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經濟體制最有利於人類福祉？——這一問題已成爲當前的時代問題，因爲在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踐行了40年的新自由主義之後，我們知道什麼是行不通的。

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對富人減稅、放鬆對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的管制、金融化以及全球化——是一次一敗塗地的實驗。目前的經濟增長水平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5年還要低，且大部分的增長都來自於最高收入階層，而這一階層下的人們則經歷了數十年的收入停滯甚至減少。因此，我們必須宣告新自由主義的死亡，並將其埋葬。

目前在政治上至少有三種主要的替代選項正在競爭成爲下一個主流思想：極右的民族主義、中間偏左的改良主義，以及進步左派（中間偏右的代表即已宣告失敗的新自由主義）。除了進步左派以外，其餘的兩種思想仍受制於某種已經（或應該）過時的意識形態。

舉例來說，中間偏左的改良主義代表着人性化的新自由主義。它的目標是在21世紀重新實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政策措施，對時下盛行的金融化和全球化模式進行輕微的修正。

與此同時，右翼民族主義則否認全球化，將如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移民和外國人。然而，正如特朗普總統在其任期內的舉措所示，右翼民族主義同樣致力於爲富人減稅、放松管制，以及縮減或取消社會計劃——至少它的美國版本是這樣的。

與此相對，第三個陣營所提倡的是我稱之爲“進步式的”資本主義，它基於四項當務之急制定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規劃。首要任務是恢復市場、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平衡。經濟增長緩慢、不平等加劇、金融不穩定、環境惡化等問題均源自於市場，因此，這些問題不能夠，也不會由市場自己來解決。政府有責任去通過環境、健康、職業安全等不同方面的監管來限制並塑造市場。政府的職責還包括做市場不能或不願意做的事情，例如積極投資基礎研究、技術、教育，以及公民健康。

第二項任務是要認識到“國家財富”是科學探究（即瞭解我們所處的世界）以及社會組織（它能讓大量公民聚集起來併爲公共利益作出努力）合力促成的結果。市場在促進社會合作方面仍發揮着重要作用，但前提是它們要受到法律管制並接受民主檢查。否則，個人可以通過剝削他人來致富、通過尋租行爲來榨取財富，而不是通過真正的獨創性來創造財富。

如今的許多富人都是走過了剝削之路才取得今天的成就。特朗普的政策很好地服務了他們，這些政策在鼓勵尋租行爲的同時摧毀了財富創造的根源。而進步式資本主義的目標則剛好與之相反。

由此便引出了第三項任務：回應市場力量集中這一日益加劇的問題。通過利用信息優勢、收購潛在競爭對手，並設置市場進入壁壘，佔市場主導地位的公司得以進行損害他人利益的大規模尋租行爲。企業市場力量增強、工人議價能力下降，這兩者的結合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爲何如今不平等現象如此嚴重，且增長如此緩慢。除非政府打破新自由主義的限定，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否則，伴隨着如今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進步，這些問題可能將會變得更加嚴重。

進步計劃上第四項關鍵任務是切斷經濟力量與政治影響力之間的聯繫。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力是相互增強且能夠自我延續的，尤其是在美國這樣的地方（在美國，富有的個人和企業可以在選舉中無限制地花錢）。美國的體制如今越發向着非民主的“一美元一票”體制靠攏，在此趨勢下，民主制度所需的監督與利益平衡體系可能無法繼續維持——因爲沒有任何東西將能夠限制富人的權力。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和政治問題，不平等程度較低的經濟體實際上能更好得運轉並取得更好的成績。

因此，進步式資本主義者的改革必須從以下兩點開始：減少金錢對政治的影響、降低財富不平等。

雖然沒有什麼靈丹妙藥能逆轉新自由主義在過去幾十年來所造成的損害，但是，按照上述思路所制定出的綜合性計劃則絕對可以做到這一點。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改革者們在對抗例如市場力量過大以及不平等之類的問題時的決心，能否像私營部門在製造這些問題時那樣的堅決。

一項綜合性的計劃必須把重點放在教育、研究，以及其他能真正創造財富的地方。它必須具有像美國“綠色新政擁護者”（Green New Dealers）和英國“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組織一樣的警惕性，去保護環境，去應對氣候變化。它必須設立公共計劃，以確保沒有一位公民會被剝奪體面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包括經濟保障、就業並獲得能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醫療保健和基本住房、有保障的退休生活，以及子女能獲得有品質的教育。

這一計劃顯然是我們所能負擔得起的。事實上，我們承擔不了不去實施它的後果。民族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替代方案一定會導致進一步的停滯、更嚴重的不平等、進一步的環境惡化，以及更大的政治爭執，而這些都很有可能帶來我們甚至都不敢想象的結果。

進步式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恰恰相反，對於目前顯然已被宣告失敗的意識形態來說，這是最可行且最具活力的替代品。正因如此，這是我們擺脫當前經濟低迷和政治困境的最好機會。（如有侵權，請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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