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戴笠的特務活動及“十人團”

戴笠17歲的時候, 曾投入浙江地方部隊周鳳岐部當過兵, 又曾到上海流浪, 被同鄉介紹到交易所當過跑街。也就因了這一機緣而認識了蔣介石、戴季陶等人。由於戴笠能喫苦, 頭腦靈活, 使蔣介石對他留下了一些印象, 爲後來充當蔣介石身邊的特務頭子打下了一些基礎。

1926年春, 戴笠自家鄉到廣東去求見蔣介石, 蔣囑他先入黃埔軍校第六期騎兵科受訓。同時又囑咐他在同學中暗中監視, 隨時向他告密。蔣通過一個時期的考覈, 加深了對戴的信任。1927年到1931年間, 國內新軍閥混戰, 戴東奔西走, 神出鬼沒, 爲蔣介石打內戰做軍事情報。例如唐生智於1927年在武漢反蔣期間 (一說爲1930年唐生智在平漢路確山地區反蔣之時) , 戴隻身在武漢搞間諜活動, 不慎爲唐生智之憲兵營長周偉龍所捕獲。戴以黃埔同學的關係將周說服, 相率而逃, 以後結拜爲難兄難弟。 後來唐之迅速失敗就與戴的活動有關。在隨後掀起的“蔣桂戰爭”、“蔣馮閻戰爭”中, 戴奔走於津浦、京漢、粵漢各路, 爲蔣刺探敵方軍情, 同時又爲蔣作防止內變的暗中監視。這一時期———即從入黃埔的學生時代起到1931年爲止, 是戴笠個人做特務活動的時期, 進一步贏得了蔣介石的信任。

1931年前後, 在戴笠爲首的特務處前身時期, 曾一度出現“十人團” 的組織。這一組織是以戴笠爲首在蔣介石身邊搞特務工作逐步取得寵信的情況下出現的。戴在南京雞鵝巷53號找到了一處獨立門面辦公, 他成爲“十人團”的頭腦, 開始形成有組織的行動。“十人團”成員有戴笠、周偉龍、黃雍、王天木、張炎元、梁乾喬、 胡天秋、馬策、徐亮、鄭錫麟等十人。 另一說法, “十人團”中無黃雍、王天木, 卻有鄭介民、唐縱參與。

1932年前後, 以黃埔軍校學生作中心, 形成了賀衷寒、曾擴情、康澤、潘佑強、酆悌、滕傑、鄧文儀、胡宗南、桂永清、鄭介民、劉堯、劉健羣 (獨此人不是黃埔學生出身) 、戴笠等13人的祕密小團體, 一時號稱“藍衣社”十三太保, 對外公開名稱是“中華復興社” (簡稱爲復興社) 。在復興社之下, 成立了特務處, 戴笠爲處長, 鄭介民爲副處長, 對外不用復興社的招牌, 而用“軍事委員會特務處”名義。 戴笠本人此時對外並不稱處長, 稱爲“戴參謀”或“戴科長”。

1934年以後, 特務處接收了以鄧文儀爲首的南昌行營調查課和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機要組第三科的組織機構及人事, 不久便將特務處改組爲“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 (局長當時是陳立夫, 第一處處長爲徐恩曾) , 由130人左右增加到1000餘人 (包括內外勤人員) 。從1935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後, 戴笠在南京、杭州、廬山、臨澧、黔陽等地, 大辦“特警班”、“電訊班”等各種名目的訓練班, 訓練出大批的特務, 機構不斷擴大。

二、戴笠、鄭介民、唐縱、毛人鳳、張炎元等特務頭子見寵於蔣介石及其個性作風特點

戴笠見寵信於蔣介石的歷史機緣, 在前面已略有概述。戴常常引用諸葛亮答覆劉備的一句話“君擇臣, 臣亦擇君”, 平日之最能得寵處, 約有幾點:數十年如一日, 謹慎小心, 不計報酬, 不誇功, 不拘名義, 也不要金錢, 唯命是聽。戴的算盤打得遠, 一副忠僕的態度, 換取了蔣的信任。他親送的情報件件確實, 從來也不誇大。 與他同時的十三太保, 都早已爬上了高位, 獲得中將少將軍銜, 一身數要職, 戴卻還保持中上校的參謀軍銜。 1938年國民黨召開六中全會時, 蔣曾圈定戴笠爲中央委員, 戴笠堅辭不受, 且聲明他還不是國民黨的黨員。 蔣親自介紹其入黨, 戴笠卻仍表示願作“無名英雄”, 並一再上書, 不計個人名利, 只要能信任他, 甘願犧牲個人一切。還說“只要有校長的天下, 穩坐江山民國萬年, 就有學生的前途……”戴笠平日自吹西安事變之“赴難”, 是效法蔣介石護衛孫中山之“永豐艦赴難”……後來宋美齡在《西安半月記》一文中表揚了戴笠幾句, 戴引爲無上光榮, 作爲自吹自擂的資本。至於戴平日之不居功、不開口要錢、甘作無名英雄等一套手法, 也只是一種障眼法。戴笠有了蔣介石這塊招牌, 要錢有錢, 要人有人, 誰也不敢拂其意。當戴笠於1946年3月墜機焚斃之後, 清查軍統局人事組織之大, 使蔣大喫一驚, 而所欠的累累積債, 也不得不由蔣爲之償付覈銷。

蔣心目中對戴笠的信任超過陳果夫、陳立夫CC系統的“中統”, 及其他憲兵、警察等系統的特務頭子, 而這一信任一直到戴笠死後在軍統局歷任特務頭子身上還不同程度地保持着。

戴有他的一套“哲學”。大膽用人, “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凡他認爲可用的人, 便放手去用, 保證其高官厚祿, 一步步地擢升。表面上是以黃埔同學爲中心, 實際上看需要, 什麼人都用, 只要他看得順眼的, 都有拔升的可能。而尤爲注意摹仿蔣介石, 開辦各種類型的訓練班, 儘量培植基幹。

戴深深懂得拿破崙說過的兩句話:“榮譽和金錢, 是駕馭人的法寶。” 他不但隨心所欲地給予部屬們以 “官”的榮譽, 而且只要是爲了“工作”, 他是不惜金錢的。軍統各個時期的編制預算, 報到蔣介石那裏的備案是縮小的, 實際上常常超過數倍。他善於勾結宋子文的金櫃貝松生、流氓頭子杜月笙, 以及各地的財閥、軍閥、 富商大賈, 從來就不曾缺少過金錢。 他常常誇口說:“到處都是搖錢樹, 開口閉口向老頭子 (指蔣) 要錢, 是傻瓜。”

戴常說“居高思危”、“人怕出名豬怕壯”, 意思是說他不願享大名, 同時也似乎知道特務是爲人人所痛恨咒罵的, 因而他寧願做“無名英雄”, 安心爲蔣介石效勞。他同樣要求手下大小骨幹無條件地以他爲中心服從到底, 順之者則存, 逆之者則亡, 誰要離開他, 誰就禍福莫測。在戴未死之前, 部屬都不敢擅自脫離其掌握的組織。

戴笠平日的處事做人, 尤其是對部下的駕馭, 有自創的一套“辯證法” 理論和實際應用, 即所謂“製造矛盾, 運用矛盾, 控制矛盾”。據說這是中共叛徒、自稱爲“格柏烏” (前蘇聯祕密警察簡稱) 理論專家的餘樂醒 (又名餘鳴三) 貢獻給他的, 以後就成爲他處事對人的不二法門。他建立一套小報告制度, 即特務中的特務, 美其名曰 “督察制度”, 凡做督察的無不經過他的一番挑選。

戴結黨營私, 縱橫捭闔的手段, 是配合其貪婪無厭的野心而來的。戴錶面上說要“做無名英雄”, 不願享大名居高位, 實際上都是幌子, 到了他將死的前夕, 已經充分暴露出他的野心並多少爲蔣介石所察覺。據毛人鳳泄露:1943年10月, 戴自吹爲“鋸廊柱”, 借懲辦貪污爲名, 將孔祥熙之女孔令侃的情人林世良因夥同走私、而加以擅權殺之, 孔祥熙、宋美齡認爲戴笠專橫跋扈, 觸動了四大家族的切身利益, 因而在蔣介石面前大吵大鬧, 非懲辦不可。蔣介石大發脾氣, 將戴叫到公館, 嚴加申斥, 拍桌要立即扣押, 後經陳布雷出面轉圜, 始免遭不測。戴笠因此而痛哭幾天, 幾至服毒自殺。

鄭介民見寵於蔣介石的歷史機緣和他的個性作風特點。鄭原系流浪在南洋新加坡的小商販, 經邢森洲的授引, 與黃珍吾回國報考黃埔軍校第二期。在學生時代他就表現了對蔣介石的忠誠, 在廣州由賀衷寒、 潘佑強、楊引之發起搞“孫文主義學會”時, 鄭即爲發起人中的骨幹分子。 後來在南京搞復興社時, 鄭又是“十三太保”中最活躍的一個。

鄭被蔣介石挑選到蘇聯去留學, 照常理來說, 應該多少學到一些馬列主義, 但由於他懷着反共的立場, 經過將近兩年的學習歸來, 竟寫成了一本《階級鬥爭與民族復興》的反共小冊子呈獻給蔣, 隨後又著了一部《特務工作的理論與實際》呈獻給蔣。鄭自蘇聯學習歸國後, 即調到蔣介石的身邊充隨從副官、隨從參謀, 並參加以蔡勁軍爲首的特務小組。在新軍閥混戰和互相傾軋的年代裏, 憑其狡詐的慣伎, 曾爲蔣介石策劃了幾樁引人注目的事件, 例如利用在莫斯科同學李宗義的關係 (桂系軍閥頭子李宗仁的胞弟) 在武漢混進桂系軍閥總部, 探明瞭李宗仁反蔣的全部軍事部署情況, 並又從中策動桂系第七軍主力楊騰輝、李明瑞兩個師投蔣叛變, 迫使桂系軍閥一度倒臺。又如十九路軍在福建舉義成立人民政府事件中, 鄭與戴笠勾通了十九路軍參謀處長範漢傑, 出賣了十九路軍全部軍事部署機密, 迫使福建人民政府及其武裝迅速解體。在陳濟棠、李宗仁聯合倒蔣的事件中, 鄭指使其同鄉邢森洲暗中策反陳濟棠屬下掌握主力部隊的餘漢謀, 及用重金收買陳濟棠的航空署長黃光銳, 使全部空軍投蔣, 迫使陳濟棠下野, 孤立了李宗仁。可見, 鄭之得寵信於蔣不是偶然的。在蔣介石心目中, 對戴笠與鄭介民的寵信和重用, 是幾乎難以分出輕重的。

蔣介石始終是將鄭介民擺在主持國內外軍事情報的崗位上, 同時又指派他配合戴笠工作, 而居於戴之下。鄭20年如一日, 從無怨言, 而戴平日對部屬驕橫專斷, 嬉笑怒罵、拳打腳踢, 誰也不敢犯其鋒, 獨對鄭一貫有禮貌, 一貫尊重其意見, 兩人相處不曾有過齟齬, 每每爲戴身邊的高級骨幹所不解。直到戴笠死後, 鄭介民才流露出他是受蔣指派, 與其說是幫助戴笠, 不如說是對其監視, 而戴已早知蔣的用心所在, 因而纔會以禮待之。鄭在獨當一面主持國內外軍事情報的同時, 又以副手的地位爲戴笠之輔, 照例不聲不響地按時辦公。依樣畫葫蘆的例行公文都集到他之手, 如擬畫行的就過去了, 重要一點的公文, 非經戴笠之手不能決定, 鄭卻樂得如此。鄭介民號稱十三太保中的 “不倒翁”就在於此。

毛人鳳曾有一個比喻, 他說“戴笠好大喜功, 一塊錢要做十塊錢的事;鄭介民小氣保守, 一塊錢只做六毛錢的事, 扣下四毛決不動用。”這個比喻是恰當的。戴一生都處處樹敵; 鄭則處處討好, 皮球政策, 只要有官做, 決不輕易得罪任何一方。戴做事認真負責;鄭得過且過。戴尊嚴、威猛, 令人可畏, 很難接近下層;鄭和氣一團, 打牌、跳舞, 容易與部下打成一片。戴笠情之所至, 得意忘形, 還容易泄露不可告人的某些機密;鄭則矢口不言, 連對他的老婆也不說真話。由此可見, 與戴相比, 狡猾之處鄭猶有過之, 唯兇狠之處略遜一籌。

鄭牛皮糖的脾氣和牛皮糖作風, 是他一貫藏拙求全取勝的手法, 每每遇到重要一點的事, 他從來不立即拿出自己的主見和辦法, 而是嬉皮笑臉地徵求人家的意見, 或者在未明對方的企圖之前, 絕不表示自己的意見, 就是到了完全摸清人家的底時, 他還在裝傻。他的口頭禪叫做“激水裏淹人不死, 慢水裏淹死人”。如果不從他的狡猾之處分析, 而認爲他是一個無能的人, 那就會上他的當。

由於鄭多年來主管國際情報, 加上他與海外華僑 (主要是南洋華僑) 的密切關係, 便形成他極爲複雜的、與各國間的人事關係, 派駐各國外交使節中的武官、助理武官, 以及專辦外事的人, 多掌握在鄭介民之手。例如過去一度活躍過的侯騰、唐燕、葉楠、 李樹正、鈕先銘、蕭勃、方超、潘華國、 郭壽華、蔡文治、黃天邁等人, 都與他有着極爲密切的關係。而他的手法, 每每是順水推舟, 經過武官一級的關係, 便保調到他的身邊做事或者向上保薦, 調到顯要的崗位上, 這樣便水漲船高的更增加了他個人的重要性。

唐縱見寵於蔣介石的歷史機緣和他的個性作風特點。唐是黃埔六期的, 本來是一個埋頭於學習、 不好社交活動的人, 雖與蔣介石是師生關係, 但並無特殊機緣。1932年到1937年前後一直是在戴笠手下做助手, 建立起一種深厚的關係。其間又經戴笠保舉, 一度到意、德去考察過法西斯制度, 並做過駐德大使館的助理武官, 於抗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才自德回國。這時正值軍統局擴大, 戴在蔣介石面前力保唐, 先在侍從室第二組任中校參謀。1939年侍從室改組, 由陳布雷保舉爲第六組組長, 主要的工作就是摘編各派系及憲、警、 軍、特各單位的情報, 小心翼翼地工作了好幾年, 深得蔣的青睞。兼之唐終日伏案, 連夜間也少回家, 與直接領導他的陳布雷之間, 很快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陳在蔣介石面前, 不斷爲其吹噓。唐縱後來之爲蔣介石所特別看重, 竟超過了戴笠保薦時所預料, 有一次戴笠不禁感喟地說:“我不曾料到乃建 (唐縱的別號) 會這麼討得老頭子的歡心啊, 他過去是我的部下, 現在爬到我的頭上做了上司, 我請他做本局的幫辦, 還嫌委屈了呢。”戴說這番話的時候, 唐縱已由第六組組長調爲內政部次長, 在戴笠看來, 已經超過了他和鄭介民的地位, 更不得不爲之吹捧, 以表現跟着他的人都有出息。

唐沒有煙、酒、嫖、賭一類的“嗜好”, 也沒有自驪自恃與人難處難合的弱點。他在戴笠手下做助手時, 與誰都處得來, 有“唐婆婆”之稱。他在蔣身邊主管情報是易受其他派系排擠和打擊的, 但他卻能處得方方面面都有好評, 連CC派和陳誠也稱讚他。陳布雷在自殺的遺書中, 還曾特別的稱讚唐, 並將死後的家事也託付給他。

唐平日的作風是抱大腿主義。在戴笠身邊時, 便抱住戴笠的大腿, 而不求其他。到了蔣身邊, 便抱住陳布雷的大腿而不放, 直到進而抱住了蔣介石的大腿。在他看來, 只要個人有了地位、有了權力, 自然就有金錢, 自然就有人捧場, 強求是沒有用的。例如他在軍統多年, 並無派系的野心, 直到戴笠死後, 張嚴佛、李肖白等擁他爲“湖南派”的頭子, 進而與廣東派的鄭介民、浙江派的毛人鳳爭奪軍統的領導權時, 他不但遠遠地退在一邊, 且極力阻止張、李。此事, 他也曾於1947年到瀋陽視察時與文強詳談過, 他認爲自己已取得了蔣介石的寵信, 有了比做軍統特務頭子更重要的職位, 爭嘛, 一定會打得頭破血流, 不如不爭, 以待水到渠成。

唐平日對“黃埔”這塊招牌特別重視, 特別吹噓“黃埔精神”的如何發揚。他認爲戴笠是抱住“黃埔”招牌搞起軍統來的, 蔣介石是因爲有了“黃埔”纔有天下, 他之所以能爬上高位, 根源還是黃埔學生的關係。他雖然不願搞派系, 但只要拉黃埔同學的關係, 無論是誰他總是親近一層而另眼相看的。當他做了全國警察總署署長時, 把馬策擺在該署做主任祕書;陳誠要他兼國防部保安事務局局長時, 便力保史建康做副局長;並在他主持的兩個機構中, 引用了不少的黃埔同學 (馬策、史建康都是黃埔骨幹分子) 。

毛人鳳見寵於蔣介石的歷史機緣及其個性特點作風。毛是由戴笠一手提拔起來的, 比之唐縱, 還要衣鉢相傳。由於毛既不是黃埔學生, 又不具有高深的學歷資歷, 到抗日戰爭中期, 還不過是一個無名小卒, 並不爲蔣介石所注意。在軍統局中, 他的地位也大大低於“十人團”以及其他老資格的骨幹, 而不過被視爲戴笠的私人親信而已。毛見寵於蔣介石全因戴笠的關係。抗日戰爭中期, 由於戴笠當時全副精神搞“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便將龐大的軍統局組織機構的日常事務處理權責委之於毛;有時因爲出巡, 一去三五個月在外, 戴便請求蔣介石批准在其出巡離職期間, 凡遇有關諮詢和機密案件等事, 均由毛人鳳代陳。這樣就使毛人鳳開始有接近蔣的機會。在戴笠死後, 軍統特務機構失去了核心, 蔣下令由鄭介民、唐縱、毛人鳳3人共同負責改組軍統組織, 毛躍入三巨頭之列, 取得副局長的地位。甚至後來在鄭、唐、毛互爭權利的派系鬥爭中, 毛人鳳居然佔了上風, 其原因是得力於戴笠的衣鉢相傳。毛因長期在局本部任主任祕書的關係而掌握了較多的特務骨幹, 而對軍統平日爲蔣介石效忠幹出來的一切陰謀毒計、不可告人的罪惡案件等, 毛比之鄭、唐知道的更多更詳, 這便是他佔上風的本錢。

毛與唐縱有相似之處, 富於忍耐性, 頭腦冷靜, 極不易感情衝動, 甘居人下, 也有一股“牛皮糖”的作風。他在當小跟班時, 幾乎是戴的出氣筒, 他卻能忍受得下。軍統局上中下三級的骨幹, 他都能接近, 而且拉攏得好。軍統局內內外外的一部名冊, 幾乎都記在他的心中, 只要從平日與他的談話以及他與戴笠的問答中, 就會發現他的記憶力極強, 由此也可見他在人事關係上用盡了心思。

毛是戴笠衣鉢相傳的死黨, 保留了戴笠的權詐作風, 而且使人不易發現他的面善心惡。他在與鄭介民的派系鬥爭中, 既將鄭介民支持的交警總局 (掌握全部特務武裝的機構) 局長吉章簡撤職而代之以周偉龍, 又將馬漢三爲首的擁鄭倒毛派解散, 並將馬漢三及馬漢三的得力助手劉玉珠置之死地, 結果迫使鄭介民不得不辭職, 毛人鳳逐漸取得了整個保密局的實權 (後改名國防部情報局) 。到了大陸解放前夕, 他退居幕後, 仍死死抓住保密局的實權不放, 而又推出徐志道去做李宗仁政府的保密局局長, 實際上徐志道不過是毛人鳳的傀儡而已。 他與另一倒毛派的頭目張嚴佛傾軋, 表面上保張做保密局的主任祕書, 實際上又屬意於自己的死黨潘其武, 結果將張調爲不尷不尬的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迫使其不得不另尋出路。 像這些掛一漏萬的事實, 都無不證明毛是狡黠而兇狠的。

毛與潘其武在戴笠生前即有一種默契, 兩人盟誓以擁戴爲終身之志。早在八一三上海抗戰期間, 毛人鳳曾引着潘其武, 到戴笠的寓所, 當着戴之面拈香盟誓, 戴之情婦葉霞翟知之最詳, 曾在無意中泄露出來。在抗日戰爭期間, 戴以毛人鳳做軍統局的主任祕書, 潘其武做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主任祕書, 將機要重心擺在兩人身上。

毛人鳳感到戴笠生前的鋒芒太露, 一身都是刺, 樹敵過多;而鄭介民、唐縱方方面面討好, 一帆風順往上爬, 比戴的處境要好得多, 由此他吸取教訓, 從多方面活動企圖改善保密局的環境。例如1948年在蔣介石競選總統一幕中, 毛人鳳與陳果夫、 陳立夫及孫科結成聯盟, 唯二陳與孫科之命是聽, 動員軍統力量, 與桂系軍閥爭奪副總統。毛曾得意地說:“與桂系的爭奪戰雖然失敗了, 但換得了CC派的諒解與合作, 將是改善環境的開始。”

毛在對內對外的政治關係上, 繼承了戴笠的衣鉢。對內關係上, 除了上述對二陳、孫科唯命是聽之外, 對於黃埔系更是特別用心思的。戴笠與胡宗南、湯恩伯 (湯雖非黃埔出身, 卻由於在中央軍校充大隊長多年, 然後再被蔣提拔, 在派系關係上是歸入黃埔的)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王叔銘、桂永清等人之間有特別關係, 戴與胡、湯平起平坐, 稱兄道弟, 十分親熱;毛對待胡、湯則採取後生晚輩茶迎茶送的態度, 而且特別對唐縱表示好感 (由於唐在蔣介石身邊說得起話, 非有所借重不易維持其門面) 。對外關係上, 他自知遠不如鄭介民, 也無法相爭, 但他自信與潘其武結成的生死同盟是牢固可靠的, 潘在中美合作所與梅樂斯、貝樂禮之間的關係是很好的, 因此毛與美特系統的關係不但不曾中斷而是加重加深的。

張炎元見寵於蔣介石的歷史機緣及其個性特點作風。張由於是黃埔學生, 與蔣介石也就構成了師生關係, 但他雖然號稱“十人團”之一, 卻又居於戴笠、鄭介民、唐縱、毛人鳳之下, 與蔣並無直接關係。他在戴笠未死之前, 其政治背景主要是依靠戴笠, 只是到了抗日戰爭中期, 由於充任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處長及交通巡察處副處長, 與宋子良接近時多, 才與宋氏家族有了一些接觸。戴笠死後, 張通過鄭介民、黃鎮球的推薦而做了宋子文親信 (宋子文出任廣東省主席時, 張炎元充任保安副司令) , 這時與宋氏家族的關係上算是進了一步。到了臺灣, 毛人鳳死後, 張繼任情報局局長, 最重要的保薦人是鄭介民, 而宋子文兄弟也可能從中說過話。

張從“十人團”搞起, 按部就班, 甘居人下, 小心翼翼, 對上討得戴笠的歡心, 對下和和氣氣, 令人可親可敬, 但又並不與他人拉宗派關係。他認爲在戴笠掌握之下的軍統組織, 只能以戴作中心, 如果還有其他的想法與打算, 只會自己倒黴。這番話, 不是特別接近他且信得過的人, 他是不會流露的。可見他的小心謹慎。

張的官癮雖很重, 但並沒有特別的野心和奢望, 適可而止, 決不強求。 是一個沒有魄力, 得過且過, 不求有功, 但求無過的人。他在特務系統中, 對內對外, 沒有一套交際手段, 沒有特別好的人事關係, 在利害關係上也不足以號召人吸引人。

從經濟上來說, 張是最不會理財和支配家務的, 常常弄得無隔夜之糧, 到了有所收入時, 多分贈其親友。 在西南運輸局和水陸交通檢查處時期, 人家都看成金飯碗, 貪污發了大財, 他卻在戴笠的威懾之下, 不敢越雷池一步。日本投降後, 他曾感嘆地說:“凡搞特檢處的、水陸交通檢查處的都發了財, 獨我還是靠特別費 (軍統頭子們額外賜其部下的補助費) 維持家用,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從政治上看, 他在黃埔學生時期, 思想是向左的, 四一二政變之後, 他的思想還是在搖擺之中, 直到大革命失敗, 蔣介石法西斯政權暫時穩定下來之後, 他才明哲保身地投入到 “復興社”和特務系統。

三、戴笠、鄭介民與胡宗南、 湯恩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的互相關係

由胡、戴不分家到小圈圈套大圈圈。戴笠在黃埔當學生時代, 蔣介石即暗示他以同學同鄉的關係, 多與胡宗南接近, 又一度派戴在胡宗南的南京辦事處做過參謀。胡宗南、戴笠兩人私交甚深, 成爲結盟拜把的難兄難弟。胡推薦戴到蔣介石的身邊, 而且向蔣保證其絕對老實可靠, 因而戴步步高昇。於是便傳出了胡、戴不分家, 事實也是如此。抗日戰爭時期, 戴不只在上海、成都等地爲胡佈置祕密的公館, 而且將情婦葉霞翟送往美國留學後又介紹給胡做老婆。胡、戴兩人跟前的高級特務, 如梁乾喬、趙龍文、吉章簡、馬志超、江雄風、胡國振、文強等等, 不分彼此的共用。1937年淞滬抗戰時期, 戴笠一直住在上海租界, 胡自徐州調到上海蔘戰之後, 戴多次於夜間到胡的司令部密談, 對抗戰前途抱着不樂觀、無信心的態度, 對共產黨抱着懷疑與恐懼的心理。1937年10月中旬前後的深夜, 在上海法租界貝當路福利履路18號, 胡、戴兩人密談到天明, 並在蔣介石的相片前三鞠躬, 舉右手宣誓, 效忠到底, 又彼此握手後, 宣誓生死與共、榮辱與共。以胡、戴爲核心的小圈圈, 就在擁蔣反共的情況下搞起來了, 而後便以小圈圈套大圈圈, 隨着兩人的發展而發展。

對大圈圈所謂實力派的選擇。自廣東時代的所謂孫文主義學會到南京時代的復興社———力行社的出現, 本來就是黃埔系的核心, 但胡、戴認爲不夠堅強, 其中有些不夠核心人物的條件, 尤其不是胡宗南的核心。組成實力派軍閥, 並以胡爲首的大圈子, 是胡、戴合謀定計, 由戴笠去執行的。戴笠有一套迷惑人、 拉攏人的手段, 是胡絕對做不到的。 例如戴爲了拉攏湯恩伯, 首先就破例使他穿上“黃馬褂”, 認爲他雖然不是黃埔學生, 卻在黃埔軍校有一段歷史, 使湯自以爲也就是黃埔系的了。 湯也深深明白, 不依靠黃埔系, 本身也就爬不上來。又如拉攏杜聿明, 除在昆明、重慶要鄭介民特別從中用工夫外, 他也曾特別的動之以情。1946年1月前後, 杜患腎臟結核重病, 戴笠便在北平物色最有名的手術醫生, 爲之開刀割治, 並親自守候在旁, 使杜感動得流淚。再如他對宋希濂, 則向蔣介石吹噓宋如何忠實可靠, 是青年將領中最能戰有爲的一個。通過以上三例, 即可概見戴手段之一斑。鄭介民則追隨戴的意圖, 從中作進一步的拉攏。所謂實力派的圈子, 便形成以胡宗南、戴笠爲核心, 將湯恩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都拉攏在內。 本來戴笠還曾拉攏過張發奎, 但張發奎與黃埔系沒有關係, 又是接近陳誠的, 並表示不願屈居於胡宗南之下, 而要坐大哥的位子, 因此就只是保持與戴笠個人十分密切的關係爲止。

以胡、戴爲核心的小圈圈套大圈圈的組織形式, 是仿效政學系的。 他們既怕蔣介石疑慮, 又怕國民黨內各派系的攻訐, 不敢採取固定的組織形式, 也從未有見諸成文的任何可貽口實的證據, 而是採取極端祕密、官官相護、心照不宣、要將不要兵的政學系辦法。戴笠死後, 這樣絕對不敢聲張露面的組織形式等於瓦解。當戴笠死時, 胡宗南爲之兩日不食, 大哭幾場, 頓足捶胸, 大喊他的事業去了一半。所謂“事業”, 無非是夢想接蔣介石的衣鉢。後來胡到南京與鄭介民、毛人鳳談過此事, 尤其是對毛人鳳寄以重望。胡認爲毛能幹精細, 但只有維繫軍統特務組織的可能, 由於不是黃埔學生出身, 繼承像戴那樣的對外關係是不可能的, 因此毛人鳳只是以同鄉關係保持與湯恩伯的密切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