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底，《北京日報》記者田藏申聯繫上楊沫，說從作家出版社那裏獲悉她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即將出版的消息，因寫的是北京地區的學生運動，希望能在《北京日報》上連載。這是第一家因《青春之歌》找上門的媒體，楊沫同意了，儘管小說尚未正式出版，她也並不確定是否能被廣大讀者接受。

作者：張玉瑤

1959年作爲國慶十週年獻禮的影片《青春之歌》引起廣泛關注，林道靜由謝芳飾演

次年1月，《青春之歌》正式面世，與此同時，開始在《北京日報》上連載。小說出版後反響很好，或者說可能比楊沫本人所曾設想的更好——《青春之歌》迅速成爲名副其實的暢銷書，至次年已加印至130萬冊。1959年，據其改編的同名電影作爲國慶十週年獻禮影片上映，在國內轟動一時，再度擴大了原著的影響。由謝芳飾演的女主角林道靜端莊而堅定，她舉起右拳宣誓入黨的特寫畫面辨識度極高，可以說成爲中國影史的經典鏡頭之一。

這段時間，堪稱是《青春之歌》的高光時刻。雖然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楊沫和這部小說所經歷的，都稱得上曲折。時至如今回首望去，《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紅日》、《紅巖》等一起被統歸於紅色經典的大旗之下，但這一種籠統的劃分，難免會遮蔽這部作品的某種獨特氣質以及它所帶來的特殊的問題視域。今天重讀《青春之歌》，不僅僅是重溫一段熱血史，也是重新回到歷史現場——林道靜們的現場和楊沫們的現場——中去。

寫作

楊沫的“半自傳”

今年五月初，爲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新中國成立70週年，北大歌劇研究院排演的歌劇《青春之歌》上演，彷彿與六十年前的電影形成一場隔空對話。在諸種紅色經典中，《青春之歌》無疑是最“青春”、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恰當的文本；而在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同時也是小說人物林道靜、餘永澤、盧嘉川們活動舞臺的北大上演，亦多了些不算巧合的意味。

楊沫的兒子、作家老鬼（原名馬波）受邀去看了這場演出。採訪他時，儘管他一直強調“對歌劇不太懂”，但話語之間，依然聽得出他爲母親作品的經久不衰而感到欣慰。

《青春之歌》裏投射了不少楊沫本人經歷的影子，某種程度上被視爲“自敘傳”式的寫作。楊沫原名楊成業，1914年生於北京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但這個家沒有給她什麼溫暖。1931年，因反抗母親安排的包辦婚姻，正在讀中學的楊沫被斷絕了供給，後來經朋友介紹，認識了當時正在北大國文繫念書的張中行，張中行介紹她去哥哥所在的河北香河縣立小學教書。

在張中行眼裏，第一次見面的楊沫“中等身材，不胖而偏於豐滿，眼睛明亮有神。言談舉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於感情”。而在楊沫看來，張中行極有學問又文雅謙遜，兩人聯繫不斷，不久後便感情升溫，開始熱戀。母親病故之後，回到北京的楊沫開始與張中行同居，與此同時，也堅持去北大旁聽。

張楊兩個人在北京過了一段清貧、瑣碎，間或點綴以高雅情趣的平淡生活，但好景不長，他們之間開始產生分歧。直到1933年的除夕之夜，楊沫來到胞妹、著名演員白楊（原名楊成芳）的公寓，見到十幾位從東北流亡來的愛國青年和共產黨員，深深被他們的熱情和帶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吸引和震撼。這是她後來所說的人生中的“急轉彎”。反觀張中行，則愈發顯得是個一心鑽研古書、不追求政治進步的“老夫子”，這讓楊沫越來越難以忍受，也不再甘心在小家庭中當一個賢妻良母。終於在1936年，兩人分道揚鑣。不久楊沫與共產黨員馬建民結婚，並由丈夫介紹入黨。

《青春之歌》女主角林道靜的人生，在包括逃婚、第一次婚姻生活、除夕之夜“急轉彎”、入黨等幾處重大節點上都復刻了楊沫自己的經歷。有所不同的是，與楊沫不同，林道靜的母親是被地主強佔的佃戶的女兒，這讓林道靜身上天然帶有了更爲徹底的階級反抗基因。張中行也被視爲是餘永澤的原型，楊沫將餘永澤這個傳統知識分子刻畫得褊狹、平庸而自私，讓張中行在小說出版後遭受了不少壓力和指點。不過公允來說，餘永澤只是一個被矮化的文學形象，在當時中國前途不明朗的環境下，張中行不選擇革命而傾心學術也並不爲錯。尤爲難得的是，張中行確有中國傳統文人的正直和風度，沒有爲此指責和辯解過，還坦然解釋說“人家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回憶錄”。即便在“文革”中，也頂住壓力，對楊沫持有正面、積極的評價，讓楊沫很感念。

至新中國成立，楊沫已從事多年革命工作，但因長年勞累過度，她飽受種種病痛折磨。1951年，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鼓舞，楊沫決心將盤旋在腦中已久的革命故事寫下來。她很快擬定了提綱並開始動筆，小說最初取名爲《千錘百煉》，後改爲《燒不盡的野火》。利用工作間隙，1955年，這部35萬字的書稿全部完成。

爭議

出版與修改

被楊沫寄予厚望的小說寫完之後，出版卻並不順利。

聽說楊沫創作了一部反映20世紀30年代學生運動的作品，中國青年出版社率先要走了《燒不盡的野火》的書稿。經由陽翰笙介紹，延請中央戲劇學院歐陽凡海審讀。歐陽凡海看後給楊沫寫了一封長達六千字的信，肯定了小說的語言、結構和對盧嘉川、許寧等人物的刻畫，但大部分都在分析其缺點，認爲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對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未能給予充分的批判。顯然，出版社很看重這一意見，小說被關進了抽屜，遲遲不見動靜。

1956年，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出版界的空氣一度變得寬鬆和活躍，這讓原本已灰心的楊沫看到了一線希望。她把稿子拿給老戰友、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的秦兆陽看，讓她欣喜的是，秦兆陽給出了積極的意見，並轉給了作家出版社。事情有了轉機，楊沫一邊催促出版，一邊按照意見進行修改，並將作品最後定名爲《青春之歌》，1958年正式出版。

甫一面世，《青春之歌》很快在社會上掀起風潮，多家媒體進行正面評論，楊沫本人也收到了大量讀者來信。讀者顯然對書中故事深有共鳴，據老鬼回憶，來信詢問最多的是林道靜、盧嘉川等人物是否還活着、現在在什麼地方工作。之所以受到這樣廣泛的喜愛和歡迎，老鬼認爲，緣於題材上的獨樹一幟和“母親運氣好”。“當年‘反右’以後，文藝要爲工農兵服務，提倡寫工農兵，寫知識分子的少，把知識分子當主角寫的更少，容易受批判，所以當時這一類沒什麼好作品。”

在立爲“十七年文學”標杆的“三紅一創、保林青山”（《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鄉鉅變》）和諸多革命英雄傳奇中，《青春之歌》是唯一以知識分子而且是女性知識分子爲主角、以學生運動爲題材的作品，這爲其帶來了閱讀上的新鮮視野。但從另一方面說，也包藏着另一種評價失衡的風險，這在“雙百”過後的新的文藝政策風向下更爲突出。1959年第2期《中國青年》上便發表了北京電子管廠工人郭開的文章，嚴厲批評《青春之歌》“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沒有很好地描寫工農羣衆，沒有描寫知識分子和工農的結合”。這一論題迅速引發了全國範圍內的討論，最後茅盾、何其芳、巴人等文藝理論家也發表了重磅文章爲《青春之歌》辯護，認爲林道靜的形象是真實、典型的，“指責《青春之歌》壞處多於好處”。

然而，即便有茅盾等人的結論，身處當時偏“左”的批評傳播環境中，楊沫還是對小說做了較大修改，加寫了林道靜在農村工作的七章和北大學生運動的三章。在這些章節中，林道靜時不時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感情”進行反省和檢討，以實現徹底的自我改造和政治進步。這一增加部分曾在《北京晚報》上連載。

上世紀80年代後，不少批評界意見認爲這次修改是失敗的、概念化的，減損了原稿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不過楊沫本人並不認可，也堅持以修改後版本作爲最後的定本。老鬼提到，母親後來也曾強調，她寫林道靜和工農相結合，是因爲這是“一二·九”之後的客觀事實。但無可否認的是，作家的作品受限於它的時代，楊沫對林道靜發展道路的重新校訂，並不僅僅由三十年代的客觀歷史來決定，她所身處的“書寫歷史的年代”，也深深參與進了文本的敘述中去。

重讀

時代中的闡釋

楊沫寫《青春之歌》時老鬼尚年幼，對母親的寫作沒留下太深印象，只模糊記得“她成天在家裏寫東西，很忙”。作爲小男孩，他也不太能看得下去林道靜的成長故事，更喜歡“看打仗”，鍾愛《林海雪原》《敵後武工隊》這類作品。直到“文革”以後，他才認認真真閱讀了母親的作品，這時思想更加成熟，覺得母親寫的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其實是普遍的人性。時代變換，許多著作已經不復當年光芒，但《青春之歌》還能不斷以各種藝術版本推陳出新，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無論楊沫爲林道靜規劃的歸宿如何，她的來路註定與“五四”分不開關係。茅盾指出，林道靜的成長經歷了三個階段：反抗封建家庭干涉她的婚姻自由，意識到個人奮鬥沒有出路而要和人民利益相結合以及最後與工農結合、獻身革命。從封建家庭中逃出，又從和餘永澤的小家庭中再度逃出，完全是“五四”式的母題，讓人聯想到“娜拉走後怎樣”的論題。但比起魯迅對此的悲觀預想，比起衆多五四書寫中小知識分子找不到出路、彷徨於無地，寫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林道靜多了一種選擇，或者說註定會擁有的一條道路，即完全拋棄五四式的個人主義，投身於一個先進的組織、一種既成的歷史洪流中去。這當然是一種時代立場所賦予的政治優越性，但在某種程度上，在承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戀愛”式小說模式的同時，也爲其帶來了新的變奏。

比起當年對《青春之歌》從特定意識形態上進行批判，今天對這部小說的解讀更爲多元，可以從政治、性別等多個維度上進行闡釋。譬如有看法認爲，林道靜與餘永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盧嘉川（馬克思主義理論導師）、江華（與工農結合的共產黨實幹家）幾位男性的關係，分別對應着她成長的幾個階段，也暗示着知識分子在各種政治力量中何以選擇。從這個角度看，這部小說不僅是一部知識分子成長史，也是一部可視爲典型的社會主義成長史，甚至一部國家寓言。

楊沫晚年創作了《青春之歌》的續篇《芳菲之歌》《英華之歌》，但時過境遷，再也沒有取得像《青春之歌》那樣轟動的效應。1995年，楊沫逝世。《青春之歌》裏的熱血篇章曾激勵了一代人，而它所帶來文本內外的闡釋空間還在進一步擴大，這無疑令它產生了超越單一紅色經典的意義。但正如老鬼對母親的延遲性閱讀，經典的意義，正在於常讀常新。

（原標題： 《青春之歌》未曾落幕的青春篇章）

來源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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