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丝路规划研究中心理事长陈元出席了以“全球新共赢”为主题的第九届财新峰会。围绕峰会主题，陈元发表了“贸易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开发性金融实践和理论”主旨讲话。

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陈元首先谈起了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贸易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过去二、三十年，国际贸易对全球增长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当期经济发展，同时也使贸易顺差国实现了财富的快速积累，为日后长期发展打下基础，这在日韩以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尤为明显。

二是贸易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的调整和细化，提升了整体生产力。在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分工、发挥的作用不断调整，分工的优化与合作的深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价值链条中的位置和要素供给的角度看，国际贸易大致可以分为资本和金融服务输出、技术和高端制造业输出、品牌输出、资源输出、劳动力加工输出五个层级。在目前的格局中，美欧日处于高附加值的层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通过产业升级向高附加值的层级迈进。

三是贸易全球化为货币和金融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贸易全球化带动了金融全球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转化为国内资本，进一步转化为国内投资、消费活动，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当前，受财政紧张矛盾的制约，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刺激的空间相对有限，货币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财政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得到广泛运用。特别需要关注的是，随着贸易全球化的深入，跨境经济活动愈发活跃，通胀对货币扩张的敏感度在下降，因为贸易活动的增加本身能够吸收一定的货币增长，同时可贸易商品的价格水平也越来越多地受全球供需变化的影响。当本国物价高企时，国际储备货币国或外汇储备规模大的国家能够通过进口平抑物价。

四是贸易全球化使传统以国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贸易全球化形成的商品流、服务流和资本流使一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地借助区域或多边合作，这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但都为各自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贸易主要是利用贸易带来的资本、市场、技术和商品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并不改变社会主义性质。

陈元表示，从我国的实践看，贸易全球化极大地拓展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一是国际贸易使我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化，人口红利、劳动力优势逐步得到释放，有效解决了城镇化 进程中的产业支撑和就业等难题。二是全球化极大地拓宽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边界约束。相对短缺的大宗商品、高技术工业品都能够通过进口实现供给，我国经济发展的供需矛盾从国内平衡转向全球平衡。我国原油、铁矿石需求的60%，天然气需求的30%都是通过进口满足的。随着要素短缺问题的缓解，最近十多年我国没有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三是国际贸易快速发展使我国积累了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国内货币投放很大程度依托贸易结汇；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促进了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实践与理论

陈元随后论述了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实践与理论。陈元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国际贸易积累的大量财富，推动我国持续健康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实践和理论看，开发性金融比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陈元认为，由他提出的开发性金融和由凯恩斯提出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事情。先说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定义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财政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衍生品，它的使命是完成财政政策功能，这是二战之后1944年的事情。凯恩斯主义核心内容，就是把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分开，在长期的一战到二战之间历史，很多国家的实践使得凯恩斯主义产生出来，要想摆脱1929年大萧条就要采取政府干预的办法，凯恩斯把它归结为财政政策。二战之后经济一直发展到七八十年代，凯恩斯主义财政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施行到七八十年代，黄金和美元脱钩，到了后期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已经趋向于衰落。到了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阶段，就是各国经济发展变成全球化发展。全球化发展使得各国经济在全球化中各自分工，占据有利地位，发达国家占据高端，高端制造业、金融业、科技、教育、医疗，发展中国家占据中低端。

陈元进一步分析指出，货币主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货币中性，货币是经济运行的中介，弗里德曼典型的说法是“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主义和货币中性的典型表现。在这个时期，经济全球化经历快速发展阶段，出现了蓬勃发展局面。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世界又开始出现变化，九十年代后期到两千年跨世纪，先是亚洲金融危机，美国加息，亚洲经济收缩，货币贬值，到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世界经济受影响。这个时候凯恩斯主义已经不管用了，这个时候是全球化通过贸易积累财富，财富不是主要积累在财政税收上，各国财政税收变得碎片化，和全球贸易脱钩。虽然也有影响，但总体来说是相对独立。脱钩之后，财富就积累在金融和贸易。因为是全球分工，这个就为金融的大发展创造条件，金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说好是快速增长期，说不好是野蛮增长期，出问题的标志就是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出现严重造假和自我膨胀泡沫。

陈元称，由于经济全球化之后，一国所取得的财富，不再是本国劳动所对价的数值，而是跟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相联系，所以有的国家就拥有了比它自己国家生产总值更高的财富，这就是发达国家拥有的。美国可以说没有通货膨胀，因为缺什么可以进口。到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开始过千亿，后来过万亿，当时也在想我们中国也可以做到没有通货膨胀，因为我们缺什么也可以进口，从那个时候中国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换句话说，中国积累的财富比中国生产的财富要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货币M2发行量越来越高，而没有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这个时候就出现货币主义失灵。货币主义不灵就是因为后来财富不仅是市场流通的一般性中介，货币也成为财富的标志和载体，这当然在货币本来功能里也有，只是没像现在这么突出，所以货币主义不灵了。美国为什么越来越灵？因为它印出票子就是世界的财富，首先变成美国的财富，所以它的美元越来越灵了，伯南克的量化宽松是为了缓解美国次贷危机，结果伯南克将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方式用到货币领域，用货币扩张代替财政政策的扩张，美国扩张财政政策对美国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美国财富大部分不是从美国国内取得的，是从全球贸易取得的，所以伯南克看清这一点，它的财富属性大于中介属性后，就大量量化，用货币干预缓解美国金融危机，结果就是大量的债转股，美元向市场注入，每一元美元都是股权，因为把不良债券买到美国联储后，出去的钱是没有期限的，是永久的，和股权是等价的，当然没有体现为股权，但进了公司就体现为股权了，在联储那还不是股权，在联储那是国家财富，国家的股权到了公司后变成公司股权，那么公司债务哪去了？公司债务进了联储资产负债表后，就消失了，因为联储不必再向房贷公司发行债券的投资者兑付房贷债券，债券失效了。以五年期来说，美国联储购买的债券在联储资产负债表上挂了五年后，到期合约就解除了，没有人需要兑付了，这个公司已经从量化宽松后得到联储的钱，它不会找谁去要钱的，这个债券在联储表上到期时资产消失，所以美国量化宽松就是凯恩斯所用财政干预方法，用到货币干预方法的延伸，但不再是财政的干预，而是货币的干预。这个货币干预不是货币主义里所含的，这是伯南克和美国联储发明的。

陈元指出，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是一直存在的，在不同国家不同形式都有不同方式存在。最近一次就是联储的量化，干预美国金融市场，同时挽救了美国以及全世界金融市场，使美国经济股权和债权之间恢复平衡。原来是债务泡沫，这一笔量宽刺激后都变成股权，债和股之间恢复平衡，美国经济进入良性发展，这良性发展能往前走多远，什么时候能走到头，现在还看不出来。

陈元由此总结道，凯恩斯主义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财政政策工具，不是货币和金融市场工具，是它在财政政策用到金融市场当中的几个工具，最后是为财政政策服务的，当时是用财政政策为宏观经济服务，是主要手段。但从新自由主义兴起，那是一个理论描述，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和贸易全球化的兴起使得全球经济变成金融主导，财富沉淀在金融上头，所以最后美国在金融上头用了量化宽松方法缓解矛盾。

陈元强调，开发性金融机构从原本意义上就是财政政策工具，而开发性金融完全是金融市场和金融领域里头的开发性金融工具，它没有使用财政拨款，没有使用财政政策工具的任何一点支持。回想一下财政给开行拨款了吗？除了开始那300亿，是财政向国家计委重点项目注资的钱，挂在开行名下，作为开行资本金，是它的重点项目，除了那一次名义上的拨款外，以后财政拨过款吗？开行积累的资本金，有两个来源，一是开行自己积累的利润，利转股；二是债转股，央行的外汇转成开行的股权，这两个都不是财政政策结果。我们金融积累的财富在开行体制内转股后是开行发展的资本金，所以开行不是财政政策工具，将来也不要做财政政策工具，能不能配合将来做一点，还要看今后的发展。

陈元称，开行是自主提出开发性金融是利用金融和市场来实现政府的目标。从这点来说，我们比伯南克量宽走得更远，更有前瞻性，更先进一步，伯南克没有做到用金融和货币发展支持经济发展，他只是用来缓解金融危机，而我们开发性金融是用市场化的方法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发展中的子目标。我们都去做了，我们比伯南克量宽做得更先进一步。我们更多的是立足金融、建设金融、建设市场、建设信用，然后用建设的市场去支持经济发展以及支持全球化发展，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这比国内建设市场不知道难多少倍。

陈元举例说道，我们曾经在很多国家为石油天然气贷过款，跟他们谈判的过程艰苦很多，比我们的芜湖模式困难的多。芜湖模式是在国内建设市场，现在“一带一路”要在国际上建设市场，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推进开发性金融发展要看清在宏观经济上、原理运用上和方向层面上，我们已经走在世界最前面。凯恩斯已经被我们远远甩在后面，他就是用财政政策，而全球化以后财政政策地位已经出现衰落。我们在金融领先的情况下，运用金融和金融市场来支持全球化发展，这点比凯恩斯不知进步多少，而同时比伯南克量化宽松也进步很多。我们是真正用货币和金融为发展服务，这个做的是更主动，不是一般的商业性贷款，具备条件时做一些，让实体经济逐步发展，而我们是用金融方法带动基础设施，还有是在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加快布局。

陈元认为，我们实现2020年、2035年的发展目标是有时间要求的，这是另一种新型意义上的举国体制，实际上是举市场体制。我们把市场充分利用和建设好，适应我国快速发展，这就会带来经济社会一系列的更加良性和更加有成效的成果。回顾历史，我们是超出历史上过去所做的一些做法，包括我们传统的举国体制。传统的举国体制当中财政还是起了核心作用，那么开发性金融带动的国内发展以及下一步国际发展，将是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的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是以市场建设为导向，融资推动为动力新的发展模式。

陈元总结道，开发性金融是我们从金融角度认识宏观经济、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路径的规律提出并实践的，我们应该充分地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将来要做的事有足够的信心，所有的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出路。在贸易全球化背景下，开发性金融方兴未艾，前景广阔。开发性金融要继续发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在支持新型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