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七十年前，漢孝文帝實施了“入粟拜爵，以實邊卒”政策，公開招標出售爵位。這個政策得到了廣大農民朋友們的熱情擁護，在長安附近的左馮翊夏陽縣(今陝西韓城市芝川鎮華池村)，有個叫司馬喜的農民就花了四千石粟買了個五大夫的爵位。

前面說過，秦漢時期的爵位共有二十等級，而這個五大夫在其中排名第九。往上還有十一等爵位可選，司馬喜幹嘛不偏不正地買了這個爵位呢？

原因很簡單，五大夫在二十等爵中是個坎，從這個級別開始纔可以免除徭役。

漢朝規定，男性到十七歲（景帝時改爲二十，再後來改爲二十三）就得服徭役。當時的徭役分爲正卒、戍邊和更卒三種，正卒要在本縣服兵役一年，至長安服役一年；戍邊則是到邊關去服役，漢朝規定每個人一輩子至少得戍邊一年，如果遇到戰事，這個時間還得延長；而更卒則是每年必須在本縣義務勞動一個月，幹一些修橋鋪路、轉輸漕運的活。

正卒和戍邊其實都還好，幹幾年如果還能活着，退役了就得了。但更卒就有點坑爹了。你說你是一代大俠，要外出遊歷天下，行俠仗義？沒問題，去吧。但你要是該參加義務勞動的時候沒在家，不好意思，你就算是巨俠也沒用，立刻就成通緝犯。

也就是說，那年頭你要是沒有免除徭役的特權，或者交錢僱人代役，這一輩子就得鎖死在自家這一畝三分地，哪都去不了。

而司馬喜他老人家買了個五大夫的爵位，就完全不一樣了，全家可以免除一切徭役，想去哪就去哪。

所以，他的兒子司馬談就有了大把的時間外出遊歷，求學問道。據說他曾跟隨當時著名的天文學家唐都學習天文曆法，跟隨當時著名的哲學家楊何學習《易經》，並且對黃老之術有着深刻的研究，在當時也算是小有名氣。

劉徹登基後，司馬談被封爲太史令。

據司馬談自己所說，司馬家祖上，遠在上古舜、禹時期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在周朝也擔任過太史的職位。所以，他也算是承襲祖業了。

但太史和太史令是兩個級別的官職。

相傳夏代末就已經有了太史這個官職，在周朝時，太史主要負責起草文書，策命諸侯卿大夫，記載史事，編寫史書，兼管國家典籍、天文曆法、祭祀等工作，在當時算是朝廷重臣了。

到秦漢時設太史令，隸屬於九卿之一的太常，負責天文、曆法和編撰史料的工作，俸祿六百石，相對於之前的太史，等級就低很多了。

但這個崗位有個好處：能夠接觸到大量的典籍、檔案和史料。要知道，那年頭還沒有紙張，各種檔案的記載和保管是非常繁瑣的事情，很多資料只有官方檔案室纔有。而司馬談早年間就想寫一部通史，但正苦於手上文獻資料太少。所以，當司馬談進入資料室，拂去那些竹編上面厚厚的浮塵時，一扇通往數千年前的時光大門，向他打開了。

雖說編史是他職責範圍之內的事，但他的工作職責主要是記錄當下的事情，並且觀察好天時星曆。再加上那年頭寫點東西全靠用刀在竹子上刻，一晚上也刻不了幾個字。所以，編撰前朝通史這樣龐大的工作，絕不是靠業餘時間能幹得了的。

於是，空有大志在胸，但俗事纏身，只能空嘆歲月蹉跎。幾十年光陰匆匆而過，公元前110年，也就是元封元年，這一年劉徹東巡渤海後，在泰山舉行封禪大典。

對於讀書人而言，能夠參加一次泰山封禪大典，這是能夠敬告祖宗的榮耀之事。更何況，司馬談還參與了封禪禮儀的制定。但可惜，時年五十五歲的他病體纏身，已經沒有辦法登上泰山了，只得滯留在了湖北，緩緩向長安而行。

但聊以慰籍的是，他的兒子，時年三十五歲的司馬遷，在完成參與西南新郡的建設，撫定了邛、榨、昆明等族的任務後，回朝覆命，剛好趕上了泰山上的封禪大典。

行止匆匆的司馬遷在洛陽見了父親最後一面。彌留之際，司馬談拉着司馬遷的手，對他說道：

孔子理《詩》、《書》，續周室之《春秋》。此後諸侯混戰，天下紛爭，又經過漢室興起，海內統一，至今四百年矣。爲父身爲太史，卻未能予以編撰，可謂是平生憾事。爲父死後，你必爲太史，希望你能不忘先祖之榮耀，牢記爲父之遺志，繼續完成這一部千古論著。

當時的司馬遷跪倒在父親牀前，流着淚向父親許下承諾：我一定將父親的編撰計劃全部完成，不敢有絲毫遺漏。

但司馬遷不會知道，十餘年後，在他面臨着那次生死抉擇時，父親的這番話會成爲他繼續向前的指路明燈和信念依託。

之後，司馬遷結識了匯聚於長安的天下賢能之士。包括賈誼之孫賈嘉，公孫季功，樊噲之孫樊他廣，平原君朱建之子，馮唐之子馮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壺遂，杜陵蘇建，以及赫赫有名的董仲叔，孔子後裔孔安國等等。這些人爲他之後的著作，提供了大量的論述意見和參考資料。

但是，他面臨着父親在世時同樣的問題：編撰前朝歷史並非官方賦予他的職責。身爲太史令，他和父親一樣政務纏身，僅制定《太初曆》就耗費了他數年的光陰。所以，到如今十餘年過去了，他仍未能完成父親的遺命

如果照這樣下去，他父親的遺言或許也會變成他的遺言，他向父親的承諾，也會在他兒子的嘴裏再說一遍。

所以，老天也看不下去了，他決定撥動司馬遷的命運之輪，用他的辦法來推動馬遷完成他的使命——雖然這個辦法有點殘酷。

公元前99年，李陵兵敗投降，滿朝文武羣情激憤，皆言李陵有罪。但只有司馬遷站了出來，有理有據地爲李陵開脫。

按說這只是個人意見而已，當領導的，覺得他說得不對，不聽他的就得了。但誰都沒想到，皇帝劉徹震怒，竟然給司馬遷定了個“誣罔”之罪。

按律，“誣罔”爲大不敬之罪，當斬。

所謂誣罔，誣者，誣陷也；罔者，欺騙、矇蔽也。也就是說，劉徹認爲司馬遷爲了替李陵脫罪，故意虛構李陵的戰功來欺騙自己。

劉徹不知道李陵的功績嗎？當然知道。那場戰役是有幸存者的，戰役的經歷應該在朝堂上得到了完整的復原。

但問題是，在倖存者最初的彙報中，李陵的結局是陣亡。

以劉徹有功必賞、賞無上限；有過必罰、罰不留情的性格，我想很有可能爲李陵開過大規模的追悼會，有過極爲豐厚的追贈，甚至追封。

可家屬身上的孝服還沒除呢，又有人回報，說李陵投降了。

我想，劉徹內心一定認爲自己受到了愚弄。所以，這讓他對倖存者彙報的所有關於李陵如何博殺數萬之師，如何轉戰千里，如何讓將士以死事之等等的一切功績，全部都打上了折扣。

結果司馬遷還敢上書，說李陵有什麼國士之風，還堪比什麼古之名將。以劉徹自負的性格，這個奏疏簡直就是睜着眼說瞎話。

所以，他想都不想，就給司馬遷定了死罪。

幸好，司馬遷有爵位在身，按律可以花錢贖罪。

可問題來了：他沒錢。

要知道，他年俸只有六百石，再加上他是個搞技術工作的，也沒有灰色收入。更坑爹的是，他的罪名是劉徹親定的，想借錢都沒人敢借給他。

我相信在牢中的司馬遷一定不至一次地做好了慨然赴死的準備。但坐牢的人沒事幹，就只能胡思亂想，想來想去，往往就會想到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人和事。

在漆黑的監獄裏，父親臨終前的遺言穿越十年光陰，裹挾着命運賦予他的使命，刺破蒼穹，敲擊着他的心門，讓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希望你能不忘先祖之榮耀，牢記爲父之遺志，繼續完成這一部千古論著。

殺頭之罪，他可以慕義而死，以保全名節。但書未成，名未立。對他這一生而言，對他父親而言，對他先祖而言，相對於他肩上擔負的使命，這一死如九牛一毛，與螻蟻無異。

……牢記爲父之遺志，繼續完成這一部千古論著。

文王拘於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時著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賦《離騷》，左丘失明乃有《國語》，孫臏遭臏足之刑後修兵法，呂不韋被貶屬地纔有《呂氏春秋》，韓非被囚秦國，作《說難》和《孤憤》；包括《詩》三百篇，大概都是賢士聖人發泄憤懣而作。

……繼續完成這一部千古論著。

司馬遷在黑暗中坐了起來他又不想死了，他想活下去，他要揹負着父親窮盡一生也沒能完成的理想而活下去。

所以，他決定接受所有人都不會選擇的一條路：以宮刑，贖死罪。

……千古論著。

八年後，公元前91年，漢孝武帝徵和二年，《史記》橫空出世，全書130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被魯迅先生譽爲“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列爲前“四史”之首，與《資治通鑑》並稱爲“史學雙璧”。

我在本書中，經常會摘錄一些名人之言來評論一個人物。但對於司馬遷，我不認爲有哪個人的評論能夠完整的概括他的偉大和他所取得的成就。

華夏文明五千年，一部《史記》，攬盡輝煌三千載。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繼續說李陵。

李陵已經沒什麼好說的了。自他投降匈奴的那一刻起，李陵就已經死了。

後來劉徹悔悟過來，將李陵失敗的責任歸結在“奸詐老將”路博德身上。於是慰問賞賜了逃回來的倖存者，又派公孫敖帶兵深入匈奴境內，想接李陵回家。

結果，公孫敖無功而返，回報劉徹，說李陵在爲匈奴練兵以對付漢軍。劉徹再次大怒，將李陵母親、妻兒、族人盡數誅殺。

事實上爲匈奴練兵的是漢朝降將李緒，而不是李陵。但事已至此，就算李陵將李緒刺殺，也改變不了任何東西了。

此後李陵在匈奴二十餘年，被封爲右校王，還娶了匈奴單于的女兒，可以說是深受寵愛。

當蘇武在北海放羊的時候，李陵曾去看過他，並且勸他歸降匈奴。

蘇武看着往日的名將，認真地告訴他：我不會投降的。唯願殺身成仁，以報天恩。

李陵慨然長嘆：我和衛律之罪上通於天。說罷，淚浸衣襟。

後來，武帝去世，昭帝即位，霍光等人輔政。霍光一向與李陵交好，便派李陵舊友任立政等人去匈奴招李陵歸漢，李陵摸着頭髮苦笑道：我已經是匈奴人啦。

諸人再勸，李陵搖頭：大丈夫不能反覆無常，再次蒙羞。

公元前74年，李陵病逝在匈奴。

對於李陵，我可以寬容的理解他投降的行爲，但我無法因此而對他有過多的溢美之詞。我認可司馬遷對他的評價，“國士”或許大了點，“名將”他還是當得上的。但無論是“國士”還是“名將”，都只代表投降匈奴前的他。從他投降的那一刻起，活在世上的李陵就只是一個名字了。

讓我們再回到公元前99年，這一年對於劉徹而言是個多事之秋，可以說是內憂外患。李廣利敗軍喪師，李陵兵敗投降，這也就罷了，大不了重整旗鼓，從頭來過。但各地百姓紛紛揭竿而起，這就有點動搖國本了。

我在前面提到過，中國的老百姓其實很好伺候，你只要給他幾畝地，讓他的莊稼好好長几年，他就能還你一片太平盛世。

但這些年，大漢帝國在軍事上南征北戰，東討西伐；經濟上貨幣混亂，苛稅叢生；政治上酷吏橫行，律法森嚴。

你喫着老百姓，喝着老百姓，管着老百性，最後還不拿老百姓當人看。這就又要用到那句數千年來言之不絕的俗話了：民不謂死，奈何以死懼之。

於是，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再次被叫響，各地盜賊興起，天下大亂。人多的敢於殺官造反，攻城掠地；人少的也燒殺搶掠，爲禍地方。

當然，此時的漢朝還不能與秦末時的暴政相提並論，作亂的也並非全是活不下去的農民，他們也沒有自己的政治訴求，覆蓋範圍更沒有擴大到全國。充其量就是部分地方官吏的慘酷和無能造成的局部的社會動盪。

但身爲皇帝的劉徹不管百姓作亂的原因是什麼。對他而言，凡是反對他的就是他的敵人，所以他很快就派出軍隊進行圍剿，過了數年，纔將漸成燎原之勢的判亂給鎮壓下去。

但鎮壓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身爲皇帝的劉徹喜歡用酷吏，地方官員自然投其所好，用更爲嚴苛的手段來治理地方，以求得到皇帝的青睞一步登天。結果就是壓制的越厲害，反彈的就越厲害。

爲了徹底禁絕地方動亂，劉徹乾脆頒佈了《沉命法》。這個內容其實很眼熟，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有些地方政府還在用：一個地方出現判亂，這個地方的官吏如果不能鎮壓，上至郡守，下至小吏，一律處死。

這就像現在有些地方要求的所謂“命案必破”一樣，本意是給執法部門施壓，但執法部門不是神仙，不可能真的有案必破。但爲了達到上級的要求，真遇到破不了的命案了，隨便拉個人頂包，一槍崩了拉倒。

劉徹手下的很多官吏跟本不明白老百姓作亂的癥結在哪裏，一昧的鎮壓自然起不到作用。實在搞不定了怎麼辦？很簡單，不往上報就得了。

在我看來，從大漢鐵騎開始向大漢百姓舉起屠刀的那一刻開始，經文、景兩代之力，勵精圖治換取的大好盛世，就徹底終結了。

公元前99年就要過去了，劉徹再封匈奴降將介和成娩爲開陵侯，命其率樓蘭國的軍隊去襲擊車師國。車師國向匈奴求救，匈奴派出右賢王領軍數萬前來援救，漢軍作戰不利，退兵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