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掣签制度是伴随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出现的一种宗教领袖遴选制度。

它和活佛以及活佛转世制度一样，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一种传承方式，有别佛教系统的另外两大分支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

金瓶和牙签

我们经常说，任何一种制度能够出现并被长期执行，必然基于社会需求，而不是个体需求。

因此，藏传佛教中的活佛以及活佛的遴选制度——金瓶掣签，也源于此。

关于这项始于清代，在活佛转世制度发展史上，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制度。有几个基本概念，必须首先厘清：

1、不是所有的活佛转世，都必须进行金瓶掣签；

清朝规定，凡在理藩院注册的藏传佛教蒙藏大活佛，须将寻得的若干“灵童”的名字用满、汉、藏3种文字写在牙签牌上，放进瓶内，由中央政府派员监督指定人员当众抽签掣定。

换言之，只有具备一定政治影响力的大活佛，中央政府才会派员亲自监督遴选过程。

2、不是只有大昭寺供奉的一只金瓶；

作为掣签的主要道具，金瓶由清政府专门制作颁发，共有两只。

供奉在拉萨大昭寺内的金瓶，用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藏区大活佛的转世灵童的认定；另一只，供奉在北京雍和宫内，用于蒙古各部及甘青藏区的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

3、金瓶掣签实行严格的差额遴选；

参加掣签的转世灵童候选人一般法定数目是三人，经皇帝亲自批准进行掣签仪式后，写有灵童名字的签牌，由驻藏大臣亲手放入瓶内。

如果转世灵童候选人不足三名，则需用空白签牌补足差额。如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则需另外寻找灵童。

掣签完毕后，向在场所有人员公示，并将瓶内所有签牌取出，一并公示验看。

4、不是所有大活佛都由金瓶掣签选出；

有些时候，当所有人均公认某个灵童为上任活佛转世。

经驻藏大臣和其他高僧上报，并经中央政府同意，可免于使用金瓶掣签。

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看，第九世、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由清政府批准免掣，第十、十一、十二世皆通过金瓶掣签确定，第八、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都通过金瓶掣签而定。

乾隆皇帝颁给七世班禅的金册

厘清了金瓶掣签制度的基本规则，我们先来说说活佛转世是怎么来的！

佛教在公元7世纪传入藏区，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来。

当时，藏区的主流宗教信仰是源自本土的苯教，两种宗教在博弈之中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藏传佛教独特的样貌。

因此，在藏传佛教的前弘期，既不存在教派，也不存在活佛转世系统。

等到佛教成为了藏区主流信仰后，为了凝聚各自的信众群体，各种藏传佛教的教派迅速出现。

随着各教派寺院经济的形成，争夺信众资源成了教派间的主要矛盾。各教派间在政治、经济上的激烈竞争和相互吞并，一个有威望有号召力的首领，成了教派能否兴盛的关键性因素。

于是，在当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噶玛噶举派首创了活佛转世制度，以此来避免，因宗教领袖圆寂，而丧失本教派的政治、经济势力，并保证宗教领袖的独特地位得以延续，不受挑战。

作为一种融合了佛教本源轮回思想，又兼顾了教派世俗利益的传承方式。活佛转世制度一经推出迅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渐被所有各教派采纳，成为藏传佛教独有的一种传承方式。

首开活佛转世制度的噶玛·拔希

这就是我们文章开头所说的，一种制度体系能够出现并被长期执行，必然基于社会需求，而不是个体需求的原因。

当活佛转世制度成了藏传佛教传承的主流后，其本身蕴含的巨大政治、经济利益，迅速被各大家族势力觊觎。

他们通过各种“运作”方式，使转世灵童认定在自己家族，以至于各系活佛出自一门。

例如，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即便乾隆皇帝委派了，他信任的三世章嘉活佛进藏，负责转世灵童的寻访。

但结果，依旧认定了与六世班禅有亲戚关系的坚白嘉措为八世达赖喇嘛。而后，外蒙（外喀尔喀部）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又转世在八世达赖喇嘛的亲戚家，而三世章嘉活佛的弟弟和侄子，又被认定为却藏活佛和拉科活佛。

这其中的猫腻自然瞒不过乾隆皇帝的法眼，他在《御制喇嘛说》的碑文里写道：“现今四大活佛体系（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皆出一家，几与封爵世职无异。”

《御制喇嘛说》

从佛教系统本身来说，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补充新鲜血液，加快自身发展。

从国家政体来说，活佛多出一门，且与世俗豪强紧密集合，有悖于清朝联合蒙古王公、汉地地主官僚的立国根本。

对于这种蒙古王公和活佛转世相结合，有可能造成政教合一势力崛起的隐患，清朝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但有碍于三世章嘉活佛是乾隆皇帝宗教上的老师和密友，以及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在藏区的崇高地位。

即便贵为皇帝，乾隆也不便即刻发作，但如何限制此情况继续发展，需找一个让清朝政府介入活佛转世事务的契机，成了他时常考虑的内容。

很快，一个完美的机会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8月，来北京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六世班禅，因患天花在北京黄寺圆寂。

为表示尊崇，包括乾隆在内的北京各王公大臣捐赠了巨量的珍宝财物。

这些财物均由六世班禅之兄，扎什伦布寺的仲巴活佛掌握。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沙玛尔巴与仲巴活佛同为六世班禅的兄弟，对此极为眼红，但一番争执之下未有所得。

于是，心怀愤恨的他借朝礼佛塔的名义去廓尔喀（统治尼泊尔的部族），怂恿廓尔喀王派兵侵藏，劫掠扎什伦布寺。

1791年，廓尔喀军队入侵西藏，没有遭到有力的抵抗。9月，驻藏大臣以保护七世班禅的安全为名，自行将七世班禅移往拉萨。

扎什伦布寺的仔仲喇嘛与札仓堪布降神后，得到了一个“不可与贼拒战”的神谕。六世班禅的兄长仲巴活佛，则只顾着携带贵重财物弃寺潜逃。

不过一千余人的廓尔喀军，不血刃的占领了扎什伦布寺，大肆抢劫寺内财物。10月，心满意足的廓尔喀军带着财物，撤出日喀则，退居聂拉木等地。

扎什伦布寺被劫的惨祸，震惊了整个藏区。

终于等到机会的乾隆，马上授两广总督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征调军队进藏反击。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清军雷霆一击收复擦木、济咙，随后取到吉隆沟穿越喜马拉雅山，攻入廓尔喀境内。

七月间，清军兵临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廓尔喀称臣请降，退还抢掠的财物，送回已在尼泊尔亡故的红帽系活佛的尸骸骨灰，并许诺永不侵犯藏境，廓尔喀之役（第一次廓藏战争）结束。

廓尔喀之役，绝不能看成是一次单纯军事反击。福康安收兵之后，乾隆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第一步就是处罚涉事僧官。

对于事件的始作俑者，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活佛，虽然沙玛尔巴已经故去，但乾隆皇帝依旧废止了红帽系活佛的转世，其主寺羊八井寺勒令改宗格鲁派，寺中僧人全部强制改宗黄教，寺属的金银、田庄、牛羊、百姓全部充公，用作藏兵军晌。

六世班禅之兄仲巴活佛，“先期逃遁，其罪甚重”，勒令扭送北京治罪。

仔仲喇嘛等人，托词神谕“不可抵抗”，扰乱军心，令将为首之济仲拿到前藏，当众“剥黄正法”。

一番强硬处罚手段之后，清庭在西藏的权威得以整肃，僧俗各界无不侧目。

随后，以福康安为首的清朝官吏，开始着手调整顿藏政、完善管理章程，并对活佛的管理和遴选制度进行调整。

福康安在与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八世达赖喇嘛等高层协商后，提出的修改条款多达一百零二项。

后经清政府再次修订，整理为二十九条，这便是清朝著名的治藏策略《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又称《新订西藏章程二十九条》）。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颁布实施。其中第一条，便是设置金瓶掣签制度，足见乾隆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从金瓶掣签制度本身来说，相当于是清政府在加强管控前提下，对藏区传统的政策妥协。

乾隆对达赖、班禅世袭在藏区的政治影响力很清楚，并且二人不但关乎藏区稳定，还牵扯蒙古地区的稳定。

因此，他才会在《御制喇嘛说》很直白的写道：“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但之前，“掌教之大喇嘛皆出一家，几与封爵世职无异”弊端太大，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插手予以控制 。

而他所选择的金瓶掣签方式，实际上也是之前藏区传统的延续。

在确定五世达赖喇嘛灵童人选时，因各方争执不下，便由四世班禅等人在热振寺观音菩萨像前，用糌粑团抽签决定。

所以，金瓶掣签不过是将之前的传统规范化，并加入了中央政权的主导权。

公允的说，包括金瓶掣签在内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一部相当完备的治藏策略集合。

诚如乾隆皇帝所言，“虽不能尽除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金瓶掣签制度推行后，达赖、班禅各辈的传世传承，再没有出现“率出一族，与世袭爵禄无异”的现象。

西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再也没有出现“因分润不均，唆使外族抢掠”的现象。蒙藏两族的关系，一直保持在宗教的范围内。

非常成功的，实现了乾隆皇帝的愿望，“我朝虽护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

参考书目：

《论金瓶掣签仪式及其变迁》_苏发祥；

《清朝金瓶掣签制度及其历史意义》_廖祖桂；

《清代金瓶掣签制度的制定及其在西藏的实施》_陈庆英；

《清代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的经过》_柳陞祺

《金瓶掣签的设立及其意义》_吴云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