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奮鬥-奉獻三螺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建功立業的密碼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爲新時代知識分子樹立了標杆和榜樣：對國家樂於奉獻，對事業勇於進取，對名利甘於寂寞，形成了愛國、奮鬥、奉獻相互促進相互作用的三螺旋。這正是他們建功立業的密碼，其實質在於把個人理想與祖國命運、個人奮鬥與人民利益緊緊聯繫在一起。

2019年1月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獲得2018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劉永坦院士(右)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工程大學錢七虎院士(左)頒獎。 (圖片來源：新華社)

關於科學家個體研究的相關論著、傳記等已大量問世，但相對缺乏從整體上進行綜合研究的成果，特別是從非智力因素方面研究科學家成才的成果更爲缺乏。本研究運用集體傳記的方法，通過查閱和分析相關文獻，着重解析 31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的精神密碼，以及對當下如何培養傑出科技人才所具有的啓發和借鑑意義。

美國遺傳學家裏查德·列萬廷最先使用三螺旋概念，認爲基因、組織和環境之間是一種“辨證的關係”，這三者就像 3條螺旋纏繞在一起，互爲因果。典型是最好的教科書，榜樣是鮮活的價值觀。解析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愛國、奮鬥、奉獻的三螺旋結構，對新時代知識分子如何建功立業具有 3點重要啓示：第一，以報效祖國作爲起點。胸懷赤子之心、堅守報國之志，熱愛祖國，報效祖國，服從祖國需要，服務國家戰略，融入國家建設，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第二，以不懈奮鬥作爲支點。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從國家需要中，找到自己的落腳點，找到知識的發力點，要超越“自我”，捨棄“小我”，追求“大我”，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融入祖國改革發展的偉大事業之中、融入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奮鬥之中；第三，以無私奉獻作爲原點。只有把自己與祖國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才能充分實現個人價值，也只有在爲國家奉獻、爲人民服務的過程中，才能贏得祖國和人民的尊敬與愛戴。

以國家需求作爲建功立業的起點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堅持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具有“學必有成、學成必歸、歸必報國”的愛國情懷。

1）超越“自我”：響應國家號召學成歸國。“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中，21位有海外留學經歷。爲了祖國的繁榮強盛，他們放棄了國外優越的物質生活和工作條件，毅然回到祖國的懷抱，默默撐起民族的脊樑，用血肉與青春爲中國現代化發展奠下基石。新中國成立時，美國明令禁止學習理工醫學科的中國留學生回國，葉篤正、師昌緒、謝家麟、吳良鏞、張存浩滿懷報國的赤子之情，衝破阻撓，幾經周折，投身到百廢待興的新中國的建設和教育事業中。吳文俊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後，毅然決然回到一窮二白的中國。1951年底，正擔任英國愛丁堡大學物理系研究員的黃昆，回國後赴北京大學物理系任教，對度過26年清苦的教學生涯無怨無悔。1981年秋，劉永坦毅然從英國回到祖國，他表示：雷達看多遠，國防安全就能保多遠，這樣的雷達別的國家已經在研製，中國決不能落下。最終創立了中國的新體制雷達。

2）捨棄“小我”：以國家戰略需求爲研究方向。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確定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是至關重要的事情。改變研究方向意味着多年研究的心血可能付諸東流，而要在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取得突破成就是相當困難的。然而，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爲了祖國的戰略需求多次義無反顧地改變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且每一次改變之後都在新的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葉篤正在中學時就立志要學習理科，在面臨專業選擇時卻聽從錢三強的建議，放棄自己喜愛的物理專業，轉而選擇了國家急需的氣象學專業。出於祖國的需要，徐光憲連續 5次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無論是量子化學還是配位化學和萃取化學，最終都能取得優異的科研成果。學習飛機發動機專業的孫家棟回國後卻根據國家需求從事航天研究，後又轉而負責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總體設計，對“東方紅一號”上天做出了突出貢獻。鄭哲敏把國家需求作爲自己的專業，從地下核試驗、到穿破甲機理、再到爆炸成型，他的每一個研究成果都切實解決了祖國面臨的難題。張存浩分別從事過水煤氣合成液體的研究、火箭推進劑的研究、激光領域的研究，但貫穿其中的一個共同的主題是科技報國，急國家之所急。

3）追求“大我”：滿足國家需要實現人生價值。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既有興趣驅動的內在動力，也有社會需求的外在動力。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均把滿足國家需要作爲強大的科研動力。王永志強調，青年時期結合國家的需要選定事業的方向是非常重要的。“難得的是黨組織給我這個參加‘研製戰略導彈、發射人造衛星、送中國人上太空’這 3件大事的機會，是黨的事業爲我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報效祖國的廣闊平臺。”谷超豪認爲：“國家、社會的需要，是研究的生命所在。”袁隆平年輕時就立志獻身雜交水稻事業，始終把解決喫飯問題當作自己的重大責任和崇高使命。吳孟超回顧自己的人生歷程時曾說：“回想我走過的路，我非常慶幸自己當年的 4個選擇。選擇回國，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選擇從醫，我的追求有了奮鬥的平臺；選擇跟黨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選擇參軍，我的成長有了一所偉大的學校。”師昌緒在回憶錄中寫道：“作爲一箇中國人，就要對中國做出貢獻，這是人生的第一要義。”王小謨談起緣何選擇“預警機”作爲終身事業時表示：“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報效國家，是成長中最重要的信念。”屠呦呦認爲：“中醫藥是寶庫，青蒿素是中醫給世界的禮物。”趙忠賢強調，科學研究的最大動力是需求：一是國家需求，二是科學發展的需求，兩者都服務於國家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最欣慰的是我爲此奉獻了。”中國“干擾素之父”侯雲德的人生抉擇是“願將此一生，貢獻四化業”，從消除“非典”到禽流感，從防治艾滋病到攻克病毒性肝炎，哪裏需要，他就堅持鬥爭在最前沿。閔恩澤感悟深刻：“把自己的一生與國家的建設、人民的需要結合，是我最大的幸福。”王忠誠說：“以自己的知識和能力服務國家和人民，這是人生最美好的享受。”吳良鏞年輕時就樹立了“謀萬人居”的理想，提出要把社會整體利益作爲最高業主。程開甲把一生中最好的20多年時光獻給了茫茫戈壁，他感慨道：“如果當初我不回國，沒有到核試驗場區，可能個人會有更大的科學成就，但肯定不會有現在這樣幸福，因爲我把自己的一切都與祖國的國防科技事業緊緊聯繫在一起了。”“中國氫彈之父”于敏長期隱姓埋名，他說：“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強國的事業之中，也就足以自慰了。”火炸藥專家王澤山堪稱“中國的諾貝爾”，他從事的科研總是與國家的需要緊密結合在一起，率先攻克了廢棄火炸藥再利用的關鍵技術，又着手研究如何降低武器對環境溫度敏感性這個世界軍事難題。

以不懈奮鬥作爲建功立業的支點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對民族命運的拳拳之心，對故土山河的茲茲之念，對國富民強的殷殷之望，凝聚成勤奮進取的拼搏精神，轉化爲攻堅克難的不竭動力。勤奮是成功的要素之一，但是他們的勤奮卻是終生的、超常的。正如谷超豪所言，人的天賦總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是天賦很高的人，可以較快地取得成績，但要想取得突出成就，就必須有不同於常人的刻苦努力。

1）超常努力，只爭朝夕。袁隆平在對雜交水稻的研究中，先後用了 1000 多個水稻品種，做了 3000多個雜交組合實驗，通過了 1萬多次測交和回交。汗水是袁隆平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作風和辛勤勞動的代名詞。王選從 1975年到 1992年的 18年來，他每週工作 65小時以上，從沒有節假日和休息日。他認爲自己“犧牲了許多平常人的樂趣，也得到了許多常人得不到的樂趣”。吳徵鎰工作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語重心長地對自己的助手和學生說：“科學研究不能急功近利，要不怕困難，要甘於坐‘冷板凳’。有些工作要連續幾十年才能見成效，只有堅持不懈地辛勤努力，才能登上新的高峯。”金怡濂在研製“神威”機期間，雖已年逾花甲，仍堅持在一線主持科研攻關，他和同事每天工作達10多個小時，沒有節假日、雙休日。吳良鏞曾經每天凌晨 4 點起牀工作。林徽因曾這樣評價他：“少有的刻苦、淵博，少有的對事業的激情，多年與困境抗爭中表現出的少有的堅強。”王振義在十多次調動工作期間，利用一切機會，在新的崗位上不斷學習，掌握新理論。程開甲把全部時間投入到核試驗事業中，完全放棄了正常的有勞有逸的生活作息。

2）老驥伏櫪，終生勤奮。閔恩澤把自己的成就歸結爲終生的勤奮，“我之所以能在不同階段、不同研究領域都能取得這些成果，首先還是因爲 50多年來，我一直髮奮讀書、不斷學習、積累知識。終身學習是取得成功的法寶之一。”1976年，年近花甲的吳文俊放棄已成就卓著的拓樸學研究，毅然開始攀越學術生涯的第 2座高峯——數學機械化，每天工作 10多個小時。年近七旬的王小謨在研製預警機的過程中，曾在 40℃和-30℃的機艙熬過數月，在預警機研製的關鍵時期，他遭遇車禍，腿骨嚴重骨折，又被診斷出患有淋巴癌，但是病牀上的王小謨卻鎮靜從容，一邊輸液一邊和設計師探討交流研製問題，病情稍有好轉，他又像往常一樣出現在試驗現場。年過八旬的王忠誠每天“朝十晚四”地按時上下班，參與各種疑難雜症的診斷。黃昆 80高齡後，身患帕金森病，仍每天上午去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上班。劉東生在 78歲高齡的時候仍親臨南極、北極和青藏高原等地進行實地考察，在 88歲高齡時親赴羅布泊進行考察。謝家麟在 80歲高齡後研製成功一種實用新型電子直線加速器。吳文俊、吳徵鎰、吳孟超、師昌緒、謝家麟、鄭哲敏、程開甲等 90歲高齡後仍繼續忘我工作。

以無私奉獻作爲建功立業的原點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把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對自己轉化爲勤奮的工作，對他人表現爲甘爲人梯、獎掖後學的無私奉獻精神。

1）淡泊名利，捐助基金。王選把獲得的 2001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金及學校的獎金共 900萬元設立“王選科技創新基金”，支持和鼓勵青年科技工作者從事具有基礎性、前沿性的中長期科技創新技術研究。李振聲把獎金全部捐給單位，作爲學生的“助學基金”。徐光憲在 3年困難時期，把《物質結構》一書的稿費 5000多元全部捐給了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工會，讓工會用來補助困難教職工。閔恩澤把獎勵給他個人的50萬元加上他自己捐出的 50萬元共 100萬元設立“閔恩澤原始創新獎”。吳良鏞捐資設立人居科學基金，鼓勵更多的人從事人居環境科學的研究和實踐。王小謨表示，個人獎金部分要與預警機研製團隊共享，另外設立專項獎勵基金以激勵和延攬雷達技術、預警機事業優秀人才。張存浩將獲得的何梁何利獎金和在香港等地講學所得的酬金，全部捐贈給了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設立獎學金。錢七虎從 20 世紀 90 年代起，將院士津貼、獲獎津貼累計近百萬元用來資助貧困失學兒童和孤寡老人；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800萬獎金中用於個人支配的部分，準備全部投入國家的扶貧事業。

2）甘爲人梯，大局爲重。袁隆平把專利無私地貢獻給國家，20世紀 70年代，他曾把自己研究小組發現的“野敗”材料毫無保留地分送給全國 18個研究單位，從而加快了協作攻關的步伐。謝家麟提出，年齡高的科技工作者，從科技發展前途出發，要主動讓路給青年工作者，讓他們來挑大樑，當好他們的顧問。他們認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榮譽屬於集體，從不居功自傲，就如程開甲所言：“我只是代表，功勞是大家的。我們的核試驗，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參加者，有名的、無名的英雄們在彎彎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個腳印去完成的。”

愛因斯坦曾指出：“大多數人都以爲是才智成就了科學家，他們錯了，是品格。”真正的有真才實學的科學家，注重研究學問，追求內在的豐富與崇高，並不在意外在的金錢、地位、名譽的誘惑與干擾。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爲新時代知識分子樹立了標杆和榜樣：對國家樂於奉獻，對事業勇於進取，對名利甘於寂寞，形成了愛國、奮鬥、奉獻相互促進相互作用的三螺旋。愛國，使奮鬥有目標，使奉獻有方向；奮鬥，使愛國有力量，使奉獻有支撐；奉獻，使愛國有分量，使奮鬥有價值。這正是他們建功立業的密碼，其實質在於把個人理想與祖國命運、個人奮鬥與人民利益緊緊聯繫在一起。列寧在評價恩格斯的無私精神時指出：“他爲天才的朋友樹立了一塊永不磨滅的紀念碑。無意間，他的名字也被鐫刻在了上面。”與此類似，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羣體在不斷滿足國家需要的同時，也不斷地超越自我，最大限度實現了人生價值。（責任編輯陳廣仁）

基金項目：湖北省全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重大問題研究項目（2016ADC008）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