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可以肆無忌憚，故應有“敬畏”之感。沒有敬畏感的人，或者放縱恣肆，或者軟塌頹墮，這都是輕賤自己。

反之，有敬畏感的人，必然朝夕惕厲，自尊自貴，所以敬畏之感乃是一種高貴的情操。但常人總覺得當敬畏之心增強時，則心懷便無法灑落。於是乃有“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一問題之提出。

《陽明年譜》記載：

舒國用有“敬畏累灑落”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

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歉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反爲灑落累耶？”

《大學》雲：“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中庸》雲：“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陽明之意，君子之所謂“敬畏”，不是《大學》所說的“有所恐懼”“有所憂慮”；而是《中庸》所說的“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換言之，敬畏亦就是慎獨的意思。

君子之所謂“灑落”，亦不是從風貌意態上看，而是從心體上說。平常所謂任放、流蕩，固然不是灑落，而瀟灑、飄逸，亦仍然不是灑落。

凡是氣質上的清新俊逸，丰神絕俗，超出塵表，全都不是陽明所謂灑落。唯有心體瑩澈，天理常存，物來順應，不累於欲，隨時隨事皆自得，從心所欲不逾矩；如此，乃能謂之灑落。

依陽明，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之昭明靈覺，即是良知。而君子之“戒慎恐懼”，是要常常保存心體之靈昭不昧——這是無時或已，不容間斷的工夫。果能無所間斷，則良知常明，天理常存。此時，心體是瑩澈而貞定的，是好惡皆得其正的，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的。

到得這個地步，自然無所“昏蔽、牽擾”，無所“歉餒、愧怍”，而其發用流行，自能“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逾”，這就是真灑落。

總之，“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又常存於“戒慎恐懼之無間斷”，而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是“慎獨”，慎獨即是“敬畏”。如此，則“敬畏”何足爲“灑落”之累？

但問者之所以認“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其故亦可得而言：問者之所謂“敬畏”，不是指《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戒慎恐懼，卻反而是就《大學》“心有所恐懼，有所憂患”的恐懼憂患而言。心既有所恐懼憂患，有所好樂忿懥（注意有所的“所”字），則其心便已爲外物所牽累而不平不正矣。

這個時候的敬畏，只是緊張、強制，所以愈用敬畏，則愈不灑落。反之，若就《中庸》之戒慎恐懼而言，則所謂“敬畏”，只是存養吾心良知之天理，常保其昭明靈覺，勿使昏昧放逸，便自然無所牽擾，而灑脫自在；如此，則“敬畏”與“灑落”自能相貫而一致。所以陽明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傳習錄》下）

不要欺瞞它，便是敬畏；穩當快樂，便是灑落。後來泰州派便專從“灑落”一面說話。王艮（心齋）特別作了一首《樂學歌》：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慾縛。私慾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因此，平常、自然、灑脫、樂，這種看似平常而實爲最高的境界，便成爲泰州派下的特殊風格。他的兒子王東崖亦承繼父風，一傳再傳，終於演變而爲狂蕩一路。

他們說道理亦並不錯，但真要體現那似平常而實爲最高的境界，極不容易；一有走作，便是“情識而肆”。

所以那些話不宜多說，否則，便只是玩弄光景。雖然“良知現成、何思何慮”，但亦必“終日乾乾、對越在天”。“灑落”與“敬畏”二者必須和諧統一，方是儒者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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