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有人问我：究竟用一条什么样的线索贯穿起沈阳城的历史脉络?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马蹄声，杂沓的马蹄声。

太子河：奔涌腾动的水脉

1700多年前的一天，一位落魄的燕国太子惊惶失措地策马而来。他是在谋划了那起著名的行刺事件之后被人追杀到此的。他很狼狈，蓬乱的头发被汗水打湿，遮蔽起幽怨的眼神；他的马也明显跑累了，马蹄声不再有着易水的浩荡恢宏，而是不堪重负地驮载着一条疲惫的生命。蓦地，一条大河横绝去路，追杀而来的马蹄声兼天涌来。太子无处可逃，最终被斩落马下，汨汨的鲜血染红了大片鹅卵石，也染红了那个历史的黄昏。

这是沈阳城第一次听到杀气腾腾的马蹄声，那条成为他生命死界的河后来被称作太子河。

太子河

此后，沈阳城的马蹄声便日渐多了起来。两汉的马蹄，唐宋的马蹄，辽国的马蹄，元代的马蹄，走马灯似地在这片土地上穿梭来去。这是一群群匆匆赶路的征伐者，他们的目的地是朝鲜，是渤海国，沈阳城作为他们的途经之所，长满了荆蒿，铺遍了冰雪，他们没有太多地驻足。

到了明代，这里的马蹄声已渐趋平和。从马蹄悠闲的踢踏声中，已经找不到那位燕国太子的沮丧，也不见了征伐者的浮躁。此刻的沈阳城，是辽阳的一个军事卫城。在这座卫城边缘，充斥着各种马市。中原的货物通过买卖商人源源不断地进入马市，而以传统的畜牧业和狩猎业为主的女真族人也牵着他们的马匹来到这里。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互市贸易，身着马褂的民族将马蹄袖利落地一抖，就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融入了悠然自得的马蹄声中，让中原人一下子忽视了战争的重量。

故宫：王朝气韵的最初凝聚

毫无疑问，努尔哈赤的坐骑一经踏入马市，就立刻叩碎了沉整的历史格局。

我不大相信有关努尔哈赤“面如冠玉，仪表雄伟”，“发声若钟，睹记不忘”这些溢美之辞。折衷的史官们对于任何一个帝王的描述，似乎都走不出诸如此类的文字；相较之下，我更喜欢努尔哈赤“聪睿贝勒”这个称呼。作为中原文化与女真文化接壤地的“马市”，给努尔哈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窥视窗口，凭籍其机敏的目光，努尔哈赤从此窗口看到了统一女真各部的灵光，也洞悉到了明王朝边疆失治、武备废驰的衰朽国运。于是，历史把马鞭交给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战马注定腾起在马市。

影视剧中的努尔哈赤

先是统一女真归服蒙古，确立在东北地区统治地位的战争。这场历时33年的战争，从努尔哈赤25岁凭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一直打到他58岁建后金政权，即可汗位，堪称轰轰烈烈。但平心而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一场平级的战争，投入战争的双方势均力敌，又都处于低级的奴隶制社会，有着相同的生存背景和相同的生产斗争方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的可汗王，称不上卓越。

努尔哈赤真正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与庞大的明王朝的抗衡。女真之于汉民族，似乎只应处于朝觐从属的地位，一个以渔猎为生的民族是无论如何不能与悠久了几千年的汉民族同日而语的。可历史给了努尔哈赤这样的机遇，给了女真民族这样的机遇。

发生在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廷的一次重要较量。战前，明万历皇帝朱翊钧曾云：“朕庶几灭虏安边在此一举！”他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全国人力、物力，准备将新兴的后金政权置于死地。但这位皇帝的觉醒为时已晚。朝政的腐败，军备的废驰，注定了明王朝的失败。从杜松将军夜渡浑河遇伏开始，到刘铤将军死于富察之野，仅经历四天三夜，以时间而论胜负，萨尔浒之战真是存于呼吸之间。

萨尔浒之战

对于这次战役，史家评价极高，声言自此大清帝国“王业成矣”。这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就在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将一直遮蔽在明廷顺臣冠冕后的“后金国”的大旗公开亮了出来，并将其深遂的目光投在了沈阳城。

站在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前，我曾经不只一次地赞叹过努尔哈赤的气魄和胆识，当初的迁都，几乎是众口一词地遭到过贝勒大臣的反对，但努尔哈赤却能力排众议，坚持已见。在他看来，“沈阳形势之地，西征明室、自都尔弼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到，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从浑河苏子河上流伐木，顺流而下，以此治宫室，供炊爨，不可胜用也。时而也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取。”(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努尔哈赤军事人格的强健，最终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沈阳称孤道寡的统治者，并由此奠定了王业的根基，使后金政权占据了重要的地理位置，为以后向明廷发动一系列积极主动的进攻，乃至统一全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沈阳故宫全景

努尔哈赤死在迁都后第二年，他心目中的国都的营建才刚刚开了个头。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大政殿的高标临嶒和八旗亭的森然壁立中领略到这位马上帝王的风采。这里座落着一个国家的雏形。女真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社会组织体系被努尔哈赤创造性地具象成八面灿烂的麾旌，此后又凝固成流光溢彩斗拱飞檐的亭阁。大政殿的琉璃瓦映射着甬道的青砖，青砖之下，是水一般涌动的马蹄声。努尔哈赤，将一个王朝的最初气韵，壮丽地奔泻在沈阳城。

清初两陵：十三副铠甲的积冢

在测定了风水植遍了松柏之后，清代第一代皇帝的陵寝——福陵拔地而起。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给乃父选择了一块山青水秀的栖居之地，也为自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维空间。

我能够设想福陵“一百单八蹬”上皇太极的脚步声。祭奠的烟火烘烤着陵园的松枝，也烘烤着新可汗的思想。如何传承那浩荡的马蹄声?如何延展刚刚升腾的王气?通向陵寝的108磴石阶就是108个沉重的问题，当皇太极的马靴叩响这些石阶的时候，也就叩响了新兴后金政权的前程。

清福陵

事实证明，皇太极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是相当高明的。他摒弃了努尔哈赤在向辽沈地区推进时所采取的“诛戮汉人，抚养满洲”的作法，而是把安民的重点放在了安抚汉人上。他宣布，对满人汉人要公平对待，两者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在审讯犯罪行为，承担差徭公务等方面，决不许有任何区别。在他看来，广大汉民族既然从明朝的统治下归属了后金，那么他们自然应被视为后金的臣民，对他们的利益应该有所保护。否则，只能有害于自己的统治。

优待汉官，是皇太极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在皇太极即位初期，后金国家政治机构十分简陋，官吏中多数是只会骁勇善战不懂安邦定国的女真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皇太极曾多次颁发求贤诏令，先后起用了范文程、鲍承先、高鸿中这样一些负才饱学之士，让他们积极参与军政大计，尤其是范文程深得皇太极赏识，据说凡经范文程拟定的文书，皇太极有时不加审阅就予以批准。正是在这种安抚笼络汉人政策的推动下，才使得皇太极时代呈现出一派“毫杰盈门、英俊满目”的政治气象。

当然，皇太极笼络汉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接续先父的马蹄声。走进昭陵，我在惊叹这座清初陵寝的建筑格局的同时，更多地把目光停留在了神道两侧石象生中的一对石马上。这对石马一个叫“大白”，一个叫“小白”，是皇太极生前所骑的两匹御马雕像。就是乘着这两匹坐骑，皇太极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先是计杀袁崇焕，攻克了令努尔哈赤损兵折将的宁远城，此后又取得了松山战役的决定性胜利，生擒了明朝高级将领洪承畴。

清昭陵

皇太极的坐骑跑得轻盈而矫捷。虽然皇太极死在了5l岁的盛年，但他的战马却以风驰电掣的速度穿越了落后的奴隶制发展阶段，快速进入了封建社会，而更为重要的是，在皇太极死后第二年，他的八旗骑兵在其弟多尔衮的率领下叩开了山海关，打进了北京城，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清军入关后，沈阳因是“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一直被作为清朝的陪都重镇。在大约160余年中，皇太极的子孙从康熙始，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帝，先后来沈阳“东巡”十余次。“东巡”的马匹披红挂彩，马蹄也镶了金，其高贵的程度已远非皇太极的“大白”“小白”所能比拟。但这些“东巡”的皇帝无一例外都要在这两匹英姿勃发的石马前驻足观瞻，并发展沿革成“东巡”的一项固定制度，这里究竟牵扯进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结?我不敢妄评历史，我只是觉得这个骑在马背上的民族在膜拜着一种精神，聆听着一种异常宏阔的马蹄声，而做为这种膜拜和聆听的结果，便是彪炳史册的“康乾盛世”和大清帝国的270载春秋。

张氏帅府：“东北王”挂印封侯

清王朝谒陵拜祖的仪仗是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中渐渐消隐的。作为“龙兴重地”的沈阳城，听惯了堂皇煊赫的马蹄声，却不期被一群绿林响马震聋了历史的耳朵。

张作霖就跃马扬鞭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他的身后，是做豆腐出身的张景惠和泥瓦匠出身的张作相。当时的人们也许压根儿就没料到，就是这么一群打家劫舍的匪帮，会集结成一支写进中国编年史的武装集团——奉系军阀；人们更不会料到，目不识丁张口就是“妈了个巴子”的张作霖会一跃成为统治全东北的“东北王”。

张作霖旧照

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我所处的这座张氏帅府。这是一座兼具中国古典风格和罗马古典风格的建筑群，古朴的三进制四合院环围着欧式的大青楼、小青楼，让人不由自主地跳进帅府主人复杂的个性空间。张作霖对马是情有独钟的。在帅府的雕刻绘画作品中，有关马的形象几乎俯拾皆是。它们之中，有的引颈长嘶，有的披鬃侧卧，有的四蹄腾空，有的嬉戏追逐。最有趣的莫过于仪门上的一幅木雕画——一只猴子骑在马背上，正往树上的蜂窝旁挂印信。我看到就在其旁侧，有一个十分响亮的题款：封侯挂印。

由此我们可以破译张作霖了。这位少年放马，稍长医马，投军和拉秤子后骑马的一代枭雄，在建构这座宅邸的同时，就开始建构他问鼎中原的野心。他不象一般的马贼那样头脑简单，只知猛打猛杀。在气走了赵尔巽、架空了张锡銮，成为统治东北的实权人物之后，张作霖开始对国内政局表现出极大的热心。当时的中国尚处于一个动荡不安、十分混乱的时期，各种军阀派系纷纷投靠外国势力。彼此间进行着酷烈的厮杀。张作霖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了自己依托的“马背”，他相信他会像木雕中那只乖巧的猴子一样“封侯挂印”。

张氏帅府

两次直奉战争应该看作是张作霖称霸中原野心的总爆发。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的奉军遭到重创，但他马上重整旗鼓，于两年之后，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一次直系军阀被打得溃不成军，吴佩孚仓遑出逃，张作霖的奉系部队大摇大摆地开进了北京城。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巧合，张作霖和多尔衮的骑兵都把沈阳作为了自己的基地，都把山海关当作了必由之路，并都在北京勒住了战马的缰绳。后者开始了一个王朝，前者则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真的“挂”了“印”，“封”了“侯”。

然而，张作霖毕竟不如多尔衮潇洒。郭松龄的倒戈反奉，令这位立足未稳的大帅惶惶不安，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北伐更让这位关东响马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而此时，一直被张作霖视为其军事经济甚至心理上的“后台”的日本军部，也开始对张作霖产生不满，他们担心其在东北的利益会因张作霖溃败而化为乌有，终于下定了铲除张作霖的决心。1928年6月4 日，日本军部阴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我是在一个黑夜来到皇姑屯车站的。车站并不大，有几列火车正停在铁轨上待发。站在漆黑的铁桥上，迎着掺杂着煤屑的夜风，我的耳畔再度响起91年前那声剧烈的炸响。放在铁桥桥敦上的30麻袋炸药，将从北京前门驶来的张作霖的专列炸成了一堆废铁，被北伐军赶回沈阳的张作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终结他生命的杀手竟是他一直依赖的靠山。苍黑的铁皮覆压着一顶元帅的冠冕，日本军部河本大作的话锁定了历史的时空：“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掉。”

皇姑屯事件旧照

大青楼：一个将军的传奇

历史顺序而行，当我将视线从皇姑屯火车站纵横交错的铁轨上移开的时候，我已经不能回避一个将军的传奇。

这是一个被历史定格了的将军。他的政治生涯仅有短短十几年，但就是这十几年的时间，镀亮了他整个生命历程，让人们在恢宏博大的现代史中记住了一个永远年轻的名字——张学良。

张学良将军是在帅府上下一片哭声中主持东北政局的。面对父亲张作霖那“奠”字下的笑容，年轻的张学良经历着一种重要的人生选择：东北向何处去?按照乃父的意志和传统的观念，他完全可以拥兵自重，做第二代“东北王”’，纵不能问鼎中原，至少也能保富贵荣华。然而张学良的性格不允许他这样做。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强烈的民族良知和民族责任感，使他厌倦了军阀纷争的马蹄，更不愿成为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一座汇聚了中西建筑风格的帅府，在此时，已经成了张氏父子理念冲撞的物化形式。

张学良旧照

于是，“东北易帜”和“调停中原大战”理所当然地成为张学良将军人格魅力的光辉展示。这是两件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大事件，发生地都在张氏帅府的大青楼。在改旗易帜的当天，张学良投给报社的声音铿锵有力：“窃以为我国今日最切要之图，莫过于和平统一，惟和平乃有促成统一，亦惟统一，乃能保障和平。”作为这番话的最早兑现，便是于易帜后不久，果断地处决了亲日卖国阻挠统一的部下杨宇霆和常荫槐。在调停“中原大战”时，张学良的政治立场仍旧不离统一，他给蒋介石的通电中有这样一句话：“邦家多难，非息争不足以图存；建设方殷，非和衷不足以济事”当时的张学良不过29岁，却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政治人格，具备了一个将军应有的气度和胸怀。如今，这两段文字都陈列在张氏帅府，岁月的烟尘使它们泛了黄，卷了边，但我们却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永不消减的生命厚度。 ’

大青楼

当然，历史无情。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让沈阳这座以兵戈贯穿而成的城市听到了最嚣张的马蹄声，也让抱着“再造和平”愿望的张学良将军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与矛盾之中。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之下，张学良既要雪洗国耻，报复家仇，又要遵奉不许抵抗的命令；既要抗日，又不得不围剿要求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严酷的现实，终于迫使这位血气方刚的将军作出了继“东北易帜”之后的又一重大历史选择——用兵谏逼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这是一次世纪性的选择，也是一次扭转历史趋势的选择。渐入老境的张氏帅府显然已经不能承担这样的历史重负，它把马鞭和期待同时抛给了西安。

“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得到了解决，中国历史从此出现了新的转机，但张学良将军个人的历史却从此走向了落寞和凄清。半个多世纪的幽禁，无论对人的身体还是对人的心性，都是一种残忍的折磨。我曾经看到过一张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女士在金门岛了望大陆的照片。照片不很清楚，我却看清了这位耄耋老人的眼神。他在望什么?是在回望自己曾经有过的光辉岁月吗?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除了望那座决定了他大后半生命运的西安古城之外，一定也在眺望自己的家园，眺望那座滋养了他生命人格的远年老宅。

张学良与赵一荻合影

我的文字写到这里已经杂沓如马蹄，找不到一种收紧缰绳的方式。我希望自己的文字不致于形成一种观念上的错觉，好像建构了沈阳历史的任务只交给了分处于17世纪和20世纪的两对父子，似乎只有他们的坐骑的蹬踏声才是沈城唯一的历史声音。我只是想说，沈阳故宫和张氏帅府挨得很近，就象一对跨越时空的邻居，这样便利的历史串门，我们是不能错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