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侍卫司、殿前司掌管禁军的统领大权，宋太祖赵匡胤在登基称帝之前，担任的就是殿前都点检一职。陈桥驿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因此，在建国后，为了不重蹈陈桥兵变覆辙，他对禁军制度作了很大的调整。

​建隆二年（961年）初，宋太祖免去了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之职，同时决定此后不再设立此二职。在不久后发生的“杯酒释兵权”中又取消了殿前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都虞侯二职。

从此，五代以来的侍卫司、殿前司经过宋太祖的一番改造，成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俗称“三衙”，而以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为三衙最高长官，俗称“三帅”。在三帅下，分设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协助三帅统辖三衙兵马。

宋太祖在设置三帅分统三衙禁军的同时，还在三帅下设“四卫”，即属殿前司的铁骑军（后改日骑，再改捧日）、控鹤军（后改天武），属侍卫马军司的龙捷军（后改龙卫）和属侍卫步军司的虎捷军（后改神卫），各设四厢都指挥使，隐含分三帅之权的意思。

​宋人以为，天下有兵、政二权，其中“兵权宜分不宜专”，因为“兵权专则事必变”。因此宋太祖在兵权上，除将禁军分统于三衙，三衙下再设“四卫”，以分散禁军统帅之权外，还将军队的握兵权与调兵权相分离。

如北宋中期史学家范祖禹所说的：“祖宗（指太祖、太宗）制兵之法，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这确实是宋朝兵制的关键之处，是宋太祖吸取五代诸朝，尤其是后周的经验教训而制定的有效措施。

纵观两宋，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政都归枢密院，而三帅负责士兵训练选拨，禁卫戍守，将士的升迁赏罚等，皆直接对天子负责。当遇有战事，往往临时委派统兵将领，值得注意的是，殿帅（殿前都指挥使）一般不遣出领兵出征。由此，禁军的握兵权、调兵权和统兵权三者分开，互不统属，以达到各方面相互牵制而集权于天子的目的。

​宋代兵制，中央直接统领的称“禁军”，地方诸州之镇兵为“厢军”，此外还有“乡兵”，边地有弓箭手和藩兵等。通过不断调整，至宋太祖后期，禁军约有二十万人，十万驻扎京城，十万按时派遣驻守各地。

为了防止内重外轻或是内轻外重，宋太祖又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驻扎在各地的禁军多为侍卫马步军，虽不及主要驻扎在京畿的殿前军精锐，但相距亦不大。且地方上还有厢兵、乡兵，其数量超出京畿兵力一倍以上，所以一旦京畿有变，外地驻军足以抑制在京禁军之变。同样，如果戍守四方的禁军有变，则京师禁军也足以控制局面。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内外相维，无轻重之患”，即史书上所称的“内外相制”。

宋太祖把全国兵权集中于一身，使中央控制地方、皇帝驾驭将领的能力大增，各地方镇再也无跋扈之患，而五代习见的禁军将领更换天子，地方反抗中央的局面，终宋一代三百余年基本上不再出现。

​但宋太祖的这一做法也给宋朝带来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恶果，也可以说是大宋亡国的罪魁祸首。

首先，宋太祖改革兵制主要出于防患于未然，但在朝廷上下也形成了猜忌、压制武将的恶习，形成重用平庸之将的惯例。由于宋太祖擅于军事，能征惯战之宿将犹在，禁军士兵也颇精锐能战，因此情况尚不严重。但自太祖之后，这套防范之法被变本加厉地使用，其结果自然不妙。

其次，宋太祖为了防止将校与士兵结成威胁统治的势力，将握兵权、调兵权、统兵权相分开，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而“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可以想象，让这样的军队去打胜仗，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

再次，宋太祖利用募兵制使得“兵马分离”，使得由此进入军营之人大增，但士气、军力却因吏治败坏而逐渐低落，冗兵现象日趋严重，而宋朝给士兵的优厚待遇带来了巨额军费，也就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包袱，这也成为宋朝“积弱积贫”的一大原因。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制度都有利弊，我们不能将所有的过失都归罪于宋太祖。由于宋太祖的后继者未能进行不断完善、发展制定新的制度，于是宋初针对五代弊政而制定的、切实而有效的政策，也就逐渐演变为一种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