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当区民警受训，田原家属神态自若。预审员闫帆得知嫌疑人包括堂弟，他仍然受到王春林的信任。

在整个破案过程中，六号所民警段崇先是个时不时牵涉到的人物。倘若没有这件大案，这位模范民警可能很快会得到提升。凭着他的才干、他的工作态度，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平凡但不简单的成绩是不成问题的。他并不比处于相同位置的许多别的民警差，只是有一名特殊罪犯住在他的辖区。

1月15日傍晚6点35分，当他走到指挥部会议室时，就发现气氛有些异样，这是从几双熟悉的眼睛中透出的不熟悉的目光里感觉到的。 王春林把他、郝所长和预审科的闫帆引到一个前额开阔，两肩微耸、坐在醒目位置的中年人面前，作了介绍，他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省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张昕枫。可惜初次见面是在这种情境下。坐下后，郝所长先将六号地区摸底的情况作了汇报。摸底是从1月30日上午开始布置的，交代了案情和当时掌握的作案人数、案犯特征。派出所9个人全部出动，南山分局的干部30多人也集中在六号所协助工作。张昕枫问：“谁负责28委的摸查？”

段崇先心里一沉，答道：“是我。”

张昕枫锐利的目光便盯住了他：“你摸上可疑人了吗？”

段崇先点头称是，说他提出过5个可疑人，包括一家姓田的三兄弟：田原、田力、田雨，以及吴清明和赵北平。其中赵北平摸查时去了长春，现在已经回来，查否。

张副厅长问：“你认识田原吗？”

段崇先回答：“认识。”

“你看11号尸体的照片上是田原吗？”

“不像。”

“田原有假牙吗？”

“没反映上来。”

“田原的胳膊上刺有龙文身吗？”

“不太掌握。”

“检举中反映田原有假牙，你知道吗？”

“不知道，没接到信息反馈。”

张副厅长拍桌怒道：“你什么都不知道，片警怎么当的？”

段崇先脸上有些变色，嗫嚅着没有说上话来。实际上，段崇先对田家的情况是比较注意的。田原的父亲是南山矿退休工人，叫田玉山，平时很老实，不太出门，也不大过问家里事。母亲杨莲秀，家庭妇女，比较泼辣，在街道上还作了个小组长。段崇先下街道，常到田家坐坐，从杨莲秀那里了解些组里居民的事情。遇到有案子，这位积极的小组长还提供些线索，总之，彼此关系不错。田家4个儿子，长成了4条汉子，最小的田宾也满了二十。4条汉子都没结婚，也都没工作，又都没发财。所以家境不会怎么样。老大田力据说跑到内蒙去了，音讯皆无；老二田原去南韩打工，也走了好几个月；老三田雨、老四田宾在家，田雨初二那天和母亲一道出门串亲戚去了，至今未归。因为田家生活来源不充裕，段崇先常教育几个兄弟遵纪守法，言下之意是告诫他们不要打主意谋取不义之财，几兄弟都点头答应。

其实田家兄弟在当地没有闹过什么大事，1993年，田家开过一个小吃部，很简陋，段崇先还去看过，这小吃部没多长时间就赔黄了。摸查中，段崇先没有放过田氏兄弟。老大去了外地，不能面见本人；老二去了南韩，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案发后虽然还在鹤岗，但初二就离家出走，有让人不放心的地方。所以把三个人都作为疑人提了出来。在碰头会上，大家提出的怀疑对象被一批批筛下去，以便突出重点怀疑对象，当讨论到田家兄弟时，段崇先先始终不肯松口，不肯将他们排除，而又无法证明他们做过什么。

关于相片和假牙，段崇先事后为自己辩护说，“围绕田家在摸底工作的几天中曾去六次，通过看照片、查假牙、查假发、发通告我多次询问田家及左右邻居。同田家相住十七年的赵XX妻子、赵XX的儿子赵XX赵XX（同田家兄弟年龄相近）、田XX等都没反应出田家哥们儿有镶假牙的。”他拿出无名尸面部照片照片给周围群众看，群众中也没有人说像田原的。田原身上有文身，段崇先是不了解的、周围群众却了解。段崇先为自己辩护说，文身特征是后来才提供出的，如果这个特征及早发现，他通过在田家周围的工作是可以调查出来的。

治安民警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重点人口和边缘人口，应该做到“四知”，即知姓名、知绰号、知住址、知体貌特征。从这个硬性要求来看，段崇先还是无法脱去责任。张发火不单单冲着段崇先。在公安看来，派出所的基础工作是整个公安工作的保障。 以往，侦查破案首先要靠派出所平时对情况的掌握，派出所的工作包罗万象，十分繁杂，如果不能很好地摆正这些工作之间的关系，就会失去基层工作的意义。

近几年，有的基层派出所存在着“重率轻效”的问题，只强调民警对管内的人口达到“四知”和“百家熟”，而忽视实际效果，忽视从“四知”和“百家熟”中发现犯罪、打击犯罪，造成有些民警只顾死记硬背，片面追求熟悉率，放松了对重点人口的熟悉，更谈不上对其控制和管理，从中发现犯罪。有的民警为了应付工作，整天拿着户口本去“熟悉”，其它工作不管不问，因为只要熟悉率达标，就可以当先进、晋级。这种情况很难适应当前改革条件下对敌斗争的需要。在侯凯杀人案件中，侯凯作案期间曾三次转换租房，每处住房都是杀人第一现场。

民警不掌握，只是机械地去熟悉那些常住人口，不下居民区了解情况。案件侦破后，上级机关到侯凯租房的派出所管内调查，发现管区内很大一部分群众不认识，也不知道调来工作三年之久的管片民警。这种脱节、不负责任的工作方式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这就是张副厅长后来下决心要狠抓派出所基础工作建设的原因。

当然，在“1.28”案件，片警段崇先的责任是有限的，他毕竟把去南韩打工的田原列入怀疑对象，至于证实他是否真在南韩打工，超出了他的职责。张副厅长问：“田原什么时候去南韩打工？”

段崇先回答：“去年10月份。”

“这段时间你能保证他不在家里吗?”

“能。我曾经多次去过他家，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他家里人、他的对象，还有邻居都说他出国了。”

“他有对象？”

“有。他们家几个兄弟就是他处着女朋友，女的是他表姐，叫刘芳，他家开小吃部的时候她帮过忙。”

“现在田家谁在家？”

“他父亲，还有他弟弟田宾。”

张昕枫眉头紧皱，对着王春林、郝所长和段崇先说:“－－你们去，把田原的情况弄清楚。立刻就去！”

闫自忠请示说：“我是不是也和他们一起去？”

“好。”

六号所离指挥部很近，闫自忠和李洪杰一到那里，就与南山分局的副局长王鸣久、王春林紧急磋商起来。显然不能像摸查动作那样，拿着照片到田家附近到处打听。一旦走漏消息，活着的罪犯肯定潜逃，便不可收拾。邻居们也不会真正了解内幕。唯一的办法是正面接触田原的亲属，从他们嘴里挖出真实情况。研究以后决定将田玉山和田宾都叫到六号所来接受传讯。根据李宝励的揭发，田原肩臂处的文身是邻居朱环青给文上去的，朱环青必须接受传讯。不能排除田宾、朱环青有参与犯罪的可能，因此传讯时要采用必要的防范手段。去的人不能多，应该是熟人，避免引起混乱，使罪犯得到消息。最后决定以管片民警为主实施行动。第一步，由段崇先和闫帆去朱环青家把朱带来；第二步，由段崇先、郝所长和民警张石建把田宾、田父带来。

3个人都被顺利带到了，同时带到的还有在田家住的田原的表姐刘芳，在4间房子里同时展开了对他们的询问。田原的父亲田玉山满脸皱纹，胡碴很长，背有些弯，穿黑色棉袄，袄面上油迹斑斑斑。他从50年代起就在南山矿做掘进工，患有矽肺病，现在靠退休工资为生。这部分退休工资200多元，还要负担其他人的家用。1月28日遭抢的荣工退休金中也有他的一份。询问中他不停地淌清鼻涕。

“你儿子田原现在在哪里？”询问人员问道。

“田原……他去南韩打工了。”

“什么时候走的？”

“去年……去年九、十月份……”

“回来过没有？”

“没有。”

“确实没有回来过吗？”

“没有。”

“你明白吗？在这里必须说实话，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知道什么叫作伪证吗？”

“知道。”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的二儿子田原，在春节前这段时间里，到底在不在鹤岗？回来过没有？”

“没有，一次也没回来过。”

询问时讲究察颜观色，从田玉山脸部呆滞的无变化的表情看，不像在说谎话。但老人显然不是精明人，弄不清他对家里事情知道多少。

“田原有假牙没有？”“……好像没有。”“文身呢？身上有文身没有？”“不太清楚……我没见他文过身。”

王春林把文身照片拿出来，交给他看，问：“这文身是你儿子身上的吗？”

田玉山接住照片、痴痴地望了一阵，揉揉眼睛，又望望，说：“不像，我没见过他有这样的文身。”

对田宾的询问也遇到相同的答复。田宾还很年轻、白净脸、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样子。据段崇先介绍，他平时表现不错，从来没有犯过什么事，也很少和他的几个哥哥一起活动。如果说他是学校的学生，也有人信。

“我二哥真的出国了，”他再三辨白说：“走的那天还在街上吃了饭，家里人除了大哥都去了，喝了不少酒。这事联系了有一个多月，还算快的，我二哥说那边钱好挣。”

近年来东北去韩国打工的人不少，手续上并不繁杂，像田原这样无家无业的主儿，只要寻上门路，拨腿就走不是新鲜事。

“带行李了吗？”

“带了，被窝卷、褥子、脸盆，我三哥帮他打的包，海波送他去车站，晚上7点多的车。”

“海波是谁？”

“我二哥的朋友，孙海波，去南韩的事是他给联系的。”

“走了以后来过信没有？”

“没有，他从来不写信。”

“电话呢？”

“我们家没电话。”

对刘芳的询问情况也相似，刘芳是个小巧玲珑的姑娘，与田家姨表亲，小吃店关张后一直没走。她眼神中带着警觉，但又十分乐意探听一点田原的消息，有时欲言又止。给人的印象是，她对田原一往情深。田宾和田玉山都提到，送别田原那天晚上，刘芳哭了两次，问她本人，她也承认，说田原出国打工是临走前三天才告诉她的，她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没给你捎信回来吗？”

“没有。”刘芳摇头，神态有些凄婉，脸也背过去，发梢垂下来遮住了半个面孔，“他走的时候说了，不写信，挣够钱就回来……”

有些东西表演是表演不出来的，参加询问的人后来都相信，1995年10月16日是田原离家出走的日子，被褥是刘芳拆洗的，那时距“1.28”大案发生还有3个多月。

以后对邻居们的调查，也证明田家在去年10月份的确聚会送别田原，田原走后无人看见过他归来。但是，在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和陈明利害关系后， 田宾首先承认了田原上齿有假牙。“我们哥几个都有有假牙，”他舔舔嘴唇，“都是右上边第三颗门牙，这颗牙生来就没有。”

“文身呢？”

田宾呆呆地看着照片，似乎对他二哥作了最后的辨认和告别。说：“从假牙和文身看，这是我二哥田原。” 至于和田原经常接触的人，他提供有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乔复山、余林栋等四名字。朱环青坚决否认他曾给田原文身，并亮出臂上的一条青龙－－这是一条真正的龙，龙头龙身。至于田原身上的图纸，他讲听说是田原自己刺上的：先请人画在纸上，然后把纸贴在臂上刺就。这一点田宾也有印象。 关于田雨的去向，田宾说不清楚。田家的人向来各自行动，说走就走，说回说回，旁人不大过问。但田玉山后来说田雨跟他母亲去哈尔滨找工作。

随即对田家进行了彻底的搜查，没有搜出任何可疑的物品。田家虽称不上家徒四壁，也简陋得可以，唯有刘芳居住的一小块天地干净一些。刘芳已与田原同居，她肯跟了田原，也算田原的福气。换个角度看，田原不可能不想办法去弄钱。

晚8点20分，指挥部的会议上，何局长宣布“1.28”大案的一名案犯已被确定身份。这是一个突破性进展，随之而来的，就是确定其他三名活着的案犯的身份。根据搜集到的情况，与田原走得较近的人有10几个，在这10几人里，可能有3人参与了南山矿大劫案。所有列为嫌疑对象的人，只要还在鹤岗，地址明确，都派人去秘密监视起来，所在管片的民警和相关人员被招到指挥部待命。

首先提出的嫌疑人是乔复山，绰号“二棱子”，28岁，男性，身高1.74米，身体略胖，白脸，方颚，大眼睛，下兜齿，住站前五号楼。此人1月25日至2月10日在鹤岗，26日晚10时在北大岭孟祥子家曾被人看到，开一辆蓝色213车，车号01776，前机盖子被撞坏。车内坐一女人，左眉部被划了一个小口。2月11日晚，乔复山乘308次列车去哈尔滨联系买卖，据说是做油毡纸生意。目前已到北京，住华北大酒店。

乔复山有钱，靠“刀枪炮”起家，现在仍是“刀枪炮”首领，有自己的一块地盘，手下有一伙打架不要命的弟兄。他发动过数次“黑吃黑”的火并，逐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来钱也容易，雇人开着卡车到小煤窑去，开到煤堆跟前，说声：“装煤！”就有人帮他把煤装好，拉走卖钱，无人敢管。钱攒多了，敲诈勒索的事就干得少了，把钱用去投资做生意，是当地不少人称羡的发财方式。“1.28”案中，有人举报揭发他的劣迹，因为与大案无关，人又不在本地，暂时没管他。

田原接触过的另一个团伙首领叫余林栋，绰号“黑子”，27岁，男性，身高1.78米，肤色较黑，圆脸，身体壮实，臂力过人，曾长期习武，当过田原的武功师傅。两次因流氓、斗殴判短期监禁。手下有五六个人，专门“吃地盘”，在他的地盘范围内，负责保护商家店铺的“安全”，走到哪里，坐下吃好的喝好的，临走揣上一份孝敬，伺候不好他，难免闹得天翻地覆，得不偿失，所以店家都只当多一个收税的，散财消灾。

1月28日当晚据说他在一个同伙家聚会，证明人都是他的同伙。这伙人手里有枪是不必怀疑的，也有人会开车。田原参加过两伙人的活动，但次数很少，有一次跟着余林栋一伙提着铁棍拦路抢劫，被带到派出所。前脚刚进去，后脚他当居民小组长的母亲就赶到了，在派出所里大闹一场，闹得民警不亦乐乎，只好把她儿子放了。据段崇先说，田原近两年里与“刀枪炮”团伙接触少多了，经济情况上也能看出来，他从团伙活动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田原待人很客气，懂礼貌，这一点给民警的印象也不错，民警从未把他看作“刀枪炮”团伙的正式成员。

田原的朋友还有孙海波，一个普通人物。男性，27至28岁，圆脸，身高1.75米左右，无业，摆摊卖过布匹。据说人很文雅，善书法，此处民警便谈不出更多的情况。或者说，他从来没纳入过警方的视线。在鹤岗数十万人口中，甚至在年轻人中，他都只算个平均数。如果警察把这类人的一举一动也看在眼里的话，那么警力必须增加20倍以上。孙海波被牵连进来主要是由于他去田家的次数比别人多，而且，他是田原去南韩打工的介绍人，田原去车站只有他去送行。田原去南韩的事现在还是个谜。 假设把孙海波视为犯罪团伙成员，那么这个团伙还差两个人，没有人看到过田原、孙海波和别人经常相处。孙海波原住南山矿一号楼，结婚后住砂轮厂附近。

既认识田原，又认识孙海波的有闫文宇，男性，身高1.67至1.68米，瓜子脸，白嫩皮肤，眉清目秀，平时言语不多，表现平常。值得注意的是，他原在案发现场南山矿北楼三楼水电科工作，负责收水电费，1994年底辞职。家里是干部。

把田原、孙海波、闫文宇3人看成一个团伙，勉强说得过去。那样还需要加上一个人，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可以算作一个。

孙海滔24岁，1.80米身高，人称“滔子”，和他哥哥一起做过短期摩托车倒手买卖，两人比较亲近。当然，把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划进来，田原的弟弟田雨也值得考虑。田雨在初二那天与其母出走，其母在哈尔滨一户人家作保姆，他也跟去哈尔滨，说是到省城谋个事情。走的时间有点蹊跷。能够考虑的重点对象就是这些，总的看来，田原的接触关系不算复杂。三伙人，其中两伙是“刀枪炮”，具备作案的车、枪等条件，也具备作大案的心黑手狠，体貌特征上则不尽适合。另一伙人没有发现有劣迹，但仔细研究，体貌特征上更相似一些。 会议进行到半夜11点多钟时，会场上又有激烈的争议。一派人认为孙海波嫌疑最为重大。孙本人在外貌上与匪徒中戴警帽的一个相似，并且，他也应该最了解田原最后的行踪。 另一派人认为，孙海波介绍田原去南韩，所隔时日已远，田原完全可能在南韩干不下去又返回鹤岗，参与了犯罪行动。孙海波等人从气质上不像作大案的人，况且以前连小案子都没作过，缺乏经验，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大。简直说，他们是否摸过枪都值得怀疑。此案理解像是“二棱子”或“黑子”一伙子干的，起码从作战经验上看像。

前一派反驳说，孙海波等人未必没作过案、没使过枪，倘若高成国、小金鹤两案是他们干的，那么他们在心理上、物质上都有了一定准备。他们不见得是没有前科的人，而可能是隐藏较深，从未暴露的人。 后一派意见也反驳说，高成国、小金鹤两案同样可能是“二棱子”等人干的，乔复山已经跑去北京，很难说不是为了逃避打击。孙匡男发言时，会场上安静下来。在公安大学读书时，孙匡男就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毕业前一直是全校的学生主席。凭着他敏捷的思维、熟练的组织能力以及标准的仪表，同学们都预言他前途无可限量，但他从来收敛放达，不为已甚，至今不过做到处长，而且已经觉得够了。在他看来，能做好这个处长实非易事，尤其在需要对棘手的案情明确表态的时候。而现在就是这种时候。

“根据大家凑的情况，我更倾向于－－”他顿了顿，“孙海波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我认为，田原去南韩打工这件事，是‘1.28’大案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早在几个月前，这伙人就已经把全案的过程筹划好了。”“为什么一具尸体丢在这里，我们查了那么多天，查不出尸源呢？这个人就住在鹤岗，是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我们查得再粗，也应该得到线索。管片民警再失职，也不至于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出来。可是就是没有查出来。为什么呢？就因为罪犯事先已经摸清了我们产工作方式，知道案子一发生，大规模的排查就会开始。怎么排查？排查每个对象有没有作案时间、作案条件。田原恐怕根本没有去南韩，去南韩打工只是一个幌子，一个预谋，使我们在摸查中放过目标。他可能只是在本地潜伏起来。只有孙海波一个人送他去车站，只有孙海波一个人知道他到底上没上火车。我相信他家里人，包括他父亲、他母亲、他兄弟、他女朋友都蒙在鼓里，不然怎么可能在摸查时个个若无其事，个个想不到是家里人出了事？潜伏了多长时间呢？3个月。3个月才突然出动实施攻击，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不妨说，策划者应该有点雄才大略，有高智商、思维周密。‘二棱子’、‘黑子’一伙人是不行的。凡明面上的‘刀枪炮’，大都是莽撞之徒，最起码不善于隐蔽自己，不然怎么会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呢？他们是另一路子，他们就干脆在明面上，干点小打小闹的事，策划大案，对他们自己未必有利，起码危险性太大。”

“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孙海波这些人就是罪犯，甚至是一点证据没有。可是我想强调一点，就像张厅长说的那样，现在犯罪是在升级，罪犯的素质也在升级。过去作案的大都是最没有耐心守法，最容易冲动的那一部分人。现在不同了，现在有一部分表面上守法，心底里准备以身试法的人开始行动了。他们比较有头脑，善于权衡利弊得失，不愿意为了眼前利益丧失长远利益，所以能够忍受表面的服从。他们在我们看来也许还算是一类人口，但心里想发财的欲望决不见得比明里的强盗差些。他们自尊心强，要面子，欲望也更强，他们一旦觉得从正路上发不了财，把目光转向犯罪，作的案子就不是一般的案子。现在通过经济犯罪发大财的，哪个是低智商。”

“刑事犯罪上也是一样。我们不要看‘1.28’明火执仗地抢、真刀真枪地干，他们这里每一枪都放得有章法，来来去去都有策略，从这里面闻得出文化水平。要是叫在‘二棱子’和孙海波两种人里选择，我想只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的思想观念一定转变，适应新的形势。”

房间里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宁静，闫自忠频频点头。接着，从主席的位置发出几记掌声，张昕枫微微颔首，清楚地说道：“我同意。并且还要补充一点：”“不要忘了，经济状况也是我们分析此案的一个出发点。”“还记得田原的那条黄秋裤吗？我注意到，李宝励提供情况说，四五年前他就看到田原穿那条秋裤。田原的弟弟田宾说，田原去南韩把这条秋裤打在了行李里。现在在现场上，无名尸身上穿的还是这条秋裤。从搜查田家的情况看，田原的确比较穷，秋裤证明他的经济情况一直没有大的转变。‘二棱子’、‘黑子’两伙人都不缺钱花。”

“1月17日，他们曾经有过一次行动，目标也是南山矿。由于司机逃脱，没有得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司机报案之后，铁东派出所不是掉以轻心，大事化小，而是认真对待，认真上报，在‘1.28’案发后及时提出并案，那么罪犯危险不危险呢？我看是有些危险的，可能会寻迹找到他们的聚集地。凭他们的脑子，17日暴露了一下后，28日再次出动，人数、手法都一样，不会不有所担心。可是他们仍然铤而走险、不肯暂时避避风头，这说明什么呢？证明28日这天的机会对他们策划已久的计划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半年才发一次工资嘛。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急于弄到这笔钱的心情是如何迫切，迫切到要冒更大的风险，就仿佛抢不到这笔钱过不了这个年。这种心情我看不像是‘二棱子’、‘黑子’这些人的。田原、孙海波、闫文宇这几个人都没有工作，平时不搞敲诈勒索，也不做买卖，生活来源是什么呢？我看他们倒象是职业犯罪，长期准备，以求一逞。”

“我刚刚得到情报，据了解，闫文宇学过车，会开车。这样，几个人在相貌上，技术上就大体与条件能对上了。更重要的是，孙海波是田原所谓去南韩的联系人，田原即使是从南韩返回，也不大可能不与孙海波联系。孙海波至少要对田原的行踪负责。所以我同意尽快对孙海波等人采取行动。不能晚。‘二棱子’、“黑子”两伙人也要监控起来，先不抓。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不能完全排除这两伙人作案的可能。”

实际上，张副厅长已经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会场上再没有异议。确定立即抓捕的人员是：孙海波、孙海滔、闫文宇，张昕枫问：“这三个人都在家吗？”

闫自忠回答：“已经掌握了，都在家。”

王春林请示说：“闫帆和谢逢林也来了，您要不要见见他们？”

张昕枫点点头，说：“叫他们来吧。”

南山分局有个民警，恰好是闫文宇的堂哥，这就是闫帆。田原的身份一经确定，牵连到孙海波和闫文宇，王春林就把闫帆的情况向张副局长作了汇报。张昕枫当时中：“这个同志怎么样？”

王春林斩钉截铁地回答：“表现一贯不错，我认为是可靠的。”

张昕枫盯住王春林看了片刻，说：“那好，你找他谈谈，了解些情况。”

闫帆是王春林手下的预审员，30岁，瘦高个，平眉，窄脸。工作上素来积极肯干，与王春林的关系处得也很好。王春林脑子里转过，这件事不能避开他，否则反而是对不他负责任。王春林打电话把闫帆找来，问他是否认识田原，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坦率地告诉他，现在已经初步确定，无名尸就是田原，田原的同伙可能有孙海波，问他除了孙以外还可能有谁。 闫帆当时吃了一惊，立刻想到闫文宇，那种复杂心情绝非普通警察能够体验。但他终于还是说，如果有孙海波那就有闫文宇。孙海波和闫文宇住邻居，他们的关系闫帆是了解的。在摸查中，闫帆也下到六号所，负责在发现假发的27委一带摸底，熬得眼睛都红了，却没想到凶手可能是自己的亲叔伯兄弟。

“还可以找一下谢逢林，”他说，“谢逢林也知道他们的来往。”

谢逢林是大陆派出所所长，和孙、闫两人住紧邻，他提出谢所长，也是为了表示公正。本来以为王春林副局长会讲上几句，要他经受住考验、千万不能走漏风声等等。可是王春林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他，作好准备，参加传讯的行动。蓦地，他觉得他永远佩服王春林。

晚上8点多钟，他奉命去闫文宇家，观察闫文宇的动静。快到门口时，正遇上闫文宇媳妇甄玲出来，两人打了招呼。他问闫文宇在家没有，甄玲说在家，叫他进去坐，自己去趟小卖部就回来。闫帆说不进去了，只是路过，还有要紧事办。甄玲知道他们正忙，也就没再邀请。回到六号所，向王春林汇报了情况，王春林点点头，就要他去休息，说指挥部可能还要找他去了解情况，让他先抓紧时间睡一会儿，闫帆躲进一间屋里，腿立刻就软了，坐在床上，愣了半天神儿。

他明白堂兄弟这回是犯了枪毙的事，谁也救不了他。哪怕跑到天边上，也还是要抓回来。只存有一点侥幸，就是审讯下来证明不是他干的。但万一是他干的，他就只能承担罪责。去堂弟家的路上，他反问过自己：希望他在家吗？还是希望他已经跑掉？最后觉得还是希望他在家。既然谁也不能挽救他，跑掉了对大家都不好，对他自己也不是出路。也许是当警察的时间长了，审讯人审多了，对于杀人抵命的事已经看得习以为常，他比别人更能接受这种因果报应的事实，也明白自己处在执法的位置上态度来不得半点含糊。但他还是有些想不通，为什么堂弟偏要走这条路。谢逢林来了以后，听了情况介绍，琢磨了一阵儿，说：“背不住是他们干的，这两个人心都太重，都想干大事。可是表面上确实看不出来……”

现在，两个人都站在了张副厅长面前。张昕枫着急看了看闫帆，把手中的铅笔放下，问：“如果确实是孙海波，闫文宇作案，你有什么想法？”

闫帆尽量平静地答道：“杀了这么多人，他们没话可说。”

张昕枫赞赏地点点头：“你说得对。－－闫文宇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过去是南山矿的总务科长。”

“母亲呢？”

“药剂师，在矿医院工作。”

“家庭经济情况怎么样？”

“他父母家经济情况还可以，他自己不行。原来在矿上干，每月200多块钱吧。爱人在机电厂工作，每月不超过200块钱。”

“父母家支援一点吗？”

“结婚后他们就单过了，他这人面子重，从来不向家里要钱。”

“他什么时间辞职？”

“去年12月份吧，听说要去南方经商，好像出去过一次，详细情况不大清楚，我们平时走动不多。”

张副厅长转向谢逢林：“你对孙海波什么印象？”

谢逢林犹豫了一下，说：“实话实说，我对孙海波不反感。他人很稳重，很孝顺，为人也比较仁义。犯罪的事另说。就平时表现来看，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在家里他是老大，什么事都是他撑着，老人病了，要拉煤了，盖个厨房什么的，主要靠他。他也吃苦。字写得好，爱看书，说话能说出道道来，对人也较和气－－我是有什么说什么……”

张昕枫微笑着鼓励：“说吧，继续说，我爱听实话。”

谢逢林个子不高，身子也挺瘦，但是个爽快人，说话没遮挡。见张副厅长肚量大，又添了几句：“我们住邻居，有些事我知道。孙海波这人和大家处得不错，别人有什么事，他能帮得上忙的就帮，不惜力。比如说帮人挑水；也帮我们家挑过水，还爱摆弄个机械、电器什么的。他和闫文宇两人关系是好，尤其是前一段，见过他们串门儿，田原也来过。要说作案，田原那小子肯定干得出来，我不知道海波和闫文宇怎么能和田原走得那么近……他们两个都是有主意的，真要想作案，简单不了，人不能光看外表，不能光看人缘好不好。好人作不作案？好人也一样可能作案，这两个人我看也还是都缺钱，起码想挣大钱。简单说吧，是他们干的，我也信。”

张昕枫问：“抓捕的时候，由你去敲门，他们会不会怀疑？”

“不会。我去行。”

“那好。”

接下来便是研究抓捕的方案，主要是什么时候动手。有主张立即行动的，有主张拖到三四点钟的。 关键是很可能要发生一场激战。对方有作战经验，又处在高度警觉中，犯的是死罪，必然不存侥幸心理。公安人员登堂入室需要一段时间，罪犯稍有反应，就会拔枪射击。到那时候，敦促对方投降是不太现实的，结束战斗只能到最后击毙对方，这期间发生的伤亡、误伤都应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何局长提出，清晨6时30分左右比较合适。这个时间里，一夜过去，犯罪分子比较容易麻痹；天色已亮，许多人家开了街门，开始有人走动，又还都没有离家，行动起来不大显眼。张副厅长批准了这个方案。此时，天黑得正沉，外面寒风呼啸，声势浩大，仿佛有千军万马正向这个城市发动攻击。这样的夜晚，人们本来应该在家里熟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