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傅奕所說“項羽妾本”與出土簡帛同類，而“安丘望之本”、“河上丈人本”則是最早在社會上流行的古本，字數多達5722字，全都屬於《老子》“古本系”，最接近原初文本，而且未經後人潤色。收入《道藏》的河上公章句，全書清晰地分爲81章，《道經》在前，《德經》在後，由此文化界常稱《老子》爲《道德經》，後來各家注本大都按照這種分章框架。

一、《老子》傳本字數不同的三系

《老子》是春秋時期老聃所著，《史記》稱其“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二、《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均引西漢揚雄《蜀王本紀》：“老子爲關令尹喜著《道德經》。”所以《老子》稱《道德經》爲時甚早。通行本《老子》將全書分爲上篇《道經》(共37章)和下篇《德經》(共44章)，合爲81章。由於全文僅五千餘字，無論是手抄或解說都比較容易，因而傳世以來版本極多：《漢書·藝文志》登錄解說本4種；印刷術昌明後數量激增，《隋書·經籍志》前代注本有49種；明正統《道藏》所收白文本和注本41種；今人嚴靈峯《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彙刊明代以前注本150種，《續編》則有明代以後的204種。

過去對老子其人其書爭論很多，筆者曾按“主線法”論證其書確爲與孔子同時而年略長的老聃所撰。[1]蔣錫昌舉《說苑》卷十叔向稱“老聃有言曰”，《戰國策》中《魏策》魏武侯和《齊策》顏觸都稱“老子曰”，《太平御覽》卷三百二十二錄《墨子》亦稱“老子曰”，他們所引的話都見於今書，因叔向與孔子同時，其餘各人僅晚孔子1個世紀左右，可見此書早就傳播於世。[2]戰國《韓非子》有《解老》《喻老》兩篇，是對《老子》的早期解說。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葬於公元前168年)出土甲、乙兩種帛書《老子》，是西漢軑侯利倉家所藏抄本；特別是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古墓(葬於公元前300年左右)出土71枚竹簡《老子》，抄錄時代在戰國中期，成爲迄今最老的摘抄本。這些客觀事實，清晰地證實了《老子》撰著和傳播歷程，於是爭論逐漸趨於平息。

明正統《道藏》中宋謝守灝《混元聖紀》、彭耜《道德真經集註·雜說》引《老君實錄》，載有初唐太史令傅奕勘核前代版本的字數情況：“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並諸家之注，多少參差。”

用字數作爲控制標誌來區別版本系統，無疑是一種科學的方式。近年發現的簡帛抄本，與通行本文字對比，往往多出許多“之”、“也”一類的虛字，可見時代最早的古本字數最多。傅奕所說“項羽妾本”與出土簡帛同類，而“安丘望之本”、“河上丈人本”則是最早在社會上流行的古本，字數多達5722字，全都屬於《老子》“古本系”，最接近原初文本，而且未經後人潤色。

《混元聖紀》引西漢劉歆《七略》，言及成帝時劉向校勘《老子》的情況：當時“讎校中老子書二篇，太史書一篇，臣向書二篇；凡中外書五篇一百四十二章。除復重三篇六十二章，定著二篇八十一章。上經第一、三十七章；下經第二、四十四章。”由於古抄本文字錯訛，字數參差，劉向用皇家、史館和自家收藏的文本，整理出一個相對標準的版本來，奠定了通行本的基礎。這就是傅奕所說的“洛陽官本”，字數5635字，比古本要少100字左右，可見劉向做過一定的精簡。魏王弼注本所用底本，應該就是這個本子，但在流傳中後人有些文字上的加工，所以又有5683和5610兩種不同字數。與王本同時流傳的還有“河上公本”，有5590字一種，5355字一種。不過時至今日，王弼本只有5283字，河上公本只有5270字，比字數最少的老本子又少了80到90字。由此可見在版本流傳過程中，文字也在不斷地調整和減少。這統統屬於《老子》的“行本系”，是經過後人潤色的結果。

東漢漢安元年(142年)天師張陵建立原始道教後，張氏祖孫將《老子》奉爲聖經，爲了增加神聖性，試圖把《老子》湊成整整五千個字，於是將許多“之”、“乎”、“兮”、“者”等虛字大量刪削，使之成爲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五千文”。出自對經文的尊重，當時在詞語方面加工修改很少，基本上保存着古本原貌。1900年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發現5萬多卷文書，全是4~11世紀的手抄本，其中就有不少唐人抄寫的《老子》經和注，屬於這種“五千文”。從1907年起，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陸續前來，以“考察”“研究”爲名，將敦煌卷子盜往國外，流失於英、法、日、俄等國。現經中外學者收集、刊印，敦煌遺書內容已基本發佈。唐代不少道觀中還有《老子》全文的碑刻，大都屬於“五千文”，由於文字固定在碑石上，免除了後來傳抄中的誤筆，而且時代較早，校勘價值很高。這些都屬於《老子》的“減字系”，雖然虛字經過大量刪除，但少有詞語上的加工潤色，在一定程度上維持着原始風貌。

古本系、行本系、減字系構成《老子》版本的三系，標誌着文本流傳演變歷程，成爲文獻學研究的極好材料。同時，弄清其中演變的規律，完全可以使《老子》原初文本得到完美的恢復。

二、早期文本的“古本系”

《老子》最古抄本依靠考古發現，因爲古人愛好此書，死後往往把抄本葬入墓中。這種現象屢見不鮮。

郭店出土的竹簡《老子》，由稱“東宮之師”者葬入墓中，用篆文抄錄，但內容並不完整(約佔全書1/3)，亦未按通行本前後章序；整理者按竹簡形制分爲甲、乙、丙三組。甲組竹簡39枚，依次抄有通行本第19、66、46(中段和下段)、30(上段和中段)、15、64(下段)、37、63、2、32章；第25、5(中段)章；第16(上段)章；第64(上段)、56、57章；第55、44、40、9章。乙組竹簡18枚，依次抄有通行本第59、48(上段)、20(上段)、13章；第41章；第52(中段)、45、54章。丙組竹簡14枚，依次抄有通行本第17、18章；第35、31(中段和下段)章；第64(下段)章。其中第64章下段前後重複抄過兩次，文字也略有差別，充分表現出摘抄性質。

馬王堆帛書甲本時代略早，字體近於篆文，書中“邦”字沒有避漢高祖劉邦的諱而改作“國”，推測是秦代或更早時期所抄；乙本爲隸書，所據底本與甲本相同，書中僅避劉邦的諱，而未避漢惠帝劉盈和文帝劉恆的諱，證明抄錄時間處於劉邦在位的7年之中(公元前202~前195年)。帛書內容完整，與通行本81章內容基本相同，僅有3處分章與通行本存在差異(第24章插在21、22章之間；第40章插在41、42章之間；第80和81章放在66、67章之間)；而最大的差別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與通行本正好相反。

南北朝北齊武平五年(574年)項羽妾墓(葬於公元前210年左右)出土《老子》抄本，其時代應與帛書甲本相當。當時由傅奕(555~639年)參考了9家注本進行整理，校訂爲《古本篇》，共5556字，與帛書文字有許多類同之處，但體例按通行本《道經》在《德經》之前。此書現存於正統《道藏》中。

南宋範應元曾獲得某種古本，但背景不詳。他參照傅奕本和先秦兩漢諸家引文，編成《古本集註》一書，共5500字，《道經》仍在《德經》之前，現存於《中華道藏》中。此人生平不可考，因書題爲“前玉隆萬壽宮掌教、南嶽壽寧觀長講”，應是道教人士；稱“果山範應元”，當爲西蜀南充人。這一版本保留了許多古代傳本內容，具有很高的參校價值。

漢成帝時(公元前32~前7年)，成都人嚴君平著《老子指歸》十三卷，錄有劉向以前的經文，故仍屬古本系。此書傳至明代已失其半，藏書家胡震亨所得僅六卷，刻人《祕冊函》叢書；清《四庫全書》將此書納入子部道家中，共有《德經》部分35篇；開頭一篇《說目》，類似全書的“凡例”。此書另一版本《道德真經指歸》收入正統《道藏》中，共有七卷，《德經》部分比較完整。從《說目》可知，《老子指歸》本《德經》在《道經》之前，與帛書類同。全書分爲72章，將通行本第39和40章、第57和58章、第67和68章、第78和79章都合併在一起。《道經》的分合則不得而知。由此可知，早期文本並沒有嚴格的分章格式。有人認爲，從《韓非子》兩篇解說也能看出《德經》在前、《道經》在後是原初文本的體例。

古本系的價值，以下幾個例子足以說明：

通行本第1章“無名天地之始”，馬敘倫發現《史記·日者列傳》引作“無名者，萬物之始也”；王弼本註解說“未形無名之時，則爲萬物之始”；可見原文應該是“無名萬物之始”[3]。蔣錫昌補充第21章王注又有“以無名說萬物始也”；又可見王弼所錄經文正是“萬物”而非“天地”，表明後人把王本的原句作了誤改。現在出土帛書文字正是“無名萬物之始”，證明他們校覈結果實有先見之明。

通行本第5章“多言數窮”，馬敘倫發現《文子·道原》作“多聞數窮”，疑原文是“多聞”而非“多言”；現敦煌殘卷《老子想爾》和遂州龍興觀碑正作“多聞”，而且帛書也是“多聞”。

通行本第6章“用之不勤”，於省吾謂按金文“勤”應作“堇”，[4]而帛書正作“堇”。第9章“金玉滿堂”，馬敘倫根據下文韻腳認爲應作“金玉滿室”；宋陳碧虛所見嚴君平本、王弼本都作“室”，傅奕古本、範應元古本也是“室”；現在帛書爲“金玉盈室”，“滿”是後來避諱所改。

三、經過調整的“行本系”

戰國時有“河上丈人”傳授《老子》。《史記·樂毅列傳》“太史公”結語：“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下文記有“河上丈人·安期生·毛翕公·樂暇公·樂臣公·蓋公·曹參”的傳授系統共7代。如果每代需時15年的話，則從西漢相國曹參(？~前190年)上推，河上丈人應爲公元前4世紀周赧王時人。《隋書·經籍志》言“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

通常認爲，漢代流傳的版本是河上公本。“河上丈人”“河上公”兩者是一人還是兩人，須加考證。據《太平御覽》卷五百十引魏嵇康(223~262年)《高士傳》：“河上公者，不知何國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得而稱焉。安丘先生等從之修其黃老業。”表明河上公也有“丈人”之稱，並有學生“安丘”。同書卷六百六十六引晉葛洪(284~364年)《抱朴子》指出：“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也。修尚黃老，漢成帝重其道德，常宗師之；愈自損退。成帝請之，若值望之章醮，則待事畢然後往。老子章句有安丘之學。”漢成帝公元前32年即位，安丘望之已成一代宗師，起碼有60歲了；因此他大約生於漢武帝晚年。他向河上公學習，應當在20歲以前，大約在漢宣帝時代(前73~前49年)。此人應即《隋書·經籍志》所記“毋丘望之”。《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二引葛洪《神仙傳》：“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漢孝景時，結草菴於河上。”漢景帝(前156~前140年在位)曾請教他《老子》文句問題。如果所記屬實，則河上公教授安丘時已在100歲以上，這在“修道養壽”的道家中並不是不可能。今本《神仙傳》中將景帝記爲文帝，年代又早了20年，恐有竄亂；即使如此，仍在情理之中。但他與戰國晚期的河上丈人，雖同屬黃老派的隱士，顯然不是一個人。收入《道藏》的河上公章句，全書清晰地分爲81章，《道經》在前，《德經》在後，由此文化界常稱《老子》爲《道德經》，後來各家注本大都按照這種分章框架。

近人根據註文來校覈經文，發現翻刻中河上公經文曾被後人做過種種修改，特別是唐玄宗李隆基御注《老子》頒佈印行後，被當作標準版本使用，經文被改恐怕與此有關。魏王弼(226~249年)所撰《老子注》上下卷，流傳最廣，也最知名；雖經文仍爲前《道》後《德》，但81章沒有明顯的分章標題；現在的傳本也是在古本基礎上經後人加工調整過的版本。傅奕校勘河、王傳本，發現同是河或王本，也有字數不同的兩家。嚴可均《鐵橋金石跋》稱：“蓋《道德經》自御注後，頒列學宮，久相傳習。”“雖以河上、王弼二家，校者亦頗改就御注。”四川大學蒙文通教授認爲，唐馬總《意林》與流入日本的《羣書治要》所引錄經文，纔是當初真本；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所釋來覈對經文，發現河、王傳本中不少地方可以復原。[5]

《道藏》中所收除唐玄宗御注本和疏本外，還有陸希聲、李約、強思齊、李榮、杜光庭注本等多種，時代均爲唐代。其後，有校勘價值的注本，則有宋陳景元、彭耜和元吳澄注本等；皆屬“行本系”。這一系統版本的特點是，文字比較可讀，詞句比較整齊，虛字安排適當。比如帛書第2章“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隨，恆也。”行本系調整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帛書第12章“五色使人目盲；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聾。”行本系調整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不過由於認識不同，各家調整的結果也各有歧異，甚至與原文內涵有所背離。例如帛書甲本第13章“故貴爲身於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汝何以寄天下？”行本系調整得五花八門——

《御註疏本》：《杜光庭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者，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李約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以寄天下；故愛以身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

《李榮注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若可託天下。

《李榮義解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

《張君相集解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者，若可寄於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託於天下矣。

《司馬光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矣。

《林希逸本》：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程大昌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以託天下。

《陳景元本》：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白玉蟾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

《呂知常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

《鄧錡本》、《吳澄本》：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危大有本》：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託於天下。

《焦竑本》、《周如砥本》：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釋德清本》：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永樂大典本》：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明太祖注本》：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四、湊整字數的“減字系”

敦煌寫本中，傳爲系師張魯所撰《老子想爾注》卷子即在其中，現僅殘存《道經》部分，而且開頭也有些殘損，1956年由饒宗頤以《箋註》方式在香港出版：“此想爾注本，即所謂系師張魯之五千文本，斷然無疑。”經文中許多“之”、“乎”、“兮”、“者”等虛字做了刪削，但仍保存着古本的風貌。

浙江大學朱大星對敦煌寫本《老子》綜述指出，其中白文本單件53件，綴合後爲35件，可分甲(標明字數)、乙(不標字數)兩種文本。[6]末尾題有“道經卅七章、二千一百八十四字；德經卌章、二千八百一十五字；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全文4999字的原因，是第11章“三十”兩字被寫成了“卅”。

唐代不少道觀中還有《老子》全文的碑刻，大都屬於減字系，與《想爾注》和敦煌寫本一脈相承。現存最早的有景龍二年(708年)易州龍興觀碑，校勘價值很高。嚴可均《鐵橋金石跋》稱：“世間真舊本，必以景龍碑爲最。其異同數百事，文誼簡古，遠勝今本者甚多。”

減字系版本削減虛字有過度的地方。比如通行本第15章“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景龍碑》寫成“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若樸，混若濁，曠若谷。”第35章“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老子想爾》《景龍碑》《遂州碑》《索洞玄本》都寫成“道出言，淡無味。”儘管如此，減字系的“出言”，與行本系的“出口”不同，卻與古本系的帛書“故道之出言也，曰淡呵其無味也”相當一致；而且與傅奕本、範應元古本“道之出言，淡兮其無味”很吻合。

周柱下史老聃所著《老子》，迄今已歷2500年以上。戰國至漢初抄錄的文本，時代最接近原著，有意無意的文字篡改機會較少，因此楚簡、帛書、傅奕本這些早期文本最爲寶貴。不過，西漢及其前的手抄本，抄寫習慣相當不規範，並不特別重視校對，不僅錯字、衍文、漏字常有，而且抄者隨便更改字句，也見慣不驚；至於通假字的應用，更是隨心所欲。因此恢復初文，需要綜合考慮，審慎分析。

文本的句讀，對於理解原初內涵至關重要。例如通行本第1章“常無慾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兩句，河、王傳本皆在“有欲”、“無慾”處斷句，至宋王安石、司馬光作注時，斷句爲“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使哲理上更爲圓滿，因而這一斷句法得到古今許多學者的認可。可是帛書出土後，那兩句卻是“恆無慾也以觀其眇，恆有欲也以觀其所噭”；可見河、王傳本的斷句法仍然正確。“恆”字因避諱改“常”，無關大局；但帛書斷句標誌“也”字卻引起了不少質疑。如陳鼓應引老學家嚴靈峯的言論，認爲帛書“具備了訛字、脫文、衍誤、錯簡之諸種缺點”，雖是最古的版本，卻不是最好的版本。“老子觀物方法以虛靜爲本，常常有欲之人，自難虛靜，何能觀妙、觀徼？”他覺得帛書那個起標點作用的“也”字“應不當有”；於是陳鼓應隨之定“也”字爲衍文。[7]如果說帛書出土以前，易順鼎、高亨、繆爾舒等力主在“有”、“無”處斷句，徐紹楨說“常有欲”決非老子之意，林聿時說若以“常有欲”爲讀，就把此章零割碎刮，弄得根本不通，如此等等論調皆屬各家的見仁見智；那麼在帛書出土以後，硬要壓倒古本來服從自己的見解，便未免帶有“學閥”的味道了。筆者以爲“恆有欲”不但並非“不通”，而且是現實生活中普遍現象，誰能夠經常“無慾”？就拿上述學者研究這些學問時，誰沒有帶着個人追求、慾望？誰不處於“恆有欲”之中？老子本意是有欲無慾都能去“觀”，只是看到的境界不同而已，這在哲理上實屬至善。

《老子》三系，標誌着版本的演變過程，所謂“最佳文本”往往隨編注者的理解，折射出不同的模樣。劉笑敢認爲，每一編校者心目中的“理想文本”並不完全一樣，大都希望校正後文從字順、義理條貫、合轍押韻。這種情況直到當代仍在繼續。但是古本往往不是“通順合理”的，後人加工的“通順合理”版本，往往與古本原貌相去甚遠。[8]這一見解頗爲客觀公允。

註釋：

[1]馮廣宏：《以主線法重論老子時代》，《中華文化論壇》1997年第3期。

[2]蔣錫昌：《老子校詁》，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

[3]馬敘倫：《老子覈詁》，天馬山房叢著本。

[4]於省吾：《老子新證》，北京1940年刊本。

[5]蒙文通：《老子王弼本校記》，《蒙文通全集》，巴蜀書社2002年版。

[6]朱大星：《敦煌本老子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

[7]陳鼓應：《老子註譯及評介》，中華書局1984年版。

[8]劉笑敢：《老子古今·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簡介：馮廣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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