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到各地的高校去，經常會有老師和同學提出這樣的問題：文化自信是否應當有兩個支撐點：一個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個是紅色文化？

從感性層面上講，這個提法似乎很有道理。不是麼？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們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的文化，文化名人若燦爛羣星、文化蘊藏似汪洋大海、文化影響如日月經天。這一點讓我們想起來就覺得自豪。自豪是什麼？不就是自信的表現麼？但是我們不要忘了，對於今天的中華民族來說，這種文化自信是怎麼來的？

不錯，在古代，我們中華民族對於自己的文化是很有自信的。比如說唐代，經濟的繁榮、政治的穩定、文化的發達、社會活力的迸發以及善氣迎人、海納百川的大國風度，使得中國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爲文化成爲許多國家和民族心儀的對象。應對方請求，文成公主、鑑真和尚分別越過高山、大海，傳播中華文明。東鄰新羅全面學習唐朝的社會制度和科學技術。一衣帶水的日本則頻頻派出大批遣唐使。至於各國的使節、商賈、訪問學者，更是絡繹入朝、不絕於市。在各國人民學習中國榜樣的時候，我們的祖先也虛心學習各個國家、民族的長處，以至創造了玄奘西行取經的奇蹟。“天下朋友皆膠漆”，詩人杜甫曾用這樣的詩句形容衆望歸唐的盛況。至今，世界上不少國家仍習慣於稱中國人爲“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軟實力的遺響餘韻。

然而到了近代，即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我們對於本民族的文化則表現得很不自信。豈但不自信，簡直是文化自卑。從一定意義上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這種不自信的總爆發。例如胡適就認爲“我們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因此，他“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即使是一些摯愛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造詣精深的學者，也難免發表一些過激的言論。魯迅曾主張“掃除”“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錢玄同甚至提出：“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爲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爲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爲根本解決之根本”。這就是說，不但中華傳統文化要不得，連承載中華傳統文化的漢字也是要不得的。

爲什麼會出現這種偏激的傾向呢？這固然有五四前驅們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正如毛澤東所說：“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1-83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但更爲重要的原因在於當時的大氣候。當時的世界，正在實現由傳統到現代、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換。而在這種轉換中走在前列的資本主義列強，已經通過掠奪和征服，把資本主義變成了一個世界體系。面對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在農業文明中一直領先的中國一下子被甩到了世界發展潮流的後頭。

然而，這是中華傳統文化之罪嗎？不能這樣說。罪魁禍首是日趨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是他們，日甚一日地閹割、窒息傳統文化中的生機與活力；是他們，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傳統文化中的僵化、腐朽因素。到頭來，整個中華傳統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權神授”，“天不變道亦不變”，“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之類的枯槁信條，而“自強不息”，“與時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鮮活的元素則被拋到了九霄雲外。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的衝擊，他們依然頑固地抱定“不易者三綱五常”之類的陳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連學習一點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都不能容忍。大學士、理學大師倭仁曾公開指責洋務運動“上虧國體，下失人心”，強調萬萬不可動搖“尚禮義不尚權謀”的“立國之道”。這種文化上的倒行逆施，不但窒息了傳統文化，而且必然導致政治上的僵化、經濟上的衰微和社會創新活力的闕如。而經濟、政治上的落後，又導致文化軟實力的喪失。於是，世界歷史進入了看不起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時代。

問題就是這麼嚴重地擺在中國人民面前：要實現中華傳統文化的起弱振衰，就必須對它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而要實現這種轉換和發展，就必須有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和新的社會力量的崛起。這種新的文化元素就是馬克思主義，這種新的社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經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羣衆在實踐中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就脫胎換骨，變成了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通常我們統稱爲紅色文化。比如“實事求是”，原本是《漢書》作者班固稱讚河間王劉德的話，意思是說劉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辯、嚴謹紮實，但是到了中國共產黨人這裏，則被作出全新的解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由此，這一詞語也就從特指“修學好古”的學風上升爲我們黨的思想路線。

正是因爲有了這種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才使得中華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了生機與活力，才使得中華傳統文化重新成爲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和智慧源泉。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曾經自豪地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着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1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通過對於近代歷史的這一簡單回顧，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中華民族重建對於傳統文化的自信，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後的事，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在實踐中爲中華傳統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之後的事。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中華傳統文化就極有可能因爲僵化、腐朽元素的持續擴散而歸於消亡。當然，我們也就不可能重建對於傳統文化的自信，甚至很可能比五四時期更不自信。因此，我們說：紅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纔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撐。如果把我們的文化自信搞出兩個支撐點，則很容易產生模糊認識，甚至動搖馬克思主義在文化建設中的指導地位。到頭來，非但不能有效地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反而有可能把中華傳統文化重新煥發來的生機與活力搞掉。這豈不成了南轅北轍，適得其反麼？

另一方面的問題是：說紅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撐，有沒有輕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意思呢？沒有，絲毫沒有。從一定意義上說，紅色文化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合乎邏輯的發展，就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質的飛躍，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形態。對於紅色文化的自信，自然包含着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這好比喫麪包。你說這麪包好喫，難道不包含對於做這個麪包的小麥的肯定嗎？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在闡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紅色文化的精神價值之後，又着意歸結強調說：“我們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爲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爲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這樣的嚴謹論述，充分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一元論的文化觀。

二

中華傳統文化是一種複雜的社會存在。要實現對它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首先必須能夠正確地區分精華與糟粕，進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問題在於我們怎樣來辨別精華與糟粕。在這裏，必須反對片面地、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的形而上學的觀點。

比如，有人主張像挑蘋果那樣把中華傳統文化扒一扒堆：一堆是精華，一堆是糟粕，留下精華，丟掉糟粕。這種簡單化的辦法在實踐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首先，精華與糟粕往往彼此融合、交叉和滲透，構成一個整體。比如孔子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個“志”就是要在東方復辟西周的奴隸制。你說它是精華還是糟粕呢？其次，文化往往顯現出一種動態的特徵。彼時彼地是精華，此時此地就有可能是糟粕；和那樣一種時代需要相聯繫是精華，和這樣一種時代需要相聯繫就有可能是糟粕。比如說古代的跪拜禮，對於今天來說基本上屬於糟粕。我們會說，人與人是平等的，爲什麼要給你下跪呀？可是在秦漢以前，儘管它包含等級差別的內容，也不能完全看作是糟粕。那個年代沒有我們今天這樣的桌子、椅子，更沒有“呷哺呷哺”那樣的高凳、高椅，人們開會、辦公、會客、喫飯都是曲腿坐在席上。因此，對對方表示禮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欠起身來，這就形成了跪的姿勢。如果那個時候我們站起來給對方行禮的話，會給對方心理造成一種震懾。對方會懷疑，這個人站起來想幹什麼？可見禮節是與一定的生活方式相聯繫的。相反，今天我們坐在椅子上，站起來鞠個躬、握個手也是非常方便的。在常態情境下，如果再噗通跪下去,那動作就未免太誇張了。當然，在非常態情境下，即需要高強度地表達恭敬、感恩之情的時候，比如在祭奠父母的時候，行跪拜之禮也是無可厚非的。

又比如，19世紀末，康有爲爲了推動變法，附會儒家的公羊學派，力倡“通三統”、“張三世”之說，主張用和平方式推動社會進化。爲此，他還把孔子描繪成一個“素王改制”的改革家。應當說，在敬天法祖的古老封建國度裏，在“綱常名教亙古爲昭”的思想文化氛圍中，在守舊勢力佔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用這種理論來製造輿論，推動資本主義性質的變法，相對來說，可以減少一些社會阻力，也相對容易被最高統治者接受，因而它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積極的、進步的。然而在事情過去一百多年後的今天，居然有幾位自稱“康黨”的學者聚在一起，吹捧“通三統”的湯武“革命”，主張“張三世”的和平進化，並以此作爲理論依據，指責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判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沒有合法性”，要求“回到康有爲”，重新“將儒教立爲國教”，這就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可言了。也就是說，所謂“通三統”、“張三世”之說在今天已經成了地地道道的糟粕。

毛澤東曾經指出：“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實踐，只有實踐，纔是區分精華與糟粕的唯一標準。這也就是說，在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實踐中，一切用得着、有好處的東西，就是精華；一切用不着、有壞處的東西，基本上就是糟粕。實踐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對於精華與糟粕的區分也必須以變化了的實踐需要爲轉移。

三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提出並一再強調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一重要論斷，是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對我們黨和人民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是我們黨“古爲今用”、“推陳出新”的文化方針的進一步深化，是在新時代建設文化軟實力強國的必由之路。那麼，怎樣才能實現對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呢？

答案仍然是實踐。必須根據實踐的需要，通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來實現這種文化的轉化和創新。在這裏，主觀能動性就是人的活躍的思維能力。

從客觀上說，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們對於某些文化產品所含歷史內容的關注度，往往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唐代詩人宋之問的《渡漢江》：“嶺外音書絕，經冬復立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宋之問品行不端，曾以小道詭行趨附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爲時人所不齒。武則天死後，宋之問被中宗皇帝流放到嶺南，因不堪其苦於次年春逃往洛陽。這首詩就是寫他作爲逃犯，在接近洛陽時生怕被人告發又擔憂家人或遭不測的複雜心情。設若時人，大概會對它嗤之以鼻，至少不會說這是一首好詩。然而數百上千年過後，人們已經不大關注其中的個人化情感，而僅僅留意字面傳達的一般性情感內容，因此這首詩也就成了抒寫遊子歸鄉情思的代表性作品。孔學等傳統文化至於今日更爲遠矣，其具體的歷史內容已經變得相當稀薄，這就爲我們抽取它的一般意義提供了有利條件。

從主觀上說，人的大腦完全可以對認識對象進行抽象性的處理。但是，當我們從傳統文化的某種東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義以後，切不可讓它停留在抽象層面。如果是那樣，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東西就會成爲另一種“普世價值”，成爲超越一切時代、一切階級的永恆真理。而這，正是那些叫嚷“迴歸孔孟道統”的人所欲所求的結果。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超階級、超時代的文化，越是聲稱“普世”的東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評費爾巴哈時所說：“費爾巴哈的道德論是和他的一切前驅者一樣的。它是爲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情況而設計出來的；正因爲如此，它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適用的，而在現實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絕對命令一樣軟弱無力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比如孔子的“泛愛衆”，曾被儒家泛化爲普遍的倫理原則，然而在事實上，毋庸說他人和其他時代，就是對孔子本人也不是一貫適用的。冉求背離孔子的政治立場，轉而支持新興封建勢力進行農田制度改革，孔子便毫不留情地動員弟子們“鳴鼓而攻之”。這分明是有所愛有所不愛，哪裏有什麼“泛愛”呢？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絕不進行虛僞的“普世”說教。我們在從傳統文化的一些東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義以後，必須爲其注入社會主義時代的內容，廣大勞動羣衆的內容，在社會主義時代廣大勞動羣衆可以實踐的內容。即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爲例，如果將它原有的“其爲東周”之“道”改換成馬克思主義之“道”，就可以成爲理論工作者的座右銘：我們的責任是讓馬克思主義發揚光大，而不是讓馬克思主義來光大自己。對於忠、仁、愛、義、禮、孝、節、智、信、恥等等儒家的許多概念和命題，都可以進行這樣的創造性轉化。例如1939年4月發佈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爲開展國民精神總運動告全黨同志書》，就曾明確提出：“一個真正的孝子慈孫，必然是對國家民族盡忠盡職的人。這裏唯一的標準，是忠於大多數與孝於大多數，而不是僅僅忠於少數與孝於少數，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對於仁義也是一樣，有益於大多數人的思想行爲謂之仁，處理關係於大多數人利益的事務而得其當謂之義。”（《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58—59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版）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後，習近平同志在這個方面又爲我們作出了新的表率。衆所周知，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元素。比如，習近平同志從《大方廣佛華嚴經》和老子《道德經》中吸取營養，把“如菩薩初心，不與後心俱”和“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熔鑄在一起，進而提煉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警言，以告誡全黨毋忘自我黨成立之日起就確立的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這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把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又比如，2016年，習近平同志在二十國工商峯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提出一個著名論斷：“‘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這是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應有之義。”所引古典出自《國語·晉語》，是作者左丘明對於晉文公政績的一個重要總結。意思是晉文公重耳在復國以後，革除積弊，減輕關稅、簡化手續，整修道路、打擊路匪，便利商貿、減負勸農，使晉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很明顯，這些政策措施貫穿着一個“通”字。輕關易道也好，通商寬農也好，都是要讓經濟暢通起來、流通起來，這是“窮則變，變則通”的中華傳統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動體現。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習近平同志提出這一重要論斷，既是對尚易求通的傳統思維和治國經驗的借鑑，又是“一帶一路”這一和平開放發展戰略的對外宣示和倡導。近100年來，古老的中國智慧就是這樣源源不斷地滲入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的沃土，滋養出一枝又一枝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鮮豔花朵。

由於有了中國共產黨，有了馬克思主義，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肥沃土壤，有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我們一定能夠在新時代迎來社會主義文化的更大發展與繁榮。而強大的文化力量必將轉化爲巨大的物質力量，社會主義中國必將贏得更加輝煌的發展，必將對全人類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因而也必然會成爲舉世嚮往、萬衆傾心的文化軟實力強國。對此，我們抱有充分的自信！

（作者：劉潤爲，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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