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本是兇獸，被用來形容惡人，“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因爲饕餮的罪行中包括一條“貪於飲食”，所以它的形象總是跟喫分不開。它常常被用來翻譯天主教七大罪（seven deadly sins）其中的一項——Gluttony，指的是耽於飲食、宴樂而不夠敬神。

不論是饕餮還是Gluttony，兩者都指向了共同的觀點，那就是過分地執着於飲食是一種罪惡，是不能被提倡的惡行。多喫一點而已，怎麼就上升到這個高度了呢？

因爲傳統觀念認爲，貪喫往往是其他罪惡的開始。羅馬帝國什麼都不缺，就缺富饒的土地。但羅馬人依靠豐富的工程學知識，和豐富的勞動力，在貧瘠的耕地上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灌溉和耕作系統，並把這種“羅馬方式”帶到了很多地方。他們收穫了高盧的蜂蜜、錫蘭的的桂皮、孟加拉的姜、迦太基的石榴、小亞細亞的櫻桃，把他們和羊肉和橄欖一起擺上餐桌，開始了無休止的飲宴。

古羅馬人的饕餮，更像是誇耀財富和男性氣質的手段。這類宴會通常要進行很久，伴隨着擲骰子、歌舞和其他種種嬉戲，以及數不盡的、遠超所需的食物。人們相信那些在競技場上能將標槍擲到最遠、跑得最快、搏擊最強而有力的男人們理應喫得最多，而絲毫不在意他們往往要去嘔吐室，任由女奴們將鵝毛伸進他們嘴裏，來促使他們排空胃容，好投入下一回合的縱情喫喝。

這類宴會的盛行，當然是從上層開始的，著名的美食家、將軍路庫勒斯即便自己用餐也絕不馬虎，當僕役們端出的食物不合他的心意，他就會大吼：“我今天和路庫勒斯一起用餐！”著名的食譜收藏家阿皮修斯在知道自己的巨大財富已經被“喫幹抹盡”之後，決定預訂全羅馬所能提供的最豪奢的宴會來壓壓驚。饕餮很快帶來了更多的財富需求和對其他逸樂的渴望。尼祿宣稱：“讓我們收稅、再收稅吧。讓我們看到沒有人擁有任何東西！”他本人就是異國美食的忠實愛好者。在他之後的繼任者，兩個被殺，一個自殺，倖存的那一個，其手下的稅務官甚至把手伸向了墓地的廁所。直到接下來的五賢君時代，這種種亂像才告一段落。

能征善戰的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大帝是喫死的。他在持續不斷的宴會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這種痛苦很快使他喪失了語言能力，並於十日後離開人世。饕餮往往來自於對自己能力的極度自信和對滿足慾望的無休止的野心。亞歷山大大帝執着於尋找“世界的盡頭和大外海”，他其實早就找到了，那就是他的慾望。是他親自爲國民帶回了石榴、藏紅花、阿月渾子和酸乳酪等波斯美食。他的能征善戰帶來的是速朽的帝國和數不清的內亂，他對慾望的執着至少還讓他犯了七大罪中的另一種——傲慢。在淡定的《神曲·地獄篇》中，他在地獄的第七圈中經受苦難，這是專爲犯七大罪的罪人們準備的。

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同樣熱衷於宴飲，他帶着龐大的侍從隊伍，從一地輾轉到另一地，所到之處充滿了無休止的宴請和遊樂。他的那塊神奇的桌布非常有名，不論上面沾上的是肉汁還是葡萄酒漬，只要丟進火裏，片刻就煥然如新。現在的我們當然知道，這是石棉而已。他是但丁筆下少數上天堂的君主之一，可能因爲他是羅馬精神的繼承者，總是奮鬥在抵抗異教徒（撒克遜人、斯拉夫人、巴斯克人）的最前線，所以他的饕餮、殘忍好殺、傲慢和專橫都被虔誠的但丁一筆勾銷了。

尼科拉·弗萊徹的以這塊桌布命名的著作裏，充滿了歷史上有關饕餮的種種細節。有人爲了一次宴會殺了104頭牛和1000只羊，以及其他畜類和禽類，總共出菜4萬多盤。有人在齋月中醉心於用糖在晚宴上製作甜食，他有糖做的整棵樹和清真寺，這些共花費了73噸白糖。更多的人，因爲過量飲食死在了餐桌上，死因是七鰓鰻、炸豬排或者龍蝦和魚子醬。

饕餮貫穿了人類歷史，範圍之廣，讓人覺得如果饕餮是一種罪惡，那麼它實在是普遍到不得不被視爲是人類社會史的其中一部分。爲什麼人類如此熱衷於食物，僅僅是因爲人類在進化中保留了追求食物的本能嗎？這樣的解釋稍嫌不足。在這一點上，我們恐怕必須要站在建構主義者一邊。而或者就像尼科拉·弗萊徹所說的，是因爲權力的表演性，日常和節慶儀式，處理過剩、易腐爛食物的需要嗎？

恐怕還不足夠，一定有什麼更爲基礎的政治或經濟因素在背後起作用，推動人類歷史在某些時刻，以饕餮的形式向前邁進。年鑑學派奠基人之一，馬克·布洛赫在他的煌煌鉅著《封建社會》中給出了一種解釋。布洛赫首先提出封建社會是一種社會類型，它既是文明形式、政治主權形式，也是經濟生產方式——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受超經濟強制的剝削，封建主控制着土地，並對農民享有司法審判權，他們的土地以服兵役爲條件領自上級封君，形成等級連鎖，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這就是周穆王如此熱衷巡狩的原因

主權的分割是封建生產方式的要素之一。因爲政治主權分散，所以雖然上級領主分封土地，下級領主對它負責，逐級連鎖，形成了一條以稅賦和壓迫爲核心的生產—消費鏈條。這條鏈條是非常脆弱的。據布洛赫講，在封建社會的前期（指1200年以前），因爲貨幣經濟的萎縮，附庸對領主的義務是通過實物和服務來體現的。因爲那時羅馬道路系統已經崩壞，各地因爲缺乏統一領導，均無力維持運輸系統的暢通，既然運輸物不那麼方便，聰明的上級領主就想出了個好主意——我直接帶人過去。於是，大小領主，不斷巡視自己的領土，連喫帶拿，再不斷歡迎上級蒞臨指導工作。饕餮成了這套生產方式運轉的關鍵部位的潤滑劑。

封建生產方式意味着對被束縛在土地上的農奴的超量剝削，剝削來的東西消耗不掉也很難全部儲存——總有易於腐壞的，或無法運輸的，那就必須全部消耗掉，這雖然違背了上帝對美德的定義，卻是人主們一項不得不完成的政治任務。這項任務若是概括起來，就是絕不給被剝削者留任何剩餘。這種依靠肚皮運轉起來的權力體系，是很有效率的，領主們定期巡視自己的領土，不斷重新確認與下屬的封建契約，同時鍛鍊了軍隊，還沿途收了稅。

布洛赫的解釋很妙。這讓我不禁想到了中國式饕餮是否也存在於類似的經濟運轉體系。孔子很懷念周朝的禮制，他相信如果各個階層各司其職，按照禮制規定來行事，那就足以稱善。這套禮制下的分配機制是這樣的，庶民“無故不可食珍”，士無故不可以殺豬狗，大夫沒事兒不允許隨便喫羊肉，諸侯無正當理由也絕不許宰牛。但周天子，則可以用五穀、六畜、八珍、饈百有二十。

周天子將土地分配給諸侯，並要求後者承擔經濟、軍事、禮儀等義務，後者不僅要把土地上最好的食物獻給周天子，還要發動羣衆在農閒時節也要服役，爲他尋找各種能喫的東西，甚至包括了白蟻和娃娃魚。周天子能喫掉這麼多東西嗎？他的食慾果然無窮無盡嗎？當然不是，這套圍繞飲食展開的全民大勞動，他那被供養起來的兩千多人的庖廚職官隊伍，和諸侯們的進貢義務，指向的是同一件事，就是超量剝削農奴們的生產時間和生產所得，不讓他們有任何精力、時間和經濟上的餘裕。爲什麼要這樣？爲了體系的穩定。

有人調侃當代資本主義不過是封建主義的重演

所有的封建體系最終都因爲實力對比的轉換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土崩瓦解。事實證明，饕餮果然是一種罪，罪不在浪費和逸樂，罪在與民爭利，妄圖用滿足私慾的方式來掠奪民財，站在固步自封而不是歷史進步的角度來看待問題。所以更應該感恩自己所處的這個偉大時代，我們要牢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努力抓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項工作，不斷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