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想減輕處罰嗎?最好還是投案自首!

最近，西南某地查辦一起系統窩案，讓當地的紀委監委領導徐冰一開始還有些喫驚，5名幹部先後投案自首，這在當地是從來沒有過的。他分析，這與最近的“投案潮”不無關係，反腐敗工作開始呈現出了新特點。

今年2月公佈的中央紀委十九屆三次全會工作報告顯示，黨的十九大以來，共有5000餘名黨員幹部主動投案。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刷新中，投案的人當中有在職的、有退了休的，有帶着房本的、有帶着錢的、有帶着兒子的，是選擇自我救贖還是“一手好牌打稀爛”，明白人顯然越來越多了。

從寬的尺度

“感謝組織信任，我將倍加珍惜難得的自由，重新做人，更加努力工作！”這是四川嶽池縣住建局幹部胡某投案得到寬大處理後的心聲。相反，該局原總工程師張某某面對鐵窗悔恨萬千：“我真後悔，沒有聽組織的話，不但沒有及時投案自首，還企圖對抗組織審查！”

兩人同時涉案，境遇卻截然不同。胡某真誠悔過，目前在崗位上努力工作；張某某則負隅頑抗、心存僥倖，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並處罰金人民幣20萬元。

看起來職務犯罪的量刑是法院的事，但紀檢監察機關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監察法規定，涉嫌職務犯罪的被調查人主動認罪認罰，自動投案，真誠悔罪悔過的，經監察機關領導人員集體研究，並報上一級監察機關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檢察院時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徐冰告訴記者，紀委監委依法提出的此類建議，分量不輕。

什麼樣的情形屬於自動投案？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官網曾專門發文解釋，不管所犯的問題是否已經暴露、不管紀委監委是否已經開始調查、不管是否已經潛逃外地、不管是在外地還是本地投案、不管是主動還是親屬勸說投案、不管是親自還是託人代爲投案，只要是在被紀委監委留置前投案，都算主動投案。

浙江舟山市原副市長傅良國主動投案自首、主動交代違紀違法事實，未被移送司法。

至於如何具體操作，今年2月，因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落馬的浙江舟山羣島新區管委會原副主任、舟山市原副市長傅良國就現身說法。關於其通報措辭中，有三個“主動”：主動投案自首，主動交代違紀違法事實，主動全額上交違紀違法所得。也正是這幾個因素，讓傅良國只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降爲主任科員。浙江省紀委監委相關負責人介紹，這凸顯了黨紀國法的威嚴和執紀執法的嚴肅，同時又是紀檢監察機關有效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的充分體現。

在不少判決中，都能找到類似因素。2018年8月，安徽滁州市鳳陽縣政協原副主席史成龍成爲該省處級幹部投案“第一人”，兩個多月後，他被開除黨籍和公職並移送司法，滁州市紀委監委也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後來，法院鑑於史成龍投案自首，真誠悔罪，退出全部贓款，判決有期徒刑3年，緩刑5年，並處罰金25萬元。

要想知道這個判罰從寬的尺度，對應刑法相關條文就看出端倪。從涉案金額上看，史成龍侵吞公款38.8萬元，屬於“數額巨大”；非法收受他人財物21.8萬元，同樣屬於“數額巨大”。在刑法裏，對於貪污罪和受賄罪的規定中，這一概念指20萬元以上不滿300萬元，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再具體一點的話，相關司法解釋對此有專門規定，對於自首情節，綜合考慮投案的動機、時間、方式、罪行輕重、如實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現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下；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

不過投案並不等於自首。徐冰告訴記者，“自首”是一個法律名詞，投案是構成自首的基本條件，但如果投案後不如實供述，也不構成自首。從時間上來說，投案在前，自首在後；從性質上來說，“自首”的主體已構成犯罪、觸犯刑法，而“主動投案”的主體則不一定構成犯罪，如果構成違紀，可以向紀檢監察機關主動投案。

“比如最近關於秦光榮的官方表述就是‘主動投案’，而非有些落馬官員的‘投案自首’。”徐冰分析，有可能他投案後尚未如實供述職務犯罪的罪行，也有可能是情況較爲複雜，要認定“如實供述罪行”還需一個過程，尚不能認定爲自首情節。

另一名紀檢監察干部則舉例，曾有幹部到紀委投案，交代了受賄12萬元的犯罪事實。但經調查發現，受賄金額達到40多萬元。後來法院判決時，認爲其投案後未如實交代主要犯罪事實，依法不能認定爲自首。

此外，在未受到調查談話或未被宣佈採取調查措施的情況下交代罪行，被調查後主動交代紀檢監察機關並不掌握的犯罪事實，主動向執行機關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爲等，也都可以認定爲自首。近期四川省廣安市委原副書記嚴春風的判決中就有類似表述，被從輕處罰。

有學者認爲，這些政策的實施，也給腐敗分子分析利弊形成了有效的政策導引，投案和自首將更多地成爲其明智的選擇。

坦白並非都能從寬

“投案的人當中，有的被納入監察範圍，自知問題終難掩蓋，因而主動投案；有的爲了得到從寬處罰，主動交代問題。”徐冰就聽到過投案的幹部坦白，與其每天擔驚受怕，還不如自己主動，爭取從輕發落。

自首可從輕減輕處罰的寬大政策已存在多年，但自首的官員近幾年纔多起來。以廣東爲例，在該省主動投案並已落實處理結果的人中，移送司法機關後被認定有坦白或自首情節的佔移送總人數的89.4%。但投案的人不見得都靠譜。

甘肅省交通運輸廳建設管理處原處長周勤2014年9月退休，11月向該省紀委投案，他交代了收受一人4張100萬元銀行卡的犯罪事實，並上交了100萬元。但事實是，他先後收受現金、購物卡、手錶及房產，合計摺合人民幣2176萬餘元。

法院認爲，不論從受賄次數還是受賄金額上，其主動交代的事實不能構成本罪的主要犯罪事實，故其行爲不應認定爲自首，應認定爲坦白，仍可以從輕處罰，最終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60萬元。

周勤案好歹還算是從輕發落，但有的人還因爲投案鬧了烏龍，被加了刑期。2014年5月，佛山南海區原政協常委李允甜因貪污200萬元，受賄近700萬，挪用公款10萬被判了18年。

此前一審時的刑期本來是15年，但後來檢察院抗訴，認爲非主動投案，認定自首有誤，應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二審法院認爲，雖然李允甜在調查談話期間如實交代其他受賄事實，但其交代的受賄事實與紀委掌握的受賄事實屬同種罪行，原審認定受賄罪自首不當，但其所犯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可視爲自首。

和李允甜類似，2016年7月，北京市朝陽區孫河鄉黨委原書記紀海義也“投了案”，還向辦案單位檢舉揭發了他人涉嫌詐騙的犯罪線索。但其實朝陽區紀委早就接到村民的信訪舉報，並經過調查後發現其存在受賄嫌疑。

最終，紀海義沒有受到從輕發落，被判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雖然他投案後如實交代了犯罪事實，依法構成自首，但法院形容其收受財物時說，“嚴重損害國家工作人員形象和聲譽，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社會危害性極爲嚴重。”

怎麼理解這話？

紀海義和情婦、兒子一起收了近6000萬元，在一個建設項目中，他安排一家公司中標，這家公司收到了33.67億元工程款。此外，法院審理還指出，紀海義受賄後大肆揮霍贓款，造成案發後部分贓款無法追回的嚴重後果。別的不說，他去澳門賭博就輸掉了1500萬元。這樣還想要從輕處罰，顯然是癡人說夢。

投案還得有“配套動作”

要說主動投案，河北省政協原副主席艾文禮是足以載入反腐史的人，其受賄案是監察法實施以來，首例攜帶贓款贓物主動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投案的案件。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外發布的有關通報中，首次使用了“提出減輕處罰的建議”的表述，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中，亦提出對艾文禮予以減輕處罰的意見。

艾文禮受賄超過6000萬元，數額屬特別巨大；被判刑8年，並處罰金人民幣300萬，屬於典型的減輕處罰。除了投案因素，法院認爲，艾文禮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構成自首；真誠認罪、悔罪，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生；積極主動退繳全部贓款贓物，具有法定、酌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

通過梳理可以發現，2018年以來宣判的省部級“大老虎”中，艾文禮的刑罰最低。此前，王三運、虞海燕受賄金額與艾文禮相近，但刑期分別爲12年、15年；莫建成、孫懷山的受賄金額遠少於艾文禮，但刑期也都在10年以上。

而艾文禮在河北的老同事張越，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00萬。其一審宣判中寫道：“鑑於其犯罪以後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歸案後檢舉揭發他人重大犯罪問題，經查證屬實，具有重大立功表現；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大部分已退繳，依法可對其減輕處罰。”

兩人的判決書中最大的不同是，“具有重大立功表現”。巧合的是，在張越之前落馬的河北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祕書長景春華，河北省委原常委、組織部原部長梁濱，加上在其之後落馬的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楊崇勇，四“虎”均有“重大立功表現”。

而張越涉案金額1.569億餘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並處罰金人民幣500萬元，幾乎是同等“價位”裏刑期最低的。

有專家指出，對於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當庭自願認罪，退贓、退賠等情形，綜合考慮其他因素，可以對應減少基準刑的20%、10%和30%以下。但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50%；犯罪較輕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處罰。

但重大立功並不是那麼容易，曾任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張延臣受賄84.7萬元，有自首和檢舉他人立功情節，最後判了4年有期徒刑。張延臣覺得自己檢舉他人是重大立功，提出上訴，但被駁回，理由是：湖北省紀委第八紀檢監察室出具的關於張延臣立功的材料證實，其檢舉的犯罪尚不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也不屬於在湖北省有較大影響的案件，張延臣的檢舉雖依法構成立功情節，可以對其從輕處罰，但一審法院量刑時已有考慮並予以了體現，不再重複考慮。

看來，減刑的第一選擇，還是投案自首爲好。

（來源：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