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全球歷史，與國際貿易紛爭相關的問題並非新鮮事。在《棉花帝國》作者、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看來，形塑當下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和“正當競爭”無關，而是充滿了赤裸裸的國家掠奪、壓榨和偷竊。而這一切，是從人們對潔白柔軟的棉花的覬覦開始的。

在《棉花帝國》一書中，貝克特指出棉花產業的歷史實際上與近代資本主義的歷史緊密相連。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以及隨之而來的跨大西洋貿易網絡的建立將歐洲人置於棉花全球貿易的中心，在“戰爭資本主義”時代，歐洲各國通過土地掠奪和奴隸制建立起連接美洲、歐洲、亞洲和非洲的貿易網絡；到了19世紀，棉紡工業技術的推陳出新與戰爭資本主義結合，孕育出了“工業資本主義”，將全球範圍內的空間與資源重組整合進資本主義體系，並形成了西方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分工，前者控制核心技術和最大比例的利潤分成，後者提供原材料和消費市場。在這個等級分明的棉花帝國主義秩序中，位於頂端的西方國家始終掌握最核心的技術和收穫最大比例的利潤分成。

而今，全球南方國家正在遵循這套曾經幫助西方國家取得世界分工優勢地位的邏輯奮起直追。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貿易摩擦與其說是文明衝突，不如說是利益衝突。在“棉花帝國”裏，每一個國家都在不遺餘力地捍衛自己的利益，極盡所能地佔據優勢地位。而這，也正是當下全球經濟秩序的內在動力。

奴隸制與全球貿易網絡：戰爭資本主義席捲全球

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故事可以從棉花開始說起。棉花是一種亞熱帶植物，最早由居住在南緯32度至35度到北緯37度之間地帶的人們種植。早在1000年前，亞洲、非洲和美洲的棉花織造業就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織造業，地方性的貿易網絡將棉花種植者、紡紗工、織工和消費者聯繫起來。接觸過棉花的人都知道，棉花的屬性明顯優於亞麻、苧麻和其他纖維，它柔軟、耐用、輕盈、易於染色且便於清洗。貝克特指出，公元1000年到1900年之間，棉花產業是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

在19世紀以前，亞洲一直是全球棉花產業的中心。在漫長的時間裏，棉花種植和加工一直保持着小規模、甚至是家庭自產自銷的模式，沒有任何種植者僅僅依靠種植棉花生活。起初，歐洲始終處於棉花生產和消費的邊緣位置。棉花是隨着伊斯蘭教的擴張自南歐傳入歐洲的，到公元950年，伊斯蘭城市塞維利亞、科爾多瓦、格拉納達、巴塞羅那和西西里諸城有了棉紡織業。在12世紀末，意大利北部開始形成一個重要的棉花產業中心。隨後在15世紀，德意志南部也出現了棉花產業。然而，當時歐洲棉紡織業的技術低下，更重要的是，歐洲並不具備棉花種植的氣候條件，極度依賴原棉進口。因此在1600年的時候，絕大部分歐洲人無緣享受棉布製作的衣服。

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恰恰是歐洲重塑了全球棉花產業，其關鍵在於，歐洲人具有超強的跨越大洋投入資本和力量的能力和意願。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標誌着這一全球聯繫重塑的開端。正如《伊莎貝拉：武士女王》作者克斯汀·唐尼（Kirstin Downey）所言，或許在哥倫布之前，北歐人、威爾士人、非洲人、波利尼西亞人或中國人曾到訪過美洲，然而歷史上只有一個人立刻認識到這項發現的重大意義，並將其佔爲己有，那就是哥倫布航海事業的贊助人、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西班牙立刻將遠征體制化並向美洲殖民，在看到西班牙殖民行動的種種好處後（西班牙在新大陸發現後的兩個世紀裏穩居歐洲第一富國和強國的地位），其他歐洲國家紛紛跟進。

《伊莎貝拉：武士女王》

【美】克斯汀·唐尼著，陸大鵬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5月

1497年，瓦斯科·達·伽馬開闢了從歐洲繞好望角抵達印度的海上航線，掃清了歐洲與亞洲直接通商的障礙。有史以來第一次，歐洲人直接接觸到了印度織工的產品，而不用再依賴大量的中間商。在亞洲貿易的領域，先是葡萄牙獨領風騷，後有荷蘭和英國參與角逐。歐洲大國紛紛建立貿易公司，從印度購買棉紡織品，在東南亞交換香料，同時也把紡織品帶回歐洲。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商人對亞洲貿易的支配與在美洲的擴張是同步進行、相互促進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國、荷蘭等歐洲列強在美洲強佔了大片土地，劫掠美洲的黃金和白銀，再用這些搶奪來的財富去換取印度地棉紡織品。當歐洲殖民者搶不到足夠多的金銀時，他們想出了另外一個方法榨取美洲的價值，即開闢種植園種植熱帶和亞熱帶作物，比如甘蔗、水稻、菸草和靛藍。之後，隨着歐洲棉紡織業對原棉的需求越來越高，美洲種植園也開始種植棉花。由於種植園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歐洲人運輸了數以百萬計的非洲人去美洲，建立起嚴酷的奴隸制。在歐洲人的主導下，一個橫貫歐洲、亞洲、美洲和非洲的貿易網絡由此成立。

這就是貝克特所說的“戰爭資本主義”（war capitalism）時期，它以奴隸制、對原住民的剝削、帝國擴張、武裝貿易、衆多企業家對人民和土地主權的主張爲核心：

“當歐洲人涉足生產領域後，他們將其經濟命運與奴隸制捆綁在一起。帝國擴展、掠奪土著和奴隸制這三個步驟，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以及資本主義的最終出現中，處於核心位置。這些要素往往還伴隨着這個新世界的另一個特徵：國家支持商人和定居者的冒險活動，但對遙遠土地上的地區和人民只有微弱的主權。相反，私人資本家常常以特許公司（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形式組織起來，對土地和人民主張主權，並且與當地的統治者建立聯繫。”

資本家/商人與國家的密切合作是戰爭資本主義發揚光大的前提，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明白在何時應該介入、何時應該放手。在這之中，世界被分爲“內”和“外”兩個區域，在“內部”，國家通過法律、體制和習俗維持社會秩序，促進商業和貿易有序發展；在“外部”，國家放任私人資本家佔據土地、掠奪人口和資源。

很大程度上來說，資本主義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混亂、無序和不公，國家在此之中起到的最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作用，就是保護本國資本家的經濟利益。以英國爲例，在17世紀和18世紀，英國政壇常年爭論的一個主題就是是否應該禁止進口棉紡織品。質量更好的印度產棉布被認爲是一大威脅，反對進口者既有羊毛和亞麻製造商，也有棉產品製造商。商人的政治遊說促成了英國保護主義措施的出臺。1685年，英國對“所有印花棉布、印度亞麻及所有印度製造的絲綢製品”徵收10%的稅。1690年，關稅增加了一倍。1701年，進口印花棉布被議會認定爲違法行爲，只能進口白棉布到英國加工，這極大地推動了英國棉布印染業的發展。最終，售賣印度產棉布在英國完全成爲了非法行爲。

在發展本國棉紡織工業的過程中，英國人還開展大量的間諜行動，剽竊印度高超的生產技術。與此同時，英國人在其海外殖民地生產原材料、開闢出口市場。有研究發現，1760年，英國出口的棉布佔生產總量的1/3。18世紀末，該比例上升至2/3，非洲和美洲是其最重要的市場。

就這樣，歐洲商人（特別是英國商人）在本國政府的鼎力相助下擠進了全球棉花生產網絡的中心。“這些網絡由私人資本和越來越充滿活力的國家所共同主宰。它們聯合在一起，創造了武裝貿易、工業間諜、禁令、限制性貿易條例，它們還掌控領土、捕獲勞動力、驅逐原住民。同時，國家通過以自己的力量創造新領地並交給遠方的資本家掌控，已經建立起了一個新經濟秩序。”貝克特寫道。到19世紀上半葉，棉紡織業已經成爲英國經濟的支柱。1830年，英國每六個工人中就有一個受僱於棉紡織業。

從海地獨立到美國內戰：向工業資本主義的轉型

18世紀晚期，隨着歐洲棉紡織業的迅速發展，歐洲人對原棉的胃口越來越大。傳統原棉供應地（奧斯曼土耳其）已經無法滿足這一需求，驅使歐洲商人在殖民地開闢新的原棉生產基地。當時，加勒比地區的種植園主已經有近兩個世紀爲歐洲消費者種植各類作物的經驗，該地區的土地和氣候也正巧適宜種植棉花，因此，棉花種植業迅速起飛。

奴隸制在殖民地棉花生產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是因爲棉花種植是一種勞動密集型工作，唯有奴隸制能夠在短時間內動員大量勞動力且通過無止盡的剝削將產出最大化。奴隸制與美洲大陸的廣袤土地結合，爲棉花工業創造了全球供應網絡，即由西非經濟體提供奴隸，在西印度羣島和南美生產出全球市場上銷售的絕大部分棉花。

然而“哪裏有剝削，哪裏就有反抗”是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1791年，西印度羣島中最重要的產棉地聖多明各島爆發奴隸起義，革命者推翻了法國殖民政權和奴隸制，建立了海地國家，該島隨即停止了包括棉花在內的所有商品出口，這極大地打擊了歐洲的棉花產業。隨着聖多明各退出棉花市場，作爲原棉供應的替代性力量，美國南方的棉花種植業開始崛起。

美國南方棉花種植園的奴工，約1860年，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貝克特指出，與全球其他棉花種植地相比，美國的獨特優勢在於這裏的種植園主有不受限制的土地、勞工和資本供應，以及強大的政治權力。在南方商人政客的遊說下，美國聯邦政府不斷吞併適宜棉花種植的南方土地，很多時候，甚至對棉花種植園主搶在國家之前推進邊界線的行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除了大量優質土地之外，奴隸制也確保了棉花種植業在這片土地上能欣欣向榮地發展。某種程度上來說，美國獨立也間接促進了美國棉花種植業的發展。1834年，英國屈服於一個世紀以來的廢奴主義壓力，廢除了帝國內的奴隸制。美國獨立後得以擺脫大英帝國的廢奴限制，持續利用奴隸進行棉花生產。“對勞動者的全面控制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徵之一，它在美國南部的棉花種植園取得了第一個巨大的成功，”貝克特稱，“美國經濟在世界上的上升是建立在棉花的基礎上，也是建立在奴隸制的脊背上的。”

在美國南方商人通過奴役奴隸在棉花市場賺得盆滿鉢滿的時候，一個資本主義新階段——“工業資本主義”（industrial capitalism）——在18世紀80年代的英國悄然興起，然後在19世紀初擴展到歐洲大陸和美國。珍妮紡紗機、水力紡紗機、“騾機”、蒸汽機等一系列技術革新讓英國人意識到，提高勞動生產率能夠顯著提高利潤，技術進步因而成爲工業資本主義的一個標誌性特徵。

除此之外，以工業發展爲導向的國家建設也是工業資本主義得以率先在英國出現的前提。從法律、官僚體制，到基礎設施建設和軍事，英國在上述這些維度實現了全境滲透，“爲長期的資本投資、動員勞動力、擴大國內和國外市場、保護民族工業不受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影響創造條件。”

在戰爭資本主義時期，奴隸制被認爲是棉花農業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然而奴隸制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奴隸的監督管理成本很高，在奴役狀態下的工人也很難被激勵。歐洲的廢奴運動更是直接要求資本家尋找一個勞動力替代方案。於是，工廠和受薪工人的制度出現了，工業資本主義的倡導者相信，身爲“經濟人”的人類能夠權衡經濟利益，以這種柔性的方式讓自由勞動力的工作表現和奴隸一樣好。

在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戰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同時存在，導致愈演愈烈的南北分歧。北方的工業資本家相信工業資本主義的機制可以轉移到南方的棉花種植園，保證原料的充足供應；南方奴隸主則堅持國家繼續實行國土擴張政策，支持奴隸制。兩派的政治訴求不可調和，導致1861年4月內戰爆發。

雖然美國內戰一度讓原棉價格飛漲，引起歐洲人的極大恐慌，但歷史證明了工業資本主義是一個不可阻擋的大趨勢。美國內戰結束後，資本家與國家再度聯手重建全球棉花生產網絡，這一次，他們不再訴諸奴隸制，而是通過建立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例如信貸、土地的私有產權以及合同法，來改造全球農村，動員農村人口放棄家庭和社區生產，進入工廠，爲全球市場進行生產。

“新形式的勞動力——包括新形式的強制、暴力和壓榨——傳播到全球更廣大的棉花種植地區。現在，支配不再僅僅依靠奴隸主的權威，而是基於非個人的（但遠非公正和不偏不倚的）市場、法律、國家等社會機制。”一個等級分明的“棉花帝國”就此建立起來，在棉花經濟的全球分工中，北大西洋國家掌握着最核心的技術和最多的利潤，全球南方國家則在提供原材料的同時成爲前者的消費市場。

全球南方奮起直追：“棉花帝國”的主導權將流向何方？

進入20世紀，北大西洋國家在棉花帝國中的優勢地位逐漸消失，全球南方機械化棉花產業的迅猛發展讓棉花帝國的中心再度轉移回到棉花主要起源的地方。在貝克特看來，這是因爲資本家對強大國家的依賴有其反噬作用——它一方面促成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在全球農村動員了勞動力，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資本家，因爲國家一旦讓控制和動員勞動力的問題變成一個國家內部的問題，工人同樣可以利用參與政治的機會來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和工資。

從19世紀到20世紀，北大西洋國家的工會和工人階級政治運動對資本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越早建立棉花工業機制的國家，就越早感受到工人階級聯合行動的威力：1870年，英國紡紗工的全國性組織紡紗工人工會聯合會（Amalgamated Spinners Association）成立，隨後，織工全國性組織織布工人工會聯合會（Amalgamated Weavers Association）於1884年成立。1882年，工會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成立，它將英國所有經濟部門的工會結合在一起，到了1880年代，工會大會組織了約90%的英國工人，成爲“世界上最強大的工會”，成功提高了英國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美國北卡羅納州的棉紡工廠，約1910年，Lewis Hine拍攝，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

工會在其他西方國家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工人們的政治動員和集體行動爲他們在各自的國家贏得了政治影響力，減少了工作時間，提高了工資，改善了工作條件。但對資本家來說，情況就不那麼美妙了——這意味着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利潤和國際競爭力的下降。

這亦爲那些勞動力成本較低、受國家管制較少的地區的製造業創造了機會。全球南方的社會精英已經看清了工業資本主義運作的整個機制，意圖憑藉廉價勞動力複製西方國家的成功。因此，在20世紀，全球南方扭轉了局面，見證了世界棉花工業的迴歸。

中國就是這個奮起直追的故事中的主角之一。早在1862年，中國商人鄭觀應就在《盛世危言》中宣揚工業化的必要性。35年後，張騫響應了這一號召，在家鄉南通建立紡紗廠。隨後，一大批中國企業家與中國國家官僚機構一道致力於引進西方技術，發展中國本土工業。第一次世界大戰爲中國工業發展贏得了難得的機會。1914年後，中國棉花生產的增長速度是全球最快的，在1914年到1931年期間，中國錠子數量激增297%，是同期全球增速的20倍。

廉價勞動力在中國20世紀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據1916年美國商業部的報告，當時，中國棉紡廠工人晝夜輪班工作，週日只有12小時的休息時間，有着全球最長的工作時間和最低的工資水平。另外，即使勞動力成本低廉，當時的中國棉紡廠主依然會通過啓用女工和童工來進一步降低人力成本。在那個時代，甚至連孟買的棉紡廠主也害怕與中國同行競爭。政府支持也爲中國棉紡工業的迅猛生長提供了助力。當時的民國政府會在棉紡廠派駐警察甚至部隊來鎮壓工人的集體行動，另外，還向企業家提供減稅、貸款等財政支持。

今天，中國的工廠擁有全球近一半的紗錠和織機，消耗世界原棉產量的43%（整個亞洲消耗82.2%）。棉花種植和紗線、棉布生產已經完全轉移到了亞洲，憑藉低工資和強大國家的結合，亞洲國家重新界定了棉花帝國的中心和邊緣。

印度拉賈斯坦邦的一個軋花工廠，此處曾是全球重要棉花生產基地，而今開始迴歸這一地位。 圖片來源：Bloomberg

和全球南方的逆襲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又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970年代起，從全球採購其品牌商品，並向全球消費者進行銷售的跨國公司開始出現，這標誌着資本家與國家關係的鬆綁。這是因爲，到了20世紀中葉，全球農村已經完成了資本主義改造，商人不再需要關注如何動員勞動力、組織原料生產和加工，而僅需關注如何在全球範圍內找到最便宜的供應商、打造品牌、推動銷售。通過不斷將生產轉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貧窮國家，“棉花帝國繼續推動着一場巨大的探底競爭，唯一的限制是地球空間的侷限”。

棉花帝國只是一個隱喻，一個類比。如果說在過去數百年的時間裏全球貿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棉花的話，那麼在當下及未來，最重要的商品就是科技，而全球資本也將依舊按照昔日棉花帝國的運行邏輯流動，其中的關鍵是在產業鏈的全球配置過程中盡力降低成本、牢牢抓住最具利潤的環節。精明的商人依舊會與國家合作，以“國家利益”的名義維持對高利潤產業鏈條的控制。

可以肯定的是，在“棉花帝國”裏，每一個國家都在不遺餘力地捍衛自己的利益，盡其所能地佔據優勢地位。而這，也正是當下全球經濟秩序的內在動力。

《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

【美】斯文·貝克特著 徐軼文、楊燕譯

後浪/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