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一石激起千層浪，這拉開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序幕。

10年後的9月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在博客中發出警示稱，全球金融體系爆發危機10年後的今天，雖然有所改善但仍不夠安全，監管再次走向寬鬆，加大了潛在的風險。

“也許最令人擔憂的是，政策制定者正面臨着來自行業的巨大壓力，後者要求迴歸危機爆發前的監管規定。”拉加德指出，危機前有很多警示信號，包括銀行“瘋狂”承擔風險、較低的貸款標準以及過度依賴短期融資等。

拉加德的擔憂被外界解讀爲影射美國特朗普政府。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已簽署多個行政令和備忘錄，醞釀放鬆金融監管，而特朗普政府金融監管改革的核心在於修改金融危機後引入的《多德-弗蘭克法案》。2018年5月，特朗普終於成功推動《促進經濟增長、放鬆監管要求、保護消費者權益法案》（下稱《新法案》）的簽署。僅一週後，美聯儲也宣佈欲重新修訂沃爾克規則，放鬆對特定中小銀行自營交易的限制。

那麼，特朗普政府的種種以放鬆金融監管爲己任的監管改革究竟是否能如他的競選口號所言“讓美國再次偉大”呢？

馬不停蹄放鬆金融監管“緊箍咒”

金融危機後的2010年7月15日，美國國會通過了大蕭條以來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奧巴馬政府及民主黨希望以此來糾正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金融行業過度自由化、去監管化的趨勢，爲原先宛如脫繮野馬的銀行業戴上鐐銬。

法案有三大核心內容：其一，擴大監管機構權力，破解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的困局，允許分拆陷入困境的所謂“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和禁止使用納稅人資金救市，可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其二，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賦予其超越監管機構的權力，全面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其三，採納沃克爾規則，即限制大金融機構的投機性交易，尤其是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以防範金融風險。

其中，最受爭議且對金融機構影響最大的是法案第619節的沃爾克規則，它包含兩條重要規定：第一，禁止接受存款保險的機構、銀行控股公司以及附屬機構，通過自身賬戶從事和任何證券、衍生品以及其他金融工具相關的短期自營交易；其二，禁止上述機構擁有、投資對沖基金或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的資金不得超過一級資本的3%，上述機構持有該基金的比例不得超過該基金資本的3%。

雖然在華爾街的遊說下，沃爾克規則的形式和內容一定程度上有所弱化，取得“豁免”的衍生品交易品種超過300個，但它仍不失爲一項非常有影響力的法則，促成了摩根大通和高盛等相繼關停自營業務。

然而，時隔八年，2018年5月24日，特朗普簽署《新法案》，使其正式成爲法律。此前，3月14日，美國參議院以67票贊成、31票反對批准了此法案，5月22日，該法案又以258票贊成、159票反對的結果在衆議院通關。這是自2010年至今美國最大的金融監管改革，對《多德-弗蘭克法案》進行了修訂。

改革主要聚焦於放鬆對美國社區銀行、信用社、地區銀行的金融監管，激發中小銀行活力。其中減輕小型銀行監管負擔的措施主要包括簡化資產充足率考量方法、允許更多銀行接受互助存款、允許小銀行豁免沃爾克規則、減輕小銀行財務報告要求、減少小銀行現場檢查頻率等；放鬆中型銀行監管要求的措施則包括提高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門檻，豁免部分銀行壓力測試等相關要求，修改部分槓桿率計算細節，增列部分資產爲高流動性資產等。

其核心內容在於，令資產規模小於100萬美元的社區銀行免於“巴塞爾協議III”的約束；將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的門檻從500億美元提升至2500億美元；資產規模小於1000億美元的上述兩種銀行均將不再被納入美聯儲年度壓力測試範圍；資產規模小於100億美元的上述兩種銀行將不受沃克爾規則的限制等。

其實，這已不是特朗普上任後在金融改革方面做出的第一次嘗試。特朗普將《多德-弗蘭克法案》稱作“一場災難”，在上任的第13天就簽署了第一項旨在爲金融監管鬆綁的總統行政令。

2017年6月，共和黨佔絕對多數的衆議院還曾表決通過《CHOICE法案》，該法案對《多德-弗蘭克法案》進行了修改，即撤銷沃爾克規則，允許所有銀行開展自營交易、投資對沖基金或私募基金；廢除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生前遺囑”，並廢止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對各銀行處置計劃的監管職責；提高應急準備金計提，以期避免再次使用納稅人資金救助銀行；不再爲華爾街從業人員設置獎金限額，同時不再公佈金融機構CEO同員工薪資中位數差距等。

但由於該法案過於激進，受到了小部分共和黨人和所有民主黨議員的反對，最終，並未獲得參議院的批准，相形之下，《新法案》則較爲緩和，保留了《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基本框架。

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就如同對於《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功過利弊衆說紛紜一般，特朗普政府旨在爲金融監管鬆綁的金融監管改革也頗具爭議。支持者認爲，改革將爲中小型銀行減負，而反對者認爲，改革後，如若金融系統崩潰，納稅人將承擔更多責任。

對金融監管改革支持的聲音集中在《新法案》爲中小銀行減壓、刺激信貸上。《新法案》通過後，白宮發言人桑德斯表示，《新法案》爲數千家社區銀行和信貸聯盟提供了《多德-弗蘭克法案》中亟需的鬆綁，並將刺激信貸和經濟增長，但不會爲金融體系帶來風險。

國君非銀劉欣琦表示，《多德-弗蘭克法案》對美國投行的主要影響是讓其剝離了自營交易業務以及限制其對私募基金和對沖基金的投資，前者對投行FICC業務，即固定證券收益、貨幣及商品業務有一定影響，且法案對衍生品市場的強監管直接增加了美國投行交易櫃檯的交易成本，進一步影響其FICC業務的業績。

不過，他對《多德-弗蘭克法案》的益處表示肯定，認爲特朗普改革甚至是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也不無道理，因爲過度監管成本巨大，中小銀行舉步維艱，且民衆面臨着更高的金融服務成本。

律所Holland & Knight LLP6月發佈的一份報告表示，《新法案》有利於社區銀行和地區銀行。報告稱：“雖然《新法案》保留了《多德-弗蘭克法案》監管框架的基本方面，但它爲社區和一些區域銀行機構提供了有意義的監管救濟，還可能鼓勵增加兼併和收購活動。”

不過，對特朗普放鬆監管的批評及憂慮之聲更爲普遍，主要的擔心在於《新法案》是否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多家美國主流媒體不約而同地指出，特朗普正在重複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錯誤。在它們看來，放鬆金融監管，將再次引發“道德風險”，埋下下一輪危機的種子。同時，兩黨內反對特朗普鬆綁金融監管的聲音依舊層出不窮。

民主黨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最爲直言不諱，在推特上將《新法案》稱爲“銀行遊說法案”。她調侃稱：“參議院剛剛通過投票，增加了民衆的錢再次被用於拯救大銀行的概率。”

前美聯儲理事塔魯洛（Daniel Tarullo）則在其給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指出，2500億美元的區分標準定得太高了。

值得一提的是，《新法案》還修改了補充槓桿率的計算方式，這一比率是大型銀行的關鍵資本要求，旨在確保這些大行能夠應對金融危機。對此，國會預算辦公室指出，改變計算方式可能會“略微”提升主要金融機構出問題，抑或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不少學者也認爲，爲金融監管鬆綁是危險的，需謹慎對待。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哈佛大學教授哈特（Oliver Hart）此前曾稱，提醒各國需要在危機來臨前做好充足的準備工作，即金融監管不能放鬆。他說，特朗普上臺後一直有意再次放鬆金融監管，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實際上並不可取，因爲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目前仍未被研究清楚。

“直到現在爲止，經濟學界似乎仍未弄明白30年代美國經濟大衰退發生的原因、傳導的機制等。”他說，因此倘若監管不到位，銀行和金融機構在危機發生的時候很可能會泥沙俱下、一損俱損。

美國進步中心經濟政策研究員戈爾齊尼斯（Gregg Gelzinis）則提出質疑：“銀行的利潤如今達到或接近歷史最高點，貸款自危機以來持續反彈，我不確定《新法案》試圖解決什麼問題。”

那麼《新法案》到底有利於誰？根據《新法案》，美國38家最大的銀行中，將有25家不再受到此前《多德-弗蘭克法案》施行的更嚴格的資本和流動性規則以及危機管理標準的監管。而根據美國進步中心的數據，這25家銀行共擁有3.5萬億美元的資產，在金融危機期間，通過問題資產救助計劃共獲得470億美元的救助資金。

目前看來，《新法案》只是特朗普改革金融監管的第一步。

近日，除了拉加德外，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美國前財長蓋特納（Timothy F. Geithner）和美國另一位前財長保爾森（Henry M. Paulson Jr.）在美國《紐約時報》聯合撰文。他們在文中提出擔憂：“我們更擔心的是，一些防禦危機的措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被削弱，風險承擔將在金融體系中某些不受那麼多監管的角落裏浮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