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是愛新覺羅·載濤，字叔源，號野雲，滿洲正黃旗人。作爲幼子，我在父親膝下生活30年，耳聞目睹故人舊事，至今不敢忘卻。

“老載”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權建立後，首任街道派出所所長登門拜訪。他告訴父親：“你雖然是皇族，卻不是頑固守舊的遺老。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黨政權垮臺，在政治上你做到了一塵不染，很不容易。在羣衆中有威望，現在請你出來參加街道工作。”

從此，協助民警查戶口、與鄰居搞衛生、支援抗美援朝活動……都會出現父親的身影。其中令父親津津樂道的一件小事是，人們不再稱呼他“七爺”“貝勒爺”，而改稱“老載”。他覺得很新鮮，好像縮短了自己和人們的距離。

1950年春，父親摯友李濟深來訪，二人深談良久。後來得知，李濟深已向周恩來總理介紹了父親情況，鼓勵父親要爲新中國作出貢獻。不久，父親應邀列席了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會上週總理的一席話令他激動不已：“一屆一次會議沒請您參加，怪我有大漢族主義思想。要不是李濟深提醒，我把您這位滿族人民的代表給忘記了。”總理不但表示了誠摯的歉意，還送給他一本政協一屆一次會議的紀念冊，進而請他發揮自己的才幹，向大會寫提案。

一個祕密

同年夏天，父親提出的《改良軍馬以利軍用》的議案經毛主席、朱總司令批准，並交炮兵司令部落實。

1950年冬，中央軍委爲了滿足抗美援朝志願軍的需要，朱總司令直接下達命令，讓父親和他的戰友們選購兩萬五千匹軍馬轉運朝鮮。父親不辱使命，圓滿地完成任務。

1954年，父親參加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會議期間，彭真市長、劉仁書記與他親切交談。劉仁知道父親是“老北京”，在不經意間問道：“您久居北京，跟您打聽個人，不知道認不認識。”“他叫什麼？”“金溥安。”這一問一答道出了一個祕密。

劉仁告訴父親，這個金溥安在敵僞時期任西陵守備隊隊長，保護皇室墓地。他的部隊雖無重武器，可也是一支武裝力量。經過我地下黨工作，已就起義大事商量妥當，但是事後此人消失了。

父親聽後既驚喜又不無遺憾地告訴市委書記：“金溥安是我的第三子，1944年突患腦溢血病故。”令父親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孩子謝世前投向了人民革命陣營，雖然壯志未酬，但是金溥安的三個女兒先後穿上了軍裝。

貝勒、親王和土司

同年9月，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召開。會場內外，大家特別關注父親和另兩位代表。一位是父親的女婿、蒙族代表達理札雅，一位是達理札雅的女婿、藏族代表班麻旺秀（又名楊復興）。三位代表，三個民族，兩代女婿一起與會。這不就是中國各民族大團結的寫照嗎？達理札雅的女婿楊復興，共產黨員，甘南軍分區副司令員。他出生於世襲土司之家，但是他追求進步，主動廢除沿襲三個朝代、歷時530多年的土司制度，爲解放事業做出重要貢獻。

這兩位女婿進京赴會時，父親不讓他們住大會接待部門已安排好的高檔飯店，非要他們擠住在家裏不可。那低矮的平房、簡陋的設施實在不能接待“高官”。可是這兩位舊時的王爺和土司十分樂意這種安排。父親更是得意地說：“這纔是一家人嘛！”

1957年，父親出任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作爲滿族中德高望重的前輩，遍訪郊區縣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宣講民族政策，檢查有關民族工作情況。所到之處，均受到羣衆歡迎。聽到大家都尊稱他爲“載老”時，他感慨萬千。“七爺”“貝勒爺”“老載”“載老”，這四個稱謂，反映了時代的巨大變化。

1970年9月2日，父親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