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网：最近一段时间又非常忙，大家也应该能够看到，推文的时间越来越延后，昨天推送的时间已经接近半夜12点。

不过事实上，昨天的推文《想要对接的地区太多，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究竟该先向谁溢出》是个比较大的话题，当时为了能够不占用今天的推送次数，所以踩着点先安排了推送。但是昨天的内容，显然是不完整的。

今天我们补上昨天推文中提出了问题，但是却没来得及很好回答的部分——在先富地寡人少，后富地广人众的背景下，先富究竟应该先带动哪个后富。我个人的观点是，优先带动人口更多的地区。

华夏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攻守交互

先来回顾一段历史大背景。

我曾经提到过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叫做想要弄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根源，土地与祖宗，是大家永远无法绕开的两大核心。

今天我们抽出一点时间，和大家再讨论几句关于中国土地的事儿。事实上很多人认为中国土地的事儿，伴随着土改的完成和新中国的成立，基本上也就尘埃落定了。

这个事儿其实得看怎么说，如果单纯只是说中国的农民土地，或者说耕地，那的确在那个时间伴随着旧的土地拥有者地主阶级的覆灭，多数的中国农民得以过上了耕者有其田的生活。

但事实上，我们的土地问题和制度始终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进程的。你我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学校、企业还是家里，脚下踩的每一寸土地是什么性质，产权归谁，时间多久，价格几何，统统都可以看做是中国土地问题的一部分。

和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我们对土地的态度的变化，只能说关注点从农业用地一步步转移到工业用地，又转移到了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上。那么人心心念念的房子，本质上还是土地问题的一个分支。

这是从中国几千年前开始进入农耕文明后，多少代中国人对于地为国本政策潜移默化的认知。汉族人迁徙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首要做的就是开荒种地。地里有了庄稼，有了菜，能够吃饱穿暖了，才有下一步的建房子，成村落，修祠堂，立规矩等一些列后话。

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的先祖们最大的外患，始终都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随着历史的变迁，虽然先辈们对于他们的称呼时有变化，比如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瓦剌、鞑靼等等，但是他们对于华夏民族的威胁始终都在。

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始终是华夏民族最大的威胁，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骁勇善战，骑兵尤其强大，在军事对战中华夏民族多半处于劣势。但是本质来看，根源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与我们之间的冲突。这和当下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根源，不谋而合。

被华夏民族视为命之所系的土地，在游牧民族眼中意义完全不同。所谓“游牧民族”这个称谓，就是因为他们与“农耕民族”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战争往往是为了扩张土地，而他们的战争更多是掠夺资源。

回过头来看，千百年来华夏政权与游牧政权之间能够保持相对和平友好的阶段，一定是华夏政权处于强势主导地位时。此时无论是通过和亲、结盟还是通商，华夏政权展现出泱泱大国风范，广施天恩，游牧政权轻易不敢南下骚扰侵扰。

而一旦出现游牧政权国力压倒性领先华夏政权时，往往就会出现战火四起，民不聊生的状态。更甚者，直接就是南下中原，取华夏政权而代之。比如众所周知的元朝和清朝的历史。

到了近现代时期，历史事实上依旧如此。在过去两千多年间中国全面领先日本的时期，中日关系始终都很正常，日本以为天朝学生为荣为耀。中间跳过去，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重新回归历史应有地位后，中日关系也日渐正常化。有且只有在日本国力全面领先中国时，两者之间非但不会出现邦交友好，反而会惹下塌天巨祸。

大国为什么不能弱

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儿，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要是强国。否则，就是国将不国。

在当下，“大国”多用于指在国际体系中权利资源地缘具有显著优势的国家，意义已类似于强国。但是在古时候，大国则用以指大的诸侯国，主要意在国土面积之大。

我们现在站在世界的角度，看看从17世界至今，世界上曾经出现过那些尚且可以称为“大国”的政权——

• 17世纪：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殖民帝国、大不列颠王国、法兰西王国、奥斯曼帝国、大明帝国；
• 19世纪初：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兰西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普鲁士王国、奥斯曼帝国、大清帝国；
• 19世纪末：大英帝国、法兰西殖民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
• 列强时期：大英帝国、美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
• 一战后：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美国、意大利王国、日本帝国；
• 二战前：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
• 二战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华民国；
• 21世纪至今：美国、俄罗斯联邦、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欧盟（含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巴西。

大家可以发现，过去几百年间，世界上的大国存在情况主要呈现出两种特征：其一是大国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演进当中，大国可能会因为政治、军事、社会的种种因素，失去大国的身份。

其二是强者恒强的情况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同样表现十分明显，虽然过去数百年间沧海横流，大国小国国运波澜起伏。但是我们发现像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几乎是在数百年间始终位于世界大国行列的。

了解了世界，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我们自己的祖国。从17世纪至今，中国在绝大多数时间同样也都位居世界强国之列，虽然政权也在不断的演进之中。

众所周知，在明清两朝的早期和中期，中国应该说是既大且强的。但是到了两朝的晚期，特别是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历史中，中国是绝对意义上的大而不强。

国家大而不强，换句话说应该是大而羸弱会是什么后果？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就是血与泪的教训。从清末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再到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足以令大家为之警醒。

小国羸弱，情有可原；大国羸弱，情无可原。大而弱者，即怀璧其罪，周边无数虎狼之辈环伺，欲分之裂之，大快朵颐。

古往今来，大而弱永远都比小而弱结局更悲惨。小，可走小而美之路；大，则必走大而强之途。

大而强国可以更冷静客观地看待周遭小国，有张有弛；小而强国，尤其是短期内迅速变强的小国，往往无法对自身的欲望和矛盾进行有效控制，终而成祸。这与世家大族与一朝暴富的个体行为之间，亦有相似之处。

人口大省为什么不能穷

而从大到小，从国家到地区，道理依旧还是相通的。大省如果不强，同样会造成非常多的麻烦和问题。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像西藏、青海、宁夏这样的省份，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长期落后于全国省级行政区的平均水平，但是人们很少讨论以上地区如何落后，当地经济如何振兴？

排除历史、地理等不可抗力先天因素，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这些省份的人口总量，太少了。西藏三百余万人，青海六百余万人，宁夏六百多万人。

而近现代以来，人类验证可行的区域经济发展的通用道路，就是城镇化。而城镇化的必要前提之一，正是足够体量、足够密集的常住人口体量。而在地广人稀的省份，城镇化存在先天不足。再加之复杂而独特的区域文化影响，许多地区居民对于发展现代化经济本身即缺乏主动性与积极性。

这样一来，之于地广人稀的省份而言，如果渴望获得事业和人生上的成功，那么清晰可见的道路就是离开出生地，到已经完成城镇化进程的东部大中城市去拼搏奋斗。而愿意留在这些地区的居民，事实上也是用行动表达了他们认同地区经济水平与生活方式，这亦是人之自由。

而情况反转，为什么以川渝为代表的中国西南版块，经济必须要发展起来。这里说的发展，当然未必是要全面对标东部沿海地区，但是起码要做到小康水平？

因为西南版块的人口太多了，而且密集度同样相当高。四川全省人口超过八千三百万，重庆全市人口超过三千万，贵州全省人口超过三千五百万，云南全省人口超过四千八百万。四省常住人口加起来，达到了两亿左右的水平。面积方面，西南显然也大幅小于西北，人口密度不言自喻。

而截至最新，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中，人口体量能够超过2亿的国家，也不过仅有6个：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

你很难想像，一片总人口达到2亿左右的地区，长期处于贫穷，当地居民就业和收入无法得到保证的后果。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乃至世界性问题。

人多且穷，极易向最糟糕的一个方向演变。因为人是生产力的同时，也是巨大的消费力，大量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源源不断的各类资源供给。过去主要靠农耕自产自足，现在主要靠贸易互通有无。所以人口巨大的地区，是势必要优先保证其就业与生存需求的。地广人稀的地方，还可以视作原生态、世外桃源。反之，显然不成立。

换而言之，不是大省不能穷，而是如果大省和小省同时处于长期穷困，那前者的破坏力要比后者大得多。截至最新，中国人口体量在5000万以上的省份共有10个，依次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江苏、河北、湖南、安徽、湖北、浙江。

这些省份中，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大省我们不说，其他省份经济虽然有各自的短板和问题，但是决然都不能称之为弱省，这点我想大家是可以达成共识的。

昨天我们重点讲到了广西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方案，为什么广西必须要如此“火急火燎”地来做这件事儿呢？因为广西的人口总量仅次于浙江，最新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4900万，距离5000万咫尺之遥（江西的4600余万情况类似）。而我个人认为5000万人口是省级行政区的重要分水岭，超过这个人口体量足可谓“大”。大则必须要强，否则后患无穷。而现在的广西，显然与强省之间距离还很远。

同样从这个思路延伸出去，我们说过去的几十年间，西北版块的经济始终无法与西南版块相比。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西北过于地广人稀。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省份的人口密度情况，决定了它们无法像东中部地区那样通过城镇化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从而获得区域经济质量的本质改变。由此，也决定了当地居民很难在收入上获得过高的增长希望。

在西北版块的逐省中，陕西是唯一常住人口体量超过3000万的省份（2018年为3864.40万）。这为西安有足够资源按照东部发达城市那样通过城镇化完成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

但由于放眼整个西北地区，西安是唯一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城市，没有其他城市能够与西安有效形成更为强劲的城市群。这事实上也影响了在未来的西北地区，不会出现像西南地区这样高度的城市群。

这一点，又与地理上的胡焕庸线形成对应。由于该线的走向是东北、西南向。这也就意味着，近乎一整个西北版块，都地处地广人稀的区域，并不适宜大规模的城镇化拉动区域经济发展。

那么胡焕庸线以东，是否就需要所有省市都必须在未来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呢？自然也不是，如果某一区域人口始终处于流出状态，该地区居民也认同这种不断向外迁徙的生活方式，认同哪里环境更好就到哪里生存。那么对应地区的经济出现停滞甚至衰退，同样不会造成什么问题。无非是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次的情况一样：人走了，把土地重新让给了大自然而已。

而当地既无资源发展经济，人口又不愿意批量外迁，且人口体量长期保持较大规模和不断增长的地区，才是下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重中之重的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