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秋瑾們爲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民國終於誕生之後，女革命者們驚愕地發現，新政權完全放棄了保障男女平等的承諾。“男女平等”不僅在新憲法《臨時約法》中毫無體現，甚至被變相從革命黨的原章程中刪除。她們在憤怒於被男權社會出賣的同時仍沒有意識到：社會革命與女權革命根本就是兩回事兒。

1912年3月，距武昌起義僅短短5個月，在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就成功地推出了具有憲法效力的《臨時約法》。這部法律在有關人權的章節中明確提出：“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別的方面都考慮到了，唯獨對“性別”一項不置一詞。那麼民國以後男女究竟是否平等呢？婦女能不能與男子一樣參政呢？顯然，制定約法的參議員們（全部爲男性）打起了太極拳，不肯明確表態。

過河拆橋的革命？

執政者的態度立刻激起了女革命者的強烈不滿。《臨時約法》出臺約一星期後，婦女界代表唐羣英、沈佩貞等人便在3月19日、20日、21日連續3天到臨時參議院去討說法。

第一天，門衛不肯放她們進去，女界代表後來是以旁聽的名義進了議事廳，進去之後與參議員們說不上幾句話就吵了起來。議員們宣佈婦女參政問題等國會正式成立以後再議；第二天女界代表再到參議院，遭到衛兵的堅決阻攔。這些親歷過革命槍林彈雨的女俠們怒火中燒，動起手來，把衛兵踢倒在地，把參議院的門窗玻璃砸得稀爛，最後強行闖進了議事廳。但這一天的爭辯仍無結果；第三天她們又去參議院，無奈那裏已是重兵把守。女界代表於是轉去了總統府，要求孫大總統親自幹預。

這一連串事件史稱“女界大鬧參議院”。事情在社會上引起一定反響，以至於魯迅後來在他的雜文《關於婦女解放》裏也提了一筆：“辛亥革命後，爲了參政權，有名的沈佩貞女士曾經一腳踢倒過議院門口的守衛。不過我很疑心那是他自己跌倒的，假使我們男人去踢罷，他一定會還踢你幾腳。這是做女子便宜的地方。”

在外界看來如同鬧劇一般的舉動，在當時參與其事的婦女代表們看來則屬於忍無可忍、不得不爲。《約法》制定期間，女界代表一再要求把男女平等的內容包括到《約法》當中，要求憲法保證女人和男人具有相同的參政權利。孫中山對婦女代表們也表示過口頭支持。怎料到了最後，男女平等這一條還是被剔除到憲法之外。在辛亥女傑們看來，當初革命時，女人和男人同樣地出生入死、流血流汗，革命黨也把男女平等內容寫進了黨綱，現在革命成功了，手握大權的男性革命者居然玩起了過河拆橋的把戲。

以血爭權

其實早在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之前，婦女已經在太平天國掀起的浪潮中顯示過自己的力量。但太平天國的婦女多來自底層，難以擺脫被利用的命運。到了清末，聞風而起的多爲知識女性，在爭取女權方面就主動多了。安徽才女呂碧城，起先是拿筆做刀槍，在《大公報》上發表文章抨擊時政、提倡女子教育。她繼而受到翻譯大家嚴復的栽培、直隸總督袁世凱的賞識，年紀輕輕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的監督（相當於校長）；居住在杭州的滿族女子惠興，自己動手籌款興辦女子學堂，當看到辦學的錢遠遠不夠，就自殺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動婦女教育。

興辦女學，需要女教師。對女教師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生留學事業的發展。當時去歐美留學殊爲不易，一大批人就近去了日本。清末的留日學生當中，女生佔了1%。她們大部分是自費，很多是跟着父親和兄弟一起去的日本，也有極少數是官派。別小看這區區的1%，她們當中充滿了“不安分”的人物。在留學高峯的那幾年，她們先後發起了6個組織，創辦了7份出版刊物，討論婦女問題，批判舊觀念、舊習俗，提倡天足、女學、婚姻自主等。

雖說當時留日的女生基本上都是抱着學成後回國教書的目的去學習，但日本後來漸漸成了反清革命黨的大本營，很多女留學生非但不迴避革命，反而應聲而起，表現出不讓鬚眉的風采。1903年留日學生中掀起拒俄運動，組織“拒俄義勇隊”，就有12名女生加入。1905年孫中山與黃興攜手組建了同盟會，吸引了將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羣英、張漢英、何香凝、吳木蘭等人。革命，成了比教書更值得奮鬥的事業。

敢於參加革命的女性，其激烈程度絕不亞於男子。1905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壓力下頒佈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留日學生大譁，陳天華在激憤之下蹈海自盡。自費留學的秋瑾就屬於激進派。在陳天華追悼會上，她甚至拔出佩刀，對不肯回國的魯迅、許壽裳等人呵斥道：“投降滿虜，賣友求榮。欺壓漢人，喫我一刀。”

1907年7月秋瑾在紹興的大通學堂主持浙江地區起義，打算與遠在安徽的徐錫麟遙相呼應，卻因爲機密泄露而被捕。被捕後兩天，秋瑾在紹興軒亭口引頸就義。

秋瑾之死在社會上引起了極爲強烈的震撼。上海的《申報》、《時報》、《神州日報》，天津的《大公報》等都做了連續報道，並刊載多篇同情秋瑾的文章。她那文采飛揚的詩文和獨樹一幟的男裝照片也頻頻見報，激發起人們的無窮遐想。到後來，不僅是新聞報道，連有關秋瑾的小說、戲曲也紛紛出臺，輿論的浪潮越掀越高，站在秋瑾對立面的清廷大員們的公衆形象一敗塗地。

通俗歷史總不免把典型人物加以放大，以至於讓秋瑾的耀眼光芒遮掩了當年與她並肩戰鬥的同志們。另一位辛亥女傑唐羣英，名聲不及秋瑾響亮，豪氣絲毫不遜，並具有更爲成熟的政治素養。唐羣英是湖南人，當秋瑾在湖南做媳婦時兩人相識，結爲至交。正是受到秋瑾的影響，唐羣英也去了日本留學，並加入同盟會。她曾參與策劃過花石起義，武昌起義之後又與張漢英一起組織過女子北伐隊，親身上過戰場。辛亥革命成功後唐羣英獲得了二等嘉禾勳章。

辛亥革命期間，婦女界組織了多支軍事組織，除了上面提到的北伐隊之外，還有女子軍、女子軍事團、女子光復軍、女子尚武會、女子決死隊、女子暗殺隊等等。上海一帶由於婦女新式教育起步較早，女子革命隊伍尤較北方活躍。不過，組織武裝更多的是一種姿態，到底有多少隊伍真的上過戰場並無確切統計。但那時的革命女性已經很自然地發揮起女性的優勢，在醫療、後勤、偵探情報等方面擔起責任。

女權變女拳

在孫中山漫長的革命生涯中，一位名叫陳粹芬的女士曾在他身邊陪伴多年。在那最艱苦的流亡歲月裏，伴隨孫中山左右的女人不是宋慶齡，也不是他的元配夫人盧慕貞，而是這位鮮爲人知的陳粹芬。不過在辛亥革命勝利前後，陳粹芬淡出了孫中山的生活。由於她的地位實在是微不足道，以至於現在的史家還在考證她究竟是什麼時候、因什麼原因與孫中山分手。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陳粹芬對離開孫中山從無怨言，革命勝利後也從不居功自傲，而是安安靜靜地在南洋隱居。孫中山的家人則把陳粹芬視爲他的“側室”——這好歹是一個身份。

如果所有爲辛亥革命出過力的女性都能向陳粹芬這樣“識大體顧大局”，那就皆大歡喜，就不會鬧出後面的許多糾紛了。但是顯然，唐羣英、林宗素這些人不僅僅是女革命者（碰巧性別爲女的革命者），更是地地道道的女權革命者。男性革命者們爭的是人權，在女性革命者看來，這個人權自然而然地包括婦女的人權。男人可以參政，女人也同樣可以參政。男人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女人也應該有。她們不但抱定這樣的信念，而且一早就行動起來。1911年12月20日，民國尚未正式建立，福建女傑林宗素就帶頭髮起了“女子參政同志會”，對女性進行參政培訓。1912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女傑們滿懷憧憬，積極準備迎接新紀元。

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袖向來在理論上支持婦女參政，並做過這樣的承諾。1912年1月5日，國會尚在籌建，林宗素代表女界謁見孫大總統，要求他當面承諾允許女子參政，孫中山當即答應了下來。誰知道這條消息一經見報，立刻引來非議。無論是老革命章太炎、手握軍權的江蘇都督程德全、還是狀元公張謇，都表示不滿。以章太炎爲首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寫信給孫中山說：“某女子以一語要求，大總統即片言許可，足未明定法令”，這麼說也就罷了，後面緊接着又批評婦女們是無理取鬧：“而當浮議囂張之日，一得贊成，愈形恣肆。”字裏行間對女人的蔑視表露無遺。當時正處於南北議和的艱苦時期，孫中山絕不會因爲女子參政之事節外生枝，於是趕緊解釋說，他那天跟林宗素不過是“個人閒談”。

接下來，袁世凱同意敦促清帝退位，孫中山則同意辭職，讓袁世凱當大總統。爲了確保袁世凱領導下的新政府是一個民主政府，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加緊制定具有憲法效力的《臨時約法》。這期間，唐羣英、張昭漢、張漢英、王昌國、吳芝瑛、張羣英、沈佩貞等女界代表不斷上書，要求在《約法》中寫進保障婦女參政權的條款，結果等3月11日《約法》出臺後，女界代表氣憤地發現裏面對此不置一詞。一個星期後，便發生了“大鬧參議院”事件。這些參加過革命的女傑對事態顯得缺乏耐心，在議事廳上“咆哮抗激，幾至不能開議”。她們最終動起手來，可是衛兵踢倒了，窗玻璃也砸了，有關女子參政的提案還是沒通過。大多數參議員認爲：連歐美諸國尚未開始女子參政，在中國這事也先放一放，以後再說。

那時袁世凱已經正式成爲民國第二任總統。到了4月，政府遷都北京。女界代表不肯放棄自己的訴求，５個婦女團體在南京聯合組建了“中華民國女子參政同盟會”，並決定派代表到北京。

北京的形勢更糟糕。北京的參議院當時正在討論一項與婦女參政密切相關的問題：國會選舉法。該法草案一開始就把婦女剔除在外，規定國會議員的選舉人和被選舉人都必須是年滿25歲以上的男子。唐羣英、沈佩貞等“女子參政同盟會”的代表趕到北京，起先是向參議院上書，要求修改法律。可是這個上書連被討論的資格都沒有，交上去後就被閒置了。女界代表與參議院對峙多時，參議院絕無讓步之意，矛盾越來越激化。女界認爲：“當民軍起義時代，女子充任祕密偵探，組織炸彈隊，種種危險，女子等犧牲生命財產，與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棄女子於不顧？”因此女界代表早就聲言，如果達不到目的，勢必訴諸武力。可是，她們的武力並不是槍炮炸彈，充其量只是她們自己的拳腳。1912年8月10日，《參議院議員選舉法》、《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正式公佈，沒有女人什麼戲唱。那天唐羣英、沈佩貞等60多名女界代表強行闖入參議院，在痛斥之餘只好說狠話，聲稱如果袁大總統不贊成婦女參政，婦女“亦必不承認袁者爲大總統”。

參議院畢竟是由社會各界賢達組成，有很多不是革命黨，反對婦女參政尚屬意料之中。而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背叛對女子參政的打擊尤其沉重。出於黨派鬥爭的需要，同盟會在這年8月改組國民黨時廣泛團結各方，以便能夠在未來的國會選舉中成爲第一大政黨，這樣就能實際控制國會，與袁世凱政府對抗。爲了團結不同的政治勢力，總歸要做出一些犧牲，婦女參政權就屬於被犧牲的內容之一。在女會員不在場的情況下，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把同盟會綱領中的“男女平等”條款刪除了。

此舉激起了女會員的強烈抗議。8月25日國民黨召開成立大會。在這個本該喜氣洋洋的場合，卻發生了“掌摑宋教仁”事件。據稱動手打人的有唐羣英、王昌國、沈佩貞等十餘人。她們衝到宋教仁面前“舉手抓其額，扭其胡”，“以纖手亂批宋頰，清脆之聲震於屋瓦”。

辛亥革命期間，女傑們正是依託了革命黨才能達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而現在這個黨拋棄了她們——起碼在參政問題上拋棄了她們，她們不得不依賴自身的力量從頭再來。但她們自身的力量何其薄弱，根本就不堪一擊。沒過多久，袁世凱政府找了個理由，把“女子參政同盟會”給取締了，民初的婦女參政運動至此告一段落。

其實，婦女革命與政治革命本來就是兩回事，可以說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係。當政治革命成功後，婦女革命就不得不面對那些根深蒂固的阻礙。最大的阻礙來自婦女自身。畢竟，當時絕大部分中國女性依舊如秋瑾在《中國女報》第一期上所說的：“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着，氣虐兒是悶悶的受着，淚珠兒是經常的滴着，生活兒是巴巴結結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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