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至1937年，隨着日本加快侵略步伐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國民政府採取什麼樣的對日政策、是應戰還是“和”，擺在最高決策者蔣介石的面前。與此不可分的，是他如何處理與其政敵汪精衛的政治關係。以行政院長一職爲中心，包括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等職務在內，雙方之間發生激烈的權力爭奪，汪精衛遭到挫敗。學界分析了蔣汪之間的分分合合與關係破裂，筆者也曾研究汪精衛在1932至1933年權力鬥爭下的“政治病”，但是對1935至1937年對日問題下的蔣汪權力之爭尚無較爲深入的探討。因此，本文下面加以分析。

一

第一階段，從汪“暫行備位”到請辭“本兼各職”而與蔣長行政院展開權力之爭。

曾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蔣廷黻指出，汪精衛以和戰問題作爲爭權奪利的手段，在1932年擔任行政院長前“要求對日作戰，以增加政府的困難”，上臺後“又要大家維持和平”。1935年夏，日軍制造胡恩溥、白逾桓事件，強迫國民政府接受《何梅協定》，華北危局嚴重，國民黨內響起了改變對日妥協政策、汪精衛辭去行政院長兼外長職的呼聲。於是，汪精衛跑到青島“療養”，接着以“華北外交屈辱，備受國人指摘，中央亦多不滿”而提出辭職。教育部長王世傑在其8月9日日記中記載說：“汪院長赴青療養後，病狀本已漸減；據赴青省視諸人言（褚民誼、陳公博等），原已確定本月中旬返京就職。惟近來在京中央執委及黨員，頗多恐慌；懼汪返而對日屈服政策將更變本加厲。因是中央政治會議於本月七日會議開會時，覃振、石瑛、王陸一、焦易堂多人均主張設置外交委員會，以免外交大權之集中一人，並主張汪辭外交部長兼職。次日汪即由青電國府主席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辭院長及外交部長等職。”

對此，蔣介石指責汪精衛“之思想與行動，幼稚如此，可嘆！”他一度認爲對日本的侵略已無遷就之餘地，研究汪精衛“堅辭”後之“善後辦法”，認爲“政府不改組，金融無法措施”，因此着手“政府改組之準備”。隨即，他認爲對日政策一時還“不可驟變，故對內對外政策，惟留汪爲惟一樞紐”，還需要汪精衛“暫行備位”。他“忠告各委員，消除意見，以固中央”。因此，國民黨中央“挽留”汪精衛，汪“當然默許”。

所謂“暫行備位”，就是汪精衛只是暫時繼續擔任行政院長；一旦國民政府改變對日政策，他“暫行備位”也就到期。日本在《何梅協定》簽訂後推行“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企圖分裂華北。在這背景下，國民黨自11月1日至6日、11月15日至23日、12月3日至7日接連召開四屆六中全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五屆一中全會。其中，五全大會最爲關鍵，蔣介石思考：“此次大會，必使對倭外交，得到相當之作用，而挽救華北，爲惟一要旨。”基於此，他在大會上“一字一句”宣佈了“和平未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相應地，國民黨政府的組織與人事必然要調整，汪精衛去職行政院長兼外長是必然的。

蔣介石原計劃9月召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隨即“以剿匪與善後皆無頭緒”而決定“索性展期至11月1日”。全會召開前夕，他研究“組織政院之準備與人事之安置”，打算安排汪精衛“爲監察或考試院院長”，指責汪“當倭事，已失其常態”，“事事喪權辱國”。在蔣介石還在思考如何解決撤去汪精衛行政院長之職的難題時，汪在全會開幕之日被抗日愛國志士槍傷；這給蔣介石自然而然去掉他提供了機會，國民黨元老鄒魯等人致電胡漢民指出：全會期間，蔣介石“決心抗日”，汪精衛“已辭職”，于右任、孫科、居正、戴季陶、陳立夫、陳果夫等“一致反對汪精衛”，蔣介石表示“汪如果決不復職，亦不勉強”。但是，汪精衛並不甘心，對蔣介石言：“吾兩人之感情，有否恢復？能否諒解昔時誤會？”他並利用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對蔣介石施壓，鄒魯致電胡漢民指出：“汪突反職，由汪運動廣田向蔣說話。現孫、於、居、戴及二陳仍力進行逐汪迎胡。蔣亦恨汪借日壓己。六中全會時決改組政府，各方盼兄歸甚切。”蔣介石在11月6日全會閉幕詞中有意強調：雖然“衷誠盼望”汪精衛“早日康復，仍爲黨國繼續努力”，但是“每一個同志均須以總理及先烈遺留之精神來準備犧牲個人的一切”。

四屆六中全會閉幕不到十天，五全大會即於11月15日正式召開。11月16日，汪精衛由於“還沒有恢復康健，不能出席”，只能委託蔣介石“代爲報告政治工作”。鄒魯等人指出：汪精衛“欲戀棧”，曾與蔣介石“切商”，但是蔣“炳定抗日方針”，“去汪以明對日態度”。馮玉祥也指出：蔣介石對兩廣表示“日一定抗，而政府也一定改組”。因此，五全大會尚未結束，汪精衛於11月21日“不別赴滬”。到滬後，他於12月1日“即向中央辭去本兼各職”。

孔祥熙也“對行政院長職，急思嘗試”。他聯合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促汪精衛去職。這對蔣介石產生了一些影響，他一度認爲孔祥熙繼任行政院長“亦一道也”。隨即，他思考是否仍由汪精衛繼續擔任行政院長，而以孔祥熙調任監察院，但是因擔心影響法幣改革而未決定。最終，他決定自己出任行政院長，在與馮玉祥談話中強調：“爲行政院部人選與我之行藏以及國家利害甚費躊躇，如我果藏，則我利而國害矣，況無可藏之理乎。”即將出任行政院祕書長的翁文灝對預定擔任政務處長的蔣廷黻指出：“蔣即將出任行政院院長。”在這情況下，汪精衛的企圖落空，他12月4日致電駐英大使郭泰祺稱：“調治尚須時日，背間一彈迄未取出。”12月7日，五屆一中全會決定：國民政府主席仍爲林森，蔣介石出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曾經考慮通過召開四屆六中全會“結束訓政，實行憲政”，實行總統制。他思考：其一，總統雖然“對議會負責任”，但是“有解散衆國會之權”。其二，五院院長“對總統負責任”，“應皆由總統提出國會通過，不必由國會選舉”。其三，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爲陸海空軍大元帥”。其四，“總統任期定爲六年”。總之，他強調“此時憲法，於總統職權，應有解散議會與任免五院院長之權”。他滿意地認爲“研究總統制與內閣制及王權之運用較有心得”。但在兩廣反對下，他只能“謙忍虛心”，以謀“粵方對大會共同一致，不加異議”。這就是說，蔣介石出任總統的時機並不成熟，只能出任行政院長。

蔣介石還考慮是否實施總裁制。四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後，他研究“中央組織是否改革”“中委名額與黨章”“中央黨部制度改正”等問題。全會決定，“以後黨政大計的進行，應留待第五次代表大會來討論”。五全大會召開前夕，蔣介石考慮“黨政制度已到改革之時否”，決定“修改黨章與組織法，當以運用黨政於兩年內不受阻礙爲主旨”。11月16日，五全大會討論是否實施總裁制，不僅汪精衛，就是孫科、鄒魯等人也“反對修改黨章總章”。邵元衝就此指出：“所謂領袖集權制之意見，約可分爲總裁制與主席制二種，若此二種，均不採用，則仍用常務委員制，此事尚須徵求介石意見。”蔣介石不得不同意“不修改總章”，“領袖問題不準提出”。11月17日，他表示：“中央幹部中，用總裁名義，恐易滋誤會，以不用爲宜，如事實有必要，則至多用常務委員會主席名稱。”

既然不能推行國民黨總裁制而只能實施主席制，蔣介石就提出“中央主席之權不必規定剛性”。上面已經提到兩廣方面提出驅汪迎胡的問題，蔣介石折中處理，11月30日預定推舉胡漢民爲中常會主席，汪精衛爲中政會主席，“以爲本黨複合之張本”。他討論汪精衛爲中政會主席“動不動的問題甚久”，鄒魯、居正等人“很有話說”。蔣介石指責鄒魯“藉抗日爲名，逼迫中央”，指責西山會議派“只知爭權奪利”，他已“讓與一切權利”，而西山會議派“猶以爲未足，而必阻礙大計，反對國策”。12月7日，五屆一中全會決定：以胡漢民爲中常會爲主席，以汪精衛爲中政會主席，蔣介石爲兩會之副主席。

總之，隨着華北局勢的惡化，國民政府對日政策必然發生變化，權力格局相應地變化。

其一，蔣介石權力地位的加強是必然的。蔣介石總結1935年“成功之特點”時提到，“完成本黨全國代表大會，改組行政院，團結內部”。顯然，他認爲既“團結”了胡漢民、汪精衛，又實現了權力改組。他強調：四屆六中全會、五全大會、五屆一中全會“實爲三個最大之難關”，他“忍受復忍受，悲痛又悲痛，幸得免於橫決，而達成第一步本黨複合之目的，期待一致對外之功效，無論以後之成敗如何，而黨國與個人之歷史實劃一新時期，則可自許也”。他自稱：“推胡漢民、汪兆銘爲黨政各主席，本身願任其副，委曲求全，苦心孤詣二語，自謂足以當之。”他又稱，他並非“降尊就屈，委曲其全”，“實爲應勢順時一定不易之常理。非此不能救國，更無以妥內”；並稱“早有此意而時機未至，今則時已成熟順理成章非實施不可也”。陳布雷指出：蔣介石任中常會、中政會“兩會之副主席，兼行政院長”，“遂躬負黨政軍重責於一身”。

其二，蔣介石出任行政院長是必然的。蔣介石在五全大會上發表“最後關頭”演講後，馮玉祥指出，“大家向認爲最後之時機，蔣之爲行政院長，即最後時機，而打仗已有把握，並且確實抗日”。蔣介石要求：基於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請大會授權政府，在不違背方針之下，政府應有進退伸縮之全權，以應此非常時期外交之需要，政府勢必竭誠盡能，對全黨負完全責任”。大會“全場一致起立接受”。在五屆一中全會決定蔣介石擔任行政院長時，孫科、鄒魯、居正、于右任、馮玉祥聯名致函他“須定一抗日之步驟，否則成何會也”，他表示“和平要有一定限度。一旦有需要，行政院必須領導全國軍民作重大犧牲”。1936年1月16日，他宣佈：“現在政府訂了一個對日的外交政策，就是對日作整個的交涉，解決一切糾紛，不再和他零零碎碎枝枝節節的談判。本人身任行政院院長，一定負起這個責任。”他以張羣擔任外長負責交涉，陳儀就此指出：蔣介石做了行政院長，“決心要與日本政府作最後一次的親善交涉的嘗試”。

其三，汪精衛去職行政院長兼外長是必然的。蔣介石1935年12月16日宣誓就任行政院長時稱：“因汪前院長健康尚未恢復，本人與各部長官今日勉就新職。”如果不安排汪精衛集團骨幹成員顧孟餘職位，則“政府中汪氏方面並無一席”。蔣介石12月12日致電顧孟餘：“今已發表兄爲交通部長，部務不可一日無人，請兄即日蒞京面商一切。”但是，顧孟餘在蔣介石就任行政院長之前一日即12月15日到滬。1936年1月9日，蔣介石要求汪精衛催顧孟餘“即來京”。1月13、26日，又多次致電汪精衛催促顧孟餘“即日來京就職，千萬勿延”。但是，一直到來年汪精衛回國，顧孟餘“迄未就職”。

在鄒魯反對汪精衛爲中政會主席時，汪精衛“因用手術取子彈受創，新發膽囊炎，頗劇”。接着，協助汪精衛辦理妥協外交的外交部次長唐有壬12月25日被愛國志士刺殺身亡，這沉重打擊了汪精衛集團：張治中得報消息後“大笑”，李烈鈞稱“中國還算有好人”，邵元衝譴責唐有壬“助汪精衛媚敵，喪權搖動國本，今日伏誅，其死已晚，猶恨國家不能明正典刑也”。胡適指出：汪精衛與唐有壬不聽其多次勸告“退出外交部”，“就死在對日外交之上！”蔣介石稱：“汪精衛被刺，幸未致命，而唐有壬卒致殞命矣。”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終以老先生們之不贊成”而“不能不憂鬱以去”，其對中政會主席一職“亦經辭去”。

蔣介石“既任行政院長，對內政銳意刷新，對國防積極準備，對經濟加緊建設。對財政金融亦預作非常時期的籌劃，而對日外交則多方運用彼國文治派與反軍閥之力量，使與侵略暴力相抗衡，務期充分爭取時間以達我建國自強之目的”。此外，行政院權力與前大不相同：其一，“所有中央各部會、省及特別市的重大事務都要經行政院通過，各部長、省主席及特別市市長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長”。其二，釐清行政院與軍事委員會職權。1936年1月9日蔣介石與翁文灝言定：“（一）禁菸及治‘共匪’事仍歸原機關辦；（二）行政督察專員及其他行政事件均歸行政院辦。”

二

第二階段，汪從祕密赴歐到設法回國而與蔣展開權力之爭。

汪精衛並不甘心失去權力，到滬後觀察局勢如何變化以定行止。蔣介石就職行政院長後曾考慮：“倭寇最怕者，是否爲餘個人問題？”“餘如下野，能否暫懈其侵略野心？”他多次致電汪精衛，“甚念”其“今日尊恙如何”“病況如何”，要求“每日電示”。他於1936年1月5日親自赴滬探視汪精衛，1月26日又派黃紹竑到滬“請其來京一談”。汪精衛經過一段時間觀察，一則以所謂“病情未告痊癒”，更以所謂“環境險惡”，於2月19日“嚴守祕密”，不得不從上海啓程赴歐“就療”。行前，他聲稱“並不放棄對國家的責任”，並聲明“何時病癒，何時歸國”，但是“如果外交緊迫，則不待病癒，當隨時歸國盡力”。這樣，他就強調了要利用日本問題“隨時歸國盡力”。不過，其留在國內觀察局勢變化的妻子陳璧君，3月15日不提中日問題而僅提：汪精衛“計劃在德國停留一段時間進行治療，完全康復後才返國”。

儘管鄒魯等人代表兩廣參加了五全大會，但是如上指出，蔣介石既想“複合”胡漢民又想維持對汪精衛的“團結”，因而以兩人分別擔任中常會、中政會的主席，兩廣方面對此並不滿意。因此，與南京形成對立的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並未撤銷，胡漢民1月19日從國外到香港後拒絕蔣介石“滬上會面，相偕入京”的要求。在3月14日的日記中，蔣介石指責胡漢民“謀亂，猶不知悔悟”。陳璧君見此，建議汪精衛聯合兩廣倒蔣，汪精衛回電強調“若聯西南以倒蔣，是盡毀數年來立場，我決不爲”，提出“我歸國遲早，以困難緩急爲準，不知其他”。這樣，他不提“病癒”問題，所謂“困難緩急”當指日本侵華步伐。

在汪精衛憂慮何時返國爭權時發生了兩廣事變。5月12日，胡漢民因腦溢血去世，兩廣失去“西南的物望”。5月26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以西南執行部的名義通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6月1日，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呈請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抗日；隨即，通電全國北上抗日。蔣介石分兩步解決兩廣事件：第一步，在6、7兩月裏一面作好軍事部署，一面成功策反陳濟棠手下大將餘漢謀和廣東空軍，解決了陳濟棠；第二，接着與桂系談判，至9月達成和解。

汪精衛支持蔣介石處理兩廣事件，於7月13日指示其集團成員，稱“對兩廣之假名出兵，十分痛恨”，因此支持蔣介石“仍本數年來息內戰之方針”，促兩廣“覺悟，俾五全大會所定方針，依序進行”。蔣介石多次電促汪精衛返國，汪也想乘機返回，但是陳璧君從蔣介石解決兩廣事變的步伐中認爲時機並不成熟。6月5日，汪精衛致電陳璧君“擬最近船歸”，因爲“事變如此，若尤計較個人進退、工作效能，我必在海外急死”，而且“置身國內，比較可以盡力”。6月8日，他又稱“如坐鍼氈”，既然蔣介石“電促”，就計劃6月16日返國，“否則下月必歸”。7月18日、20日，陳璧君兩電汪精衛報告蔣介石順利解決陳濟棠，要求“莫又動歸意”，特別強調“十月前萬不作歸計”。蔣介石解決陳濟棠後到廣州善後，於8月20日致電汪精衛：“弟前日來粵，諸事已漸復常軌。望兄早復康健，提前回國爲盼。”8月26日，陳璧君致電汪精衛，稱雖然蔣介石要求“提前回國”，並“已察及何時首途”，但是“歸期應視困難及健康，如肝腫重歸來何必”。綜合來看，汪精衛曾計劃6月中旬、7月回國，陳璧君則強調10月前不能返回，汪精衛利用兩廣事變返回的企圖落空。

在解決兩廣事件過程中，對日問題又出現在國民政府的面前。6月3日，陳璧君報告汪精衛“各報均載華北必不免一戰”，汪精衛當即回電要陳璧君轉張羣，表示“弟正因各報所載日夜掛心，得電至感。仍盼隨時電示”。言下之意，汪精衛藉口華北局勢緊張回國。6月7日，蔣介石考慮7月10日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解決對日和戰問題。他在全會上解釋了“最後關頭”：“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僞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陳誠指出：“此言容忍到了極限，就是抗戰決心付之行動的時候。”但是，蔣介石還企望和談，強調“最近外交途徑，並未達到最後關頭”。因此，陳璧君6月16日就致電汪精衛：“（一）蔣、張羣正積極與日本辦外交，十一月歸絕不宜，十二月至好，萬望採納此末次請求，於國情外交均有重要關係。票已購，可退去。（二）戴季陶歸來後，已遍傳兄十一月初啓程，對友對敵，均非至妥。（三）十二月德、意郵船均可，仍以德爲佳。開行日期可預告。”於此，她在強調10月前不宜歸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只能在12月回國。汪精衛設法回國是要爭奪權力，因爲國民政府計劃11月召集國民大會選舉總統。爲什麼要求汪精衛12月纔回國，陳碧君未說明，僅言：“萬里外事，兄既不知，又不能詳告，今非至急時，莫亂動及小不忍。”不過，從下面來看，她又告知汪精衛在選舉總統時回國爲宜。

蔣介石在解決兩廣事變的過程中考慮行政院長和總統職位問題。就行政院長職位來說，蔣介石5月31日思考“行政院院長之資格規定”，認爲“不使元老與資深者負行政直接之責，實爲安固國本之要道”；這就排除了汪精衛再次擔任行政院長的可能性。政學系頭子張羣打算出任行政院長，行政院祕書長翁文灝6月23日對政務處長蔣廷黻指出張羣“可任行政院長”。副院長孔祥熙也想出任行政院長，蔣介石8月10日痛罵他“不顧國體，辭極嚴厲”。

就總統職位來說，蔣介石意識到自己出任的時機不成熟。在6月18日與《字林西報》記者的談話中，他強調實行憲政是必然的：“中國國民黨認爲非全國一致，不足以救國，故決定召集國民大會，頒佈憲法，交還政權於國民，由國民選出政府，以代替訓政時期之黨治，此乃本黨之公意”。但是，他“切實聲明絕不願爲總統候選人”：一方面，“黨內任何人腦中均未想到總統等等之問題，蓋今日只有大家能負責任，守紀律，而且要肯犧牲其個人一切之權位與利祿，祛除自私自利之觀念，方足以救國。”一方面，由於“總統在職務上必須長住首都，而不能輕易遠離也”，“餘確知餘個人對於新中國建設最善之努力，在能親自考察國家真正之需要而實行之。餘不願此種特殊之貢獻爲職務所剝奪”。此談話發表後不久，流傳着兩廣方面“提出以王寵惠爲行政院長，汪精衛爲總統之說”。

陳璧君注視着上述問題的變化，並依此提出汪精衛回國爭當“領袖”的時間。8月24日，她致電汪精衛，一方面稱“總統權限問題將視人選而定，憲法亦將以此爲轉移”，一方面建議汪精衛“宜在大選開始前動身回國，十月太早，但不宜在大選（後）。如大選延期，自應隨之展緩”。8月28日，她又電汪精衛提出：“中日未有戰禍前，兄之歸期終以十一月大選時爲最宜。何時歸，當永（仍）居於自動地位，莫被動。”她還提出：“兄非被放逐，故何時歸，當自動，不必須人電邀，以此時絕非最後犧牲時也。”在蔣介石9月6日考慮“正副總統之人選”之後，陳璧君等人於9月21日致電汪精衛：“除外交危急、健康許可外，先生歸期應有兩種打算：甲、如在十、十一月回國，即應決心參加國民大會，拿出領袖態度，對於國家大計據理力爭，絕不客氣；乙、如在閉幕後動身回國，則可表示國家負責有人，對蔣先生及國民大會極端信任，態度比較大方，並有迴旋餘地。”這兩種打算中，他們當然傾向前者，要求汪精衛“回國即須立行入京，不容在滬徘徊，否則易着痕跡，並失國民同情”。

接着，陳璧君等人轉到日本侵華步伐問題上來。他們認爲蔣介石無法處理對日交涉，有可能要求汪精衛回國負責。在9月25日電中，陳璧君轉述了蔣介石9月22日通過張羣致電汪精衛詢問“何日可歸國”，要求“速回”；並說軍事委員會和社會上盛傳“蔣已電汪歸，舉爲總統”。她認爲：由於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不願再與張羣交涉”，日本政府訓令他留在南京與蔣介石“接續交涉”，因此蔣有可能要求汪精衛來負責。汪精衛也收到張羣的來電；張羣詢問他是否收到蔣介石9月22日之電，稱中日談判“不歡而散，局勢異常嚴重。當此艱危之際，深望鈞駕從早歸國，用慰喁望也”。陳璧君等人還注意到意大利人主辦之《大滬晚報》載稱，日本政府宣佈“中日問題，張羣無全權，不與交涉，即起用某氏，若無全權亦不與之交涉。”他們認爲“某氏，意似指”汪精衛。可見，無論是從召集國民大會選舉總統的角度，還是從對日交涉的角度，汪精衛集團一度認爲汪精衛有當選總統或重任行政院長之可能。他們要求汪精衛“安心靜養”，“如無重大變化，仍照屢電所陳時間歸國”，即11月“大選”之時。不過，他們的野心很快破滅。

在選舉總統問題上，蔣介石一面塑造自己“唯一”的領袖形象，一面決定延期召集國民大會，斷絕汪精衛的奢望。就前者來說，陳璧君10月1日就國民黨籌備慶祝蔣介石50壽辰一事，致電汪精衛指出：“籌備萬壽慶典、鑄銅像、徵文，讚揚本黨惟一領袖之豐功偉業。”就後者來說，她向汪精衛報告了中常會的討論情況：10月8日，因“國選因手續趕不及，內部競爭過劇”，中常會“開會討論有延期三月至五年（月）說”；10月15日，決議延期舉行國民大會，蔣介石“以各方情勢及恐國民大會無利於己”而同意。孫科集團人物、南京市市長馬超俊對陳璧君明確稱：“汪先生身體不佳，在三五個月，尚以完全留歐醫治爲要也。”

就藉口對日交涉而掌握實權來說，汪精衛的企圖也落空。在10月3日電中，陳璧君稱日本政府決定依據“實行親日政策”“解決中日間各懸案”“反日抗日之根本的取締”三原則，“與蔣開始直接交涉”。即是說，日方仍然企圖對蔣介石直接談判施壓。10月5日，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告訴陳璧君，他已對川越茂指出，“以蔣先生英明果斷，對日外交必有辦法，不但我個人極端信賴，極端樂觀，即汪先生當日赴國外養病，必俟蔣先生肯任艱鉅，國家負責有人，而後行，亦此意也”。陳璧君認爲高宗武似聞汪精衛“有回國息”而“特來敷衍”，因而建議汪：“依據現勢可知我輩不主張即歸，非專爲先生打算，實爲國家打算，因中日問題已至不能再拖之時。現蔣直接當衝，不能不求解決辦法，其對自己力量宜和宜戰，估計亦較清楚。如先生歸來，蔣必立即避開，且不表示真意，中日僵局永難打開，國家前途危險甚矣。”

總之，蔣介石一方面順利處理兩廣事變和延期召集國民大會，一方面以張羣出面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談判，致使汪精衛11月回國爭權的企圖化爲泡影。於是，陳璧君重提6月16日安排的歸期，於10月9日致電汪精衛稱“兄歸期已代決定十二月德國船”，強調“遲早均不宜”，但是“如中日決裂則例外”。

中日決裂雖有可能，但是汪精衛集團發現日本還暫時無法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1月，日僞軍隊進攻綏遠東北地區，傅作義率部奮起抵抗，綏遠抗戰爆發。汪精衛計劃1937年正月回國，陳璧君等人則認爲，雖然綏遠抗戰爆發，但是“現日本政府及關東軍以五師維持僞國治安，防俄、防義勇軍尚感不足，如日本政府及駐屯軍主張不參加，關東軍似無動員參加綏遠戰事可能”，因此綏遠戰事“雖不能於短期結束，現時亦尚不致惹起中日大戰”。他們提出：“正月歸與二月歸不過一個月之遲早”，最好乘坐2月12日的意大利船，3月8日可到。陳璧君接着在1936年12月7日、8日兩電中進一步強調：“綏遠最近三數月必無戰事，可放心治病”，“乘船二、三月較佳”。這樣，陳璧君將汪精衛啓程回國日期從1936年12月改爲1937年2、3月；這與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有關。

蔣介石和汪精衛

西安事變的發生，使汪精衛集團認爲奪權時機到來，因而調整了汪精衛回國時間，汪也“聞訊馳歸”。在1936年12月13日電中，陳璧君對汪精衛強調“兄爲朋友、爲黨，均應即歸。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針對有人認爲汪精衛“因病不能歸”，陳璧君“說時至今日，汪先生知之，必力疾起程”。12月14日，汪精衛回電陳璧君“不問中央有電否，我必歸”。同日，中常會電促回國，汪精衛覆電“遵即力疾起程”。12月22日，他從意大利熱那亞乘船啓程，通電聲稱“中國之奮鬥有賴於蔣介石先生之領導，吾人當力謀其安全與自由之恢復”，他回國後“當與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他還在路程中，得知蔣介石12月26日回到南京已“恢復自由的消息”，但是隻能“繼續旅程”。蔣介石的經濟顧問何廉指出：汪精衛在西安事變發生後不久“就給國內打電報，說他馬上要回南京。這在表面看來似乎是件好事，好像他要回南京來支持政府，實際上他要回來奪權。汪系分子在南京爲他不動聲色地進行幕後活動”。

汪精衛即使趕回南京，也不能利用日本之手重任行政院長。西安事變發生當日，中常會、中政會聯席會議決定由副院長孔祥熙代理院長。蔣介石回南京後，孔祥熙12月28日“辭代理行政院長職，自本日起院發公文用蔣名義”。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詢問翁文灝“行政院人是否更動”，蔣介石12月29日要翁文灝回答：“行政院人選並不更動。”國民黨中央決定：一致慰留蔣介石“辭”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12月30日，孔祥熙指示翁文灝：“在蔣請假期內，行政院發文用‘行政院長蔣中正假，孔祥熙代’。”

儘管如此，汪精衛集團仍然“力圖出組行政院”，蔣汪之間發生兩場爭奪。第一場發生於1937年1月，“此時蔣先生正辭院職，有人擬議由汪先生繼任”。蔣介石曾對汪精衛的連襟褚民誼表示切望汪“能早日來都把晤”，但是在汪趕回南京前於1月2日“返鄉休養”。汪精衛集團注視着蔣介石的舉動，谷正綱、王懋功等人於1月11日致電汪精衛稱：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前政局在醞釀中，如張繼、王寵惠等迭飛奉化，及張厲生召集各地黨部負責人員開密會等，似均於政局有關。本日盛傳王寵惠有長行政院說”。汪精衛1月14日抵滬，停留幾天後於1月18日趕到南京。他聲稱，本打算病癒纔回國，西安事變發生時還擬赴英治療膽囊炎，但是“因憂急國事”而返國；因爲未“病癒”，“所以到了上海後仍不得不繼請德醫診治”。他在1月23日行政院及各部、委員會、署的歡迎會上演說“反對獨裁”。德國政府發現：“汪精衛全文發表了關於法西斯主義、民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專制民主的文章。其內容系堅信：中國在拒絕了法西斯主義等等之後，只有繼續發展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纔有可能達成民主。”這就是明確向蔣介石爭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指出：這“與汪的固有立場相符”。這對行政院產生了一些影響，孔祥熙談話“表示行政院主官或須全體辭職”，他本人“擬辭財政部長”。

汪精衛的活動遭到蔣介石集團和國民黨元老的反對。張繼批評汪精衛“應該少說話，不可過於熱中（衷）”。孔祥熙批評汪精衛集團“請汪回來，爲聯日”；另有人強調汪精衛須“少說話，須消極，更須對外交改變態度，不可有親日之說”。王世傑直接對汪精衛強調“對日外交應堅定”，因此“行政院院長仍應促蔣介石先生繼任，否則政院不能支配軍事軍人，政、軍將永呈分立狀態”。更有人強調：汪精衛要注意“與蔣先生更親密合作，必能有助於大局。更應注意者勿再首肩黨國之重任，因上次之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正當外交棘手之際，危困重重”，“一般人不察，以爲汪之失政。今若再爲馮婦，必將舊事重提，轉爲不美”。蔣介石本人指責汪精衛不自量力，“只知爭權利，此國之所以亂而不能平也”。他決定對汪精衛“應示以懇切”。於是，汪精衛1月24日至27日“特來奉化”見蔣，結果如時人指出，汪精衛“以前年之受各方責備，早已有相當覺悟”，故此次與蔣介石商談“即主張政府依舊不予改組，是其不願再爲馮婦正彰甚明”。1月28日，汪精衛主持國民黨中央開談話會，稱蔣介石“近來病況大好”。

第二場發生於1937年2月至4月。汪精衛在與蔣介石面談時“甚注重經濟”。蔣介石予以回絕，認爲“汪先生要辦經濟事業，必被人欺，應實告之”，感嘆“精衛甚欲主持經濟，其實非其所長，可知人事甚難安置也”。他思考如何“對汪安慰與出路”，一度打算安排其任監察院長，但是隨即認爲不妥。于右任2月18日“辭監院”，蔣介石“親函慰留”。

汪精衛看不上監察院長職位，仍然覬覦行政院長之職。2月12日，蔣介石思考“行政院長問題”。2月24日，馮玉祥透露“某爲汪先生要當行政院長事，很疚心”。除孔祥熙外，其他一些有力人物也想出任行政院長。張羣於2月22日提出辭職外長，由王寵惠3月3日繼任，馮玉祥透露王寵惠“還要兼行政院，不知真假”。此外，“宋子文看大家有誤會他的事，所以亦不願即作行政院長也”。鑑於這一系列問題，蔣介石4月2日“決定告假，推王寵惠代行政院長”，孔祥熙作爲特使到英國參加英皇的加冕典禮。孔祥熙“不願奉使赴英”，但是因爲爭取英國支持抗戰的重要性而不能不一行。何廉分析蔣介石這些措施指出：張羣辭去外長職而將擔任中政會祕書長，由於行政院祕書長翁文灝隨同副院長孔祥熙赴英，其職務由魏道明接任；“這是自然的，因爲魏和王寵惠關係密切，而新任外交部長將代理行政院長和副院長的職務，院長仍在休假，副院長有任務去了倫敦。”何廉進而指出：“儘管有了這些變動，政府真正的實權和以前一樣，仍掌握在委員長手裏。他要求辭職，但未被接受，只是給假去休養。”通過這種安排，蔣介石再次挫敗了汪精衛出長行政院的企圖。

綜上，汪精衛赴滬後觀察局勢變化，發現政局不利於自己而只能赴歐“療養”。到海外後，他研究國民黨內局勢和對日關係的變化，尋求返回爭權的機會；無論是兩廣事件還是西安事變，都成爲他利用的對象。他自信：如果多數人想起他擔任行政院長時“困守空城，安定時局不是容易”，則“我歸後或可做事”。他雖然利用西安事變返回了，但是事變的和平解決使其陰謀落空。儘管如此，他還是同蔣介石爭奪行政院長職位。蔣介石讓王寵惠代理行政院長，挫敗了汪精衛的企圖。此前，陳璧君對行政院參事陳克文等人感嘆汪精衛左右“無幾人有能力可以助其作事者，殊可痛心”。王寵惠代理行政院長後，陳克文爲汪精衛憤憤不平，指責王寵惠“欲在政院樹植勢力”，祕書長魏道明“過去政績甚劣，操守尤壞”。汪精衛無可奈何地稱自己“現在在政治上，專做解決問題的工夫，比從前做行政院長好，不必忙於公文和人事”。

三

第三階段，汪從“回任”到失權，蔣介石以非常機構實現全面控權而展開鬥爭。

以政治地位與蔣介石抗衡，“只有汪胡兩公能之”。胡漢民去世後，汪精衛“爲今之碩果”。1937年1月下旬蔣汪兩人的溪口會談，實際上爲新的權力格局達成妥協。在挫敗汪精衛多次奪取行政院長職位企圖的過程中，蔣介石終歸要安置好汪精衛。

如前指出，蔣介石安置胡漢民、汪精衛分別擔任中常會、中政會主席。汪精衛赴歐“療養”後，中政會主席之職有無人代理並不重要，因爲蔣介石擔任副主席。鑑於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被扣留，中常會於1936年12月23日決議以林森代中政會主席之職，並以居正“補常務委員兼代常務會議副主席”。居正之代理，在蔣介石回寧後自然取消；而林森之代理，就給汪精衛提出了問題。汪精衛在赴歐時就提出連中政會主席職也辭去，回到上海後又提出要辭去此職。蔣介石考慮還是安排汪精衛擔任爲宜，王世傑奉令見汪精衛指出：“汪先生不必再辭中央政治會主席職。”有人強調：汪精衛既然不能重任行政院長，“不若即以政治委員會主席之隆高地位贊助一切之爲得策”。於是，國民黨中央於1937年2月15日決定汪精衛“回任”中政會主席。不過，蔣介石對汪精衛擔任此職務的權力作了限制：雖然汪精衛心腹曾仲鳴接任陳布雷之副祕書長職，但是蔣介石安排張羣擔任祕書長，陳公博嘲笑張羣走了“祕運”。

在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蔣汪之間出現一種微妙的政治現象，即：蔣介石推舉汪精衛出任中常會主席，汪精衛則爲國民黨中央修改對蔣介石“辭呈”的答辭。蔣介石曾考慮以胡漢民去世爲契機，於1936年7月“取消中央常會主席制”，但終未採行。汪精衛回到南京後，蔣介石1937年1月25日考慮“黨主席之推汪”。全會召開前，蔣介石2月11日思考“中央主席辭職推人問題”，2月14日又思考“辭常會副主席”並“推汪任常會主席”。全會召開期間，蔣介石2月16日思考“內政外交常會主席與外委長、主任各人選”，2月18日“預定提汪精衛爲中常會主席”。顯然，汪精衛在得不到行政院長職位時企圖出任“黨主席”，蔣介石也打算推舉他擔任。但是，汪精衛不可能得到此職。在2月19日的會上，蔣介石“爲推汪任常會主席事，甚費周折”，“各常委商酌甚久，均有難色”，居正“且對汪明白表示，謂同人等之所以不贊成汪先生再任常會主席，實因汪先生病體初愈，恐以甫愈之身未能勝任，轉致有累”。2月20日，蔣介石“邀居正、張繼等商談推汪爲常會主席事，終未能得若輩西山會議派之同意”。他指責“老派自尊不識大體，只有搗亂，可痛也”。

與此同時，蔣介石以西安事變“承受黨國付託，謬膺軍政重寄，責任所在，無可旁諉”，而向五屆三中全會請辭“本兼各職”。馮玉祥感慨，蔣介石“動不動即辭職”，2月20日“又寫親筆信辭職”，但是“愈辭愈不準”。汪精衛爲國民黨中央修改慰留蔣介石稿子，“改的稿子很好”，“如措國家如磐石之安，登人民於衽席之上”。馮玉祥指出，蔣介石“辭職”之一大原因爲“常委主席已知汪先生而不成”。林森指出“我只知道介石非辭職不可，無法使此會平安過去”。即是說，蔣介石不能不以“辭職”爲手段，使五屆三中全會得以順利召開。五屆三中全會主席團在全會閉會前夕即2月21日簽字退還了蔣介石的辭呈。顯然，通過推舉汪精衛爲中常會主席和以“辭職”爲手段，蔣介石達到了目的。他與林森、吳稚暉商議“擬設一國防委員會，推汪爲主席，介石爲副主席，既可少數人議事，又可維持介石推汪爲常會主席事”。這個國防委員會取代了1936年7月設置的國防會議，以中政會主席、副主席分任主席、副主席。它發展成爲後來的國防最高委員會，爲蔣介石的獨裁奠定了基礎。

汪精衛得不到“黨主席”一職，口中“雖唯唯，而心中未嘗不憤憤也”。在1937年3月4日中常會上，汪精衛指責：“常會太無人負責，一人不來，大家都不來，如此下去，不堪聞問”；又稱：“三全決議案不可不行，尤其是中常、中政二會中委到會聽講報告的事。”是日，中常會“規定了常委辦公時間二、四、六”，汪精衛宣稱“決定後之案送去給蔣先生再決一次爲好，因他不當主席也”。居正說：“介石是請汪先生作常委主席，因恐有人反對故未成。”馮玉祥評價：“我看汪先生深有以黨中之老資格，要奪到辦事之權也。”這樣，蔣介石6月1日宣佈“身體康復，恢復行使職責”。汪精衛則於6月17日因“疲勞過度”而“復突患脈搏中歇症”，6月18日“全身皮膚髮炎，恐肝病復發”。

《盛京時報》8月1日宣稱：“最近國民政府首腦部間和戰兩派之對立，具有具體的條件，呈微妙之動向。”蔣汪兩人在7月28日平津失陷後的發表的言論，的確體現了兩派之對立。7月29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我政府對日之限度，始終一貫，毫不變更，即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是也。我國民處此祖國之存亡關頭，其必能一致奮鬥到底！餘已決定對於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國民衆沉着謹慎，各盡其職，共存爲國犧牲之決心，則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我也。”汪精衛則演講宣稱：“犧牲兩字是嚴酷的，我們犧牲自己，我們並且要犧牲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號召“全國一致，急起抗戰”。汪精衛則宣稱：“此次廿九軍之失敗，可得一證明，證明‘日本只能威懗（嚇），而不能真正作戰’一語完全謬誤，此語實亡國之論也。”針對汪精衛的言論，蔣介石8月1日在中央軍校紀念週上強調：“今後我與敵已勢不兩立，我存則敵亡，敵存則我亡，共存共榮已成爲決不可能之事。”他有意地指出：“人人皆易中倭寇之奸謀，惟我決不上當。有我生存一日，倭寇決不能遂宰割我中華民族之願。”汪精衛則於8月3日演講聲稱：“和呢，是會喫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喫虧，並且求於喫虧之後，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

到日軍侵佔上海、進軍南京之11月至12月，蔣汪戰“和”之爭更加明顯。11月20日，蔣介石批評“老派與文人，心皆動搖，主張求和，彼不知此時求和，乃爲降服，而非和議也”。11月21日，汪精衛公然宣稱“兩害必取其輕，主和也”。12月中旬，蔣介石批評“主和主戰，意見雜出，而主和者尤多，此時如和，無異滅亡”，汪精衛卻“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組織，以爲掩護，此爲不可能之事，彼竟作此夢想”。

隨着這種戰“和”之爭，汪精衛企圖奪取行政院長職位；這在日僞輿論反映出來。8月1日，《盛京時報》宣稱：蔣介石“爲全國澎湃之抗日氣勢所趨，乃聲明對日決一死戰”。軍政部長何應欽、參謀總長程潛兩人則認爲以“現在戰備，終難維最後勝利”，因此“須極力避擴大，講和平手段，最少限度，容忍日本側之要求”。“一時蔣介石下野，圖國力之充實”，成爲國民政府的重大問題。這樣，日僞鼓吹蔣介石下臺，汪精衛上臺。8月2日，《盛京時報》聲稱，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于右任、孫科、陳紹寬、張嘉璈等要人7月31日下午召開國民政府全體會議決議：（1）“對黨、政、軍三機關，實施全國的戰時體制”；（2）“凡關於軍事、外交其他一切軍機事項，臨期應變措施，專委蔣介石處理之”；（3）“汪精衛爲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擔任最高領袖之責”。對比蔣介石“本日會客，對外交戰務籌劃實施，幾無暇晷”“晚傍訪汪談外交”的日記，這幾項措施似乎可信，反映蔣介石享有臨機處置權。《盛京時報》則稱：所謂戰時體制，是蔣介石專門負責軍務，而“黨務以汪精衛爲最高責任者”；由於“蔣介石專任軍務起見，事實上對汪精衛委任行政院院長職務”，“汪精衛將於日內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長”。

但是，汪精衛未能在“日內”重任行政院長，日僞輿論幾日後又開始蠱惑。8月7日，《盛京時報》宣稱：“國民政府部內，現有斷行改組行政院、組織舉國一致內閣等主張，漸次有力化。據傳，其戰時內閣行政院院長推汪精衛任之，企圖與廣西派完全妥協，以期徹底的全國合作之趣旨，其內閣部內，添加共產黨或人民戰線派代表之方針。”出任華北僞政權財政官員的李景銘在其日記中稱：“傳中央將聯合共產黨人民戰線派，組織聯合一致內閣，彭德懷、張學良均奉命入京，以汪爲行政首領。此事或可實現，但於對日開戰問題仍無裨益。”日僞一方面非常關注國共兩黨、以及蔣介石與桂系的聯合抗日，一方面宣稱汪精衛會出任行政院長。

針對汪精衛的企圖，蔣介石考慮改組行政院，權衡新政學系、CC系之關係後決定以孔祥熙接任行政院長；汪精衛聞之“甚憂鬱嚴肅”。11月16日，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國民政府與五院院長或副院長合併辦公”。12月14日，張羣召集陳立夫、張厲生、翁文灝等人“商研政府改組辦法”，“擬自任行政院祕書長，而不設副祕書長”。12月29日，孔祥熙“徵求對於政府改組案之意見”。12月31日，國防最高會議決議孔祥熙爲院長、張羣爲副院長，陳立夫爲教育部長，翁文灝爲經濟部長。汪精衛非常失望。他借對日軍相繼侵佔上海、南京發表評論，以“沉着堅決”的語氣聲稱：“從前城池失守，應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觀念；今道德觀念不同，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爲國盡力。”言語之中，汪精衛已透露出了賣國投日的打算。

在以孔祥熙繼任院長、改組行政院的過程中，蔣介石還採取兩項重大措施。

第一，設置陸海空軍大元帥，蔣介石成爲實際上的國家元首。

蔣介石曾打算在1937年秋將國民政府主席制改爲總統制，但是林森自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以來“極爲各方所推重”，蔣介石雖爲“極負重任之領袖”，“然以我國之崇尚老成”，不能不慎重考慮。在蔣介石8月5日思考“大本營與大元帥職權”後，中政會於8月11日決定“於戰時置大元帥，代表國府主席，行使統帥海陸空軍之權”。即是說，“將主席原有大元帥職權，移交蔣先生”。繼之，中常會8月12日召開祕密會議，林森出面提議推舉蔣介石爲海陸空軍大元帥；設置大本營，下設六部“分司作戰、政略、財政金融、經濟、宣傳、國民指導等事”。蔣介石隨即認爲“未經宣戰不必另設名目”，“只擴大了軍事委員會，來對付抗戰的局面”。他9月1日在國防最高會議上說：大本營組織“過重形式，現時仍以在表面上避免戰爭之名爲宜”。因此，“只就軍事委員會酌量改組”，將原擬設於大本營下的“各部納入該會”。

第二，設置國防最高會議，蔣介石剝奪了汪精衛的中政會主席職務。

如前指出，汪精衛“回任”了中政會主席。在“以黨治國”體制下，中政會負最高政治指導指責。但是在一系列重大舉措上，蔣介石不會讓汪精衛插手，汪精衛憤怒地指責蔣介石關於孔祥熙出訪歐洲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祕不得與聞”。不僅如此，蔣介石還打算在1937年秋召開國民大會時改變中政會性質，考慮“以中央政治會議爲上院，國民會議爲下院”。這樣，中政會無事可“指導”，在日軍制造七七事變後更是如此，汪精衛7月14日就指示這日中政會例會停開，因爲“本週要案不多”。進而在8月12日，中常會決定中政會暫停，另置國防最高會議“爲實際最高軍政機關”。它“以中央常委、五院正副院長、行政院各部部長、中央黨部各部部長、中央政治委員會暨行政院祕書長，訓練總監部總監、軍事參議院院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爲委員；以軍委會委員長爲主席，中政會主席爲副主席”。可見，國防最高會議成員囊括了國民黨黨政軍各部首領，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身份任主席，以張羣兼任祕書長，汪精衛以中政會主席身份任副主席。通過暫停中政會，蔣介石剝奪了汪精衛的中政會主席職務。

即使是這種國防最高會議，其運作時也要視蔣介石的需要而定。爲了保密，蔣介石在決策一些重大問題時並不通過國防最高會議，像8月21日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訂約之前就在國防最高會議上“未曾討論”。因此，雖然法律上規定它“每星期開會二次”，但實際上它在成立之初“每週集會一次”，至11月“亦已一月有餘未嘗集會；每週惟舉行其常務會議一次或數次”。雖然汪精衛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但是“其決議大部繫於事後送蔣先生核行，蓋蔣先生系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授權，於戰時主持一切黨政之人也”。汪精衛對此非常惱怒，在12月3日的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上宣稱“中央常委及國防會議常委應共負責”。

從上可見，汪精衛只能“回任”中政會主席。他還企圖出任國民黨“黨主席”，但是在國民黨元老的反對下未能得逞。蔣介石利用推舉汪精衛爲“黨主席”的策略，設置了國防委員會。七七事變發生後，汪精衛竭力主“和”，企圖奪取行政院長職務。蔣介石一方面改組行政院，以孔祥熙接任院長。另一方面，他出任海陸空軍大元帥，雖然出於對日戰略考慮而未宣佈，但是已享有國家元首權；設置國防最高會議，暫停中政會。這樣一來，汪精衛不僅未能出任“黨主席”，還丟掉了中政會主席職務，僅僅擔任國防最高會議的副主席。

總之，1935至1937年蔣汪之間的權力鬥爭是隨着對日政策的演變而展開的。在華北危局之下，國民政府嘗試最後的對日交涉，即使汪精衛不被刺，蔣介石出任行政院長、張羣出任外長也是必然的。汪精衛出國“療養”後，竭力尋找回國爭權的有利時機，企圖在原計劃於1936年秋召開的國民大會上與蔣介石爭奪國民黨的領袖地位。他企圖利用兩廣事件的發生回國，但是蔣介石順利而很快地解決使其企圖落空。汪精衛又企圖利用國民大會的召開回國，但是蔣介石宣佈不競選總統，實際上暗示國民大會不會召開，汪精衛的企圖又落空。西安事變發生後，汪精衛着急回國爭權，但是蔣介石“恢復自由”使其非常尷尬。儘管如此，汪精衛還是企圖利用日本對蔣介石的壓力重任行政院長，但是在全國一致要求抗日的情況下，其陰謀不能得逞。汪精衛只能“回任”中政會主席。他還不甘心，企圖出任國民黨的“黨主席”，蔣介石則成立了國防委員會。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汪精衛竭力主“和”而企圖奪取行政院長職務，全面抗戰的爆發使其陰謀不可能得逞。蔣介石改組行政院，擔任海陸空軍大元帥，將國防委員會發展成爲國防最高會議，以此剝奪汪精衛中政會主席之職。至此，蔣介石基本上實現獨裁。

之所以說蔣介石基本上實現獨裁，是指蔣介石在這些權力鬥爭結果的基礎上，在1938年採取兩大措施，進一步實現獨裁。

其一，出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考慮：“一、在此抗倭軍事時期，五院制暫停，而以五院院長爲最高國防會議常務委員。二、最高國防會議，得以命令爲便宜之處置。三、國民政府有緊急處分之特權。”蔣介石“對此研究頗切，自覺有心得也”。儘管五院制國民政府未取消，但是國防最高會議發展成爲國防最高委員會，凌駕於國民黨黨政軍之上，蔣介石擔任委員長，享有便宜處置權。

其二，當選爲國民黨總裁。於該年3月29日至4月1日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全場一致議決修改黨章案”，推選蔣介石爲總裁，總裁擁有“否決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有決議的大權”。蔣介石自稱：“爲確定黨國重心，予敵以精神與策略上之一大擊，不敢以謙讓辭也。”這是強調針對日本的侵略。不過，更主要的將蔣介石與胡漢民、汪精衛之間權力鬥爭畫上了句號，國民黨人普遍認爲“國民黨十年來之內部爭鬥，多由於領袖之未能確立，‘九一八’後黨內鬥爭已較少。再經此次改革，領袖制已由事實之醞釀變而爲法律之承認”。由於胡漢民已去世，主要的是針對汪精衛。在醞釀召開大會時，居正提出“主張黨代表大會之召集，應以推舉蔣先生爲國民黨總裁，爲其主要任務”，汪精衛須“自行謙退”，汪“笑領之”。在大會上，蔣介石“意存謙讓，以汪爲革命舊人，望其兼負領導革命之責”，汪精衛還是被推選爲副總裁。但是，汪精衛“於接受推舉之即席演說中，即有不自然之情態見於詞色”。接着在4月2日蔣介石、汪精衛分別以總裁、副總裁身份招待與會代表和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宴會上，汪精衛強調實行“民主集權”，由中常會或中政會“行使全權”。陳布雷“等皆覺察之，頗引以爲憂”。

作者爲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9年第4期，註釋從略。來源史學月刊公衆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