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语录的最初字体

说起“语录”,始作俑者当属《解放军报》1961年5月起刊登的“毛主席语录”。其实当时军报上的语录并无一定的字体规则,往往是语录正文用楷体,出处用黑体,但也可以见到为数不少的宋体、仿宋体、黑体语录。这种情况原本正常,黑体字只是字体序列中的普通一种,在正文大多以宋体排印的情况下,编辑为了突出部分内容,可以选用黑体,也可以选用其他字体。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各大报刊首选的用以突出引文、语录等内容的字体是楷体。例如《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报道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时写道:“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看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前该报的一些社论全文排楷体字,“在当时是重视的标志”。

而且,此时“有幸”改换字体的也不仅是领袖语录。例如《人民日报》在有删节地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将“大家认识到”“值得注意的是”等相关内容都排成了楷体。各种人物的讲话、心理活动,甚至只要是编辑认定的重要语句,都可以换个字体突出一下——《人民日报》在报道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步行进京串联时,就将其认为比较重要的内容变成了楷体:“八月二十五日清晨,十五名革命小将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不怕风、不怕雨,不乘车、不坐船,逢山过山,遇水涉水,用自己的双脚迈过了辽宁、河北两省的二十一个县市和一个农垦区,在广阔的天地里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受到了一次严峻的革命意志的锻炼。”文中红卫兵“宣誓”的话也用楷体编排。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底。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0日第二版

转折点出现在1967年1月1日,这一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刊登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者虽然选用了不同的字体来排正文(《人民日报》用楷体,《红旗》杂志用宋体),但在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时,都用了黑体字。例如,社论中提到:“毛主席告诉我们:‘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同一天的《解放军报》也刊登了一篇社论,即《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 使我军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其中同样出现了黑体字语录。

此后,黑体字语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两报一刊”上。1967年1月,“两报一刊”发表或转载的社论、评论员文章等“重头文章”中的毛泽东语录,已经几乎全部用黑体字排印,甚至在转载《光明日报》《文汇报》等的社论时,即使原文没有黑体字(一般是全文楷体),也要将其中的语录部分变成黑体。例如,1月5日《文汇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相关语录和“万岁”口号用的是楷体,但到了《人民日报》上,就全部变成了黑体。不过,一段时间里,各大报刊“普通文章”里的语录,还或多或少地沿用1966年的习惯,只是换个字体,而不拘泥于黑体。

黑体字语录大行其道

《解放军报》大约从1967年1月5日起,《人民日报》从1月24日起,《红旗》杂志从第2期起,凡出现毛泽东语录必用黑体字,各种文体均被裹挟其中。例如:

“据报道,哥伦比亚一些地区的游击队近年来注意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他们特别重视毛主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军事著作,注意和运用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战略战术思想。”这是消息。

“‘抓革命,促生产’号角嘹亮,/毛主席的指示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上;/……”这是诗歌。

还有“文革”时期很流行的曲艺形式——对口词:“甲: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乙:传来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合: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

甚至在《解放军报》的“战士家信”专栏中,也能看到黑体字语录的身影:“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教导:‘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

(见1967年2月21日、3月16日、3月29日《解放军报》)

黑体字最初还可以用来突出语录以外的重要内容,例如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上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引用“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固然要用黑体,提及所谓“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时也可以用:“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来,黑体字语录逐步为毛泽东所专用,甚至可以不加引号。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写道:“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句不知是否原样照录的话竟由此成为一条“毛主席语录”,多次出现在各大报纸的报眼位置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以《红旗》为依据,将这段话归入毛泽东的名下。

马、恩、列、斯虽然也在“领袖”之列,但此时引用他们语录的文章其实不多。林彪早在1959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就宣称:马克思、列宁著作很多,是低级的,而毛泽东著作是高级的,学毛著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可以“一本万利”。在这种政治导向面前,马克思、列宁也只有退避三舍了。《解放军报通讯》1970年第6期刊载的《关于如何准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几点意见》指出:由于毛泽东语录是排黑体字的,所以可以不加“毛主席教导我们”之类的话,“但引用马、恩、列、斯的语录,一定要加上‘马克思说’或‘恩格斯说’……以免与前后都不加‘毛主席教导’等字样的毛主席语录相混同”。就这样,黑体字几乎成了“最高指示”的代名词。

语录前可以不加“毛主席教导我们”之类的话,但问题是,如果加了,这几个字是否也要用黑体呢?这个细节问题又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1967年初的“两报一刊”上,将“毛主席教导我们”等字排成黑体的做法十分常见,只有引号内的内容才用黑体字的事例也不在少数,似乎无论朝哪个方向来统一规范都不算难事。可若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句式略作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全部用黑体的方式有可能显得凌乱。因为有时,这些文字着实占据不少篇幅,例如“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高度赞扬农民运动的兴起”,抑或“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时,这些文字的语法结构“变化多端”,例如“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又如“毛主席历来重视建设好连队,强调‘军队的基础在士兵’”。(见1967年1月20日《文汇报》,2月26日《人民日报》,1月1日、14日《解放军报》)于是,1967年五六月间,《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开始逐步为这类文字“去黑”,黑体字语录也变得更加“规范”了。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6周年的社论,只用黑体突出语录引文,这种排印方式从此占据主流。《解放军报》稍晚一些,但也从7月下旬跟进,将黑体字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引号之内。

《人民日报》1967年1月24日第一版

“毛主席教导我们”之类的文字虽然不用黑体了,却仍是与伟大领袖相关的“严肃的政治问题”,也要受到严格限制。“文革”期间若干关于新闻写作的书籍都收录了一份题为《关于如何准确地引用毛主席语录的几点意见》的文件,对何时使用“教导”,何时使用“指出”,何时使用“号召”,何时使用“宣告”等都做了规定。仅举一例,《意见》指出:“凡引用毛主席关于揭露性的语录,前后不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等字样,而应用‘毛主席指出’等字样为宜。例如:毛主席英明指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连限制词都有如此多的清规戒律,黑体字语录的排印模式自然更加不容更改。

《人民日报》有关全国科学大会的报道

黑体字语录的“尴尬事儿”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文章中的语录数量令人咋舌。早在“文革”开始前,1965年12月26日,林彪就在《对修改〈解放军报〉1966年元旦社论的指示》中提出:“元旦社论《解放军报》主要是引证主席的话。主席的话一句顶我们讲一万句,要多收集多引用”,“今后各总部写文件发指示,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文革”初期的《解放军报》可谓风光无限,在其引领下,各大报刊的文章,无论是评论还是新闻,通常只有一种写法,即毛泽东语录加例子。“文革”后期“四人帮”控制的几个写作班子(如梁效、罗思鼎、唐晓文、初澜等),都有专人查对语录,制作语录卡片,以备在写作过程中随时摘引。一时间,文章重要与否,论述合理与否,似乎都取决于黑体字的多少,真可谓千文一面,万人噤声。

当年曾一度控制全国舆论的“梁效”写作组,就发生过一件与黑体字有关的趣事。据说他们1976年批判“三株大毒草”时,将“大毒草”中一些未加引号、因而也未排成黑体字的毛泽东的话一股脑儿地纳入批判范围。一经指出,自然是狼狈不堪。当然,他们又总是有理的,错的仍然是编写“大毒草”的人,因为不加引号,不排黑体,本身就是“死不改悔”的被批判者“搞阴谋诡计”的证据。这个“故事”见于杂文作家牧惠的笔下,他就此写道:“他们(指梁效)的马列主义水平,仅仅在于认识一个引号和辨别一种字体。黑体字竟有这样一种重要的用途,倒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料想不到的。”

“文革”时期,牧惠在《红旗》杂志社工作(后下放干校),他描绘了编辑面对黑体字语录的心态:“当编辑的,同样存在一个‘感情问题’,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最最敏锐的领域里获罪,于是,宁可删去那本来不多的作者的几段话,也不敢删掉哪怕一条与说明的问题其实无关的语录,那时又正好时兴凡经典作家的语录都排成黑体字,那结果,就是版面上黑压压的一大片。样子是颇为壮观的。”前文提过的李庄后来回忆道:“1970年我在《人民日报》干校‘学习’,看到一篇社论引用毛泽东语录达全文三分之一,黑压压一大片。我犯了职业病,脱口而出:‘这样的文章,以前没有见过。’”牧惠则形象地写道:“想当年,语录就是文章的年头,整篇大批判文章,几乎全是黑体字。可以说,这类文章,使劲地抖一抖,剩下的就只有标点。”

黑体字语录闹出的“笑话”着实不少。作家邵燕祥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提到,“文革”期间,他有一次见到孤零零的一句黑体字,不知是什么警句,仔细端详,竟是“该轮到我们捞一把了”,不禁瞠目结舌良久。这原是列宁文中的一句引语,是列宁引述的被批判对象的话,却被误认为革命导师的教诲。

革命导师著书立说,写到逸兴遄飞之处,不免各种符号齐用,加之拉丁文字有大写与小写、手写体与印刷体之别,待到付梓时,便需用各种字体、符号加以区别。以情况比较复杂的《列宁全集》为例,列宁在手稿中为了强调某句话或某个词,常常在其下画一条线,有时两条线,表示特别着重时甚至有画三条、四条线的,有时把一些词写成印刷体,还有整段整段画线或用印刷体写的。俄文版《列宁全集》在排版时,将画一条线的地方排成斜体字,两条线处排成斜体并加大字母间距,印刷体则排成黑体字。等到翻译成中文版,也相应地用上了仿宋体、着重号和黑体。其中俄文版用黑体处,中文版也用黑体;俄文版黑体并加大字母间距的,中文版就用黑体加着重号……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虽然常有黑体字出现,却只是一种排版手段,使用黑体字的地方只是作者提醒读者多加留意的内容,非但未见得是对理论要义的重要阐释,反而可能是论敌最荒谬的观点。诗人流沙河等写过一本似假还真的笑话集,其中一则即为:

“史无前例”时期,最高指示多变,某年忽然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某学习班一学员学习恩格斯著《反杜林论》,弄不清书中何为恩格斯指示,何为杜林言论,于是前去请教支左军代表。那时的军代表明白一切,所以从容答道:“黑体字就是恩格斯的指示。”……该学员遵照此法,抄得所谓恩格斯语录半本,而不知其全是杜林言论。

邓小平指示取消黑体字语录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大报刊上的黑体字语录从出现到形成一定之规,并没有统一的“时间表”。可见这一“规矩”更多的是自发形成,而非命令一致。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最高指示”干涉的字体选用问题,竟然逐步僵化到只有通过邓小平的干预才能取消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把报纸上语录的黑体字改成普通字体,人民日报社迭次上交请示报告,但均未获准。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并讲话,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等领袖语录。会间休息时,邓小平对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报告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语录,在报纸上发表时不要再用黑体字。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随即请示方毅:其他文章中的语录是否也照此办理?方毅说:此事由新华社报告中宣部再请示邓副主席后执行。19日,在新华社总编室就这一问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写的报告上,邓小平批示:“我赞成。”

黑体字语录的出现和普及历经数月,贯彻邓小平不再使用黑体字的指示却只用了短短的几天。3月21日的《人民日报》尚有黑体字语录存在,22日全文刊登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时,便按照邓的要求,数年来第一次没有对领袖语录使用黑体,同一天的其他文章也一并辞别了黑体字语录。当天,《解放军报》同样刊发了邓小平的讲话,同样没有将语录变成黑体,但不同的是,该报其他文章中还是照例可以找到被排成黑体的领袖语录。美国人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在其所著《毛泽东传》的“后记”中也提到了黑体字语录的消失,译者对此加注释指出:1978年3月23日,中宣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关于今后报纸、刊物、图书文件引用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语录不再用黑体字的通知”。笔者无缘见到这份文件,但确实是从23日开始,《解放军报》也不再使用黑体字语录了。终于,这种不容置疑的“规矩”和由此引发的种种怪状、笑话都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