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人物過眼錄》：楊奎松，換個角度看抗日，辛酸而壯烈

所謂“過眼”,絕不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的意思，而是漫談，隨意而談之意。光從這本書的目錄：《王明上臺記》、《牛蘭時間和共產國際在華的祕密組織》、《張學良反蔣問題之探討》很容易讓人誤會這是一本街邊常常能夠買到的，印刷粗劣，作者不詳，譁衆取寵奪人耳目的地攤文學。但這畢竟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學者所著，不同於地攤文學的捕風捉影、漫無邊際，可以說這是一本趣味性極強，學術價值也不低的好書。

作者楊奎松是大學教授，歷史學家，而他描述的某些歷史片段，令人注目，就像下面一段有關抗戰的內容。“短短几個月之後，除了胡宗南進佔延安讓《中央日報》熱鬧了幾天以外。壞消息一度紛至沓來。到五月僅東北國軍之消耗就在四十個營左右，約三四個師，東北的五個軍目前已經只剩下三個軍了；山東的損失更慘，達十九個師之多。戰爭剛剛開始就遭遇如此慘敗，也難怪國內外輿論都不看好國民黨。”

我們都知道，根據一般的初高中教材中描寫解放戰爭的部分，也承認三大戰役前解放軍處於劣勢。同樣還看過玉樹增參照各大野戰軍戰史寫成的《解放戰爭》，裏面的觀點是解放軍直到遼瀋戰役塵埃落定之後，纔在盤面上佔據了明顯的優勢。而楊奎松的觀點很有趣，整本書中涉及到解放戰爭的部分，從側面推測他是認爲自四七年全面開打以來，國民黨在軍事上就一直處於被動。

記得中學教材和抗日戰爭紀錄片在提到淞滬會戰的時候總有一句鏗鏘有力的話：“徹底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估計無數熱血青年在聽到如此狂言時義憤填膺，“靠，太狂了吧，三個月，當我們中國沒人嗎？”但你一定不會想到，這句話在當時居然是中日兩方公認的事實。不但蔣介石提到過，連鄧文怡在前蘇聯也說過，當時中國在世界上孤立，英美態度消極，唯有求援於同樣被世界孤立的前蘇聯。此時距抗戰爆發已不到一年。

關於蔣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棟，觀點兩極分化嚴重，最常見的一種說法是把他寫成只求鞏固自身統治消極抗日的獨裁者。東三省的“不抵抗主義”，塘沽協定、何梅協定。我們似乎可以找到太多的證據去證明蔣只求苟且不敢拼命的嘴臉，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對於一再退讓簽訂不平等條約這一“罪狀',楊奎松以蘇聯十月革命之初面對十四國干涉時與德國簽訂喪權辱國的《佈列斯特和約》做對比，認爲在政權的根本遭到動搖的時候，犧牲部分的領土是可以接受的。

在中原大戰後蔣確立了名義上的統治地位，但是國民政府依然對地方的實力派無可奈何，只要張學良不答應，中央軍就進不了東北，閻錫山不同意，中央軍也進不了山西。最經典的例子是綏遠抗戰在軍事上已經取得主動的情況下，蔣一再督促閻錫山出擊，但閻始終推諉扯皮拒不執行，而蔣毫無辦法。這種狀況直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蔣的民望達到頂點，才真正具備了動員全國的能力。三七年抗戰軍事上失利，可以退守西南，但如果在三一年開戰，退無可退的南京政府將很快覆滅。

在三十年代，每有軍閥想另立門戶割據一方的時候，總要高舉“抗日”大旗。從三三年馮玉祥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三四年十九路軍組織的福建人民政府，三六年的兩廣事變無不打着“請纓抗戰”的旗號。但絕大多數都是爲行爲正當化找的藉口：因爲中央不抗日，我愛國，所以我反了。其實是假抗日，真分裂。這些地方割據勢力讓國民政府疲於應付，加劇了內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