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的部落大一统起步，经历商朝的方国大一统、周朝的诸侯大一统，秦始皇横扫六国将大一统推向郡县制的全新形态。经历过战争岁月中坚韧、卓绝的奋斗，开创“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功业后，39岁的秦始皇嬴政似乎放松了心情，开启了五次优哉游哉的天下巡游。

然而在那十一年间的五次长距离、长周期巡游中，秦始皇足迹遍布全国46郡中的38个郡，直线总行程超过20000公里，总共历时超过28个月，相当于他始皇帝生涯五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在出差，强度不可谓不大。

这在两千多年前恶劣的原始路况和出行条件下，绝非是多么令人惬意和舒心的事情。

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因由，让秦始皇嬴政五次去体验原生态的舟车劳顿之苦呢？可能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样一个答案——求仙问药，长生不老。

但事实上，秦始皇巡游是一个严肃的政治新闻，而绝非荒诞的娱乐奇闻。相比于徐福渡海的去向之谜，我们更应该了解秦始皇在巡游中为夯实大一统所做的三大努力。

增加身为大一统皇帝的曝光率，亲自担当大一统的代言人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游至邹县（今山东邹城），“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你看他并不是奔着游山玩水、听歌赏舞去的，而是先跟当地知识分子搞座谈，了解情况、听取建议，然后总结成果到峄山上刻石立碑，名曰《峄山刻石》。

这篇碑文中最核心的段落是这样写的：“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意思是分封制是导致战乱的根源，天下大一统才是灭除灾祸的根本办法。

除《峄山刻石》外，秦始皇在《泰山刻石》中说：“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在《之罘刻石》中说：“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在《东观刻石》中说：“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这些无一不在宣扬他二十六年的奋斗所达成的天下一统，全是为了根除纷争和战祸，使全天下百姓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

所谓“既献泰成，乃降尃惠，亲巡远方”，就是亲身为他开创的天下大一统代言。再一再三再五的到全国各地抛头露面，就是亲自到六国旧地的百姓中去，让人们通过感受他这位始皇帝，来更好地感受大一统的新时代。

这是非常必要的举措，春秋战国的割据局面延续了550年，百姓们祖辈数十代人都生活在诸侯统治之中，对突然出现的皇帝一统天下的郡县制国家，不仅极度缺乏认知，更难以产生认同。

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始皇的巡游相当于超高规格的“帝王宣讲团”，他们到全国各地走走逛逛，讲讲分裂的坏处和统一的好处，引导四方百姓反思过去诸侯征战的动荡之苦，感受当今天下一统的安宁之甜。再通过亲自祭祀各地名山以及虞舜、夏禹等华夏共同的先王，这无疑是增强四方民众对大一统国家认同感的好办法。

宣扬大一统的共同文化习俗，亲自担当文化融合的推动者

在秦朝一统前长达五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处在诸侯割据分裂之中的各个地域，在方方面面也都是割裂的。所以在新的大一统时代，就要想办法让各地域尽快交流融合起来，逐步消除地域间文化习俗等方面的隔阂，将他们捏合为具有共同国家归属感的同胞，这才是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最根本纽带。

这是一项极度重要又极度困难的工作，没有人比秦始皇更够份量来做这件事，所以他在巡游中又自觉担当了大一统国家文化融合的推动者。为此，秦始皇做出的重大决策，就是打通从咸阳通向全国各地的道路交通。

先是修筑驰道，“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又“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史记·蒙恬列传》），是为直道。此外，还有经巴蜀连通云贵地区的五尺道，经陕西武关、河南南阳至湖北江陵的秦楚道，以及经湘、赣连通两广的五岭通道。

这些道路构成了一个相对严密的米字型交通网，使《礼记》所描绘的“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社会有了实现的基础。它们不仅是秦始皇巡游天下的通道，也是天下归一的政令通道，更是大一统文化融合的通道。它们不仅密切了华夏族内部的联系，也推动了华夏族与周边戎族、狄族、夷族的融合，更是随后广大地域上最终形成汉族的重要载体。

为了劝教各地移风易俗，使之遵行全国统一的文化礼法，秦始皇所用的办法同样是刻石立碑。

例如，他在《泰山刻石》中说：“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在《碣石刻石》中说：“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在《会稽刻石》中说：“皆遵度轨，安和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絮，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在《琅琊刻石》中说：“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

以上这些种种话语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随着我大秦法治礼教的实行，民众按照我大一统的法度行事，得以安享太平安居乐业，国家已是一片祥和升平的景象。

巡视西北边塞与东部海疆，亲自担当大一统国家的捍卫者

秦始皇完成大一统之后的五次巡游中，两次到达西北边塞，四次到达东部海疆。公元前 220年，也就是完成大一统的次年，秦始皇巡游陇西（今甘肃临洮）、北地（今甘肃庆阳）等西部边地郡县。时隔五年后，秦始皇又巡视右北平、上谷、雁门、云中等北部边地郡县。

在此期间，秦始皇主要干了三件巩固西北部边防的大事。第一件是命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出击匈奴，攻占阴山。第二件是修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虽有战国时秦、赵、燕的旧长城为基础，但那仍是一项需要决策者莫大魄力的浩大工程。

第三件是修路，一条是从咸阳经云阳通向九原的直道，这条路不仅方便秦始皇的巡游，也是一条快速行军道。一旦北边告急，咸阳的骑兵沿直道进发，三天内就能直抵阴山脚下。另一条是与长城平行的“北边道”，它作为长城防线的辅助道路又是一项“万里工程”，秦始皇巡游北边走的就是这条路。

说到秦始皇巡游东部海疆，可能会让人很自然联想到他求仙问药的荒唐事。但是纵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东巡的4600余字内容中，叙述求仙相关内容的篇幅是700余字，而其中有400多字是在讲方士被杀的事情，直接叙述求仙的只有260余字，篇幅只占整个东巡的二十分之一稍多。

所以，秦始皇求仙这事至少在司马迁看来，不应当是我们关注秦始皇东巡的重点。

那么关注的重点应当是什么呢？《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一句话：“（始皇三十五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这个“秦东门”，大概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岸线官方标志，它无疑也是秦始皇海防意识的标志。

如果说西北的匈奴是大一统帝国实实在在的敌人，那么浩瀚未知的大海便是这个帝国难以捉摸的潜在威胁。除了《史记》所记载的“秦东门”，《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海中去岸百九十步，有秦始皇碑”。《述异记》记载：“秦始皇筑石桥于海上”。所谓“秦始皇碑”、“石桥”同“秦东门”一样，都体现了秦始皇海权意识下对国家海防的重视，他要捍卫大一统国家远离任何威胁。

【篇后语】

写到这里，必定有人会问：既然有如此亲力亲为的秦始皇，可秦朝为什么还是倏忽而亡了呢？

老生常谈的话就不说了，如果把春秋战国的纷争比作大一统的一个重症，那么秦始皇一统六国无疑是大病初愈。凡是病都讲究“三分治七分养”，而相比于“治”，“养”更要靠长期性的慢功夫。秦始皇显然是一个“治病”高手，他把治病的思路用到护理上，以为手到病除之后，不需要长期休养就可以大手笔折腾，那么“病”多半是会复发的。

所以秦朝之亡相当于换掉了嬴家的大夫，大一统随后在刘家大夫的操作下，总体上保持了四百年的健康。打这个比方就一个意思：秦朝之亡只是一个插曲，大一统永远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