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尹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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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結束的印尼亞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最大亮點，並不是毫無意外地蟬聯金牌總數第一，而是中國籃球以空前佳績全面奏凱。男女籃的四塊金牌均被中國包攬，尤其是多年來遭遇東西亞擠壓腹背受敵、失去亞洲統治地位已久的中國男籃，決賽中令人信服地擊敗勁旅伊朗，重新奪回亞運會桂冠，格外振奮人心——因爲，這是中國男籃實行紅藍隊政策之後，僅以半數國家隊主力出戰所取得的成功！

更重要的還不是成績本身，而是成績背後的“姚明模式”。所謂“姚明模式”，概括地講就是一句話：專業人做專業事。中國籃球在經歷了數十年“外行領導內行”的起起伏伏以後，痛下決心改變傳統思維，請出姚明主政中國籃協，尊重客觀規律走專業之路，效果非常明顯。

歡慶印尼亞運會大捷之餘，人們都在思考這樣兩個問題：一、姚明爲什麼能夠取得成功；二、既然同爲職業體育的中國籃球可以憑藉“姚明模式”獲得突破，比中國籃球更需要打破發展瓶頸的中國足球，能否借鑑“姚明模式”複製中國籃球的專業之路，涅槃重生？

“姚明模式”的精髓，是用專業思維解決職業難題

職業化起步比中國足球更晚的中國籃球，由於職業籃球的特點和中國籃球的基礎，在奧運會、世錦賽等國際大賽上的成績，遠遠超過中國足球。中國男籃歷史上長期佔據亞洲男籃頭把交椅，在奧運會上兩度躋身八強，世錦賽亦有挺進八強的紀錄。CBA聯賽則是亞洲規模和影響最大的職業男籃聯賽。

然而，中國籃球的領導體制，一直沿襲國家體育總局籃管中心主管的模式，與總局所屬其他非職業競技項目的管理方式並無質的差異，行政機構領導職業賽事和職業俱樂部的錯位現象，成爲制約CBA聯賽健康規範運行的體制性障礙。聯賽賽制、規則、梯隊建設、人才流動和國家隊選拔、集訓等主要環節，都存在諸多不按職業籃球規律辦事的“半職業”甚至“僞職業”弊端，聯賽水準停滯不前，國家隊參加國際大賽的成績也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短暫高潮之後，出現持續下滑。亞洲老大地位不保，奧運會和世錦賽連續無緣八強。

而且，CBA聯賽職業化程度不高，客觀上爲一系列違反公平競賽原則的現象滋生蔓延推波助瀾。裁判問題突出、球場暴力猖獗、賽場秩序混亂乃至場外球員與球迷衝突造成的惡劣影響，嚴重損害了CBA聯賽的聲譽，惡化了中國籃球的生存環境。一時間，中國籃壇陷入內外交困的尷尬處境。“中國籃球向何處去”的問號，縈繞在圈內外每一個關心關注中國籃球的人頭腦中。姚明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臨危受命的。

姚明與前任們的不同和優勢，首先在於他不是官員，也不是普通球員出身。姚明的球員生涯，跨越了專業隊、CBA職業聯賽和NBA職業聯賽三個階段，擁有比所有前任更豐富的專業和職業閱歷，特別是在NBA聯賽的歷練，使他對職業籃球的規律和模式有着切身和深刻的體驗、領會，可謂中國職業籃球“專業第一人”，如何做“專業事”，更是爛熟於心。結合中國籃球的實際，姚明對CBA聯賽和國家隊建設，進行了三個方面脫胎換骨的改造。

一是用職業化、市場化、商業化的思維設計聯賽規則和賽程，從更有利於球迷觀賽、更便利於賽事直播、更能滿足贊助商要求的角度，延長聯賽賽季、增加比賽場次、提高直播質量、擴大賽事影響。以往聯賽固定在每週三、五、日進行三輪比賽，每一輪每支球隊同時開賽，每週只有三場比賽全國直播，新的賽程則安排成每週六場全國直播，除週一外，每天晚上都有比賽，球市和直播收視率皆創新高。

二是在賽事規則上，增設爭議判罰回放；改變季後賽名額產生辦法，以往常規賽前八名進入季後賽，第九名之後直接止步，賽制改革後，前十名進入季後賽第一階段比賽，7、10和8、9名共四支球隊經過三戰兩勝制的附加賽，兩支勝隊和常規賽前六名一起，進入季後賽第二階段賽事。不僅提高了常規賽競爭的殘酷性，增加了比賽場次和懸念，更提升了季後賽第二階段淘汰賽的強度和觀賞性。

三是更新國家隊設立體制和選拔機制，爲了在球員、教練中形成良性競爭氛圍，讓CBA聯賽嶄露頭角的更多年輕球員披上國家隊戰袍征戰國際大賽，開創性地推出國家紅、藍隊設置，給超過30名優秀球員創造了以國手身份參加亞洲盃、世錦賽預選賽和亞運會的機會。其中，世錦賽預選賽國家紅隊擊敗家門口作戰的韓國隊一役，堪稱經典。這次以紅隊組隊出征印尼亞運會，又奪得男籃金牌。較長一個時期內狀態和戰績波動的中國女籃，則穩居亞洲女籃之首。

值得一提的是，姚明上任後，把國家隊徵調令改爲邀請函，以平等的人格化方式對待應召球員。這一小小改變，顛覆了過去舉國體制下球隊與球員之間命令與執行的隸屬關係——以往中國籃球的諸多歷史矛盾，比如王治郅留美不歸，都是這種強權思維的產物。如今，一封國家隊邀請函，讓球員強烈感受到，自己是一個人，而非只是打球的工具！

中國足球缺乏改革動力，缺少一個姚明式的“模式創造者”

“姚明模式”在中國籃球初見成效，許多人提出，這樣的模式可否移植到同樣亟待在職業化進程中突破發展的中國足球身上，從體制和機制入手，改變中國足球的落後面貌？

應該說，理論上是可行的。職業籃球和職業足球，是具有全球影響的職業競技項目裏成就最顯著的，運作規律和模式有着頗多相通和近似之處。其中，“專業人做專業事”的基本原則，是完全一致的。可惜，就中國籃球和中國足球而言，要把在中國籃球初步見效的“姚明模式”原樣複製到中國足球，有些關鍵的條件至少目前還不具備。

這些不具備的條件裏，最重要的是兩條：

第一，中國足球水平比中國籃球低，抗拒改革的既得利益勢力卻比中國籃球更加根深蒂固。中國籃球巔峯時是亞洲冠軍和世界前八級別，中國足球經常走不到世界盃預選賽最後階段，沒有爭奪亞洲盃和亞運會冠軍的實力，而論改革動力，中國足球高層比中國籃球決策者差距巨大。中國足球“管辦分離”換湯不換藥，急功近利的“僞職業化”積重難返。不要說“姚明模式”，即便姚明親自掌管中國足協，恐怕也是有心無力。

第二，職業化的籃球與足球規律上有共通點，可畢竟是不同的專業。中國足球需要的不是姚明改行分管，而是一個在足球領域有足夠能力創造“模式”的領軍者。遺憾的是，中國足球還真沒有姚明式的人物。最頂級的球員，包括郝海東、范志毅，在歐洲聯賽踢過球的鄭智、楊晨、孫繼海、李鐵，如今擔當俱樂部和國家級球隊主帥的賈秀全、李霄鵬，乃至中國足球史上頭號“勞動模範”容志行，都缺乏應有的權威性和號召力。

因此，激活了中國籃球的“姚明模式”，可以給中國足球以啓示，但很難用簡單移植的方法，去複製中國籃球在職業聯賽和亞運會上的成功。中國足球的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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