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了十幾年，我們爲什麼一定要留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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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大學同學微信羣裏有人提議：“大家多年只聊不聚，乾脆趁着這個小長假在北京郊外找個度假村聚一聚。”此言一出，衆人立刻響應。最後除了一位在美國的同學確定不能來外，只有安然沒說話。

　　安然永遠是同學羣裏那個潛水的人。我一個電話打過去，她在電話那邊猶豫了半天說：“到時候看吧。”——同學四載，合住六年，我太瞭解她，嗆她說：“大過節的又沒什麼事，何必掃大家的興？”她這才答應到時候過去。

　　聚會那天，過了約定的時間，安然還沒到，打她手機，一直沒人接。大家圍在各自的私家車旁，在公路邊着急了半天，安然才很侷促地趕來，滿臉歉意解釋說，等公交車好久不來誤了事。

　　原本大家準備在度假村好好玩三天的，沒想到第二天下午，安然說不放心家裏的兒子，怕她不在孩子會通宵玩遊戲傷身體，想先回去，說說笑笑的席間，一下子變得有點冷場。

　　我送她下樓，電梯還未到一樓，她心不在焉地擠到門口，問前面的人“您下車嗎？”引出一陣笑聲。有人跟着出電梯，戲笑着說：“走吧，我們也下車吧。”安然的臉頓時顯得很窘迫。

　　安然走後，我返回餐桌，大家都慨嘆她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爛：清華的本科、北師大的碩士，說起來起點高得讓人仰視；人也長得不差，有着南方女人特有的靈秀，理應是愛情、事業雙豐收的。可自從25歲分居、30歲離婚，十幾年過去，她至今仍是單身，事業更是無從談起，多年來一直在北京的生活裏煎熬。

　　之前我們同住的幾年，她的狀態就像一根緊繃的弦，焦慮、茫然、拼命地掙錢，不敢懈怠。很多時候，我都怕她腦子裏的那根弦要斷，怕她崩潰掉，勸她放鬆下來。但她說她不能，她一放鬆就覺得空虛、恐慌和愧疚，就覺得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別人。

　　安然說，這一生她最對不起的是兒子，其次是父母，一直想接他們來北京團聚，一直未能做到，年復一年，隨着彌補和報答的無望，愧疚之心日積月累，這一輩子估計都沒法還了。

　　安然的兒子是一個古靈精怪的孩子，可惜因爲安然的婚姻變得十分叛逆，常常公然與安然對抗，讓她心痛又絕望。而安然的父母，十幾年來，對女兒的整個狀況也是十分地揪心和失望。

　　我常常覺得，安然這一切困境的源頭，都來自於她的婚姻。

　　我在本科時就跟安然一個宿舍。

　　安然是在19歲一次校內的舞會上，結識了自稱是“清華校友”的吳明。舞會後，吳明不時約安然出去玩。吳明雖只大她3歲，但由於早已工作，要顯得成熟得多，出手又大方，她便有些心動。

　　農村出來的安然，雖說上了清華，但那時終究沒見過多大世面。幾番交往後，她便被吳明給迷住，等知道他當年在清華不過是“進修”、只因混跡社會多年而有了些“成熟”的外表時，已經陷入感情不能自拔。舍友知道吳明的情況後，都戲稱他是“打工仔”，勸她離開另找，安然總是不語。

　　我跟安然關係不錯，有次吳明邀請我倆一起去康西草原玩，當晚我在蒙古包外散步，聽到他倆的蒙古包裏傳來吵架聲。吳明的聲音很是刺耳：“說大娥是打工妹，你以爲你們多高級啊，老子就是打工仔怎麼了？”安然很委屈的聲音：“我就是開個玩笑，誰讓你倆曖昧的？”

　　大概是聽到了外面的動靜，裏面很快沒聲音了。第二天，我擔心安然，揹着吳明問她怎麼回事，她遲疑了好久，才說她懷疑吳明和他門店的僱員大娥關係不那麼簡單，故意刺激他，才那麼說的。

　　後來我漸漸看出吳明的江湖習氣，也勸安然離開她，她嘆口氣說時間長了習慣他了，也有些捨不得了。就這樣，他們小吵小鬧，分分合合，大學一畢業，安然就嫁給了吳明，跟着這個男人離開北京，回到了他在江蘇農村的老家。舍友們覺得突然，又爲安然擔心惋惜，大半年後，我們才知道她是奉子成婚。

　　可惜她的婚姻只維持了一年。真正生活在一起後，各種矛盾暴露出來，即便安然懷着孩子，兩個人也是爭吵不休。有次兩人因小事吵完架後，吳明問安然交電費了沒有，安然還沒消氣，賭氣說不知道，吳明就一把掌扇到她臉上。安然極度震驚，可遠離孃家，她沒地兒可去，只能挺着懷孕8個月的大肚子跑到火車站。3個小時後，吳明才找過來。

　　比起身體的受苦，精神的絕望更是深入骨髓，吳明學歷低安然不少，羞辱謾罵起安然來，就像個未開化的野蠻人，話語粗俗，不堪入耳。絕望時，安然曾經想，孩子一生下來就送人吧，感情都沒有了，何必留下孩子困住彼此？後來跟吳明商量，吳明也同意了。

　　可兒子航航生下來，安然看他第一眼就知道，她不可能送人了——她愛兒子愛得願意爲他放棄一切，包括她當時正在備考的研究生考試，包括忍受痛苦不堪的婚姻。

　　日子麻木地過着。航航三個月大時，安然抱着他坐在吳明老家的樓上乘涼，告訴吳明，以後她要送兒子去國外留學，然後讓他留在國外，再把她也接出去。吳明譏笑着問她怎麼送兒子出去？安然很不屑地說：“不就是50萬嗎？”——那時候，很多機構宣稱50萬可以移民或送孩子去國外上學，安然覺得，這筆錢沒那麼難掙。

　　後來那段時間，安然經常給我打電話，說她很想飛，一個有着清華純正血統的本科生，她的宿命不該是江蘇農村。果然，航航滿了週歲後，她跟吳明的婚姻生活終究沒維持下去。安然抱着兒子跑回自己的老家，她的父母無條件地接納了她們母子，沒有多說一句話。這在世紀之交、重男輕女的偏僻農村，在安然還有弟弟的家庭環境裏，是外人難以想象的。安然跟我說，她永遠記得她父親那一瞬堅毅溫暖的眼神。

　　航航兩歲半時，安然將他留給父母，隻身回到北京。我那時跟朋友合夥開公司，房子是商住兩用的，知道她的情況後，我讓她從旅館裏搬出來，跟我住到了一起。

　　那時，吳明已先她一年返回了北京。她有時爲了兒子要跟前夫聯繫，卻時常聯繫不上。有一次週末，她給吳明打電話，對方不接，她像中了邪似地一直打，打了十幾次，對方一直掛斷。她突然就像崩潰了一樣，趴在桌子上無助地哭起來。我走過去拍拍她的肩：“哭什麼？咱不靠他，只當沒他這個人的。”她肩膀抽動得厲害，沒說話。

　　某個工作日，我在窗邊的電腦前寫文案，她再次給吳明的單位打電話，電話那邊的回聲很大，有個女的告訴她，吳明已經辭職自己開公司去了，不過他的女朋友還留在單位，並給了安然電話。我很意外，看到安然怔了一會兒，然後很堅決地撥號打過去。對方問她，你哪位？安然遲疑了一下：“我是他老鄉，聯繫不上他了，想了解下他的情況，聽說你是他女朋友？”那個女人很驕橫很戒備的聲音：“是啊，你誰啊？”我聽到安然平靜地說：“我是他兒子的媽，你說我是誰啊？”

　　這事後，吳明很快提出離婚。我勸安然，現在這樣，不如離了算了。安然苦笑了下，沉默了一會說，其實從她抱兒子離開那一刻就死心了，只是怕對父母沒法交代，再說兒子還小。

　　她覺得自己還沒想好，也出於恨意想拖着那對男女，之後一直不肯離，一拖就是兩年，這期間她一邊上班，一邊再次準備考研的事。

　　夏天的夜晚，北京的風涼幽幽的，很舒服，安然望着窗外的夜色，躊躇滿志：“在兒子上小學前，我一定要把他接過來，我要接他來北京上小學。”

　　最終，航航沒被接過來上小學，安然自己卻考上了北師大的研究生。讀研前，她跟吳明回老家辦了離婚手續，回京後，她自嘲地跟我說，去民政局的路上，吳明有點猶豫，不想離。我問她後悔離婚嗎？她說從來沒後悔過，就他倆的差距，就算當時不離，以後也會離，況且他那會那樣對她，她簡直恨透了他，只想從此老死不相往來。她只是覺得有點對不起兒子，對不起兩邊的父母，還有，有點茫然。

　　不久，緊張忙碌的研究生生活開始了，安然住進了宿舍，但週末時常回來跟我小住，說跟那幫80後小孩有隔閡，說不到一塊兒。有時候，我在一邊工作，她就在旁邊給兒子打電話，每次航航在電話那頭都哭得撕心裂肺，她安慰着、安慰着，也跟着哭。

　　有一次，航航在電話裏很擔心地問她：“我們家就你有北京戶口，我沒有，你會不會不要我了？”

　　安然在電話這邊笑着笑着，就忍不住哭了。我知道她一直沒能忘記接兒子來北京的願望，安慰她等以後畢業了工作了再說。

　　她嘆了一口氣，說她認識的一個博士，畢業後硬是在北京找了7個月的工作，纔在一所大學安定下來，現在就業形勢就這樣，“3年後我碩士畢業後，又能怎樣？能有什麼好出路呢？又怎麼能接兒子過來？”

　　我隨口安慰她：“幹嘛一定要在北京啊？”

　　她懵了半晌後，愣愣地看着我反問：“那你呢？又爲什麼一定要留在這兒？”

　　我也一時語塞。

　　研二時，安然處了一個對象叫李雷，中專學歷，喪偶，孩子跟着岳父母生活。之所以找這個人，她自覺動機也不是那麼純——男人有北京戶口，她想着這樣方便兒子將來來北京上學。

　　很多時候，安然說她也反省自己，覺得自己借力他人，動機不純，不太好，但心累的時候，她也想走一條捷徑試試。當然，這也是在賭，萬一賭對了，現實問題也解決了，幸福的家庭也有了。我也不好說什麼，想着也許她賭贏了呢，再說找誰不是賭呢？

　　沒想到有一次安然回老家，上了小學的航航看她手機時，看到李雷發給她的短信，很霸道地告訴她：“不許跟別人結婚，不許跟李雷結婚！”她只好暫時將這事擱置。

　　航航鬆口，是研二暑假安然接他來北京玩的時候。學生宿舍不讓小孩住，她只好帶着7歲的兒子住到了學校對面的小旅館。爲了省錢，她幾番比較，選擇了一個簡陋便宜的房間，這一切都被兒子那雙早熟的眼睛看在眼裏。當兩個人躺在一塊閒聊天時，航航就小大人一樣說：“媽媽，你要是覺得一個人太辛苦了，就再找個男人吧。”

　　安然瞬間淚崩。

　　研究生畢業時，安然把兒子接到北京跟李雷一起生活，總算實現了她最大的一樁心願。鬥志全無，成了只想要最世俗幸福的女人。

　　航航離開吳明時太小，並不記得親生父親的樣子，安然在書上看到一則故事：單親媽媽把男朋友領回家，告訴從未跟親生父親謀面的兒子，那就是他爸爸，兒子信以爲真，撲進男人懷裏，男人抱起兒子開心地轉圈，從此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安然決定照做。

　　航航和李雷大小兩個男人見面時，本來跟書中那則故事幾乎一模一樣，李雷舉起了航航，“父子倆”正在歡騰時，李雷的電話卻響了。李雷以爲是自己父母打來的，剛接通電話，沒想到裏面蹦出他女兒叫爸爸的聲音——原來他女兒被父母接過去過週末了。

　　航航臉色立刻就變了，幸虧安然機靈，等李雷掛完電話，她告訴航航，那是他倆“資助的乾女兒”。

　　這事暫時被瞞了過去，李雷和航航像親父子一樣生活了一段時間。這種美好的關係終止於一個夏天的黃昏。

　　那天，李雷帶航航出去打乒乓球，安然在家裏做家務。沒多久，9歲的航航一個人開門進來，徑直走到一邊的椅子上坐下，一聲不吭，眼淚吧嗒吧嗒地掉。安然着實心疼，問急了，兒子脫口而出：“你騙我，他不是我爸！人家叫他老李，可是我爸姓吳！”

　　原來，航航雖然對吳明沒什麼印象，卻一直知道他姓什麼的。隨後進門來的李雷原本莫名其妙，聽到安然的描述，恍然一拍腦袋：“剛纔碰見個熟人打招呼，說‘老李帶你家兒子出去玩啊？’”

　　這次，任憑安然再怎麼哄騙，航航都不聽了，他大了。

　　航航和李雷之間，從此像隔了什麼，再也不親了，安然和李雷的關係也由此受到了影響，此後開始出現各種矛盾。不久，兩人和平協商後，李雷離開了。

　　安然又回到了那種沒着沒落、無依無靠的狀態中，這種狀態讓她茫然、恐慌，有時候甚至要抓狂。我倆小聚時，她說並不是真的想依靠某人，就是想心裏有一份依賴感，這種依賴讓她有歸屬感，讓她安定、安心，踏實且溫暖。

　　我當然懂。

　　安然開始獨自帶着兒子在北京北漂——研究生畢業那年，她本可以去外地大學任教的，但因爲有李雷，也習慣了北京，她留了下來。

　　雖說是“漂”，但也還好，單位是畫院，導師費了很大力氣託人送她進去的，穩定的事業單位，只是不給她解決編制和戶口，工資也低，2010年才2500元——那裏正式有編制的博士生那時每個月也不過3500元。

　　安然在那裏熬了3年，做美術類書稿的文字編輯。一天，她去接航航放學，幾個家長圍在一起說話，互相打聽對方的孩子上的什麼課外班，很多孩子英語、舞蹈、奧數、美術等等興趣班都報了。一個家長說孩子們上那麼多課外班太累了，旁邊的家長立刻附和說各種課外班把孩子上得都沒童年了。安然在一邊默默地聽着，難受又愧疚，很想哭——兒子航航一個輔導班也沒上，一個興趣班也沒上，因爲她沒有那份餘錢。

　　另一次開家長會，航航的班主任告訴安然，這次學校的摸底考試，航航的數學沒及格。安然極爲震驚——兒子以前可是被稱作數學天才的，所有的數學老師都誇過他。她跟老師交流，又跟兒子航航談話，得知班上絕大多數孩子都在課外上了奧數班，而學校的試題中不時會有奧數方面的內容，航航因爲沒上奧數班，漸漸有些跟不上。

　　那晚，安然給我打電話說，她的心再也安靜不下來了，她想掙錢，想得都要瘋了，她不想上班了。我怕她想法太偏激做出什麼錯誤的決定，第二天趁她中午休息，便去找她，在她單位附近，我們找了個咖啡廳坐了會兒。

　　她說她也不是一時興起，這段時間她想了很多，她想在孩子上初中前解決經濟問題，在北京有屬於自己和孩子的房子，她想辭職創業去。

　　我有點意外：“畫院這麼好的單位你要放棄？國家殿堂級的單位啊？”她苦笑，表示畫院於她，這時就像雞肋，既解不了她的精神之渴，更無法滿足她最基本的物慾需求，她只能曲線救自己和孩子，先物慾後精神。

　　我們有個共同的朋友龍陽，增高鞋做得已小有規模，各大電商平臺上都開了品牌代理店。他之前一直鼓動安然跟他一起幹，但我覺得我和安然對電商這行都不是很懂，勸安然慎重。安然說，大不了一輸，總比坐以待斃強，我知道勸不住她，只是隱隱有些擔憂。

　　沒多久，安然便從她姑父那兒借了10萬塊錢，加盟了龍陽的網店，開始了她的第一次創業。那段時間，每次打電話問她情況，她都說很忙，簡單聊幾句便會匆匆掛斷。我以爲她終於交了好運，事業進了正軌，慢慢便放下心來。沒想到半年後，龍陽給我打電話說，聯繫不上安然了。

　　原來，隨着生意的忙碌，龍陽的脾氣是越來越大，經常不留情面、不顧場合地爆發，員工走了一撥又一撥，安然也被責難了幾次。前兩天下班時，來取件的快遞員帶回來了一個退貨包裹，當時龍陽不在，安然帶着兩個員工在忙着打包準備發貨，沒來得及打開包裹檢查便籤收了。結果等發完貨，安然再檢查時，才發現退貨的包裹里根本就是大盒子套小盒子，根本沒有退回來的鞋子，那個客戶就是來訛詐的。

　　安然知道龍陽的脾氣，當時沒敢告訴他，結果等過了兩天跟他說起這事、並說自己承擔損失時，龍陽還是沒忍住，當着別的員工的面爆發了。安然後來在QQ上告訴龍陽，沒法合作了，便關了電話。

　　生意散夥後，安然怕兒子擔心，瞞了他幾天。一天，航航放學回來，她實在太累沒來得及躲出去，航航就問她怎麼沒去上班。安然忍不住就抱着兒子哭起來，無助地念叨着：“怎麼辦啊？兒子……”航航似乎明白了些什麼，很困惑地問她：“媽，我們爲什麼一定要在北京呢？我們和姥姥姥爺舅舅在一起，我們一家人守在一起，不好嗎？”

　　安然無法回答——是啊，爲什麼一定要在北京呢？這裏除了是她上大學、上研究生的地方，還有別的原因嗎？還是如大多數人所想，北京代表着夢想和希望？她究竟有多愛這座城市？

　　我倆在茶館小坐。安然說事到如今，縱然她想回去也回不去了，首先小城市就業機會少，幾乎不可能有適合她的職業，另外，她自嘲地繼續說：“這好像是一條不歸路，一旦踏上，就很難回頭。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回去，別人的目光硬生生地杵在那裏，在背後點着你說：‘還在北京上研究生了呢，看，最後還不是混不下去回來了？’我不能回去，也回不去了。”

　　我無法辯駁。

　　她茫然移開視線，神色邈遠地看窗外，沉默了好一會才又說，這次創業失敗，她有了從未有過的瀕臨絕境的恐慌，生存是如此迫切地被提上了日程——畫院是沒法回去了，重新找工作嗎？做什麼才能兼顧房租和母子二人其他的龐大開銷呢？如果做編輯的老本行，她還有精力隨時應對不定時的加班、採訪、趕稿子的任務嗎？這個年紀的人了，又帶着個孩子，她已經有些怯怯的了，缺乏在職場上重新殺出一條路的信心和勇氣了，“真難啊！”

　　她說她光是想想，就覺得害怕。

　　半個月後，安然重新找了份編輯的工作，陪兒子上着初中。她開始覺得生活沒有指望，看不到希望。而我除了精神上的鼓勵，似乎並不解決什麼問題。

　　一天晚上她進QQ空間，無意中看到朋友的一條“說說”：

　　很多時候，我以爲自己受了很多苦，但是我不知道有那麼多人寧願咬牙也要堅持走下去的感覺。反思自己：沒有用盡全力去做一件事情，沒有傾注身心去愛一樣東西，更沒有孤注一擲堅持過。作爲拖延症重度患者，最近我體內的懶惰小孩快要將勤奮的小孩打死了。死前，勤奮小孩說，如果我們的生命不爲自己留下一些讓自己熱淚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過的。

　　這些雞湯話讓她長久地回顧和反省了自己的前半生，讓她又想起了自己曾經遠去的寫作夢想，突然有了些力量，此後開始邊工作邊寫作——寫作於她，自然不只是簡單地想要實現夢想，當然也希望日後某天可以來賺錢。

　　生活雖仍像死水般地沉寂着，並無起色，有時候她覺得自己是平靜，有時又分明覺得那是一種麻木。現實如此無力，她想着在兒子上高中前解決經濟問題也行。我經常告訴她，並不是經濟強大了纔會有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來自於內心的強大。她總覺得我說的是大道理，不切實際。因爲觀念不同，我們的關係漸漸淡了些。

　　此後，聽說很多人寫網絡小說暴富了，安然也想全力試試。因爲不懂市場，也想不到該問誰，她便從最好下手的現實題材開始寫。第一次寫，她特別認真，編輯要求每天至少更新3000字，她白天要上班，沒時間寫，便每天晚上提前把第二天的更新內容寫出來，夜夜都寫到12點以後。可後來小說快寫完了，訂閱量卻沒上去，因此也沒賺到錢。

　　安然不解，去問編輯。編輯說，網絡小說的讀者主體是青少年，總的來說，穿越的、動漫的、校園的、奇幻魔幻修仙的，甚至激情誘惑的，才比較受歡迎，建議她換個題材重寫一本。安然便又覺得茫然了——網站上那些叫座的“小說”，她之前看過一些的，大多惡俗不堪，她實在不想浪費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去琢磨那個。

　　她在跟我說起這些時，神情又恢復到了之前的焦慮和困惑。我只能安慰她，雖然沒掙到錢，你也算是鍛鍊了自己，爲以後寫別的打下了基礎，說不定以後還會有別的機會呢——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她抱着試一試的心理，把稿子投給了幾家出版社，沒想到沒過多久，就收到一家著名出版社的電話，讓她過去談談。安然簡直有點欣喜若狂了，高興到做飯時不是炒菜忘放了鹽就是做飯多放了水。她覺得自己總算熬出頭了，名利雙收也許就不遠了。

　　我替她高興的同時，心裏也擔心她再次受到打擊。

　　果不其然，那家出版社表示，書稿挺有深度，願意給她公費出版，但她是新人作者，小說出版後怕不好銷，希望她把小說的影視改編權及其他版權授權給他們——這就意味着，現在和將來，她都從這書裏拿不到一分錢，不僅沒有稿費，將來其他收益也沒她什麼事。

　　安然猶豫良久，一週後最終在合同上籤了字。畢竟，對一個新人作者來說，免費出書也是一個很大的誘惑，她只能邊走邊看。

　　大半年後，書出了，除在當時掀起一陣小小的轉載和連載熱外，別的也沒留下什麼，更沒給她的生活帶來任何改觀。

　　屋漏偏逢連夜雨。航航因沒有北京戶口，又沒錢上國際學校，最終不得不回老家上高中，成績一落千丈。每次安然打電話回去忍不住數落他時，航航總會懟她：“你們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婚了，學校又換來換去的，還想讓我怎麼樣啊？”安然被噎得無語，徒然剩下傷悲和愧疚。

　　從這之後，我們見面時，安然總陷入一種深深的憂慮中，她說她再也沒法像之前那樣安心上個小班、寫寫小說什麼的了，她靜不下心來了。她說她開始考慮第二次創業，想在兒子高考前讓自己的經濟有所改觀，至少買一處房子，母子倆好有個落腳之處。

　　安然第二次創業是跟朋友在河北開小廠子做日用品，錢是她從父母及朋友那兒借來的。一年後，由於跟朋友意見有分歧，廠子經營不善，不僅沒賺到錢，還欠下7、8萬的債。

　　爲了省房租，她再次跟我住到一塊。有時她自嘲說，歷史有時真是驚人地相似，多年前她來北京找吳明，走投無路時，最終是我收留了她，如今十幾年過去，當她再次失敗歸來，沒想到最終接納她的還是我。

　　只是，她時常憂鬱的臉告訴我，她一直沒忘那個想接兒子和父母來北京團聚生活的願望。

　　因爲欠着父母的錢，不想讓他們看到自己過得不好，怕他們嘮叨，安然已經兩年沒回家了。她父母快70歲了，身體也不好，她不知道他們還能不能等到她報恩的那一天。

　　航航沒有人管，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來到北京打工，在一家餐廳做服務員。爲了照顧兒子，彌補對他的愧疚，安然從我們同住的地方搬了出去，在兒子餐廳附近租了房子住下來。航航覺得母親上了研究生也不過如此，又經常跟她要錢亂花。安然已經管不住他，卻又覺得是自己毀了他，愧疚之餘便更縱容他。

　　安然的心被各種無力填滿，她覺得世界虛無得厲害，只有拼命工作，拼命掙錢，白天上班，晚上寫稿，不敢玩，不敢談戀愛，才能將漲滿心間的恐慌一點點擠壓掉。否則，稍有懈怠，她便覺得對不起兒子，對不起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