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中共“一大”正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书城公馆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开始便闯进一个陌生人。此人的突然光顾引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高度警觉，他断定此人是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当即决定中止会议马上疏散，果然没过多久，法国总巡便带着一伙侦探闯进了李公馆进行搜查。对于这名神秘人物，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大都留下了自己的记忆，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为详尽的文字记录了，此人的身份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谜团。

上海外滩

1990年代初，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的薛耕莘先生向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透露，1930年代末，他的上司程子卿与他聊天时谈起1921年曾前往李公馆侦查，因为当时有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

据史料记载，“一大”会场之所以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问题就出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身上。马林是荷兰人，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成为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马林于1921年4月动身来华，在途经新加坡、香港等地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到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已经引起了租界巡捕房的注意。

一大代表毛泽东

史料的记载与程子卿的话是相吻合的。回忆这段往事的薛耕莘1904年生于上海浦东陆家嘴，是一名天主教教徒，1930年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任政治处社会股翻译，解放后被长期关押，1981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解放前薛老先生长期在上海警界做事，熟悉当时的情况和相关档案资料，他的回忆应该比较真实可信，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那名闯进“一大”会场的暗探便是时任法租界巡捕房探长的程子卿。

当年的法租界

薛耕莘讲的这位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幼时读过三年私塾，后在米店当学徒，1900年前后赴沪谋生。到上海后，程子卿与黄金荣、丁顺华等结拜为帮为非作歹，人称“黄老大”、“丁老二”、“程老三”，因其皮肤暗黑，故有绰号“黑皮子卿”之称，系青帮“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入法捕房当了巡捕，因其精明能干而受到上司的赏识，很快便升为捕房政治处的探长。政治处前身是捕房刑事科下属的的政治组，其任务主要是刺探收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调查统计当时中外各种党派及社会团体的情况，并专门关注在法租界内居住活动的政治人物及社会名流，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核心机构。

程子卿利用其探长的身份，与上海滩上的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因此消息十分灵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的两个月，他就预测中国政局将有重大变化，后来果为事实所证明， 程子卿由此受到法国外交部的重视和赞赏。“四一二”政变中，程子卿在青帮头子黄金荣的授意下，纠集大批流氓、打手供蒋驱使，得到蒋介石等人青睐。事后经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保荐，程子卿获得了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也各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程子卿将其悬于家中，深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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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卿 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程子卿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内某些人的不满，从1931至1936年间，他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其中两次还附有子弹，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捕房均派员护送，直到抗战爆发。

解放初期程子卿因历史问题受到政府的审查，他意识到可能会遭逮捕，便求助于宋庆龄。由于他曾给我党提供过一些帮助，经宋庆龄先生向有关部门说明，对其免予关押，不久程子卿在上海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