顯然，成祖還是把輔佐儲嗣朱高熾的重任交給了最信任的姚廣孝。

不久，成祖又令他輔導皇長孫朱瞻基。高熾長子、皇長孫瞻基自幼聰穎，深得成祖、徐皇后喜愛。至永樂二年四月，成祖立高熾爲太子，也希望將來他能傳位給瞻基。對自己指定的隔代接班人，成祖也注重培養。永樂五年(1407)四月，瞻基九歲時，成祖令其“出閣就學”，召姚廣孝等諭曰：“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究。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辭爲能也。”[76]史稱，朱瞻基“初出就學，太宗皇帝命設講席於華蓋殿之東，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翰林內閣之臣往侍講讀，後講讀於武英殿”。[77]

第二，賑濟蘇湖，施財鄉族。

蘇松一帶地勢低窪，水網密佈。元末明初，水利失修，遇夏季雨水暴發，往往成災。永樂二年六月，“直隸蘇、松，浙江嘉、湖等郡水，民飢”，成祖先命監察御史高以正“往督有司賑之”。幾天後，又命姚廣孝“往蘇、湖賑濟”，諭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豈可不恤！……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78]成祖如此破格指派，一是諸府水災嚴重，需要大臣主持賑濟事宜，二是讓姚廣孝衣錦還鄉，“散財得民”，[79]籠絡人心。

姚廣孝“當炎熱，不憚煩勞，親往縣道，一一賑濟。又責縣官去年多以淹報熟，致田家甚困，不能深體聖天子子養億兆之心”，“督州縣急發米賑濟，思人之飢，猶己飢之”。災民得賑，“四野莫不歡欣”。[80]他還“以上所賜鈔帛，分遺親族鄰舊，皆使得沾聖澤。”[81]這次姚廣孝往蘇湖賑濟，後來有人編造出其回鄉往見老友王賓而遭冷遇、見親姊被斥責的故事。其實，它們都是明朝中期編造的，清人錢謙益、劉承乾等早有辯駁，斥爲“吳兒委巷妄語，流誤史家”，[82] “大約當時吳下文人，多不滿靖難事，故借筆墨以詆佐命之臣”，“未可盡信也”。[83]

第三，主持重修《永樂大典》、《明太祖實錄》。

明成祖以藩王造反而奪得帝位，因此奮發作爲，努力塑造聖君形象和地位。永樂元年七月，他命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編撰一部包羅萬象的大型類書：“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事，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84]解縉組織了近150人的編書班子，至次年十一月編成，“賜名《文獻大成》”。但翻閱後，成祖發現內容“多未備”。[85]因解縉是正統而激進的儒臣，堅定維護儒學地位，甚至主張“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86]這樣的立場，使他不可能對佛教、道教以及諸子百家持平等兼收的態度。於是，成祖“命重修”，令姚廣孝及刑部侍郎劉季箎、解縉“總之”。姚廣孝牽頭動員了兩千餘人參與其事，包括許多僧道方士，至永樂五年十一月成書，“更賜名《永樂大典》”。[87]《永樂大典》徵引圖書七八千種，是中國古代最大類書和重要文化鉅著，是明朝繁盛文明的代表。

《明太祖實錄》始修於建文元年正月，三年十二月修成，詳細記載明太祖自出生至駕崩間各方面事蹟和狀況，對燕王朱棣等藩王事蹟自然多有記載和揭露。成祖即位後，顯然不能容忍這樣的《太祖實錄》存在和流傳。登基四個月後，他藉口“遺逸既多，兼有失實”，下令重修，敕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爲“監修”。[88]但李景隆等都是“建文舊臣”，大概領會不透，或者貫徹不徹底，修成後被指責“心術不正，又成於急促，未極精詳”。[89]永樂七年(1409)三月，成祖第二次命重修《太祖實錄》，主持者爲翰林學士胡廣。到永樂九年十月，成祖再命重修《太祖實錄》，以姚廣孝、戶部尚書夏原吉爲“監修官”。永樂十六年(1418)五月，夏原吉等人上表進《太祖實錄》，而姚廣孝則於此前二個月去世。對於新修《太祖實錄》，成祖“披閱良久，嘉獎再四”，[90]令爲定本留傳。

第四，知人識人，薦舉賢能官員。

“靖難”起兵前，姚廣孝推薦相師袁珙，堅定了朱棣信心，已如前述。成祖即位後，袁珙仍爲所信用。太子之立“久不決”，袁珙則相朱高熾爲“天子”、朱瞻基爲“萬歲天子”，“儲位乃定”。據說，袁珙“相人即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91]對成祖用人理政起了很好的作用。

方孝孺，幼警敏勤學，師從學士宋濓，對儒學、文章有極深造詣。洪武后期，兩次覲見，太祖令“老其才”，備後世大用。建文時，召爲翰林侍講，遷侍講學士，“國家大政事輒諮之”。“靖難”兵起，朝廷討伐詔檄“皆出其手”，進兵謀略多聽其議。朱棣往攻京城，姚廣孝以方孝孺爲託，說：“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迨京城下，朱棣欲使其草擬即位詔書，哪知方孝孺忠於建文帝，堅不奉命。成祖怒，“命磔諸市”。[92]可見，姚廣孝確實有識人之能。他知方孝孺爲醇儒忠臣，所以推薦給朱棣。朱棣卻爲方孝孺不屈所激，怒殺之，確實可惜。

夏原吉，建文時官至戶部右侍郎，廉能有爲。成祖即位後，轉左侍郎，進尚書。他“詳定賦役諸制，建白三十餘事，皆簡便易遵守”。浙西水災，往治水賑濟，均有成績。姚廣孝“還自浙西”，贊其爲“古之遺愛也”。[93]其後，夏原吉得到進一步信用，是永宣時期中樞決策的主要官員。[94]

此外，趙友同，因姚廣孝薦“授太醫”。後修《永樂大典》，“領副總裁”；“修《性理大全》，亦預焉”。[95]王達，因姚廣孝薦升翰林院編修、侍讀學士，“爲人謙和恭慎，爲文章以詩名”。[96]

第五，以僧人身份傳承和弘揚佛教。

其一，擔任左善世，參與領導和管理佛教事務。據《金陵梵剎志》記載，永樂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姚廣孝等奏：“天禧寺藏經板，有人來印的，合無要他出些施利。”奉聖旨：“問他取些個。欽此。”[97]即對來南京天禧寺請“洪武南藏”經板印刷藏經者，天禧寺收取費用。這成爲以後大報恩寺(由天禧寺重建而成)對來請“永樂南藏”經板印刷藏經者收取“板頭銀”的“法律依據”。

姚廣孝任左善世時參與領導和管理佛教事務的直接記載不多。但是，至永樂二年四月他專任太子少師，《明太宗實錄》記載朝廷處理佛教重要事務多項，如建文四年(1402)十一月“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98]永樂元年正月“禮部請循例三年一給僧、道度牒”，[99]七月“給僧度牒三百五十二”。[100]這些佛教事務的辦理，作爲左善世的姚廣孝無疑要參與。

其二，講經說法，傳承和弘揚佛教。姚廣孝雖受太子少師之官及複姓賜名，但保持僧人本色，“戒行尤謹”“畜一大雞，雞一鳴即起，朗然誦經。雖日理國事，不間也”。[101]臨終前，他“召諸門人，告以去期”。[102]可見，日常還有弟子圍繞在他身邊。

僧德始於洪武二十三年往四川遊方。永樂初，姚廣孝“寓書招之”，“迎歸其第，昕夕論道”。永樂六年(1408)春，德始應聘住持北京平坡山寺。十年(1412)，“特旨升領龍泉寺”。得到姚廣孝的開導與加持，德始“高提祖印，勘辯方來，全體大用，逈出乎言象之表者”。[103]

其三，抄傳《道餘錄》，撰寫《佛法不可滅論》，護持佛教。

早在元末徑山寺習禪之暇，姚廣孝曾撰《道餘錄》長文，摘取程、朱等人“攘斥”佛教之言四十九條，批評他們“一以私意，出邪詖之辭，枉抑太過”，“極爲謬誕”。他引用佛教、儒家經典及史實，“逐條據理，一一剖析”，加以反駁。稿成，“藏於巾笥有年”。明初，以程朱理學爲官方哲學，確立其獨尊地位。一些正統的官員士子，如方孝孺、解縉等宗奉程朱，視佛教爲“異端”，極力主張排佛、滅佛。至永樂十年(1412)十月，他“自公退，因撿故紙，得此稿，即淨寫成帙”，[104]抄寫流傳。

他又撰寫《佛法不可滅論》一文，採用問答體形式，立足佛教之說，並引證史實，闡述佛教“人之有勢力不能滅”“天能滅而不敢滅”“佛法不可滅”，[105]告誡世人滅佛、排佛“徒勞無功”。

其四，臨終前奏準釋放高僧溥洽。溥洽，字南洲，宋陸游後裔。元末從學於天台宗高僧杭州上天竺寺東明慧日、普福寺具庵如玘，“凡諸經範精粗小大之義，靡不貫串。而旁通儒書，間以餘力爲詩文，多有造詣”。洪武年間，先後住持孤山瑪瑙講寺、蘇州北禪寺、杭州下天竺寺。明太祖召其爲僧錄司右講經，主南京天禧寺。遷右闡教，升左善世。時“國家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定，以貽範於後”，[106]是洪武后期至建文年間最有名的僧人和最高僧官。“靖難”後，成祖以姚廣孝爲左善世，溥洽居右。後溥洽被揭發“靖難兵起，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即燕王朱棣，引者注)。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君削髮”，助其出逃，遂被逮下獄。至姚廣孝臨終，“言願釋溥洽”，成祖“從之”。時溥洽被囚十餘年，“白髮長數寸，覆額矣”。[107]

永樂十六年(1418)三月，姚廣孝來朝北京，病重不能朝見，仍居慶壽寺。成祖“臨視者再”。“問後事”，姚廣孝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強之”，姚廣孝“終無言”。[108]表現出看空世界、了無掛礙的高僧本色。二十八日，他“端坐而逝”。[109]

五、身後褒貶

以往學者對姚廣孝的評價，主要着眼於其“靖難”功績及在永樂朝的部分政治作爲，稱其爲“黑衣宰相”、[110] “明初著名政治家”。還有學者分析了姚廣孝《道餘錄》《佛法不可滅論》體現的護法思想，以及《淨土簡要錄》《諸上善人詠》透露出的淨土思想。這些都頗有見地，富於啓發意義。但是，基本忽視了永樂朝以及“永宣之治”在明朝歷史上的轉折地位，未能從明朝歷史發展的高度評價姚廣孝，也未論及其對當時中國佛教傳承和發展所做的貢獻。下面，我們試加論述。

首先，姚廣孝輔助燕王朱棣推翻建文帝統治，建立永樂王朝，是“新明朝”的重要締造者。

明初，太祖按照傳統嫡長子繼承製，冊立朱標爲皇太子。朱標病死後，明太祖又按倫序立朱允炆爲皇太孫。迨太祖駕崩，朱允炆繼位。這樣，不出意外的話，明朝皇位應在朱元璋—(朱標—)朱允炆及其子孫後代中傳承。但是，“靖難”之役打斷了(朱標—)朱允炆子孫後代繼承皇位體系，明朝帝位改變爲朱元璋—(朱標—)朱允炆—朱棣及其子孫後代傳承體系。朱棣建立的永樂王朝已經不是明太祖當初設定的皇位傳承的明朝，而是一個改變了皇位傳承順序的“新明朝”了。

說永樂王朝是“新明朝”，不僅表現在皇位傳承系統的變化，更表現在其治國理念、施政作爲以及實際效果的不同。建文帝長於深宮，從小受到完整而良好的儒學教育。繼位後，他一改洪武后期嚴苛高壓政策，推行寬仁之政。他提高文官品級，“歸重左班”，倚信齊、黃、方等文臣；赦罪平冤，寬刑省獄，建文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111]仿《周禮》更定官名、品級、禮制，合併州縣，裁減冗員；江浙重賦，“悉與減免，畝不得過一斗”；[112] “典章制度，銳意復古”，力圖恢復井田制；軍事、法律手段並用，迅速削藩。建文帝改革，如提高文官地位、寬刑省獄、減輕江浙重賦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民心聲，“天下莫不頌德焉”。[113]

但是，建文帝復古改制，更定官名，欲推行井田制，企圖開歷史倒車，徒增紛擾，滯礙難行。[114]他用人不當，齊、黃、方等均爲飽讀詩書的儒士，而非治國理政能手，改革操之過急，又沒有抓住主要矛盾。尤其是削藩措施失誤，導致燕王朱棣得以起兵，國家陷入戰亂。《明史》稱，“始削藩議起，帝入泰、子澄言，謂以天下制一隅甚易。及屢敗，意中悔，是以進退失據”；[115] “靖難”之役中，建文帝詔“毋使負殺叔父名”，朝廷將卒“相顧愕眙，不敢發一矢”，[116]使朱棣得以逃生；燕兵渡江，進逼京城，“或勸帝他幸，圖興復”，而方孝孺“力請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濟，當死社稷”，[117]非要演出一部儒家高揚的國君死社稷的迂腐劇目。朝廷軍隊主帥長興侯耿炳文、曹國公李景隆，皆寡謀而不知兵，作戰不力。燕兵到達京城，李景隆開金川門投降，建文王朝覆滅。而主持軍事的兵部尚書齊泰，在京師失守後，“墨白馬走”，沒逃多遠，馬“汗出墨脫”，被人認出，“遂被執赴京”。[118]這樣的皇帝和文武大臣，即使沒有“靖難”之役，面對彪悍的北元蒙古勢力，恐怕也難以克敵制勝，其王朝存亡要大打問號。

明成祖朱棣政貴務實，不事虛文。他以恢復太祖“祖制”爲名，取消建文年間的一些改革措施；設立內閣，穩妥削藩，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疏浚運河，遷都北京，加強北部國防力量；移民開墾北京、山東等地，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秩序；編修《永樂大典》、三部“理學大全”等，提倡發展文化，統一思想；積極經營邊疆，數次親征漠北，封授西藏政教首領，置奴兒干都司；征討安南，派遣鄭和下西洋。明成祖以雄才大略，奮發作爲，進一步鞏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恢復發展生產，國力逐漸強盛，爲此後近三百年的明朝統治打下堅實基礎。《明史》稱讚成祖“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119]

學者指出，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對治理較好的一個時代的讚譽”，“具有幾個基本特徵：一是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比較安定；二是政治比較清明，國力強盛，在經營邊疆和抵禦外患上功業卓著，雖興辦浩大工程而財力不絀；三是在文化建設上卓有成就”，“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永樂朝都完全具備”，“呈現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輝煌”。[120]還有學者指出，“明代歷史上有兩次大的政治裂變：一次是建文元年(1399)發生的‘靖難之役’……在‘靖難之役’中，燕王朱棣成功地實現了皇位更替，開創了新的時代”。[121]朱棣死後廟號本爲“太宗”，至嘉靖十七年(1538)改稱“成祖”，世宗君臣贊其“再造之功，同於開創”。[122]可以說，明朝從衰弱失敗的建文王朝，到強盛成功的永樂王朝，無論是治國理念，還是施政作爲，乃至實際效果，都已經明顯不同。永樂朝在明朝歷史上開啓了一個新的時代，可以稱爲“新明朝”。作爲“靖難”第一功臣的姚廣孝，無疑是“新明朝”的重要締造者。

其次，姚廣孝輔助成祖治理國家，輔導、教育太子朱高熾、太孫朱瞻基，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對“新明朝”的鞏固發展發揮了一定作用。

永樂年間，姚廣孝參與了“新明朝”的建設。他賑濟蘇湖，使“四野莫不歡欣”，對於消減水災影響，保障民衆生活和生產，乃至安撫江南士民普遍存在的對抗情緒都不無益處。他主持重修《永樂大典》《太祖實錄》，招攬、籠絡了大批儒士及佛、道各色人物，既可消解一些人的對抗情緒，也爲後世留下了文化鉅著。他舉薦袁珙、夏原吉等人，對永樂朝建立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緩解，乃至仁宣時期用人理政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姚廣孝還輔導、培育了朱高熾、朱瞻基。成祖稱其“爲宮僚，從容漸漬，忠言匡輔，雖老益盡其心”。[123]還有人稱成祖選擇“宿儒”來“教皇太孫，命姚廣孝等講讀華蓋殿，故宣宗詩文妙絕今古，而繪事尤精，雖聖神天縱，要之預教之功不可少也”。[124]強調了姚廣孝等對宣宗文藝才能的教導之功。而實際上，如前所述，姚廣孝受命“講讀”的主要是儒學經典、歷史知識，以及治國理政經驗教訓等，而非“章句”“文辭”。

在姚廣孝等輔導下，朱高熾、朱瞻基均具備良好的素質，登極後繼續推行永樂以來的政治、經濟政策，並有所改革，明朝經濟、社會繼續發展，“蒸然有治平之象矣”，[125]致成“永宣之治”。人們提及明朝，常稱道“仁宣之治”。其實，仁、宣“是永樂朝鼎盛的餘緒”，永樂朝奠定了兩朝基礎，甚至比兩朝更具有盛世特徵，因此“永宣之治”之稱“更合於歷史實際”，[126]是新明朝的延續和發展。顯然，姚廣孝是“永宣之治”的重要推手，對“新明朝”的鞏固和發展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但是，明清以來，囿於儒家傳統觀念，從最高統治者到官民士人，常把朱棣及“靖難”之役視爲謀逆篡位，姚廣孝則是幫兇以及名教罪人。本來，姚廣孝去世後，明成祖命追贈爲“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榮國公”，諡“恭靖”，[127]並親制神道碑誌其功。仁宗時加贈少師，命“配享”成祖“廟廷”。[128]宣德元年(1426)五月，宣宗命立神道碑。其喪祭按照頂級文臣標準辦理，可謂備極哀榮。不過，當時各地特別是江南一帶一直存在懷念建文帝、反對成祖奪位的情緒，只是因被嚴酷鎮壓而隱祕流傳。到宣德中期，隨着時間流逝和政治環境轉趨寬鬆，官民士人開始可以公開懷念寬仁的建文帝及殉死諸臣了。他們雖然不敢直接否定、攻擊明成祖及“靖難”之役，卻可以拿“靖難”首功姚廣孝出來貶斥。修成於宣德五年(1430)正月的《明太宗實錄》就指斥姚廣孝《道餘錄》“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129]將其置於官方哲學、名教公論對立面來否定。朝廷風向一變，官民士人隨之，貶斥和否定姚廣孝逐漸成爲風氣。宣德五年四月，禮部主事劉球撰寫建文忠臣卓敬傳記，其中聲言是姚廣孝激殺卓敬，並私諡卓敬曰“忠貞”。[130]而實際上卓敬之死與姚廣孝並沒有關係。天順年間，姚廣孝義孫姚廷用身穿姚廣孝“遺衣”拜見蘇州知府楊貢，楊貢大怒，“醜詆”姚廣孝。[131]明朝中期大量私史、雜記記載姚廣孝故事，多編造、轉引所謂其用觀音課卜算以及回鄉賑濟而遭到老友王賓冷遇、親姊斥責等，寓含貶斥、詆譭色彩。這些故事後來廣爲流傳。正德《姑蘇志·姚廣孝傳》在“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句後，又編造例證：“其友張洪嘗雲：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132]嘉靖年間，明世宗先下令撤去太廟中姚廣孝牌位，“移祀於大[興]隆(興)寺內”；後因寺火災，命改遷於大隆善寺。[133]一些史學家公開指責姚廣孝。如王世貞評論姚廣孝“於釋則臣道靡也，於臣則釋道累也。彼王賓者隱人亡論焉，蓋愧其姊矣”。[134]對撤除姚廣孝配享太廟，王世貞大加稱賞：“孔廟之黜楊雄也，帝王廟之黜元世祖也，太廟之黜姚廣孝也，凜乎有《春秋》筆焉。”[135]至清朝，乾隆帝說：“永樂最聽廣孝之言，其稱兵簒逆，皆用其謀。”[136]《四庫全書·凡例》並舉姚廣孝《逃虛子集》、嚴嵩《鈐山堂詩》，稱“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但他們皆爲“大奸大惡”，故僅“附存其目”，“用見聖朝彰善癉惡，悉準千秋之公論焉”。[137]

其實，我們用唯物史觀來分析“靖難”之役，只是一場明朝皇室內部爭權奪位的戰爭，並沒有正反忠逆之分。明清之際有人說：“一家而靖難，與兩姓而代興，其事不同”。[138]進一步分析建文、永樂年間不同的治國理念、施政作爲和實際效果，我們認爲永樂王朝取代建文王朝是個歷史的進步。姚廣孝既是“新明朝”的重要締造者，也是“新明朝”的建設者，對明朝歷史的轉折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此，明朝後期進步思想家李贄贊曰：“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今日，士安於飽暖，人忘其戰爭，皆我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139]

當然，由於身體多病，以及或許性格、出身等原因，姚廣孝在永樂朝沒有全力參與朝政，進一步施展政治才能，這是其地位評價的侷限。

第三，姚廣孝講經說法，臨終前奏準釋放溥洽，傳承和發展了中國佛教。

姚廣孝出家後，先習天台宗，後師臨濟宗高僧智及，並廣參博究，成爲名聞教內外的禪宗高僧。他先後擔任江浙諸寺住持，說喝兼施，“大振宗風”。他住持北平慶壽寺，對明初北京佛教恢復有很大貢獻。我們知道，元朝大都(今北京)盛行藏傳佛教。明初，北京佛教衰微至極。姚廣孝之前，北京並無一位有全國影響的漢傳佛教高僧。迨其來住慶壽寺，講經說法，“衆集如雲，法席一振”。另一位禪僧德始，也得其指教和加持。這樣，北京佛教漸次恢復和發展。姚廣孝是明初第一位被收入多種燈錄的北京漢傳佛教高僧，德始也被收入《續高僧傳》。

姚廣孝抄傳《道餘錄》，撰刻《佛法不可滅論》，儘管多沿襲宋元以來佛教護法論調，理論上並無多少新意，但是在明初以程朱理學爲官方哲學大背景下，還是對佛教有一些護持作用。不僅如此，《道餘錄》敢於攘斥程、朱，也爲明朝後期士大夫佛學興起，以及部分士大夫禪者自我反省提供了思想資料。過庭訓評價說：姚廣孝“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蓋其天姿超曠，不屑依人爲可否，故自伸其所獨得者如此。”[140]李贄說，《道餘錄》“絕可觀”，“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141]在李贄校閱下，該書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由錢謙益重刊，清朝康熙五年(1666)收錄於《嘉興藏》。[142]姚廣孝“平生於淨土法門頗有所得”，[143]他著有《淨土簡要錄》《諸上善人詠》，前者是淨土典籍文摘，後者是稱頌所謂往生淨土人物之作，被“蓮宗八祖”雲棲祩宏列爲十六部淨土名著之一，[144]對於明代淨土教弘揚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另外，姚廣孝臨終前奏準釋放溥洽，溥洽“大昌其教於晚節”，[145] “所度”及“得法”弟子各若干人，[146]均爲一時名僧，是明代前期佛教傳承和發展的重要力量。

總的來說，姚廣孝對佛學並無新見，其弟子也無大弘臨濟、天台者，但是“自宣德以後，隆慶以前，百餘年間，教律淨禪，皆聲聞闃寂”，[147]佛學衰微、各宗傳承艱難是當時中國佛教共同的宿命，他也無力改變。不過，客觀地說，他的佛教修爲還是對明初佛教傳承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第四，姚廣孝能詩善文，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姚廣孝追隨高啓等倡導的文學復古潮流，推崇唐宋八大家詩文，批評當時宋濂、蘇伯珩等人詩文摻雜佛、老，“以爲儒者不克卓立”“識者亦有取焉”。[148]《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所著初名《獨庵集》。歿後，吳人合刻其詩文，曰《逃虛子集》。後人掇拾放佚，謂之《補遺》”。[149]實際上，姚廣孝詩文集包括《獨庵集》(今佚)、《獨庵外集》(今佚)、《獨庵外集續稿》五卷、《逃虛子詩集》十卷、《續集》一卷、《逃虛類稿》五卷、《逃虛子集補遺》一卷、《詩集補遺》一卷等多種。[150]其詩文“能兼採衆家，不事拘狹”，[151] “清新婉約，頗存古調”。[152]明人稱：洪武后期至宣德時期，“三四十年間，巨緇老衲有文聲者”，溥洽與姚廣孝“爲首”，[153]則得其實。總之，姚廣孝在明代及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也有一定地位。

作者簡介：何孝榮，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爲爲明清史、中國佛教史。

原載《史學集刊》2019年第3期。

[1]參閱牧田諦亮：「道衍傳小稿」、『東洋史研究』第18巻第2號、東洋史研究會(京都)、1959年；商傳：《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廣孝》，《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鄭永華：《姚廣孝史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參閱牧田諦亮：「道衍傳小稿」、『東洋史研究』第18巻第2號，東洋史研究會(京都)、1959年；江燦騰：《道衍禪師的生平與佛教思想》，《史原》第17期，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89年。

[3]參閱解芳：《詩僧姚廣孝簡論》，《文學評論》，2006年第5期；餘霞：《姚廣孝及其詩歌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江西師範大學，2012年。

[4](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164頁。

[5] (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4頁。

[6](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永定寺重建海印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6頁。

[7] (明)釋文琇：《增集續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藏經》第83冊，日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9年版，第329頁。

[8] (明)釋文琇：《南石文琇禪師語錄·姚序》，《卍新纂續藏經》第82冊，第209頁。

[9] (明)宋濂：《護法錄》卷一《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嘉興大藏經》第21冊，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615頁。

[10](明)釋文琇：《南石文琇禪師語錄·姚序》，《卍新纂續藏經》第82冊，第701頁。

[11] (明)釋文琇：《增集續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藏經》第83冊，第329頁。

[12]《明太宗實錄》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73頁。

[13](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閏集《少師獨庵衍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70頁。

[14] (明)林世選、王鏊等：正德《姑蘇志》卷五二《姚廣孝》，《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冊第810頁。

[15]明太祖：《御製蔣山寺廣薦佛會文》，(明)葛寅亮撰，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剎志》卷三《鐘山靈谷寺》，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69頁。

[16] (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4頁。

[17](明)黃瑜：《雙槐歲鈔》卷三《姚少師》，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46頁。

[18] (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4頁。

[19](明)姚廣孝：《逃虛類稿》卷三《蓮華室銘並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18頁。

[20]《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4079頁。

[21] (明)姚廣孝：《逃虛子詩集》卷七《京口覽古》，《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53頁。

[22]《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79頁。

[23](明)釋文琇：《增集續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藏經》第83冊，第329頁。

[24] (明)宋濂：《護法錄》卷一《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嘉興大藏經》第21冊，第615頁。

[25](明)姚廣孝：《陋容自贊其二並序》，(明)周永年：《吳都法乘》卷一二《道影篇》，《中國佛寺志叢刊》第35冊，廣陵書社1996年版，第1702頁。

[26] (明)釋文琇：《增集續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藏經》第83冊，第329頁。

[27]明成祖：《御製贈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諡恭靖姚廣孝神道碑銘》，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1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頁。

[28]《明史》卷一三九《葉伯巨傳》，第3990頁。

[29]《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79頁。

[30](明)王鏊：《震澤紀聞》捲上《姚廣孝》，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83頁。

[31] [日]中村元編，佘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臺灣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467頁。

[32] (明)釋文琇：《增集續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藏經》第83冊，第329頁。

[33] (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卷一五《日本德始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10頁。

[34] (明)姚廣孝：《逃虛類稿》卷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新注演義〉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05頁。

[35] (明)姚廣孝：《逃虛類稿》卷二《〈新注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圖釋〉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05頁。

[36] (明)釋文琇：《增集續傳燈錄》卷五《北京順天府慶壽獨庵道衍禪師》，《卍新纂續藏經》第83冊，第329頁。

[37](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三二《同姓諸王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62頁。

[38]《明史》卷一四一《黃子澄傳》，第4015頁。

[39]《明史》卷一四一《齊泰傳》，第4014頁。

[40]《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79－4080頁。

[41] (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卷七，《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34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頁。

[42] (明)祝允明：《野記》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0冊，第25頁。

[43]商傳：《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廣孝》，《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

[44]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四《〈志怪錄〉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29頁。

[45] (明)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一二《雜論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84冊，第201頁。

[46]毛佩琦：《永樂皇帝大傳》，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頁。

[47]《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48]《明史》卷二九九《袁珙傳附子忠徹傳》，第7643頁。

[49]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一一，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33頁。

[50]《朝鮮世宗實錄》卷九，世宗五年六月辛卯條，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影印本，1960－1965年，第24頁。

[51]《明太祖實錄》卷一三○，洪武十三年三月壬寅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66－2067頁。

[52]《明史》卷一四一《齊泰傳》，第4014頁。

[53]《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54]《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55] (明)祝允明：《野記》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0冊，第26頁。

[56]《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57] (明)談遷：《國榷》卷一一，建文二年十二月乙卯條，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821頁。

[58]《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59] (明)李贄：《續藏書》卷九《榮國姚恭靖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9頁。

[60]《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61]《明史》卷五《成祖本紀一》，第73－74頁。

[62]《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63]《明史》卷五《成祖本紀一》，第71頁。

[64]《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頁。

[65]《明太宗實錄》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條，第2073頁。

[66]《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0－4081頁。

[67]《明太宗實錄》卷一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條，第194－200頁。

[68] (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5頁。

[69]明成祖：《成祖文皇帝御敕》，(明)姚廣孝：《逃虛子詩集補遺》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71頁。

[70]《明太宗實錄》卷三○，永樂二年四月壬申條，第534頁。

[71]《明史》卷七二《職官志一》，第1731、1732頁。

[72]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七《異典述二·公孤真任》，第118頁。

[73]《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第4081頁。

[74]《明史》卷六《成祖本紀二》，第81頁。

[75]《明太宗實錄》卷三○，永樂二年四月壬申條，第534頁。

[76]《明太宗實錄》卷六六，永樂五年四月辛卯條，第926頁。

[77]《明宣宗實錄·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頁。

[78]《明太宗實錄》卷三二，永樂二年六月辛卯、乙未條，第572、573頁。

[79] (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5頁。

[80] (明)王賓：《光庵集·永樂賑濟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85頁。

[81] (明)姚廣孝：《逃虛子集補遺·相城妙智庵姚氏祠堂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65頁。

[82](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集《王高士賓》，第99頁。

[83] (清)劉承乾：《明史例案》卷三，《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4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81頁。

[84]《明太宗實錄》卷二一，永樂元年七月丙子朔條，第393頁。

[85]《明太宗實錄》卷三六，永樂二年十一月丁巳條，第627頁。

[86]《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第4116頁。

[87]《明太宗實錄》卷七三，永樂五年十一月乙丑條，第1016頁。

[88]《明太宗實錄》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己未條，第233－234頁。

[89]《明太宗實錄》卷一二○，永樂九年十月乙巳條，第1516頁。

[90]《明太宗實錄》卷二○○，永樂十六年五月庚戌朔條，第2081頁。

[91]《明史》卷二九九《袁珙傳》，第7643頁。

[92]《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傳》，第4017－4019頁。

[93]《明史》卷一四九《夏元吉傳》，第4150－4151頁。

[94]《明宣宗實錄》卷六二，宣德五年(1430)正月戊辰條，第1468－1470頁。

[95]正德《松江府志》卷三一《趙友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81冊，第822頁。

[96]《明太宗實錄》卷六八，永樂五年六月乙未條，第959－960頁。

[97] (明)葛寅亮撰，何孝榮點校：《金陵梵剎志》卷二《欽錄集》，永樂元年冬，第54頁。

[98]《明太宗實錄》卷一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壬午條，第249頁。

[99]《明太宗實錄》卷一六，永樂元年正月癸巳條，第294頁。

[100]《明太宗實錄》卷二一，永樂元年七月乙巳條，第403頁。

[101] (清)釋超永：《五燈全書》卷五六《杭州府天龍斯道道衍禪師》，《新纂續藏經》第82冊，第209頁。

[102]明成祖：《御製贈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諡恭靖姚廣孝神道碑銘》，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1冊，第45頁。

[103] (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卷一五《日本德始傳》，第710頁。

[104] (明)姚廣孝：《逃虛子道餘錄·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46頁。

[105](明)姚廣孝：《姚廣孝集》卷二四《逃虛子文集新輯·佛法不可滅論》，第327－328頁。

[106] (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五《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75頁。

[107] (明)鄭曉：《今言》卷三，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29頁。

[108] (明)林世遠、王鏊等：正德《姑蘇志》卷五二《姚廣孝》，《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第27冊第810頁。

[109]明成祖：《御祭[姚廣孝]文》，(明)姚廣孝：《逃虛子詩集補遺》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72頁。

[110] [日]野上俊靜等著，聖嚴法師譯：《中國佛教史概說》，臺北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62頁。

[111]《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第2320頁。

[112]《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第1896頁。

[113]《明史》卷四《恭閔帝紀贊》，第66頁。

[114]參見牛建強、閻現章：《試論明朝建文帝的維新政策》，《史學月刊》，1987年第2期。

[115]《明史》卷一四一《齊泰傳》，第4014頁。

[116]《明史》卷五《成祖本紀一》，第73頁。

[117]《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傳》，第4019頁。

[118]《明史》卷一四一《齊泰傳》，第4014頁。

[119]《明史》卷七《成祖本紀贊》，第105頁。

[120]晁中辰：《“仁宣之治”還是“永宣之治”》，《山東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121]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禮議”與嘉隆萬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封三“內容簡介”。

[122]《明世宗實錄》卷二一三，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386頁。

[123]明成祖：《御製贈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諡恭靖姚廣孝神道碑銘》，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曆代石刻拓本彙編》第51冊，第45頁。

[124] (明)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二《講讀》，《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2冊第600頁。

[125]《明史》卷九《宣宗本紀贊》，第125－126頁。

[126]晁中辰：《“仁宣之治”還是“永宣之治”》，《山東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

[127]明成祖：《御祭[姚廣孝]文》，(明)姚廣孝：《逃虛子詩集補遺》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第173頁。

[128]《明仁宗實錄》卷八上，洪熙元年三月庚辰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54－255頁。

[129]《明太宗實錄》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條，第2073頁。

[130] (明)劉球：《[卓敬]傳》，(明)李維樾、林增志：《忠貞錄》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447冊第102頁。

[131] (明)都穆撰，陸採輯：《都公譚纂》捲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6冊，第369頁。

[132] (明)林世遠、王鏊等：正德《姑蘇志》卷五二《人物十·名臣·姚廣孝》，《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第27冊第810頁。

[133]《明世宗實錄》卷一一六，嘉靖九年八月甲申條，第2760頁；卷一七四，嘉靖十四年四月庚戌條，第3787頁。

[134]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九《姚廣孝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12冊，第696－697頁。

[135] (明)王世貞：《弇州史料後集》卷二八《札記》，《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49冊，第567頁。

[136]清高宗：《御製詩四集》卷九五《過姚廣孝墓戲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6年，第1308冊第827頁。

[137]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三《凡例二十則》，第18頁。

[138](清)莊廷鑨：《明史鈔略·開國以後釋教之傳·姚廣孝》，《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冊第799頁。

[139] (明)李贄：《續藏書》卷九《榮國姚恭靖公》，第151頁。

[140]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八《姚廣孝》，《續修四庫全書》本，第533冊第376頁。

[141] (明)李贄：《續藏書》卷九《榮國姚恭靖公》，第151頁。

[142]賴永海：《中國佛教通史》卷一二，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64頁。

[143](明)姚廣孝：《姚廣孝集》卷二四《逃虛子文集新輯·前僧錄司左善世啓宗佑法師塔銘》，第300頁。

[144](明)釋祩宏：《雲棲淨土匯語》卷一，《卍新纂續藏經》第62冊，第11頁。

[145](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卷二五《南洲溥洽法師傳》，第758頁。

[146](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五《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第375頁。

[147]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3頁。

[148]《明太宗實錄》卷一九八，永樂十六年三月戊寅條，第2073－2074頁。

[149]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五《〈逃虛子集、類稿補遺〉提要》，第1552頁。

[150]參閱康爾琴：《姚廣孝詩文集版本考述》，《圖書館》，2010年第2期。

[151](明)高啓：《高太史鳧藻集》卷二《獨庵集序》，《四部叢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第20a頁。

[152]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五《〈逃虛子集、類稿補遺〉提要》，第1552頁。

[153](明)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二五《僧錄司右善世南洲法師塔銘》，第3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