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消息，《金融時報》的著名臥底經濟學家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撰文稱，人們對於顛覆性的技術存在誤解。像飛行汽車或者人形機器人這樣的發明固然很炫酷，很能吸引眼球，但最具顛覆性的發明往往成本低廉，又不起眼，比如紙和鐵絲網。

1982年上映的《銀翼殺手》(Blade Runner)是一部傑出的電影，但它有點怪異。女主角Rachael看起來十分年輕靚麗。但她實際上是一件技術——Tyrell公司設計的一個有機機器人。她擁有人類般的大腦，被注入了提取自一個人類的記憶。

該機器人做得太精細了，除非使用特殊的設備，否則用肉眼根本就看不出她跟人類的區別;連她也覺得自己是人類。洛杉磯警探裏克·狄卡德(Rick Deckard)知道Rachael是機器人;面對Rachael，面對如此有吸引力的人工智能，狄卡德發現自己墜入愛河了。而當他想要約Rachael出來喝杯飲料的時候，他做了什麼呢?

他用公共電話打電話給她。

一個是Rachael這一生物科技奇蹟，一個是狄卡德用來約她的公共電話，這兩項技術之間的巨大反差帶來了某種啓發。並不是說沒能預想到智能手機的出現，就意味着《銀翼殺手》搞砸了它的未來主義。而是說，當被要求思考新的發明可能會如何塑造我們的未來的時候，我們的想象往往會跳躍到那些先進到令人難以想象的技術。

我們很容易就會想象攻克人工智能生活的奧祕，想象下載和上傳人的大腦記憶。但每當被要求設想一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在先進到足以開發出這種生物機器人的社會里可能會變成什麼樣的時候，我們的想象力往往會出現停滯。《銀翼殺手》的觀衆會相信：洛杉磯的日常生活會沒什麼變化，除了一些飛行汽車和黑色文學以外。

如今，思考科技會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並不容易。一些經濟學家爲生產力的緩慢增長感到失望，擔心美好的歲月將離我們而去。“1870年至1970年間的經濟革命在人類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經濟學教授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在《美國經濟增長興衰錄》(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書中寫道，“自1970年以來，創新的步伐沒有之前那麼寬闊了，也沒有那麼深沉了。”

其他的經濟學家則認爲，計算能力的指數級增長即將開啓某種特別的時代。兩位經濟學家埃裏克·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魯·邁克菲(Andrew McAfee)寫到“第二次機器時代”，世界經濟論壇的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則認爲是繼蒸汽、電、計算機革命之後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這一即將到來的革命將基於人工智能、機器人、虛擬現實、納米技術、生物科技、神經科技等諸多讓風險投資家們興奮不已的領域。

預測未來技術向來都是一場令人愉快但徒勞無果的遊戲。沒有什麼比《明日世界》(Tomorrow’s World)的昨日版本看上去更加過時了。但歷史能夠教給我們某種有用的東西：不要執着於下一件大事的思維，不要一味以外會有獨立的技術奇蹟徹底改變經濟生活的某個部分，卻在其它地方不掀起任何的漣漪。

相反，當我們試圖想象未來的時候，過去帶來了兩個教訓。首先，最具影響力的新技術往往都是不大起眼的，廉價的。大衆的可承受性這一點往往比諸如Rachael的有機機器人的吸引力和複雜性來得重要。其次，新發明不會單獨出現，正如Rachael和她的機器人夥伴那樣。相反，正當我們還在苦苦找尋最大限度利用好它們的辦法的時候，它們就已經在深刻地重塑我們周圍的社會。

“衛生紙理論”

爲了理解不起眼的廉價發明如何塑造了當前的世界，想想聖經吧——來自1450年代的谷登堡聖經。分成兩欄的黑色拉丁字母給每一頁紙帶來絲毫不遜於修道士的筆跡的美感。當然，這些紙頁是用具有革命意義的活字印刷術印刷而成的。谷登堡發明了一種適宜於鑄造活字的合金，通過該合金可給一頁紙印刷出數百份副本來，接着還可以重新用來印刷完全不同的東西。

谷登堡活字印刷術幾乎被公認是人類最重要的發明之一。它給我們帶來了宗教改革，促進了科學的推廣，推動了從小說到新聞的各種讀物的文化傳播。但要不是因爲一項不起眼、很容易被忽視的廉價發明：紙，該印刷術也會無異於Rachael——獨立的技術奇蹟，創新性令人驚歎，但大體來看卻沒有掀起什麼漣漪。

活字印刷術需要紙並不是因爲技術原因，而是因爲經濟原因。谷登堡還用羊皮紙給他的《聖經》印刷了幾頁。羊皮紙是動物皮膚的產物，曾長期充當歐洲的書寫記載工具。但羊皮紙價格不菲——寫一本書所需的羊皮紙需要用到250頭羊。在幾乎沒有什麼人能夠識字的年代，那並沒那麼地重要。

紙1500年前發明於中國，在普遍識字的阿拉伯國家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它花了數個世紀才傳播到信基督教的歐洲。直到商人階層開始需要日常的書寫工具來擬定合同和做賬目，紙纔開始流行起來。馬克·科蘭斯基(Mark Kurlansky)在他的書《紙》(Paper)中寫道，“如果說11世紀的歐洲幾乎不需要用到紙，那13世紀的歐洲就是非常渴望得到紙。”

在歐洲擁抱紙以後，它成爲了該大陸最早期的重工業。

紙可以說打開了印刷之門。能夠大量印刷，購置印刷機才划算，但用羊皮紙大量印刷的話會划不來;它需要用上數十萬件動物皮膚。直到紙張量產變得可行以後，找辦法大量印刷紙張才變得有意義。

並不是說書寫是紙的唯一用途。馬克·米奧多尼克(Mark Miodownik)在其著作《迷人的材料》(Stuff Matters)中指出，我們用紙來做各種各樣的事情，從過濾茶葉和咖啡到裝飾我們的圍牆。紙給我們帶來了牛奶卡紙、麥片包裝和皺硬紙板箱。它可以做成砂紙，包裝紙或者防油紙。經過特定的處理，紙有足夠的柔軟度和吸收性，也足夠便宜，因而可以擦拭任何你想要擦拭的東西。

衛生紙看上去與印刷革命相差十萬八千里。它容易被忽視。但許多改變世界的發明基本都不起眼——太低廉，不值一提，即便它們悄然地讓一切重新變得井然有序。我們可將這種情況稱作“衛生紙理論”。

衛生紙理論的各種例子

仔細想想，就不難發現衛生紙理論的例子。美國西部因爲鐵絲網的發明而發生很大的變化。偉大的推銷員約翰·沃恩·蓋茨(John Warne Gates)是用這麼一句口號來宣傳推廣鐵絲網的：“輕於空氣，烈於威士忌，低廉於塵埃。”

鐵絲網讓定居者不用花很多的錢就能夠在廣闊的大草原圍起柵欄來。約瑟夫·格利登(Joseph Glidden)在1874年申請了鐵絲網專利;僅僅六年後，他的工廠一年生產的鐵絲網就能夠圍地球十圈。鐵絲網柵欄相比木製柵欄的唯一優勢就是成本較低，但那對於美國西部有着很大的意義：在當地，鐵絲網這一簡單的發明能夠幫助預防到處閒蕩的美洲野牛，同時也能夠防止牛仔的牛羣踐踏農作物。

一旦定居者能夠掌控他們的土地，他們就有動力去投資和改善它。沒有鐵絲網的話，美國經濟——20世紀的歷史軌跡——可能會迥然不同。

全球能源系統也有一個類似的故事。能源界的Rachael——號稱“改變一切”的發明，夢幻般的發明——是核聚變。如果我們能夠完善這項令人喫驚的複雜技術，那我們可能就能夠通過聚合各種氫變體，安全地獲得幾乎無窮無盡的能源。這有可能會發生：在法國，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反應堆(ITER)定於2035年全面運行，成本至少達到200億美元。如果它可行的話，那它將達到2億攝氏度的溫度——但它還只是一個實驗工廠，所產生的能量要低於燃煤廠，而且僅僅爆發20分鐘。

與此同時，價廉物美的太陽能正在不聲不響地引領一場全然不同的能源革命。太陽能電力實現收支平衡的成本在過去七年間已經下降了三分之二，只是略高於天然氣廠的運營成本。但驅動這種成本下降的並不是什麼偉大的技術突破，而是宜家家居顧客所熟悉的那種不起眼的方式：可量產且可快速拼裝起來的簡單模塊化產品。

太陽能應用的問題並不在於，天氣並不總是日光高照。新興的解決方案是另一項價廉物美且爲人們所熟知的技術：電池。用鋰離子電池來儲存太陽能正變得日益普及，未來上路的大衆型電動汽車都將配備巨大的電池。數家巨型電池工廠已經在建設當中，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特斯拉的Gigafactory超級電池工廠。該工廠計劃到2020年每年生產35GW(千兆瓦)的電池，該產量比2013年全球電池總產量還要高。與太陽能電池板一樣，電池價格已經有了明顯的下降。這種“宜家化”是衛生紙技術的一個典型例子：同樣的舊東西，但成本更便宜了。

也許衛生紙理論最有名的一個例子是8英尺寬、8.5英尺高和40英尺長的波紋鋼板箱。自船運集裝箱系統推出以來，全球商品貿易額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已經從1950年代末的10%左右擴張到現在的20%以上。每次逛商店，我們可以說都是被來自全球各地的產品所包圍，比如來自西班牙的番茄、來自澳大利亞的紅酒和來自韓國的手機。

“標準的集裝箱像錫罐一般美妙。”歷史學家馬克·萊文森(Marc Levinson)在其著作《箱子》(Marc Levinson)中寫道。但這種簡單而經濟實惠的貨運系統已然成爲了一股比世界貿易組織(WTO)還要強勁的全球化驅動力。

在這種船運集裝箱被採用以前，一艘普通的跨大西洋貨船可能載有20萬件不同的物品，當中有數百種不同的貨物，從食品到信件再到重型機械。從碼頭前沿搬運和裝載各式各樣的貨物，再將它們填塞滿船體的各個角落，需要碼頭工人同時具備技巧、體力和膽量。每次有船要出貨，那些工人通常要在船上連續工作好幾天。

集裝箱貨運系統改變了這一切。在維持船舶平衡，以及通過全球物流系統跟蹤每一個集裝箱的電腦系統的指引下，裝載和卸載集裝箱運貨船的任務由大型起重機井然有序地完成。但支撐起這一切的那項基礎技術可以說再簡單不過了。船運集裝箱發明於1950年代，但利用的是1850年代的知識。由於成本低，它能夠行得通。

集裝箱是再簡單不過的概念了，而促使它興起的那個人馬康·麥克萊恩(Malcom McLean)鮮少被描述爲它的發明者。作爲一位企業家，他有着宏大的夢想，敢於冒險，精打細算，善於與監管者、港務局和工會打交道。

麥克萊恩真正的成就在於，改變了圍繞他的集裝箱運轉的系統：貨船、卡車和港口的設計方式。有遠見卓識的人知道衛生紙式的發明如何能夠完全重塑整個運轉系統;對於想象力相對有限的我們來說，將Rachael式的發明部署於現有的系統要相對容易一些。

如果核聚變可行的話，那它就能巧妙地替代我們所熟悉的電網(供應商生產電力，並將它出售給我們)中的煤炭、煤氣和核裂變。太陽能和電池相對而言挑戰性要大得多。它們正在悄然地將電力公司變成某種接近於Uber或者Airbnb的平臺——連接數百萬小規模的電力供應商和消費者，持續不斷地平衡供需狀況。

革命性技術的艱難普及

有的技術具有真正的革命意義。它們超越紙或者鐵絲網的實用主義，能夠產生讓上幾代的人覺得不可思議的影響。但它們需要一定的時日來重塑我們周圍的經濟體系——耗時之久要遠遠超出你的想象。沒有比電力更加符合這一描述的發明了，在19世紀初它並不爲人們所理解，但最終被廣泛應用，實現商品化。

得益於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和約瑟夫·斯旺(Joseph Swan)的發明，可用的燈泡出現於1970年代。1881年，愛迪生在紐約和倫敦建立起了發電廠，並在一年內開始將電力當商品去出售。一年後，首批電動馬達被用來驅動製造機器。

不過，電力在製造業的推行歷史令人迷惑不解。電力本來有望在1800年代末期實現騰飛，但實際上並沒能成爲機械動力的來源，對於19世紀的製造業幾乎毫無影響。到1900年，電動馬達爲美國工廠提供的機械驅動動力佔比不到5%。儘管愛迪生、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和喬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盡了最大的努力，製造業還是處在蒸汽時代，沒有全面擁抱電力。

美國製造業直到1920年代才迎來生產力的飆漲。爲什麼會足足晚了30年呢?新的電動機只有在其它的一切東西也作出改變的時候才能夠良好運轉。蒸汽驅動的工廠通過令人驚歎的傳動軸、副軸、帶子、塔帶和數千個滴油器來提供動力。推行電力的早期努力只是用同樣簡單的電動機更換掉原來巨大的引擎。結果令人失望。

正如經濟歷史學家保羅·大衛(Paul David)所說的，電力直到工廠本身進行重新配置的時候才取得勝利。傳動軸爲電線所替代，龐大的蒸汽引擎則被數十個小型電動機取而代之。工廠變寬敞了，有更多的自然光了。由於卸掉了傳動軸，屋頂可用來支撐皮帶輪和起重機。工人負責運轉好自己的機器;他們需要得到更好的培訓和更高的工資。一旦我們改變了圍繞電動機的所有日常細節，它就成了一項美妙的發明。

大衛曾在1990年指出，計算機可能也會出現電動機那樣的情況：我們還無法完全看到它們的經濟效益，因爲我們還沒有搞懂該如何重塑我們的經濟來充分利用它們。兩位經濟學家埃裏克·布林約爾松和洛林·希特(Lorin Hitt)後來的研究支持了這一想法：他們發現，在1990年代只是投資發展計算機的公司並沒有取得什麼效益，而那些還進行了重組(包括權力分散、外包和定製化它們的產品)的公司則實現了生產力的飆升。

總的來看，那些生產力數據還沒有顯示出像1920年代那樣的大突破。從這方面來看，大衛的想法還有待證實。但在其它方面，他的說法幾乎馬上就能證實是正確的。人們當初開始琢磨用各種新的方式來使用計算機，到1991年8月，蒂姆·伯納斯-李(Berners-Lee)將他的萬維網代碼放到互聯網上，以讓其他人能夠下載和修補。這又是一項不起眼的廉價技術，它給更老舊、更宏大的互聯網本身解鎖了潛力。

對未來的啓發

如果第四次工業革命能夠實現它的願景，那未來會是什麼樣呢?可能出現超級智能的AI?機器人殺手?傳心術：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旗下開發腦機界面的公司Neuralink。納米機器人生存於我們的血液，幫助消滅腫瘤?又或者，Rachael終於出現了?

衛生紙理論表明，我們應當給予最便宜的技術與最先進的技術一樣的關注度。最便宜的技術的其中一個候選者是：廉價的傳感器和廉價的互聯網連接。每臺智能手機都有多個傳感器，但傳感器正日益變得無處不在，從噴氣式發動機到加州扁桃仁農田，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它們可用於識別模式，修復問題，以及維持效率增長。

與此同時，我們開始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它們也是潛在的隱私和安全噩夢——從可破解入侵的心臟起搏器，到由打印機組成的殭屍網絡，再到泄露最隱祕個人數據的聯網性愛玩具。它們可以說同時擁有令人驚歎的潛力和隱患。

不管未來的技術會是什麼樣，它們都很有可能要求我們做出改變來適應它們，就像20世紀初的工廠那樣。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性發明名副其實：它們幾乎改變一切，這種改變本身難以預測。

有個明確問題的想法曾被兩位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大衛·奧特爾(David Autor)提出。他們認爲，研究技術對工作場所的影響的時候，我們應當從細枝末節去觀察——觀察細小的任務而非整項工作。

例如，運營一家超市涉及很多的任務流程——將商品上架，結賬，找零頭，防止扒手。自動化技術給超市帶來了很多的影響，但這並不是因爲機器替代了人工。相反，它們替代了原來由人來做的任務，它們普遍是些很容易就能程序化的任務。條形碼技術讓存活盤點從一項人工任務變成了一項由計算機來執行的任務。(這又是一項衛生紙式的發明：廉價，無處不在，原來沒帶來什麼影響，直至零售形式和供應鏈出現調整來充分利用它。)

從任務角度來分析勞動力和自動化技術，可以看出工作崗位本身短期內還不會消失——人類特殊的技能將會非常珍貴。奧特爾說，人類和計算機共同協作的時候，計算機能夠在處理“日例行的程序化任務”的同時，增強人類的能力，比如“問題解決技能、適應能力和創造力”。

不過，也有跡象顯示新技術讓勞動力市場變得兩極化：高端技能和低端技能的需求變大，中端技能需求下降。如果說現在的人類技能如此有價值，那低端技能的需求增長多少讓人想不通——但事實上，很多特殊的人類技能並不屬於高端技能。英國知名作家簡·奧斯汀(Jane Austen)、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巴勃羅·畢加索(Pablo Picasso)展現出來的人類技能，負責清理洗手間和牀鋪的酒店女傭也能夠展現。我們之所以爲人，不僅僅是因爲我們的大腦，還因爲我們敏銳的眼睛和靈巧的手指。

因此，我十分關注一項發明：“Jennifer unit”，出自一家名爲Lucas Systems的公司。Jennifer和很多其它像她那樣的程序都是“語音控制的應用程序”的例子——只是軟件，以及一個簡單的廉價耳機。這類系統已經成爲倉儲中心工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耳朵裏的聲音提示或者屏幕上的指示，具體地告訴他們要去哪裏，要做什麼。如果要從貨架收集13件貨品，Jennifer會告訴人類工人揀起5件，接着揀5件，然後再揀3件。如果說“揀13件”的話，那容易造成出錯。

那種做法合乎情理。計算機擅長計數和調度。人類擅長揀貨。爲什麼不先分解任務，然後將意識思維的工作交給計算機，將不需要動腦筋的揀貨工作交給人類呢?

跟紙一樣，Jennifer很便宜，容易被忽視。跟發電機一樣，Jennifer的技術之所以能夠產生影響，是因爲它們使得經理們能夠重塑整個工作場所。科幻小說教我們要畏懼像Rachael這樣超過人類的機器人;也許我們更應畏懼Jenni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