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丁汝昌之流的官場老手是不會不清楚自己在兵敗之後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局的。既然橫豎是死，那麼與其像方伯謙那樣在大庭廣衆之下被一刀梟首，還不如由自己先行了斷來得穩妥和痛快。更何況是依靠吞食鴉片這種慢性自殺的方式呢！所以，對於北洋海軍裏像丁汝昌這樣的指揮官來說，他們的選擇自殺和通常意義上的軍人自殺還是有着本質的區別的。說得難聽一點，也就是通常說的“畏罪自殺”了。

滿清王爺、北洋海軍將領與洋人之合照（資料圖）

熟悉整個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戰史的人士都會注意到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這就是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海軍，在整個甲午戰爭歷次海戰中的表現不僅大失水準，令戰前對它寄予厚望的全國上下大大失望；而且，在整個戰爭的歷次海戰當中，這支艦隊的高級軍官中真正像“經遠”艦管帶林永升、“致遠”艦管帶鄧世昌、“超勇”艦管帶黃建勳、“揚威”艦管帶林履中那樣戰死在海上戰場的將領雖不乏其人，但相當一部分人都是在威海衛軍港被日本海陸軍包圍以後，才迫不得已地選擇了“自殺”的方式，作爲對這個國家、這隻艦隊和自己的一個最終的交代。

尤其耐人尋味的是，除了“鎮遠”艦的護理管帶楊用霖選擇了比較軍人化的“吞槍自殺”的自殺方式之外，包括北洋海軍的最高指揮官——海軍提督丁汝昌、“定遠”艦管帶劉步蟾、“鎮遠”艦管帶林泰曾等一些海軍主要將領，最後都是選擇了“吞食鴉片”的自殺方式。這樣的一種在全世界軍人中都應該算做頗爲罕見的自殺方式，令這些北洋海軍主要將官的死亡，多少染上了一絲異樣的色彩。

這樣說並不是在一味地苛責前人，更非唐突英雄。應該說，力竭而戰敗，選擇自裁的方式作爲了斷，這是古往今來的軍界中頗爲流行的一種做法，並非是北洋海軍的首創。在正常的情況下，這樣的一種自裁方式，亦應該被看做是一種極爲英勇悲壯的行爲，是足以令人肅然起敬和銘記在心的。但是，像北洋海軍的將領們這樣靠過量吞食鴉片的方式自殺，就讓人在崇敬和惋惜的同時，多少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彆扭感覺。

而且，倘若從這些北洋海軍高級軍官的自裁方式進一步深究下去的話，則顯然可以“窺一斑而見全豹”，從而開掘出這支貌似強大的現代化海軍的背後所隱藏的各種不那麼陽光的東西。

首先，北洋海軍的高級將官們既然會選擇吞食鴉片的辦法自殺，則似乎可以推論此物在北洋海軍的官兵中並不罕見。至於軍中官兵的手中爲什麼有這麼多的鴉片？這個問題可以有兩種解釋：往好裏說，可能是爲了治療疾病。大家都知道，適量的鴉片能緩解疼痛，因此，用鴉片治療一些病痛，這在中國民間也是有其悠久傳統的。北洋海軍的官兵常年在外洋之上顛簸，難免不有個頭痛腦熱，用鴉片治療疾病，也在情理之中。

而往壞裏說呢，恐怕就只能被解釋成用來“吸食”了。按照歐洲海上列強的海軍標準建立起來的現代化的北洋海軍的將領裏面，有相當一部分都是在英國等國家留過學、喝過洋墨水的精英人物。在這些人裏面竟然存在着許多喜好吸食鴉片的“癮君子”，這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好理解，但仔細研究卻也極爲“正常”。因爲只要不是極端護短的話，我們就應該承認，吸食鴉片的嗜好原本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一大“發明”。而且，根據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先生的觀點，中國人嗜好鴉片、把鴉片改造成吸食之用的歷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明朝的萬曆年間。有資料表明，堂堂的萬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鴉片皇帝”。這個傢伙在朝48年，竟然因爲吸食鴉片而長期不上朝理政，終使國是日非，江河日下。由於中國人中存在着數量龐大的“癮君子”人羣，以至於讓後來成立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瞄準了這個“商機”，於是大批量地將鴉片輸入到中國境內，並由此而引發了那場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鴉片戰爭。

北洋海軍成軍於1888年，此時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也纔不過40多年的時間。而且，由於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並沒有起到將鴉片完全禁絕的作用，因此，艦隊官兵中仍然存在許多“癮君子”並不奇怪。

這方面的一個重要例證是，當日本人從陸上和海上包圍了威海衛軍港之後，擔任“廣甲”艦（此艦原屬廣東水師，在黃海大海戰中有臨陣逃跑的惡劣記錄）管輪的盧毓英和“定遠”艦槍炮大副沈壽堃，因爲害怕軍港一旦被日本人佔領而受辱，趕緊匆忙上岸，在街上花一枚洋錢買回了二錢煙土，準備到時以此物自裁。但是，當兩個人把煙土買了回來之後，眼看着饞人的煙土，兩人旋即又改變了注意，決定還是先把煙土抽掉再說。於是，哪管什麼強敵在側，覆滅在即，兩人就這麼在艦上噴雲吐霧，做起“活神仙”來，端的是一種“世紀末”的做派。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盧、沈此事載於當事人盧毓英自己寫的《盧氏甲午前後雜記》中，應當不存在誇大和造謠之嫌。

而從盧氏自己的這段“自白”中，我們也隱隱地可以看到如下兩點容易被人所忽略的信息。

一、當年，在威海衛軍港周圍的市場上是能夠很容易地買到鴉片煙的，而且還可以用“洋錢”買到。那麼，究竟是什麼人會用“洋錢”賣鴉片呢？答案肯定不是那些古樸憨厚的膠東百姓，而只能是那些見多識廣，經常在亞洲各地四處遊弋的北洋海軍的官兵們。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證明了當時北洋海軍官兵的吸食鴉片可能並不是什麼祕密。否則，就無法解釋爲什麼在堂堂的提督大人丁汝昌的眼皮子底下，會存在這麼一個公開的鴉片交易市場。

二、盧、沈二人能夠想到用鴉片自裁，一定是對鴉片的屬性極爲熟悉。否則，對於一個根本不熟悉鴉片的人來說，即使讓他想破了天，恐怕也不會想到這樣的自裁辦法。於此可證，這兩個人平日大概就是地道的“癮君子”，也只有“癮君子”才能在購買回鴉片後，被髮作的毒癮衝昏了頭腦，而把本來用於自殺的鴉片吸掉拉倒。這兩個“大活寶”是如此，以此類推，包括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內的一些靠吞食鴉片自殺的北洋海軍將官的情況，大體上也應該是如此。像這樣一支高級將領中滿是“癮君子”、動輒就要抽上一口“過把癮”的艦隊，即令是艦船等硬件再先進，實際上，也是不會有什麼真正的戰鬥力的，必然會像其締造者李鴻章在事後所總結的那樣只是一隻“紙糊的老虎”，一旦遇到日本這樣強大的對手，就只能在威海衛軍港束手投降。這結果看似無情，實則是有着很大的必然性。

撇開“鴉片”這個因素不談，即使是就事論事，北洋海軍某些將領的自殺，事實上也是極不負責的自私行爲。自然，對於軍人來說，光榮的“戰敗自殺”是必須在“戰鬥”之後、力竭之後而採取的一種不得已的舉動。軍人大凡真的有種，真的想爲國家利益貢獻出生命，其死亡的地方應該是在戰場上，而不是在後方的營壘中。倘以這個更爲苛刻的標準來衡量的話，那麼完全可以說，北洋海軍這些將領的自裁行爲，顯然和“英勇”、“壯烈”等境界還是有着微妙的差別，更多的恐怕只是被逼無奈之下的“不得不如此”而已。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北洋海軍在威海衛的覆滅並非是“力竭”之後的結果。經過1894年9月17日午後的黃海大對決之後，北洋海軍雖然損失慘重，喪失五艦，但是艦隊的主力艦、令日本人聞之色變的鐵甲戰艦“定遠”和“鎮遠”仍然巋然不動，戰鬥力依然強勁。而與此同時，日本的聯合艦隊並沒有撈着太大的便宜，艦船也是損傷嚴重，實力大減。所以，唐德剛等歷史學家才說這場海上大戰中日雙方其實是打成了平手。因此，對北洋海軍來說，此時正宜立即整合剩下的有生力量，抓緊時間修理好受傷的戰艦，主動尋找機會與日本的聯合艦隊決一雌雄。

但丁汝昌等北洋海軍的主要負責人顯然被這次血戰打掉了銳氣，由此竟然一再置李鴻章的出洋尋機決戰的命令於不顧，一味地收縮防線，竟至退回到港口之內，再也不敢和日本艦隊在大洋之上“硬碰硬”式地大戰一回。這種戰略上的一再退縮，屬於人爲地露怯，不免助長了日本海軍的氣焰，使得日本輕易地取得了制海權，從而爲其大規模的陸上進兵掃清了最後一道障礙。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這樣的一支由清政府的洋務派勉力支撐起來的、靠白花花的銀子打造出來的強大艦隊，在其投降時竟然還保存着大小十幾艘完好的戰艦，並將其拱手交給了日本海軍，成爲改懸日本海軍軍旗的東洋戰艦。其中的主力艦“鎮遠”號，甚至一直爲日本服役到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如此糊里糊塗的失敗法，豈能用“力竭”來搪塞嗎？

既然不是“力竭”之後的失敗，這種失敗就是一種不那麼光彩的行爲，是任何一個有榮譽感的軍人的奇恥大辱。而這樣的失敗必然也會遭到全國上下的同聲譴責和可以預見到的來自於政府方面的對有關主事者的嚴厲懲罰。這種嚴厲的懲罰在“撤銷官職”以外，也就只能是“殺頭”了。北洋海軍的官兵們不會忘記剛剛倒在刀口之下的方伯謙，他就是一個擺在眼前的活生生的典型。

實際上，像丁汝昌之流的官場老手是不會不清楚自己在兵敗之後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結局的。既然橫豎是死，那麼與其像方伯謙那樣在大庭廣衆之下被一刀梟首，還不如由自己先行了斷來得穩妥和痛快。更何況是依靠吞食鴉片這種慢性自殺的方式呢！所以，對於北洋海軍裏像丁汝昌這樣的指揮官來說，他們的選擇自殺和通常意義上的軍人自殺還是有着本質的區別的。這其中最大的差別，除了以死洗卻失敗的恥辱和表達對朝廷的一片忠心的因素之外，恐怕也不能排除其中有以死推卸失敗責任的意思。說得難聽一點，也就是通常說的“畏罪自殺”了。

這樣立論乍看突兀之至，實乃誅心之論。以丁汝昌而言，此公到現在爲止仍然在威海劉公島的甲午戰爭紀念館裏，享受着萬人景仰的禮遇。而其實呢，不能不說這個人對於整個北洋海軍的最終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個從太平天國的軍隊投靠到淮軍隊伍裏的將領，不過是一個懂得騎兵的將軍，對海軍尤其是按照西方現代化標準建設起來的北洋海軍的運作方式可以說是一竅不通。這樣的一個外行，竟被一貫自詡有着“識人之明”的李鴻章選中，一下子推到了北洋海軍“一把手”的位置，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他是李鴻章的“鄉黨”。李鴻章對於軍國大事一向把握較準，但在任用丁汝昌擔任北洋海軍提督這件事情上，則是鐵定的失策無疑！

儘管丁汝昌在上任之後，發憤學習現代海戰知識，但是終究難改其貪婪、嗜慾的本性。此人不僅在威海置辦房產，出租以贏利，而且還在家裏蓄養歌妓，生活上驕奢淫逸，甚至和部下劉步蟾“共爭一妓”。（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12月第1版）在這樣的一個“外行加貪吏”的指揮官的領導下，北洋海軍的中國軍官先是在香港設計趕走了精明能幹的英國顧問琅威理，之後便迅速滑向全面墮落之路。艦隊平常訓練基本上是虛應上級，每逢軍事演習，輒預先設定標靶，以便弄出些“百發百中”的喜劇效果，好向李鴻章等上級官僚請功。別看演習不玩真的，從朝鮮走私人蔘和利用軍艦私下載客，可是非常積極，極爲普遍。各艦官兵更是把各種制度置於腦後，大多數軍官都違反不得隨意離開軍艦的規定上岸過夜；水兵上岸更是視嫖娼、吸食鴉片和鬥毆爲家常便飯，以至於由於北洋海軍的駐節，導致了煙臺、威海等地娼妓業的空前發展。而從英國、德國等國購回的軍艦則缺乏保養，很快地喪失了應有的戰鬥力。把一支本來朝氣蓬勃、被世界各國所看好、寄予了大清國無限希望的強大艦隊，弄到了這般腐敗墮落的地步，他丁汝昌能夠推卸得了主要的干係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最新披露的史料已經能夠雄辯地證明：在北洋海軍被日本海陸軍包圍在威海衛軍港的最後關頭，正是他先在投降書上加蓋了提督的大印，並囑咐程璧光和牛昶昞前去辦理具體的投降事宜，然後才吞食鴉片自殺。所以，丁提督實在算不上是北洋海軍的英雄！恰恰相反，可能稱呼他爲“北洋海軍的掘墓人”倒是比較合適些。像他這樣的指揮官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要“軍法從事”的，即使是吞食鴉片畏罪自殺，也是不能逃脫後世的審判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丁汝昌本人在死後被清朝政府穿上黑色囚衣，棺材漆成黑色，外加三道銅箍捆綁，不得入土下葬長達15年之久，是一點也沒有冤枉他丁提督丁大人的。

從北洋海軍的一些將領“自殺成癖”的現象，衍生出來的一個更爲深層的話題就是，中國文化對待這一類敢於自裁的歷史人物的寬容態度。由於我們的文化特別看重一個人的生死問題，因此，只要人不怕死，就最有可能成爲“忠臣”和“烈士”，獲得後人的旌表和讚揚，所謂“文死諫，武死戰”是也。而一旦真的“殉節”，則這個人在生前究竟爲國家做了哪些有價值的事情等等，也就一律成了次要的問題，即使有些不利的負面信息，也因爲要“爲死者諱”的慣例，而統統地被打入冷宮不再提及了。在這種文化定勢之下，“平時袖手談心性，戰時一死報君恩”，就成了一些飽食終日的士大夫最爲擅長的拿手好戲。因此，每當國破家亡之際，必然是一個“自殺殉節”的高峯期，跳河的、上吊的、吞金的、碰壁的，花樣百出，林林總總，實在讓人歎爲觀止。唯獨缺少的是那些迎難而上，拼命硬幹，以一人之力而力挽狂瀾者。

俗語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國家辛辛苦苦地培養了一批所謂的“棟樑”之才，實在是指望他們能夠在危難時節力撐時局，使國家能夠轉危爲安，而並不是希望他們一逢有事就玩“自殺秀”，一死了之。事實上，像北洋海軍的這些將領們這樣的“自殺殉國”，充其量只能爲自己贏得個“不怕死”的名聲，殉自己倒也罷了，“殉國”是怎麼也談不上的。而且，不但“殉國”談不上，更是一種對國家極爲不負責任的表現。於國事而言，根本就是毫無價值和意義的行爲。正像當時北洋海軍的營務處道員、李鴻章的幕僚兼英文翻譯羅豐祿在給其小妾的私信中所言：“威海軍務既緊，丁禹亭、劉子香、戴孝侯皆有電來稟相，誓以身殉。然殉節者雖多，于軍務、國家仍無補也。”

令人惋惜的是，像羅豐祿這樣看問題的精英人物在中國實在太少，所以直到現在爲止，類似北洋海軍的這些將領一樣在國家危難之時自私地選擇“自裁”方式自我了斷的人士，仍然還被我們的一些人所景仰着，其中的有些人更是不明不白地被捧成了“民族英雄”！這種“一死遮百醜”的奇怪的歷史觀真是令人無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