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以肆无忌惮，故应有“敬畏”之感。没有敬畏感的人，或者放纵恣肆，或者软塌颓堕，这都是轻贱自己。

反之，有敬畏感的人，必然朝夕惕厉，自尊自贵，所以敬畏之感乃是一种高贵的情操。但常人总觉得当敬畏之心增强时，则心怀便无法洒落。于是乃有“敬畏之增，不能不为洒落之累”一问题之提出。

《阳明年谱》记载：

舒国用有“敬畏累洒落”之问。先生曰：“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

君子戒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自无所昏蔽，自无所牵扰，自无所歉馁愧怍；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反为洒落累耶？”

《大学》云：“心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中庸》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阳明之意，君子之所谓“敬畏”，不是《大学》所说的“有所恐惧”“有所忧虑”；而是《中庸》所说的“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换言之，敬畏亦就是慎独的意思。

君子之所谓“洒落”，亦不是从风貌意态上看，而是从心体上说。平常所谓任放、流荡，固然不是洒落，而潇洒、飘逸，亦仍然不是洒落。

凡是气质上的清新俊逸，丰神绝俗，超出尘表，全都不是阳明所谓洒落。唯有心体莹澈，天理常存，物来顺应，不累于欲，随时随事皆自得，从心所欲不逾矩；如此，乃能谓之洒落。

依阳明，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之昭明灵觉，即是良知。而君子之“戒慎恐惧”，是要常常保存心体之灵昭不昧——这是无时或已，不容间断的工夫。果能无所间断，则良知常明，天理常存。此时，心体是莹澈而贞定的，是好恶皆得其正的，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

到得这个地步，自然无所“昏蔽、牵扰”，无所“歉馁、愧怍”，而其发用流行，自能“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这就是真洒落。

总之，“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又常存于“戒慎恐惧之无间断”，而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即是“慎独”，慎独即是“敬畏”。如此，则“敬畏”何足为“洒落”之累？

但问者之所以认“敬畏之增，不能不为洒落之累”，其故亦可得而言：问者之所谓“敬畏”，不是指《中庸》“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戒慎恐惧，却反而是就《大学》“心有所恐惧，有所忧患”的恐惧忧患而言。心既有所恐惧忧患，有所好乐忿懥（注意有所的“所”字），则其心便已为外物所牵累而不平不正矣。

这个时候的敬畏，只是紧张、强制，所以愈用敬畏，则愈不洒落。反之，若就《中庸》之戒慎恐惧而言，则所谓“敬畏”，只是存养吾心良知之天理，常保其昭明灵觉，勿使昏昧放逸，便自然无所牵扰，而洒脱自在；如此，则“敬畏”与“洒落”自能相贯而一致。所以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传习录》下）

不要欺瞒它，便是敬畏；稳当快乐，便是洒落。后来泰州派便专从“洒落”一面说话。王艮（心斋）特别作了一首《乐学歌》：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乎！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因此，平常、自然、洒脱、乐，这种看似平常而实为最高的境界，便成为泰州派下的特殊风格。他的儿子王东崖亦承继父风，一传再传，终于演变而为狂荡一路。

他们说道理亦并不错，但真要体现那似平常而实为最高的境界，极不容易；一有走作，便是“情识而肆”。

所以那些话不宜多说，否则，便只是玩弄光景。虽然“良知现成、何思何虑”，但亦必“终日乾乾、对越在天”。“洒落”与“敬畏”二者必须和谐统一，方是儒者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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