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母親討回的欠款：一箱酒抵2800元債 | 博士返鄉記）

親人們在大表哥俊傑墳前燒紙

大表哥俊傑生前照

2019年春節前，我終於回到自己的家鄉。剛到家，媽媽就說，走，一起上墳去。

臘月二十五，是大表哥俊傑的忌日。

沒有墓碑。剛拱出土的小綠苗，環繞着他的墳地，灰白磚圍着的土堆上，覆蓋着荒草枯枝，潦草而蕭索。旁邊，是我姥姥姥爺的墳墓。姥姥、姥爺哺育了四女兩兒，子孫滿堂。沒想到，最先去陪他們的，是相貌堂堂的大孫子。

鞭炮噼裏啪啦響着，祭品從紙箱裏掏出，有蘋果、香蕉、餃子、白肉，擺了五個瓷盤。

我姨一邊燒着紙錢，一邊喃喃自語：“過年了，俊傑記着開汽車去帶爺奶出去玩玩。你別愧疚欠錢的事，今年擔保公司返還有消息了”。

親人們陸續分批趕來，祭奠着這位親人，也是“家族的罪人”。幾十名親戚、戰友，上千萬元的積蓄，被俊傑介紹的擔保公司“蒸發”了。

三年前，俊傑是內疚悔恨而死的，短短几個月，他腹部長出拳頭大的腫瘤，患癌去世。

他沒能等到2019年初的消息。

母親討回的欠款：一箱酒抵2800元債

500元酒抵2800元債

2019年1月，我媽三年來第一次接到通知：“一家擔保公司開始按6%的比例還債。另一家公司是領一箱酒可以發1000元，一箱酒抵2800元債。不領酒，也不發1000元”。

網上一查，同樣品牌的一箱酒，價值不過500元。

從2015年至今，親人們一直沒能等到進展，這個消息，聽起來不壞。

表哥俊傑去世，已經三年。之前，他住豪宅，有專車司機，是擔保公司的業務經理。

俊傑從小相貌英俊，爲人正派，深得親人們喜愛。部隊轉業後，他被分到房產局，娶妻生子，後來下海經商。人精明能幹，在三線城市，生活過地幸福安逸。

2014年左右，河南各地的投資擔保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高提成，高收入，發現商機的俊傑，成爲業務經理，開始給親人們介紹投資擔保公司的高回報項目。

的確很誘人，月息一分五，幾乎是銀行利息的十倍。

俊傑動員我媽等親人：“絕對保險，我爸都放了幾十萬，你想我還會坑我爸，坑親人？”出於對他的信任，我媽放了十來萬，我在深圳做生意的二舅放了近百萬，親戚們很快就在他推薦的幾家公司放了近千萬元，都是多年辛苦攢下的存款。

一開始，按時發利息，利潤可觀。到2014年底，公司停止支付投資人的本金和利息。2015年2月，《中國之聲》報道了此事，標題叫“河南公司涉非法吸儲 當地政府：倉促承諾是工作失誤”，其中提到，區政府曾籤紅頭文件，承擔因監管缺失造成的風險防範和處置責任。區幹部說資可抵債。

希望還在，俊傑一家家賠禮道歉，四處去找律師諮詢。

俊傑曾給在北京的我寄了大包資料，那年，河南很多擔保公司接連出事，這一家已不是新聞。那個夏天，在新華社發出相關報道後，我採訪了河南農民陷非法集資案自殺的新聞，節目叫做《農民想理財，就該被騙嗎？》。

節目中，河南農民趙作海，20萬冤案賠償因涉嫌非法集資被騙，追討中摔倒住院。河南一擔保公司涉嫌非法集資，3500多農戶2億資金無法兌現，兩名農民不堪壓力相繼自殺。白巖松用“三聚氰胺”形容農村非法集資的危害。

當地成立了打擊和處置非法集資及投資擔保公司清理規範工作組，開始覈查確認登記。一些擔保公司負責人被抓，卻拿不出錢抵債。

老家的一些人，開始走法律途徑。起訴擔保公司介紹人，要求變賣房產賠償。可是，都是血濃於水的親人，俊傑的一雙兒女都在上學，家族心照不宣的選擇是：不起訴俊傑。

然而，又過了半年，錢還是沒有着落。等待無望的俊傑，很快，查出得了癌症。

在生命最後幾個月，他在山下租了一塊地，每早開車去種蔬菜，晚上回來。他拍在農地站軍姿、踢正步的視頻，發在親人微信羣。發笑臉說：“我恢復的很好呢”。

2016年初，俊傑病情危重，在醫院治療。臘月二十五，他離開了人世。

“他說太疼了，自己拔了管子。他想着讓親人好好過年，不要再照顧他”，我媽回憶，“他覺得把親人們都害了，自己過不了這個心坎，活不下去了”。

掃黑除惡的宣傳語在村頭隨處可見

警方出動千人警力抓捕黑惡勢力團伙

鄰村“村霸”的紅與黑

出事三年多後，擔保公司還債問題開始有眉目，得益於家鄉的掃黑除惡行動。

“擔保公司造成多少家庭悲劇，這兩年全民掃黑，那些轉移財產不還債、有黑惡勢力做靠山的老闆，都怕了”，一名親戚對我感慨。

確實，我下火車轉乘汽車回鄉，座位靠背上，就印着掃黑的標語和舉報電話。

回到家鄉，“黑惡必除”、“打早打小露頭就打”，“堅決剷除黑惡勢力關係網、保護傘”的標語，一直在眼前晃動。樓房、農舍、工廠，從城市到鄉村，從機關到酒店，掛放之密集，氣勢之堅決，滿滿的震懾力。

當地的媒體，滾動播放着新聞：“市公安局在全市範圍內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並動員和鼓勵廣大羣衆踊躍檢舉揭發黑惡勢力違法犯罪線索。”

親戚們議論，今年春節第一次發酒抵債的這家擔保公司，有多家實業公司，原來很“硬實”。如今在全民掃黑的大環境下，也不敢再做老賴了。

在郊區的一個村，爲了不打草驚蛇，2018年夏天，當地公安局抽調1000餘名警力，包括刑偵、特警，突擊逮捕“重大惡勢力犯罪團伙”，15名團伙成員一次落網。

在我老家陳村，鄉親們熱議的是：“隔壁S村曾經的紅人李支書被抓了”，“被村裏企業聯名舉報的”。

在網上，很容易查到S村企業代表在很多論壇發出的聯名信，詳細列了舉李支書非法佔用耕地開發牟利、以治安衛生費名義向當地企業強收保護費等問題。

當地紀律監察機關通報，這位李支書曾經虛造鐵路和快速通道徵地戶名單，領取村集體土地補償款，向違規建房羣衆收取設施配套費和場地使用費。

如今，李支書已停職被查。值得注意的是，惡行鑿鑿的李支書，也經歷了從“紅”變“黑”的過程。退伍後外出打工，1997年回鄉被選爲村委會主任，他帶領村民實現水、電、路三通，吸引企業入駐。十年後，出了名的窮村、亂村人均收入突破了5000元。

這不是孤例，據媒體根據公開判決書對涉黑村官狀況進行統計，67.5%的涉黑村官屬於由紅變黑型，甚至連“國家級文明村”、“人大代表”擔任的村官也墜入涉黑案件，而爭奪公共資源和利益是村官涉黑的主要動力，S村被抓的李支書正符合這兩點。

《新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到，在沒有受到足夠約束的情況下，強人容易向惡人轉變。李支書這樣的昔日“強人”，在爲村莊創造公共收益時，卻又爲了私利撈取金錢，損害公益。

村民李永說，“李支書做出的貢獻有目共睹，但是慢慢的，個人私慾膨脹了”。還有村民說：“李支書向企業要保護費時，無法無天，後來那些浙江企業的老闆忍無可忍，直接把材料遞到了掃黑除惡工作組”。

S村工業園裏入駐的外來投資企業

陳村村民向作者反映鄉村建設問題

資本下鄉後的村莊

我的老家陳村，和隔壁2000多人口的S村，原本隔着一個河溝。

陳村的村民，一直對李支書的“霸溝”有意見。

“兩村河溝是共用的，那個李支書不打招呼，河溝填平也租給工廠了，咱村人都很氣憤”。

不過，“鐵腕”治理下的S村，倒是處處顯露着“明星村”的不凡氣場。寬闊的村民廣場、林立的居民樓，四十多家企業入駐村裏的工業園，廠房延展，望不到邊際。

在S村文化廣場旁，社區警務室、居民委員會、防範和處理邪教辦公室、村委辦公室，一字排開。進了S村委會辦公室，獎狀獎牌掛滿了一面牆。李支書被抓後，如今新的代理支書在負責村裏工作。他坦陳，自己在“村霸”風波後思考了很多。

“村裏的外來企業富裕了，村幹部怎樣帶領村民富裕？很多企業在優惠政策下引進來了，享用村裏的公共資源，卻不願招聘本村村民該咋辦？村民和企業的矛盾，積少成多，如何能夠化解？”

學者認爲，村莊共同體由自然邊界、社會邊界和文化邊界構成，現代化建設中要警惕邊界的解構，維護好村莊共同體。

如今，資本攜資金、技術、勞動力進入鄉村，獲得經濟效益，佔用着公共資源，卻經常會出現遊離在村莊共同體之外的情況。

從S村回來的路上，碰到我村的趙支書，他和幾名幹部正從一家村企業出來，笑說自己在“化緣”。原來按照風俗，年底村裏要請當地百姓喜歡的豫劇團來唱戲，豐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包一天戲需要六七千元，村裏的企業大多會贊助。

我村的趙支書說：“村裏十幾家企業，大都主動樂意出錢，和村民溝通感情，也是社會責任感嘛。”村委會門口，海報貼出企業的捐款數字，也在傳遞着某種文化和情感的融合。

村莊和外來企業的文化融合問題，是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從費孝通《鄉土中國》中差序格局的熟人社會，到賀雪鋒《新鄉土中國》說的半熟人社會，被工業化進程裹挾的村莊，面臨社會轉型的新鄉土形態。

企業工廠入駐村莊，原本是好事，然而，如今村民們抱怨不斷。

大卡車壓壞了村民自修的道路，外來工人與村民爭用健身器材，個別會偷玉米瓜果，甚至亂倒垃圾，污染環境。鄉村熟人社會的構成、人們之間的互惠原則都面臨挑戰，村民和外來企業如何凝聚整合村莊共同體？

一個值得對比的信息是，“村霸”被抓的隔壁S村，工業園區很多是江浙等地的外來企業，工人構成中本地村民較少，相互依存程度差。

而我村的企業規模小，多是本村村民開辦的陶瓷廠等，同鄉間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在請劇團唱戲等村莊文化事務上，同鄉企業主更有“家鄉情懷”，捐款最積極的正是這些土生土長的企業主。

農曆十一月初八，陳村請戲班子來唱了三天戲，很是熱鬧。戲臺旁的村委會，貼出了企業捐款的紅紙海報。1000元，2000元，唯一沒有捐款的企業，是一家國有的變電站。

村民有點遺憾地說：“這是大廠，徵的村裏地，從沒給村文化活動捐過錢。”

趙支書說：“捐獻是自願的。問題是，村企業發展好壞，往往跟村民沒關係，我們現在想着能發展集體經濟，如果大家入股辦工廠，企業效益也能造福村民”。

曾經，大卡車轟鳴穿過村莊，壓壞了大家集體修建的道路，今年春節前，陳村的村民堅決地做了一件事。兩個大石墩在村口豎起，只能容納小汽車通過。

沒有傳說中的“村霸”，村莊安寧了，新的問題還在考驗着鄉親。

站在表哥俊傑的墳地前，站在田野的泥土上，我眺望着熟悉而陌生的村莊：車水馬龍的鄉村公路，一家家拔地而起的工廠，我心裏默唸：哥，保重。

上完墳，親人們聚在一起商量，500元酒抵用2800元欠債要不要。這個事討論了很多天，大家都知道，實在不合理。而最後，每個人還是同意了。

在多年的等待後，在這個春節，我的媽媽終於要回了一箱酒和1000元欠款。

作者/人大新聞學院博士生、探村博士聯盟發起人

本文來源：深一度 作者：劉楠 責任編輯：范姜國一_NN9138